玄奘大师10岁时，父亲去世，他就去了寺院学佛。
　　隋朝时出家的门槛很高，比现在招收僧人要求有研究生学历还严格。因为天资聪颖，3年后，13岁，洛阳净土寺住持为他破格剃度。他刻苦学习佛家哲学，但6年之后，他发现中华已有的一切佛经都已不足以解决他的疑问，于是决心前往世界佛学的最高学府—天竺那烂陀寺，获取源头上的知识和思想。
　　《西游记》里太宗送行，亲切呼之为“御弟”，赐予“护照”、金钵，风光无限，但皆是虚构。决心出国时，唐朝为了戒备突厥，边禁森严，玄奘法师是混于流民队伍，非法出境。
　　独自西行5万里，背回经典651部，十七年后回到长安。《西游记》里太宗皇帝叮嘱“御弟”“宁爱本乡一捻土，莫恋他乡万两金”倒是玄奘大师精神的真实写照，他在印度受到举国尊敬，但他依然上路回国，带着新获得的知识，回来解答中国人的疑问。回归长安的玄奘大师这回的确受到了皇帝的崇高礼遇，太宗和高宗都曾积极动员他蓄发还俗，为国效力，但他坚决拒绝，用余生把带回的经典翻译为汉文，真正让新的知识和思想惠及民众。
　　“战胜了八十一难心不老，要让我九州处处披锦霞。”
　　文明的进步依赖交流，历史上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大多数冲突，以及和平时代的文化和贸易往来，都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玄奘大师之所以名垂青史，除了学术贡献和在文化传播上厥功甚伟，后人所知更重要的是他为了文明交流百折不挠，能够承受一切艰苦卓绝，不为任何现实利益所动的伟大精神。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把他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个文明呈现出什么样的姿态，怎样的价值观，从而将在世界版图上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确与文明特性有关。

　　交流是进步的动力和基本条件。明朝时，皇室和官方对外部世界兴趣浓厚，开放风氣成一时之盛，因此科技进步，国力强盛，郑和下西洋的巨大船队，举世无匹，比西方大航海早一个世纪，造船技术也遥遥领先。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世界地理知识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科技，明朝君臣均兴趣浓厚，徐光启就成了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明朝高官，威力巨大的红夷大炮，正是积极学习外域文明成果的产物。
　　然而到了清朝，实施死板的海禁，封堵中外交流，于是一步步落后，到最后被动挨打，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奇耻大辱的时代。中国人当时对世界的知识已经少得可怜，连“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都相信欧洲人没有膝关节，近身肉搏将其扫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并且他们以牛肉粉为食，断绝其茶叶供应就会大便不通而死。
　　玄奘大师的精神，早被清朝忘怀久矣。中国的现代化推进，以及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与民族精英痛定思痛，再次敞开了与世界交流的大门息息相关。一批批留学生赴欧美、赴日本留学，重新演绎近现代版本的西游取经。
　　国家间的冲突是利益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但一个文明呈现出什么样的姿态，怎样的价值观，从而将在世界版图上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确与文明特性有关。北大教授潘维认为，中国是取经文明，西方是传教文明，“取经文明比较容易相信多元主义，传教文明则信奉一神论，习惯于善恶对抗的二元主义思维。在取经文明中，制度研究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在传教文明中，制度研究是为了‘拯救全人类’。当预设的制度成了宗教，人类历史就不再开放，而是绝对的、有终结的、早被一些思想精英设定了的‘必然王国’”。
　　而这，正是当下的国际冲突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历史一再告诫，我们要自信，但不要封闭，而要更加开放；不要妨碍交流，而要促进互鉴。惟其如此，才能迎来一个属于取经文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