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红军先生是上海国际金融学院的创院院长，15年来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追求国际金融中心之路。然而，近来陆红军对国民中泛滥开来的一种“不差钱”心理进行了严厉批判，“美国负债160多万亿美元，而我们2万多亿美元债务觉得了不起，如果这些外汇储备贬值，我们2亿多农民工30年血汗钱就白白给人家打工了。”
　　中国非但不是“不差钱”，而且缺乏对“钱”进行保护保值的金融统御人才，用陆红军的话说，就是缺乏“金融国家队”。在新著《谁将主宰全球金融的未来》里，陆红军疾呼：“我们只有快速组建全球化的金融国家队，才能诞生更多姚明式的世界竞争胜者。”其理由是，培育主宰全球金融规则的领导统御人才，已成为金融中心所在国家人才战略与金融战略的核心。
　　今年国务院正式出台上海创建“双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方案后，由被动金融国家转向主动金融国家，已然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国转向金融强国必须迈过的一道门槛。从去年9月份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债权国，但这不等于中国已经拥有相应的金融实力。
　　在書中，陆红军提醒人们，中国的制造、印度的技术、巴西的资源、俄罗斯的能源、沙特的石油都离不开美元作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这些新兴国家为全球金融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今不仅受到美国金融海啸的影响，而且在现有全球金融体系中没有相应的合法地位。欧美围绕全球金融领导权的争斗路人皆知，中国呢，如何参与分享全球金融领导权?
　　陆红军认为中国应该扮演好五种角色：第一，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倡导者；第二，国民利益的维护者；第三，不同失衡国家间的协调者；第四，恢复世界经济的组织者；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辩护者。“中国不仅维护本国的利益，同时也要成为不同利益经济体的协调者，显示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智慧。”
　　当然，这将是艰辛的过程。金融作为高智能高科技高风险的行业，“永远遵循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甚至狮子吃老虎的潜规则”，个人如此，机构如此，国家亦如此。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金融国家队”，中国就一直面临着将辛苦积累的财富拱手让给金融强国的危险。
　　陆红军用日本的例子提醒人们：曾几何时，日本认为“不差钱”，扬言有钱收购整个纽约曼哈顿，结果呢，一纸广场协议，大挫日本金融实力。相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就没有“不差钱”的心理，国人应该向港新看齐。
　　陆红军最鲜亮的一个观点是，“有一种金融体系，就有一批金融统御人才”。本轮华尔街风暴给了国人什么启示?陆红军写道：我国大中城市的一些CBD商务区与金融街，均以华尔街为楷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盲目崇拜与盲目追随的倾向，致使不少青年人对华尔街良莠不分、照单全收，在其价值现形成中起了负面的影响，严重滋长了社会浮躁心态与贪婪l心态，这对于我国金融软实力与文艺复兴是一大障碍，现在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因此，塑造中国“金融国家队”，不是再造“华尔街模式”或追捧伦敦城，而是顺势建立中国模式的金融体系，同时推进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建。既然眼下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全球领导力危机与道德危机”，那么崛起中的中国“金融国家队”，价值观建设首当其冲，“不差钱”心态要不得，华尔街投机与中国式赌性也要不得，塑造中国“金融国家队”，任重而道远。
　　本书是U2乐队旗手波诺与著名摇滚文化记者米奇卡·阿萨亚斯历时两年的对谈之作。U2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摇滚乐队，而波诺也因为其超越摇滚的种种行动被视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书中，波诺谈到了童年，谈到了他的献给非洲的歌以及政治。在谈及U2乐队著名的和平主义行动时，他说，“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更柔韧，它可以弯成一个更好的形状。”
　　本书以“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与档案的鉴别及学者研究相结合，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国军事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当时中国国际环境特别是中苏关系有着密切关系，而认识中国军队60年发展历史，前10年正是起点。口述人王亚志，50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任军事参谋，60年代在周恩来办公室任军事秘书。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雷耶讲述的美国政府风险管理的政治和法律叙事，内容是分析承担风险规制的行政机构，如何走出政治和法律困境。风险规制是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结合国家与社会的力量，通过规制体系和流程的再造，强化规制体制的独立性、合法性、可问责性、专业性，从而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捍卫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已经成为经济理论、公共管理和行政法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