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武汉人梁宏决定，这是他在外漂泊的最后一年。
他已经35岁。他说自己是一个习惯了散漫，天性爱自由的人，所以工厂是适合他的，但35岁以后就不再是了。
梁宏说，今年还来东莞，是想和他的朋友陈岩再做一年伴，玩最后一年。陈岩是广西桂平人，今年25岁，和他一样处在18到25岁之间的青年，是最受工厂欢迎的人。
把东莞市区缩小为一个质点，作为圆心，以20公里的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的线条上密集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几乎是整个3月里，来莞的形成人流高峰的人群会汇聚客运站，朝四周分散。
人多，好玩，陈岩说，他在老家一所大专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到了广州某外包技术公司，干了三年，到东莞做起了厂仔。他和梁宏一样，爱自由。
越远，越自由，四川人吴甄说，他23岁，其实在西南工业重地重庆打工，工资与在东莞差不了太多，但他想了一想，重庆和老家太近了，于是远赴东莞来打工。
吴甄来东莞打工有4年了，生得白净。他说，是因为自己不接受上夜班，两班倒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也不接受常外出的工作，流水线上就挺好。但是，不能是只坐着，或只站着的那种流水线，太累。
陈岩对工厂没有太多要求，但有一项硬指标：女工要多。他说，今年进厂的目标，就是找一个厂妹回家结婚。
他们年轻。他们不是打工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一批。他们有更多的要求，对工厂作息，相关岗位，住宿环境和食堂标准。渐渐地，一个工厂拥有更多青年工人，尤其青年女性时，就隐含着工作轻松，福利优渥的信息。
找工厂
在以市區为圆心，20公里为半径画的圆上，吴甄落在北边的弧线上，石龙镇。
太累了，吴甄从四川出发，在重庆中转，坐了36小时的普通列车到达东莞火车站，是3月5日早上7时许。他选了卧铺，但一路与几个哭泣的小孩为邻。一下火车，他不由多想地找旅馆休息。
多在火车站周边的旅馆里寻找，会发现这里的价格从10元到88元不等，但房间没有本质区别，只在于是否有一面蒙尘的镜子和一台笨重的电视机。单间里，浴室厕所的金属门无法完全合上，这使得躺在床上能明显感受到一股潮湿的气味，还有些湿润的被褥。
吴甄是在火车站里，被人拉客拉到这家旅馆的，墙壁张贴的报纸剥落，漏出黑色的细菌和霉菌的团块。这里价格为40元。
他立刻躺下了，但在中午12时，他出现在十几公里远的石碣镇，看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的信息，“毕竟我们是外地来的，一天时间都不能浪费了，可惜了”。
他还没去过石碣工作，但听说有家工厂工资很高，专门而来。当天贴出的招聘信息显示，此工厂底薪为1700元，他感到失望，沿街找别的工厂。他认为，底薪至少要有1800或1900元，才可能通过挣加班补贴，达到4000元左右。
阳光在这天透射地面，非常炎热。吴甄没带短袖来，他穿着最薄的长袖连帽衫，把袖口推到了肩膀的位置，一直逛到下午3点半。长街沉静，只有些三五人组团的青年骑着共享单车，每路过一个工厂门口便停下，几人相互商量，又骑车离开。
吴甄挨家查看招聘信息，他指着一面显示底薪为1510元的告示，苦笑说越看心越凉了。于是他打算回旅馆，在旁边的批发市场买一些短袖。从石碣回石龙，公交车用了一个小时，他赶到时，批发市场已经关门。
批发市场在马路这边，马路那边是金沙湾商场和步行街。吴甄在这边站了很久，他抱着袖口望着那边，最终决定回旅馆洗衣服。“回去吧，那里不是我们去的地方”。
比起吴甄，梁宏和陈岩看上去潇洒很多。陈岩开车到东莞来找工厂，顺便捎上了梁宏。同一天的上午11时左右，梁宏和陈岩开车到了长安镇一家工厂。这是他们在长安找了十几家工厂后，仅有的两家只有长白班的工厂之一。
事先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走公司招聘的程序，梁宏和陈岩问了门卫，径直走到工厂的办公室求职。办公室内只有一名中年男子，他问明来意后，简单询问了年龄和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3分钟不到便拿出了入职登记表，表示最快可以在当天下午安排住宿。
打工近20年的梁宏也有些意外了，他询问社保和入职体检怎么办。中年男子回答说，厂里不需要体检，因为在别的厂里工作有可能得职业病，比如有化学品、粉尘一类的污染，但这个厂只是拧机器零件上的两颗螺丝，没有患职业病的风险，所以也不需要体检。至于社保，他表示可以在双方熟悉后，和工厂签订一份自愿不缴社保的协议，工厂就可以不交社保。
2017年1月1日，前来东莞打工的彝族年轻人坐在宿舍对面的小超市前等待工头。
不到10分钟，梁宏和陈岩开始填写表格，他们决定留在这里。
好厂的标准
不合规的招聘流程没有吓退梁宏和陈岩，低廉的工资也没有。
根据入职规定，这家工厂的基本工资是1510元，加班工资按每小时13.02元算，周末加班工资为每小时17.35元。不过现实是，能容纳400人的厂里，目前仅有不到200名工人。陈岩算了一笔账，人少意味着工厂收到的订单也很少，那么加班就很少，加上生活津贴（100元）和奖金等，每月工资不过2000出头，相应地，这个厂的优势在于工作轻松。
“在工厂要拿高工资，比如4000、6000也是可以，但那得拿命（加班）去赚的”，梁宏说，挣钱不是他们的目的，如果想挣钱，就不应该来工厂 。
他们介绍，在东莞，除了华为、步步高等企业的电子厂薪酬较高，普工最高能达到8000左右的以外，大多数工厂的普工工资旗鼓相当，在3000元左右。而招聘信息中4500乃至6000元的“高薪”，都隐含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包括全勤（周末加班），加夜班两班倒和绝对服从工作制度等。能做到这些的，25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并不多。 梁宏出生于1984年，从2005年开始外出打工起，他一直践行自己天性“爱自由散漫”的原则。他的家在武汉每平米约1万2的地段，家里父母都有养老金拿，他没压力。
去年，梁宏通过劳务派遣签订了临时合同，在酷派手机厂工作，在那里认识了陈岩，“一个家里开养殖场的富二代”。
和现在的许多青年工人一样，梁陈二人更青睐做临时工，因为工资比正式员工多，招聘临时工意味着订单增加，人手不足，“正式工每小时13元，我们就是17、18元，20元的也有”，梁宏说。但缺点是不稳定，他们原本的合同是6个月，但工作到第3个月时，他们这一批被“清”出了工厂 。
按照梁宏的说法，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来体验工厂自由生活的時光。他不再去大厂，因为规矩多，而在不严格执行规矩的小厂，更自由更快乐。和工厂里管事儿的人搞好关系后，可以冲破很多规矩，“划水摸鱼”，和来自天南地北的不同的人聊天，这是工厂生活的乐趣所在。
陈岩进厂的目标更为实际，他只上长白班，且厂里要有很多厂妹。但工厂不允许他们先参观车间，陈岩拿着报到单，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工厂，准备开车离开。此时刚好是中午12点，车间工人下班走向食堂，陈岩开车对着工厂门口，开始观察每一个走出车间的厂妹，评价她们的质量和数量。
陈岩25岁，被父母逼婚很紧，在他的老家，男人超过28岁就不好找（媳妇）了。但村镇里的年轻女性很多都被城市吸引，当地的选择很少。陈岩只能跟着她们，来工厂物色，同时还可以获得离开家的自由。他非厂妹不娶，“厂妹比起老家的妹子，要单纯一些，对物质的要求也不高，好掌控，不至于婚后的生活被束缚”。
质量尚可，数量太低，这是陈岩观察后的结论。他开始嘟囔，这厂不行，还是换一个好了。
寻找出路
徐磊很需要一份工作，一份月薪不低于3500元的工作。
但他依然躺在床上，在石碣镇蓝天旅馆里一个日租30元的房间，抽完最后一包烟。他27岁，从2008年开始在东坑电子厂做普工。10年来，工资从1000元、1500元、2500元，一直涨到现在的4000元左右。但他依然没有存下钱。
徐磊亲历了东莞工厂区的变化。他说，10年前，东莞大多数厂是“黑厂”，实际拿到手的工资总是比招聘时说好的要少，最狠的一次，他被工厂扣掉了一半的工钱。比较起来，现在发布的招聘信息，除了劳务中介，基本都符合实际情况。
更明显的变化是，过去的“厂少人多”变成“厂多人少”了。以前，全国各地来莞的打工仔一片一片地站满了工厂区，但是没有厂收，要靠找关系、托熟人、递红包才能拥有一席工位，那时候，工人几乎不可能跳槽，而被辞退，意味着可能长期没有收入，只能露宿街边。
而现今的工厂招工，一般要请出工头帮忙吸引人来，托工头介绍朋友招揽工人。新人待遇也变好了，入职7天后可以申请预支薪水。工人跳槽司空见惯，尤其是青睐做临时工的年轻工人，“有一年跳十几个工厂的人，不算夸张”。
一名如今跑出租车的师傅说，他在2005年时也是厂仔，那时候的伙食就是用水煮米饭，在压成干的，拌着同样水煮的菜吃，咬下去米粒里面还是生的硬的，哪里敢想现在的工厂，米是蒸的，有炒菜吃。
工厂的好处，徐磊还能列出许多。比如，比起在老家有更多的年轻人，丰富的社交，一份独立养活自己的工资，等等。因为这些，曾在2013年进入一家销售公司的他，很快回到了工厂，“因为适应了工厂，在公司，个性的东西被压榨得更狠”。
不过这些好处，对徐磊渐渐降低了“含金量”。他已经27岁了。
年纪越大，在工厂存活就越辛苦，23岁的陈妙青提前感受了这种“待遇”。2013年11月，在大朗的一家五金工厂，工厂为提高效率把机器双开关改为单向开关，陈妙青没能适应，右手的中间三指连着部分手掌，被机器削去，瞬间压成肉泥。
残废后，陈妙青再求职时，只能和失去体力的中老年工人一样，被安排到最累的岗位，卸货搬运，工时加长，但时薪却比同龄人要低很多。他气不过，离开了工厂，如今在东莞南城新经营一家二手物品的店，闲时骑车送快递，运送周边的餐饮订单。
陈妙青很快发现，更自由更轻松的打工方式，所得薪水还轻松超过了他在工厂的所得。他很唏嘘。他说，和他一样农村里出来的青年，只能知道父辈的生存方式，一旦在工厂适应了，眼界就永远限制在了流水线上。
幼稚和成熟
时间如沙漏的流逝，速度是均匀的，只是要到见底的时候，观感上仿佛越来越快。
徐磊的焦虑是近两年的事。此前，他是一个注重个性喜欢工厂的厂仔，但过了25岁，生活的压力来袭，他意识到，他所想要的生活还遥不可及，而且时间不多了。老家也回不去了，徐磊说，现在的农村里总有几个暴发户和传承下来的“长舌”，像他这样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成家的男人，在注重名誉的农村里无法立足。
他在工厂找了一个女朋友，目前关系不温不火，也不冰冷，但结婚还远不是一个可以排上日程的选项，“所以我需要一大笔钱”，他说。
美国《时代》（TIME）周刊报道过的4位深圳的女性工人。（从左至右） 肖红霞、黄冬艳、彭春霞、邱小院。
而现实是，3月5日晚7时许，在石碣镇的商业街上，徐磊望着公寓对门的烤鱼店，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吃完后，他才说，自己已经身无分文。
工厂里的爱情很难有结果，柳楚楚说，她24岁，是广西农村人，在石碣镇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和文员。5年前和同乡青梅竹马的男友来到东莞，但家里因男友太穷反对两人交往。不久，她的男友进入了一家传销组织，没人再知道他的音讯。
“到了我这个年纪，女生成熟了，没那么好骗了”，柳楚楚一脸严肃地说。她在年轻时，和现在年轻的厂妹一样“好骗”，谈恋爱只要男方帅，或者浪漫就可以了。但是年纪大了，才发现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说女人现实，但这其实取决于男人的实力。”她说。
“现在在女工宿舍里也一样，大家的目标不会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工厂上的技术员、设计师，或者经理”。她说，她对男方的要求是，工资不能比她的（3000元）低，最好有五六千，而她身边的闺蜜，有的要七八千，有的要上万，不一而足。
陈岩对厂妹形象所建立的愿景，在柳楚楚看来早就不再成立，至少20岁以后的厂妹，“不可能那么幼稚了”。
短期内，陈岩的计划还不会停止。他的目标是东莞各镇上的工厂区，最好是最穷最偏的厂。到东莞后，陈岩和梁宏一直驾车在松山湖和长安镇之间来回奔跑。陈岩的车技不算好，无论从广西到东莞，还是松山湖到长安镇上，他都会用超出车程一半的时间才能抵达。尤其是从大兴路驾车北上，路过横沥镇上的工厂区，车行拥堵，很多超大容载量的运输货车堵在路上，发出刺耳的响声和呛鼻刺激的燃料味道，大量气体将这一路段熏得可见度降低，陈岩在这条路上只能亦步亦趋，缓慢而谨慎地向前行驶，过桥几乎用了半小时时间。车顶之上是一座承接广深线路线的高架桥，不时可以看见一列洁白的列车，以最高2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像风吹闪电一般飞掠而过。
他已经35岁。他说自己是一个习惯了散漫，天性爱自由的人，所以工厂是适合他的，但35岁以后就不再是了。
梁宏说，今年还来东莞，是想和他的朋友陈岩再做一年伴，玩最后一年。陈岩是广西桂平人，今年25岁，和他一样处在18到25岁之间的青年，是最受工厂欢迎的人。
把东莞市区缩小为一个质点，作为圆心，以20公里的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的线条上密集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几乎是整个3月里，来莞的形成人流高峰的人群会汇聚客运站，朝四周分散。
人多，好玩，陈岩说，他在老家一所大专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到了广州某外包技术公司，干了三年，到东莞做起了厂仔。他和梁宏一样，爱自由。
越远，越自由，四川人吴甄说，他23岁，其实在西南工业重地重庆打工，工资与在东莞差不了太多，但他想了一想，重庆和老家太近了，于是远赴东莞来打工。
吴甄来东莞打工有4年了，生得白净。他说，是因为自己不接受上夜班，两班倒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也不接受常外出的工作，流水线上就挺好。但是，不能是只坐着，或只站着的那种流水线，太累。
陈岩对工厂没有太多要求，但有一项硬指标：女工要多。他说，今年进厂的目标，就是找一个厂妹回家结婚。
他们年轻。他们不是打工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一批。他们有更多的要求，对工厂作息，相关岗位，住宿环境和食堂标准。渐渐地，一个工厂拥有更多青年工人，尤其青年女性时，就隐含着工作轻松，福利优渥的信息。
找工厂
在以市區为圆心，20公里为半径画的圆上，吴甄落在北边的弧线上，石龙镇。
太累了，吴甄从四川出发，在重庆中转，坐了36小时的普通列车到达东莞火车站，是3月5日早上7时许。他选了卧铺，但一路与几个哭泣的小孩为邻。一下火车，他不由多想地找旅馆休息。
他认为，底薪至少要有1800或1900元，才可能通过挣加班补贴，达到4000元左右。
多在火车站周边的旅馆里寻找，会发现这里的价格从10元到88元不等，但房间没有本质区别，只在于是否有一面蒙尘的镜子和一台笨重的电视机。单间里，浴室厕所的金属门无法完全合上，这使得躺在床上能明显感受到一股潮湿的气味，还有些湿润的被褥。
吴甄是在火车站里，被人拉客拉到这家旅馆的，墙壁张贴的报纸剥落，漏出黑色的细菌和霉菌的团块。这里价格为40元。
他立刻躺下了，但在中午12时，他出现在十几公里远的石碣镇，看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的信息，“毕竟我们是外地来的，一天时间都不能浪费了，可惜了”。
他还没去过石碣工作，但听说有家工厂工资很高，专门而来。当天贴出的招聘信息显示，此工厂底薪为1700元，他感到失望，沿街找别的工厂。他认为，底薪至少要有1800或1900元，才可能通过挣加班补贴，达到4000元左右。
阳光在这天透射地面，非常炎热。吴甄没带短袖来，他穿着最薄的长袖连帽衫，把袖口推到了肩膀的位置，一直逛到下午3点半。长街沉静，只有些三五人组团的青年骑着共享单车，每路过一个工厂门口便停下，几人相互商量，又骑车离开。
吴甄挨家查看招聘信息，他指着一面显示底薪为1510元的告示，苦笑说越看心越凉了。于是他打算回旅馆，在旁边的批发市场买一些短袖。从石碣回石龙，公交车用了一个小时，他赶到时，批发市场已经关门。
批发市场在马路这边，马路那边是金沙湾商场和步行街。吴甄在这边站了很久，他抱着袖口望着那边，最终决定回旅馆洗衣服。“回去吧，那里不是我们去的地方”。
比起吴甄，梁宏和陈岩看上去潇洒很多。陈岩开车到东莞来找工厂，顺便捎上了梁宏。同一天的上午11时左右，梁宏和陈岩开车到了长安镇一家工厂。这是他们在长安找了十几家工厂后，仅有的两家只有长白班的工厂之一。
事先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走公司招聘的程序，梁宏和陈岩问了门卫，径直走到工厂的办公室求职。办公室内只有一名中年男子，他问明来意后，简单询问了年龄和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3分钟不到便拿出了入职登记表，表示最快可以在当天下午安排住宿。
打工近20年的梁宏也有些意外了，他询问社保和入职体检怎么办。中年男子回答说，厂里不需要体检，因为在别的厂里工作有可能得职业病，比如有化学品、粉尘一类的污染，但这个厂只是拧机器零件上的两颗螺丝，没有患职业病的风险，所以也不需要体检。至于社保，他表示可以在双方熟悉后，和工厂签订一份自愿不缴社保的协议，工厂就可以不交社保。
不到10分钟，梁宏和陈岩开始填写表格，他们决定留在这里。
好厂的标准
不合规的招聘流程没有吓退梁宏和陈岩，低廉的工资也没有。
根据入职规定，这家工厂的基本工资是1510元，加班工资按每小时13.02元算，周末加班工资为每小时17.35元。不过现实是，能容纳400人的厂里，目前仅有不到200名工人。陈岩算了一笔账，人少意味着工厂收到的订单也很少，那么加班就很少，加上生活津贴（100元）和奖金等，每月工资不过2000出头，相应地，这个厂的优势在于工作轻松。
“在工厂要拿高工资，比如4000、6000也是可以，但那得拿命（加班）去赚的”，梁宏说，挣钱不是他们的目的，如果想挣钱，就不应该来工厂 。
他们介绍，在东莞，除了华为、步步高等企业的电子厂薪酬较高，普工最高能达到8000左右的以外，大多数工厂的普工工资旗鼓相当，在3000元左右。而招聘信息中4500乃至6000元的“高薪”，都隐含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包括全勤（周末加班），加夜班两班倒和绝对服从工作制度等。能做到这些的，25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并不多。 梁宏出生于1984年，从2005年开始外出打工起，他一直践行自己天性“爱自由散漫”的原则。他的家在武汉每平米约1万2的地段，家里父母都有养老金拿，他没压力。
去年，梁宏通过劳务派遣签订了临时合同，在酷派手机厂工作，在那里认识了陈岩，“一个家里开养殖场的富二代”。
和现在的许多青年工人一样，梁陈二人更青睐做临时工，因为工资比正式员工多，招聘临时工意味着订单增加，人手不足，“正式工每小时13元，我们就是17、18元，20元的也有”，梁宏说。但缺点是不稳定，他们原本的合同是6个月，但工作到第3个月时，他们这一批被“清”出了工厂 。
按照梁宏的说法，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来体验工厂自由生活的時光。他不再去大厂，因为规矩多，而在不严格执行规矩的小厂，更自由更快乐。和工厂里管事儿的人搞好关系后，可以冲破很多规矩，“划水摸鱼”，和来自天南地北的不同的人聊天，这是工厂生活的乐趣所在。
陈岩进厂的目标更为实际，他只上长白班，且厂里要有很多厂妹。但工厂不允许他们先参观车间，陈岩拿着报到单，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工厂，准备开车离开。此时刚好是中午12点，车间工人下班走向食堂，陈岩开车对着工厂门口，开始观察每一个走出车间的厂妹，评价她们的质量和数量。
陈岩25岁，被父母逼婚很紧，在他的老家，男人超过28岁就不好找（媳妇）了。但村镇里的年轻女性很多都被城市吸引，当地的选择很少。陈岩只能跟着她们，来工厂物色，同时还可以获得离开家的自由。他非厂妹不娶，“厂妹比起老家的妹子，要单纯一些，对物质的要求也不高，好掌控，不至于婚后的生活被束缚”。
质量尚可，数量太低，这是陈岩观察后的结论。他开始嘟囔，这厂不行，还是换一个好了。
寻找出路
徐磊很需要一份工作，一份月薪不低于3500元的工作。
但他依然躺在床上，在石碣镇蓝天旅馆里一个日租30元的房间，抽完最后一包烟。他27岁，从2008年开始在东坑电子厂做普工。10年来，工资从1000元、1500元、2500元，一直涨到现在的4000元左右。但他依然没有存下钱。
徐磊亲历了东莞工厂区的变化。他说，10年前，东莞大多数厂是“黑厂”，实际拿到手的工资总是比招聘时说好的要少，最狠的一次，他被工厂扣掉了一半的工钱。比较起来，现在发布的招聘信息，除了劳务中介，基本都符合实际情况。
更明显的变化是，过去的“厂少人多”变成“厂多人少”了。以前，全国各地来莞的打工仔一片一片地站满了工厂区，但是没有厂收，要靠找关系、托熟人、递红包才能拥有一席工位，那时候，工人几乎不可能跳槽，而被辞退，意味着可能长期没有收入，只能露宿街边。
梁宏说，挣钱不是他们的目的，如果想挣钱，就不应该来工厂。
而现今的工厂招工，一般要请出工头帮忙吸引人来，托工头介绍朋友招揽工人。新人待遇也变好了，入职7天后可以申请预支薪水。工人跳槽司空见惯，尤其是青睐做临时工的年轻工人，“有一年跳十几个工厂的人，不算夸张”。
一名如今跑出租车的师傅说，他在2005年时也是厂仔，那时候的伙食就是用水煮米饭，在压成干的，拌着同样水煮的菜吃，咬下去米粒里面还是生的硬的，哪里敢想现在的工厂，米是蒸的，有炒菜吃。
工厂的好处，徐磊还能列出许多。比如，比起在老家有更多的年轻人，丰富的社交，一份独立养活自己的工资，等等。因为这些，曾在2013年进入一家销售公司的他，很快回到了工厂，“因为适应了工厂，在公司，个性的东西被压榨得更狠”。
不过这些好处，对徐磊渐渐降低了“含金量”。他已经27岁了。
年纪越大，在工厂存活就越辛苦，23岁的陈妙青提前感受了这种“待遇”。2013年11月，在大朗的一家五金工厂，工厂为提高效率把机器双开关改为单向开关，陈妙青没能适应，右手的中间三指连着部分手掌，被机器削去，瞬间压成肉泥。
残废后，陈妙青再求职时，只能和失去体力的中老年工人一样，被安排到最累的岗位，卸货搬运，工时加长，但时薪却比同龄人要低很多。他气不过，离开了工厂，如今在东莞南城新经营一家二手物品的店，闲时骑车送快递，运送周边的餐饮订单。
陈妙青很快发现，更自由更轻松的打工方式，所得薪水还轻松超过了他在工厂的所得。他很唏嘘。他说，和他一样农村里出来的青年，只能知道父辈的生存方式，一旦在工厂适应了，眼界就永远限制在了流水线上。
幼稚和成熟
时间如沙漏的流逝，速度是均匀的，只是要到见底的时候，观感上仿佛越来越快。
徐磊的焦虑是近两年的事。此前，他是一个注重个性喜欢工厂的厂仔，但过了25岁，生活的压力来袭，他意识到，他所想要的生活还遥不可及，而且时间不多了。老家也回不去了，徐磊说，现在的农村里总有几个暴发户和传承下来的“长舌”，像他这样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成家的男人，在注重名誉的农村里无法立足。
他在工厂找了一个女朋友，目前关系不温不火，也不冰冷，但结婚还远不是一个可以排上日程的选项，“所以我需要一大笔钱”，他说。
而现实是，3月5日晚7时许，在石碣镇的商业街上，徐磊望着公寓对门的烤鱼店，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吃完后，他才说，自己已经身无分文。
工厂里的爱情很难有结果，柳楚楚说，她24岁，是广西农村人，在石碣镇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和文员。5年前和同乡青梅竹马的男友来到东莞，但家里因男友太穷反对两人交往。不久，她的男友进入了一家传销组织，没人再知道他的音讯。
“到了我这个年纪，女生成熟了，没那么好骗了”，柳楚楚一脸严肃地说。她在年轻时，和现在年轻的厂妹一样“好骗”，谈恋爱只要男方帅，或者浪漫就可以了。但是年纪大了，才发现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说女人现实，但这其实取决于男人的实力。”她说。
“现在在女工宿舍里也一样，大家的目标不会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工厂上的技术员、设计师，或者经理”。她说，她对男方的要求是，工资不能比她的（3000元）低，最好有五六千，而她身边的闺蜜，有的要七八千，有的要上万，不一而足。
陈岩对厂妹形象所建立的愿景，在柳楚楚看来早就不再成立，至少20岁以后的厂妹，“不可能那么幼稚了”。
年纪大了，才发现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说女人现实，但这其实取决于男人的实力。”她说。
短期内，陈岩的计划还不会停止。他的目标是东莞各镇上的工厂区，最好是最穷最偏的厂。到东莞后，陈岩和梁宏一直驾车在松山湖和长安镇之间来回奔跑。陈岩的车技不算好，无论从广西到东莞，还是松山湖到长安镇上，他都会用超出车程一半的时间才能抵达。尤其是从大兴路驾车北上，路过横沥镇上的工厂区，车行拥堵，很多超大容载量的运输货车堵在路上，发出刺耳的响声和呛鼻刺激的燃料味道，大量气体将这一路段熏得可见度降低，陈岩在这条路上只能亦步亦趋，缓慢而谨慎地向前行驶，过桥几乎用了半小时时间。车顶之上是一座承接广深线路线的高架桥，不时可以看见一列洁白的列车，以最高2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像风吹闪电一般飞掠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