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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重视。本文对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结合林语堂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及其翻译思想,从译者的文化取向、人生哲学与审美态度等主体性角度,讨论并分析了译者是如何选择翻译文本、确立翻译文化目的并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任务的。
关键词: 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林语堂《老子的智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文本转向各种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文化转向的热潮中人们认识到,翻译不仅涉及源语及目的语文本,还牵涉到影响译者确定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译者的主体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Bassnett曾指出,翻译研究在60年代后期的焦点是“对等”,70年代后期是“历史”,80年代后期是“文化”,90年代则是译者的“可见性”(translator’s visibility)。受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及目的论影响,学者们开始呼吁重新审视译者地位,对译者地位的重视首次超过原作者,译者身份由传统的“仆人”转变为“叛逆者”[1]。功能派、目的派、解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研究方法都渗透着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研究[2]。
关于译者主体性问题,国内的翻译评论家杨武能最早曾在其《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一文中指出[3]:“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文,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查明建为“译者主体性”概念作出了界定[4]: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许钧从创造性叛逆的角度,探讨了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译者的主体性,并区分了广义的和狭义的翻译主体概念[5]。如果将翻译看作一种带有特定社会文化目的的创造性交流活动,那么毫无疑问,译者主体性也必将包含极强的社会文化内涵,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取向、人格品格、哲学态度、审美倾向等都将影响翻译的过程和最终的作品内容和影响力。
一、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和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在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主体地位受到重视,并更多地从历史、社会和文化角度得到研究。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无处不在。脱离了文化内涵,任何人都无法真正地观察世界和感知现实。文化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有着强大的控制作用,并且不可抗拒。
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虽背负文化交流的责任,但作为一个社会个人,他也时刻处于目的语文化的操纵之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选定文本范围到对原文的解读,再到确定翻译策略和语言技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无不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干预、文化权力、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受到制约的主体。但同时,译者也并非完全被动,他积极主动,能对文化进行反制约,即对文化进行操纵。这种文化操纵突出表现在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取向、人生态度、审美观念等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创造性及叛逆性,以及对文化的构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有意误译、缺译甚至删改等“创造性叛逆”现象,往往正是为适应目的语文化要求而进行的创造性选择,译者有时甚至还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期待视野,从而最终确定适合的翻译策略。而所有这些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都恰恰更加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1],[4],[6]。因此可以说,翻译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有力彰显和提升,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下面就以林语堂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7]为例,来品味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的各种表现。
二、《老子的智慧》及林语堂翻译思想
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正是对他文化思想和翻译思想的最好评价。林语堂用英语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致力于向西方展示和介绍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东方文化,为弱势的东方文化进入强势的西方,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其成名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等原创英文作品外,林语堂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是对中国古籍的编译或翻译,如作品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就是对清朝作家沈复的著名小说《浮生六记》的英译版本,至今仍广为人们所乐读。《老子的智慧》则是林语堂对老子《道德经》的英文翻译和解读作品,集中体现了林语堂的传统道家思想,很多西方人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了解中国的道家文化的。
林语堂自称“道家老庄之门徒”,创作过多部阐释与表现道家文化底蕴的作品。《老子的智慧》除了对老子《道德经》进行翻译之外,更是加入了很多作者自己的解读,并结合对庄子言论的整理分类非常系统详尽地介绍了道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因此,《老子的智慧》不仅是译作,更是一本原创性很高的英文哲学散文集。林语堂从小接受西方式文化教育,在青年时期又钻研过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学,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西式的文化思维在他这里碰撞激荡,可以说,林语堂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更多来自西方,但骨子里的信念、态度和行动却仍受到最深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支配,最好的体现就是他对道儒传统中国文化孜孜不倦的钻研和探索。林语堂通晓中英两种语言,掌握中西两种文化的精髓,这都为其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同时使其在作为译者进行跨文化交流创作时有了更广阔的包容心和更多面的视角。在其创作过程中,他能够从容地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观照揣摩,从而避免作品一极化,内容和语言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是林语堂在异质文化语境下成功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最大优势[8]。
林语堂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翻译美学论。林语堂认为[9],“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同时,林语堂对翻译还提出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对应这三重标准的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及对艺术的责任[10]。对译者责任的确定实际是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将翻译当做一门艺术的心态,以及对译者提出的负责要求,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就自然促使林语堂在选择翻译文本范围时必须遵从个人的审美情趣、性格气质和处世态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一般只选取适合他自身文化气质和审美观点的作品,而拒绝迎合所谓主流价值取向。林语堂以自己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修养,选择翻译《老子的智慧》,其目的便是传播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同时将自我的哲学观、人生观、处世理想等展现于世人眼前。他以学贯中西的底蕴,既把艰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地介绍给世界,也把先进的西方文化传播给中国大众。
三、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按照林语堂提出的“忠实、通顺和美”的三条翻译标准,不难发现林语堂是想极力在原作者与译者、译者和读者、对原作的忠实与译作的艺术表现力等多种关系中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平衡点。由于林语堂具有异质文化传播的最大优势:精通中西文化和语言,这种平衡便不难找到。在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等翻译策略[11]的运用便显得信手拈来了。译者主体性在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表现为一种流畅自然、不着痕迹的美学气质,中西文化的交汇贯通,以及技巧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下面就给出几个在《老子的智慧》中的例子来说明其翻译策略与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1.The universe is everlasting.The reason the universe is everlasting is that it does not live for self.Therefore it can long endure.(selected from Chapter 7,The Wisdom of Laotse)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7章文言文原句)
自古至今,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的缘故,乃因它不自营其生,所以才能长生。(黄嘉德译白话文[12])
东方与西方对世界的称呼是不同的,在中国向来用“天地”二字即表示整个世界,而西方则用“universe”(万事万物)来表示全世界。林语堂在此处没有拘泥于忠实字面直译,而是用了归化的策略,使得西方读者可以直接领会这里的所指。这种归化策略在很多名词的翻译时都被运用,究其本质,即是因为翻译文化目的重在传播东方哲学思想,如果东西方都存在类似的世界观概念,按照西方读者习惯的名词来对等替换,效果便更佳。
2.The best of men is like water;water benefits all things and does not compete with them.It dwells in(the lowly)places that all disdain——wherein it comes near to the Tao.In his dwelling,(the sage)loves the(lowly)earth;in his heart,he loves what is profound;in his relations with others,he loves kindness;in his words,he loves sincerity; in government,he loves peace; in business affairs,he loves ability;in his actions,he loves choosing the right time.(selected from Chapter 8,The Wisdom of Laotse)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道德经》第8章文言文原句)
合于道体的人,好比水,水是善利万物却又最不会与物相争的。他们乐于停留在大家所厌恶的卑下地方,所以最接近“道”。他乐与卑下的人相处,心境十分沉静,交友真诚相爱,言语信实可靠,为政国泰民安,行事必能尽其所长,举动必能适其会。(黄嘉德译白话文)
后面4句话文言文原句很工整,都用了一个“善”字做核心修饰语或中心词。为求艺术效果不缺失,林语堂翻译中采取的也是工整格式,只不过结构稍微复杂,都是用了一个介词短语加上一个以“he loves...”开头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丝毫不逊于原作的语言气质。归化还是异化?两种语言在此处竟已看不出太大区别,中英语言的优点却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若非深厚的语言功底,恐怕很难做到这种程度。
3.The Danger of overweening success
Stretch(a bow)to the very full,And you will wish you had stopped in time.
Temper a(sword-edge)to its very sharpest,And the edge will not last long.
When gold and jade fill your hall,You will not be able to keep them safe.
To be proud with wealth and honor Is to sow the seeds of one’s own downfall.
Retire when your work is done,Such is Heaven’s way.
(selected from Chapter 9,The Wisdom of Laotse)
自满的危险: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道德经》第9章文言文原句)
若是自满自夸,不如适时而止,因为水满自溢,过于自满的人,必会跌倒。若常显露锋芒,这种锐势总不能长久保住;因为过于刚强则易折,惯于逼人,必易遭打击。金玉满堂的人虽然富有,但却不能永久保住他的财富;而那持富而骄的人,最后必自取其祸。只有功成身退,含藏收敛不自满、不自骄的人,才合乎自然之道。(黄嘉德译白话文)
这是《道德经》第9章整章内容。原文本无韵律,但是经林语堂翻译后,则成了完全押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询英文诗韵的要求)的英文诗。林语堂自己提出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在这里完全都达到了,其译文不仅对原作者老子负责,更对广大的西方英语读者负责,还在语言艺术上达到又一个高度。看到这样的译文怎能不惊叹林语堂在翻译时的主体性是多么的鲜明而富有创造力,其对翻译艺术之美的追求令人不得不敬仰。
四、结语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主体性研究成为热点。本文通过探讨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以林语堂翻译思想及其英文译作《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为例,深入分析并总结了译者根据自身的文化、哲学、审美等态度和情趣,选择翻译文本和相应翻译策略,完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目的的过程,从而说明译者主体性对翻译作品的跨文化创造性的积极影响,并希望借此推动进一步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an.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ase for Docroral Research[A].Peter Bush and Kirsten Malmkjar. Rimbaud’s Rainbow: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8.
[2]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J].中国翻译,1987,(6).
[4]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5]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6]王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7]林语堂.老子的智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8]沈艺虹.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试论林语堂的文化传播策略[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9]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浪江涛,王静.林语堂译学思想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9).
[11]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5.
[12]林语堂著.黄嘉德译.老子的智慧[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林语堂《老子的智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文本转向各种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文化转向的热潮中人们认识到,翻译不仅涉及源语及目的语文本,还牵涉到影响译者确定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译者的主体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Bassnett曾指出,翻译研究在60年代后期的焦点是“对等”,70年代后期是“历史”,80年代后期是“文化”,90年代则是译者的“可见性”(translator’s visibility)。受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及目的论影响,学者们开始呼吁重新审视译者地位,对译者地位的重视首次超过原作者,译者身份由传统的“仆人”转变为“叛逆者”[1]。功能派、目的派、解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研究方法都渗透着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研究[2]。
关于译者主体性问题,国内的翻译评论家杨武能最早曾在其《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一文中指出[3]:“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文,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查明建为“译者主体性”概念作出了界定[4]: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许钧从创造性叛逆的角度,探讨了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译者的主体性,并区分了广义的和狭义的翻译主体概念[5]。如果将翻译看作一种带有特定社会文化目的的创造性交流活动,那么毫无疑问,译者主体性也必将包含极强的社会文化内涵,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取向、人格品格、哲学态度、审美倾向等都将影响翻译的过程和最终的作品内容和影响力。
一、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和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在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主体地位受到重视,并更多地从历史、社会和文化角度得到研究。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无处不在。脱离了文化内涵,任何人都无法真正地观察世界和感知现实。文化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有着强大的控制作用,并且不可抗拒。
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虽背负文化交流的责任,但作为一个社会个人,他也时刻处于目的语文化的操纵之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选定文本范围到对原文的解读,再到确定翻译策略和语言技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无不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干预、文化权力、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受到制约的主体。但同时,译者也并非完全被动,他积极主动,能对文化进行反制约,即对文化进行操纵。这种文化操纵突出表现在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取向、人生态度、审美观念等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创造性及叛逆性,以及对文化的构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有意误译、缺译甚至删改等“创造性叛逆”现象,往往正是为适应目的语文化要求而进行的创造性选择,译者有时甚至还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期待视野,从而最终确定适合的翻译策略。而所有这些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都恰恰更加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1],[4],[6]。因此可以说,翻译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有力彰显和提升,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下面就以林语堂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7]为例,来品味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的各种表现。
二、《老子的智慧》及林语堂翻译思想
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正是对他文化思想和翻译思想的最好评价。林语堂用英语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致力于向西方展示和介绍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东方文化,为弱势的东方文化进入强势的西方,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其成名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等原创英文作品外,林语堂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是对中国古籍的编译或翻译,如作品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就是对清朝作家沈复的著名小说《浮生六记》的英译版本,至今仍广为人们所乐读。《老子的智慧》则是林语堂对老子《道德经》的英文翻译和解读作品,集中体现了林语堂的传统道家思想,很多西方人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了解中国的道家文化的。
林语堂自称“道家老庄之门徒”,创作过多部阐释与表现道家文化底蕴的作品。《老子的智慧》除了对老子《道德经》进行翻译之外,更是加入了很多作者自己的解读,并结合对庄子言论的整理分类非常系统详尽地介绍了道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因此,《老子的智慧》不仅是译作,更是一本原创性很高的英文哲学散文集。林语堂从小接受西方式文化教育,在青年时期又钻研过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学,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西式的文化思维在他这里碰撞激荡,可以说,林语堂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更多来自西方,但骨子里的信念、态度和行动却仍受到最深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支配,最好的体现就是他对道儒传统中国文化孜孜不倦的钻研和探索。林语堂通晓中英两种语言,掌握中西两种文化的精髓,这都为其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同时使其在作为译者进行跨文化交流创作时有了更广阔的包容心和更多面的视角。在其创作过程中,他能够从容地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观照揣摩,从而避免作品一极化,内容和语言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是林语堂在异质文化语境下成功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最大优势[8]。
林语堂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翻译美学论。林语堂认为[9],“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同时,林语堂对翻译还提出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对应这三重标准的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及对艺术的责任[10]。对译者责任的确定实际是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将翻译当做一门艺术的心态,以及对译者提出的负责要求,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就自然促使林语堂在选择翻译文本范围时必须遵从个人的审美情趣、性格气质和处世态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一般只选取适合他自身文化气质和审美观点的作品,而拒绝迎合所谓主流价值取向。林语堂以自己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修养,选择翻译《老子的智慧》,其目的便是传播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同时将自我的哲学观、人生观、处世理想等展现于世人眼前。他以学贯中西的底蕴,既把艰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地介绍给世界,也把先进的西方文化传播给中国大众。
三、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按照林语堂提出的“忠实、通顺和美”的三条翻译标准,不难发现林语堂是想极力在原作者与译者、译者和读者、对原作的忠实与译作的艺术表现力等多种关系中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平衡点。由于林语堂具有异质文化传播的最大优势:精通中西文化和语言,这种平衡便不难找到。在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等翻译策略[11]的运用便显得信手拈来了。译者主体性在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表现为一种流畅自然、不着痕迹的美学气质,中西文化的交汇贯通,以及技巧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下面就给出几个在《老子的智慧》中的例子来说明其翻译策略与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1.The universe is everlasting.The reason the universe is everlasting is that it does not live for self.Therefore it can long endure.(selected from Chapter 7,The Wisdom of Laotse)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7章文言文原句)
自古至今,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的缘故,乃因它不自营其生,所以才能长生。(黄嘉德译白话文[12])
东方与西方对世界的称呼是不同的,在中国向来用“天地”二字即表示整个世界,而西方则用“universe”(万事万物)来表示全世界。林语堂在此处没有拘泥于忠实字面直译,而是用了归化的策略,使得西方读者可以直接领会这里的所指。这种归化策略在很多名词的翻译时都被运用,究其本质,即是因为翻译文化目的重在传播东方哲学思想,如果东西方都存在类似的世界观概念,按照西方读者习惯的名词来对等替换,效果便更佳。
2.The best of men is like water;water benefits all things and does not compete with them.It dwells in(the lowly)places that all disdain——wherein it comes near to the Tao.In his dwelling,(the sage)loves the(lowly)earth;in his heart,he loves what is profound;in his relations with others,he loves kindness;in his words,he loves sincerity; in government,he loves peace; in business affairs,he loves ability;in his actions,he loves choosing the right time.(selected from Chapter 8,The Wisdom of Laotse)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道德经》第8章文言文原句)
合于道体的人,好比水,水是善利万物却又最不会与物相争的。他们乐于停留在大家所厌恶的卑下地方,所以最接近“道”。他乐与卑下的人相处,心境十分沉静,交友真诚相爱,言语信实可靠,为政国泰民安,行事必能尽其所长,举动必能适其会。(黄嘉德译白话文)
后面4句话文言文原句很工整,都用了一个“善”字做核心修饰语或中心词。为求艺术效果不缺失,林语堂翻译中采取的也是工整格式,只不过结构稍微复杂,都是用了一个介词短语加上一个以“he loves...”开头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丝毫不逊于原作的语言气质。归化还是异化?两种语言在此处竟已看不出太大区别,中英语言的优点却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若非深厚的语言功底,恐怕很难做到这种程度。
3.The Danger of overweening success
Stretch(a bow)to the very full,And you will wish you had stopped in time.
Temper a(sword-edge)to its very sharpest,And the edge will not last long.
When gold and jade fill your hall,You will not be able to keep them safe.
To be proud with wealth and honor Is to sow the seeds of one’s own downfall.
Retire when your work is done,Such is Heaven’s way.
(selected from Chapter 9,The Wisdom of Laotse)
自满的危险: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道德经》第9章文言文原句)
若是自满自夸,不如适时而止,因为水满自溢,过于自满的人,必会跌倒。若常显露锋芒,这种锐势总不能长久保住;因为过于刚强则易折,惯于逼人,必易遭打击。金玉满堂的人虽然富有,但却不能永久保住他的财富;而那持富而骄的人,最后必自取其祸。只有功成身退,含藏收敛不自满、不自骄的人,才合乎自然之道。(黄嘉德译白话文)
这是《道德经》第9章整章内容。原文本无韵律,但是经林语堂翻译后,则成了完全押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询英文诗韵的要求)的英文诗。林语堂自己提出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在这里完全都达到了,其译文不仅对原作者老子负责,更对广大的西方英语读者负责,还在语言艺术上达到又一个高度。看到这样的译文怎能不惊叹林语堂在翻译时的主体性是多么的鲜明而富有创造力,其对翻译艺术之美的追求令人不得不敬仰。
四、结语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主体性研究成为热点。本文通过探讨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以林语堂翻译思想及其英文译作《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为例,深入分析并总结了译者根据自身的文化、哲学、审美等态度和情趣,选择翻译文本和相应翻译策略,完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目的的过程,从而说明译者主体性对翻译作品的跨文化创造性的积极影响,并希望借此推动进一步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an.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ase for Docroral Research[A].Peter Bush and Kirsten Malmkjar. Rimbaud’s Rainbow: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8.
[2]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J].中国翻译,1987,(6).
[4]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5]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6]王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7]林语堂.老子的智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8]沈艺虹.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试论林语堂的文化传播策略[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9]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浪江涛,王静.林语堂译学思想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9).
[11]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5.
[12]林语堂著.黄嘉德译.老子的智慧[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