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朋友来电话：定于当晚7点在水果湖“欧式一条街”的“雨果”咖啡厅见面。武昌水果湖是省高层机关所在地，城市建设整体素质相当好，因而“欧式一条街”格外引人注目。据《武昌地方志》考证，水果湖在历史上从未与欧洲发生过任何外交、经济、文化与军事事件的牵连，那么这条“欧式一条街”的城市文脉出自何处？19世纪中叶，英国远征军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继“五口通商”之后，汉口成为英、法、德、俄列强租界，那时的“租界汉口”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本地城市自信，从建筑风格到城市社区无不留下“欧式”印痕。1949年，汉口解放，历时近100年的租界“欧式街道与欧式建筑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的武汉开始在中国中部成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欧式一条街”却在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出现。这一典型事实可以解释许多城市文化正在出现同类倾斜式发展，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中国城市缺乏自信。
　　在国外期间，我曾经侧重研究城市设计方法论中的“地方意识”。无论在美国、欧洲、日本，还是在澳洲游学与考察期间，我注意到，每一处村落、每一个小镇、每一座新城与古城都十分注重保持本地地名的地方品位、文化内涵及其地理特征。
　　然而，在上海，笔者遇到几位生物高科技研究的学者，其实他们的研究所并不在上海市区，而是位于上海市郊的某个小镇。但这些学者几乎从不曾提到自己的研究所在的镇，只是说在上海。后来才明白，如果说自己的研究所在某某镇，人家会认为那是一个镇办生物研究所，或者说是一个低档次研究所，没面子。
　　近年来，类似这样对自己的城市缺乏自信的实例很多。譬如，武汉有一个“光谷”，这很自然使人想到美国硅谷。在中国浩瀚的词汇系列中，界定与表达作为一个高科技区的地点、范围以及环境特征的文字至少可以罗列100个，可是为什么要从美国“硅谷”的中文译名中进口一个“谷”呢？！难道没有比“谷”更准确而又更富有高科技含量的其他文字吗？！其实武汉“光谷”所在地并不拥有与硅谷所在地类似的“谷”地形。可见，武汉纵然拥有雄厚的光纤光电子产业基础，但却缺乏形成本市地名品牌的“城市自信”。
　　近15年来，常在中国各地看到如此系列的标语：“誓将xx市建成东方芝加哥”“天堂硅谷在xx市崛起”“xx市——东方巴黎不可阻挡的魅力”“xx市——东方威尼斯”“xx市再造一个香港”，更有“北京银座”“深圳银座”等许多以“银座”冠名的楼盘。众所周知，全世界只有一个东京银座，就像全世界只有一个北京王府井，或者说银座属于东京，而王府井就只是属于北京。
　　中国城市就只是中国的城市，永远不可能成为“东方芝加哥”或“东方巴黎”。那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基因”。如果某一天，突然听到英国当局要将伦敦建成“西方的北京”，中国人或许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尊敬的英格兰绅士，你们那个伦敦不是挺好的吗！扯得上咱北京吗？！即使是西方城市中的“唐人街”，也只是以往该地城市移民历史上的片断缩影，从社区布局到建筑风格并未进入所在地城市主体以及主流文化层面。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一些城市的规模、建筑的高度、建筑材料与建筑设备的更新程度、城市道路及其立交桥的施工品质、城市通讯网络系统的容量、城市娱乐休闲设施普及面等“城市硬件”，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城市中上等水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渴望的城市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这些变化都与中国近30年的开放有关。
　　“开放”的基本定义之一是“进口”。在20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目中：从“进口设备”到“进口饮料”、从“进口汽车”到“进口药品”、从“进口纸张”到“进口文具”、从“进口电器”到“进口材料”等等，一度均成为品质至上的品牌象征。然而，只有城市与上述“进口货”存在本质性区别：土地是城市的载体，城市受到土地载体的直接约束，城市是长年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恰恰不能以“快速更新”模式急功近利从“中变”到“大变”。
　　由此可见，任何商品、设备以及生产流水线能够引进，而城市却不能引进。基点理由在于城市是土地的产物、文化的产物。土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以及区域文化的载体，城市更是世界各地文化载体的结晶。
　　其实，无论在城市前面加上多少“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头衔与光环，所在地方的城市文化的“根”都不能割断。如果城市之树断“根”，首先便是“城市自信”丧失，随之城市逐渐失去“自我”，在模仿、复制、组拼过程逐渐沦为新一代“外来城市文化殖民地”——这不仅仅只是警示，而在相当层面已经成为事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告诫：文化有区别才能存在。城市的区别性首先来自“城市自信”——在发展过程中保护本地城市的特色，捍卫本地城市尊严，寻求本地城市健康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