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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中国农村发展之路，只能从改造小农经济入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最终回复农村发展的主体性。
最近两年，每到春节前后，一篇篇“返乡报告”就会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发人们关注农村问题，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些报告多完成于返乡探亲的学子之手，以一手见闻为基础写成，对农村问题的描写虽然还停留在现象层面，但最大的贡献是让那些与农村日渐疏远的城市人看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的另一面—有着最庞大人口的农村的日渐凋敝。
对于长期关心农村发展的人来说，这些返乡报告所反映的农村问题并不新鲜，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试着提出各种解决农村的药方，并在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实践。
中国农村问题与既有应对
返乡报告描写的多是作者自己的故乡，以中国地域之大，文章中记叙的这些村庄无论在哪个意义上也难以成为中国农村整体的代表，但是报告中反映的农村问题却具有相当的共通性：大量青壮年人口进城打工，导致村庄的空心化，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村庄，不仅生活了无生气，而且带来老人赡养、妇女身心和儿童照顾等严重问题;村庄缺乏有意义的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生产和生活上的合作互助也日渐稀少，乡村伦理逐渐丧失约束力，村庄出现原子化趋势;金钱成为唯一的成功评价标准，农民将辛苦打工赚来的钱投入到住房竞赛中，热衷于以赌博打发闲暇时间;基层组织与农民不断疏离，悬浮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部分地区甚至走向黑恶化……
总之，返乡报告呈现的农村，似乎成了人们争相逃离的弃地，而不是甘愿厮守的家园。中国农村像是患了一场重症，急需对症治疗才可以康复。
在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的实践中，影响最大的是各类社区营造实验，它从重建本土的乡土文化入手，致力于重塑村庄生活的意义体系，培育农民对于故土及生存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同时通过规划及其他手段，试图挖掘和活化在地资源的现代价值，提升乡村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政府方面则自2006年开始全面启动了新农村建设计划，在之前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财政资金转移的方式，向农村地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修桥修路修广场，并投入巨资，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覆盖到整个农村地区，提供农村缺乏的各种公共产品。在农业生产上，提供耕地、良种和农机等农资补贴，在土壤、水利和农业机械上持续投入，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近年来，政府又推动土地流转，希望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在某种意义上，社区营造和新农村建设都是重建农村家园的一种努力，都希望将村庄建设成农民待得下、愿意待的家园。新农村建设计划主要是在硬件上下功夫，通过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使得村庄空间初步具备了成为农民家园的物质条件;社区营造则主要在软件上下功夫，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法，激活社区活力，使得村庄空间初步具备了成为农民家园的精神氛围。然而，在解决农村的生计问题方面，社区营造和新农村建设都显得软弱无力。对于大多数欠缺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普通村庄来说，社区营造基本上无力去处理生计问题。新农村建设虽然将“生产发展”放在二十字方针的头位，但它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收效最小，结果，各地的新农村建设（后期叫美丽农村/美好农村）大多成了物质形态的新村建设。今天，很多村庄道路畅通，路灯明亮，房屋气派，但是青壮年劳动力仍然持续不断地流出村庄，原因农民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在农村没有出路”。
周家庄乡妇女社员在队长的带领下，在刚刚夏收的田里播玉米种米种子。
农村如果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在农村看不到出路，村庄终难成为农民真正的家园。
小农经济的困境
农村是如何失去发展的动力，成为农民看不到出路的地方的？这要从包产到户的改革中寻找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动力很快耗尽，小农经济难以支撑农村的长远发展，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农村很快陷入困境。农村没有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迫走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包产到户改革将农民从集体体制下“解放”出来，迅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接下来，农村发展如何重拾主体性，就成了一个问题。以素有“中国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为例。1979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绝对增长370多元，增加了17倍;而1980年到1992年，13年中只净增100元;1998年人均纯收入仅1800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岗村被人们形象地说成“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 如今，小岗村的村民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村里面1/3的劳动力长期外出打工。
包产到户重新制造出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它虽然通过焕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解决了集体体制下管理不善、激励不足等积弊，在短时期内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凸显出来。
首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次，包产到户制造出的小农经济在迎接市场冲击、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类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样的悲惨故事在1980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第三，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产品。
周家庄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少数延续至今的集体经济体，周家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农村自主发展的难得案例。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地处冀中大平原。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集体制度一直延续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如从过去的人民公社改称乡政府，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60年。
根据2008年的统计，周家庄乡有4475户，1.3012万口人，耕地2.1046万亩，整半劳动力6240个。到2008年底，合作社的集体公共积累余额将近3亿元。2009年周家庄所在的晋州市人均收入是7495元（包括城市人口的所有人），周家庄是8000多元，但是周家庄的统计口径不同，它采用的是“生活水平”这一经济概念，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所有投资都由集体负担，“生活水平”真正是农民可支配的纯收入。仅就此衡量，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在当地处于领先位置。
周家庄在集体时代就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1982年周家庄社员一天劳动所得达到5.5元，远高于本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集体经济带来的好处让周家庄人在全国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大势下坚持不分田单干，仍然维持合作社体制不变。
长期以来，周家庄通过推行精细的“定包奖”制度来避免其他人民公社遇到的“大锅饭”问题，让社员保持较高的劳动积极性。例如在1990年代，劳动定额将整个农业生产的活计分为10类，13级，一共是300多项，仅仅是整地类就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定包奖”制度彻底解决了劳动生产的监督问题，每一项农活、每一个工序都会有与之对应的工作量，不存在所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
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骑摩托车的村民。居民住宅区里十分干净。
今天的周家庄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块。农业由各个生产队负责，主要分为大田粮食生产和果园的梨树、葡萄等种植，在两万多亩耕地中，有七八千亩种植小麦和玉米，其他多数是果园。大田粮食生产已经高度机械化，播种机、收割机、各种农用机械应有尽有。工业是由乡企业办公室管理，包括阀门厂、印刷厂、建筑队、纸箱厂等等。每个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周家庄集体经济实践的特点之一是高效的农业生产。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2009年，周家庄农业劳动力一年的人均分红达到两万元左右。另一个特点是工农业生产的相互促进。初期是以农补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家庄是一个棉花生产基地，周家庄正是通过棉花生产积累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后期是以工补农，周家庄从1990年开始就不再收取农业的提留款，反过来从工业利润中拿出钱来补助农业，以缩小工农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如今，农业劳动力的年收入仍然低于工业劳动力，但合作社通过综合调控，将差距维持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集体为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撑，周家庄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向银行贷款，需要投入新设备和项目时都是向合作社申请，批准之后直接拨款。周家庄由于有一个集体经济的制度，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工业积累的金融环境。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做到了共同富裕。周家庄有个口号，“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家受罪。”在周家庄，特别富裕的人家很少，但也不会有特别穷的人，老百姓住的房子普遍是两层楼，两百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楼房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今天看来已经略显陈旧，但是居住舒适。
除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是保障其成员生计的需要。一般来讲，老人只要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合作社都会安排他们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获得一万到两万元的收入。工厂的目标也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最大程度地解决社区成员的就业。
周家庄还依赖集体经济的优势举办了大量的公共福利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这里没有劳动力外流，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没有赌博，没有住房竞赛。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犹如一台自带引擎的列车，虽然技术水准不高，车速不快，但始终保持着前行的动力，始终朝着实现中国农村整体发展的方向前行。包产到户后，农村部分地丧失了发展的主体性和实现发展的适当的组织机制。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资源特点及社会治理传统，中国无法像美国一样走“没有农民没有农村的农业”之路，重建农村家园是一个急迫的任务。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家园。找回中国农村发展之路，只能从改造小农经济入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最终回复农村发展的主体性。
最近两年，每到春节前后，一篇篇“返乡报告”就会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发人们关注农村问题，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些报告多完成于返乡探亲的学子之手，以一手见闻为基础写成，对农村问题的描写虽然还停留在现象层面，但最大的贡献是让那些与农村日渐疏远的城市人看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的另一面—有着最庞大人口的农村的日渐凋敝。
对于长期关心农村发展的人来说，这些返乡报告所反映的农村问题并不新鲜，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试着提出各种解决农村的药方，并在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实践。
中国农村问题与既有应对
返乡报告描写的多是作者自己的故乡，以中国地域之大，文章中记叙的这些村庄无论在哪个意义上也难以成为中国农村整体的代表，但是报告中反映的农村问题却具有相当的共通性：大量青壮年人口进城打工，导致村庄的空心化，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村庄，不仅生活了无生气，而且带来老人赡养、妇女身心和儿童照顾等严重问题;村庄缺乏有意义的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生产和生活上的合作互助也日渐稀少，乡村伦理逐渐丧失约束力，村庄出现原子化趋势;金钱成为唯一的成功评价标准，农民将辛苦打工赚来的钱投入到住房竞赛中，热衷于以赌博打发闲暇时间;基层组织与农民不断疏离，悬浮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部分地区甚至走向黑恶化……
总之，返乡报告呈现的农村，似乎成了人们争相逃离的弃地，而不是甘愿厮守的家园。中国农村像是患了一场重症，急需对症治疗才可以康复。
在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的实践中，影响最大的是各类社区营造实验，它从重建本土的乡土文化入手，致力于重塑村庄生活的意义体系，培育农民对于故土及生存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同时通过规划及其他手段，试图挖掘和活化在地资源的现代价值，提升乡村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政府方面则自2006年开始全面启动了新农村建设计划，在之前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财政资金转移的方式，向农村地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修桥修路修广场，并投入巨资，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覆盖到整个农村地区，提供农村缺乏的各种公共产品。在农业生产上，提供耕地、良种和农机等农资补贴，在土壤、水利和农业机械上持续投入，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近年来，政府又推动土地流转，希望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在某种意义上，社区营造和新农村建设都是重建农村家园的一种努力，都希望将村庄建设成农民待得下、愿意待的家园。新农村建设计划主要是在硬件上下功夫，通过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使得村庄空间初步具备了成为农民家园的物质条件;社区营造则主要在软件上下功夫，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法，激活社区活力，使得村庄空间初步具备了成为农民家园的精神氛围。然而，在解决农村的生计问题方面，社区营造和新农村建设都显得软弱无力。对于大多数欠缺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普通村庄来说，社区营造基本上无力去处理生计问题。新农村建设虽然将“生产发展”放在二十字方针的头位，但它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收效最小，结果，各地的新农村建设（后期叫美丽农村/美好农村）大多成了物质形态的新村建设。今天，很多村庄道路畅通，路灯明亮，房屋气派，但是青壮年劳动力仍然持续不断地流出村庄，原因农民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在农村没有出路”。
农村如果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在农村看不到出路，村庄终难成为农民真正的家园。
小农经济的困境
农村是如何失去发展的动力，成为农民看不到出路的地方的？这要从包产到户的改革中寻找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动力很快耗尽，小农经济难以支撑农村的长远发展，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农村很快陷入困境。农村没有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迫走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包产到户改革将农民从集体体制下“解放”出来，迅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接下来，农村发展如何重拾主体性，就成了一个问题。以素有“中国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为例。1979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绝对增长370多元，增加了17倍;而1980年到1992年，13年中只净增100元;1998年人均纯收入仅1800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岗村被人们形象地说成“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 如今，小岗村的村民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村里面1/3的劳动力长期外出打工。
包产到户重新制造出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它虽然通过焕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解决了集体体制下管理不善、激励不足等积弊，在短时期内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凸显出来。
首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次，包产到户制造出的小农经济在迎接市场冲击、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类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样的悲惨故事在1980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第三，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产品。
周家庄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少数延续至今的集体经济体，周家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农村自主发展的难得案例。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地处冀中大平原。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集体制度一直延续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如从过去的人民公社改称乡政府，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60年。
根据2008年的统计，周家庄乡有4475户，1.3012万口人，耕地2.1046万亩，整半劳动力6240个。到2008年底，合作社的集体公共积累余额将近3亿元。2009年周家庄所在的晋州市人均收入是7495元（包括城市人口的所有人），周家庄是8000多元，但是周家庄的统计口径不同，它采用的是“生活水平”这一经济概念，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所有投资都由集体负担，“生活水平”真正是农民可支配的纯收入。仅就此衡量，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在当地处于领先位置。
周家庄在集体时代就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1982年周家庄社员一天劳动所得达到5.5元，远高于本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集体经济带来的好处让周家庄人在全国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大势下坚持不分田单干，仍然维持合作社体制不变。
长期以来，周家庄通过推行精细的“定包奖”制度来避免其他人民公社遇到的“大锅饭”问题，让社员保持较高的劳动积极性。例如在1990年代，劳动定额将整个农业生产的活计分为10类，13级，一共是300多项，仅仅是整地类就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定包奖”制度彻底解决了劳动生产的监督问题，每一项农活、每一个工序都会有与之对应的工作量，不存在所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
今天的周家庄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块。农业由各个生产队负责，主要分为大田粮食生产和果园的梨树、葡萄等种植，在两万多亩耕地中，有七八千亩种植小麦和玉米，其他多数是果园。大田粮食生产已经高度机械化，播种机、收割机、各种农用机械应有尽有。工业是由乡企业办公室管理，包括阀门厂、印刷厂、建筑队、纸箱厂等等。每个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周家庄集体经济实践的特点之一是高效的农业生产。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2009年，周家庄农业劳动力一年的人均分红达到两万元左右。另一个特点是工农业生产的相互促进。初期是以农补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家庄是一个棉花生产基地，周家庄正是通过棉花生产积累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后期是以工补农，周家庄从1990年开始就不再收取农业的提留款，反过来从工业利润中拿出钱来补助农业，以缩小工农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如今，农业劳动力的年收入仍然低于工业劳动力，但合作社通过综合调控，将差距维持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集体为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撑，周家庄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向银行贷款，需要投入新设备和项目时都是向合作社申请，批准之后直接拨款。周家庄由于有一个集体经济的制度，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工业积累的金融环境。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做到了共同富裕。周家庄有个口号，“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家受罪。”在周家庄，特别富裕的人家很少，但也不会有特别穷的人，老百姓住的房子普遍是两层楼，两百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楼房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今天看来已经略显陈旧，但是居住舒适。
除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是保障其成员生计的需要。一般来讲，老人只要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合作社都会安排他们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获得一万到两万元的收入。工厂的目标也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最大程度地解决社区成员的就业。
周家庄还依赖集体经济的优势举办了大量的公共福利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这里没有劳动力外流，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没有赌博，没有住房竞赛。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犹如一台自带引擎的列车，虽然技术水准不高，车速不快，但始终保持着前行的动力，始终朝着实现中国农村整体发展的方向前行。包产到户后，农村部分地丧失了发展的主体性和实现发展的适当的组织机制。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资源特点及社会治理传统，中国无法像美国一样走“没有农民没有农村的农业”之路，重建农村家园是一个急迫的任务。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家园。找回中国农村发展之路，只能从改造小农经济入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最终回复农村发展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