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对“父亲”的描述远不如对“母亲”的热烈。在自传中，郭沫若说：“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然而，对于“父亲”，郭沫若的表达却似乎显得有点“不恭”——在郭沫若的笔下，他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在与兄弟分家遭到不公平待遇后，凭着“三十几串钱”重新起家，不几年间就“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那么，因何这么迅速就能发家致富呢——因为他父亲主要的“营业”是烟土、糟房，即贩卖鸦片和酿酒这类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如果说，郭沫若坦陈父亲的发家史“不是有心要诽谤我的父亲”，而是为了批判旧社会批判帝国主义的话，那么描述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是“阴郁”、“愁苦”的印象，满脸的愁容，甚至猜测父亲的“神经系统我恐怕有时是有点反常罢？”则就不能简单说是无意之举。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实际上郭沫若对其父母是十分孝顺和恭敬的。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在家书中多次提到梦见父亲、母亲或者梦见回家。如，郭沫若在1914年12月的家信中说：“男前夜梦见回家，见父亲正有忧容。梦境离奇，更有种种不可思议之处，不识家中近况如何？”又如，郭沫若给父母祝寿，除“转回金表一件，金链一根”“为我二老寿，金坚而不磨，祝我二老康疆！表运行不滞，祝我二老康慰！链循环而无尽，祝我二老百年长寿，长寿百年而无尽”外，还别出心裁从日本寄回一根“一位木”的树枝，并创作《一位木谣》为父亲祝寿：
　　父亲寿诞不久将临矣……校中讲植物学，讲到松柏科，其中有名“一位木”者……木名一位，取其贵也；其叶长青，喻吾亲寿如东海，长春不老。远物将意，望吾父母赐笑一览也。并制一位木谣一首如左：
　　一位木，叶长青，千岁万岁春复春。
　　青铜柯，坚铁心，一为王笏重千金。
　　富贵寿考无与伦，万里一枝寿吾亲。
　　一枝都百叶，叶叶寄儿心。
　　（1916年2月）
　　在1921年12月的家书中，郭沫若更深情地写道：“开封隔着半透明的纸早隐约看见父亲底真容，早便流下了泪来。八年不见父亲，父亲的面容比从前不同得多了，寿纹比从前要多些，要深些了。我记得八年前，父亲底面容，下眼睑确莫有这么露出。我狠盼不得早一刻回家。”在郭沫若的家书中，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郭平英、秦川编注）。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何以在七年之后的1928年，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回忆他的父亲时，会有前述貌似不恭的描述呢？
　　在自传中，郭沫若在猜测自己父亲神经系统可能反常时，特别讲到了父亲亲口且多次给他讲述的两件事情：一件是他父亲年青时赶夜路听见鬼叫声、遇到“鬼朋友”且“鬼朋友”一路护送他回家的事情；一件是在九叔母去世后做七法事时，父亲多次听见九叔母奇怪的叫声，四下寻找，把遗忘在酒缸上的“黄纸车夫”烧掉后，声音自然停止的故事。饶有趣味的是，郭沫若花了不少篇幅，详细描述了故事的细节，仿佛这两个故事他曾亲身经历一样，然后却说“很明显，是我们父亲有一时性的精神上的异状。两种都是幻觉，特别是幻听的一种”。对于上述两件他父亲反复给他讲述的事情，郭沫若分别解释说，第一件是他父亲当时“精神已经很疲劳了，夜间走到酆都庙那种富有超现实的暗示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胧的月，这在乡里人的迷信上认为是出鬼的时候。有这几种原因尽足以构成鬼叫的幻听了”；第二件同样是因为疲劳，“那没有烧的车夫，他在无心之间一定是早已看见过的。只因为忙于他事，没有提到意识界上来。但到夜深人静时，潜意识的作用又投射到外界去，演出了那么一番的周折”。姑且不论郭沫若的解释是否符合实情，比较明显的是，郭沫若试图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来给父亲口中的神秘事件予以科学合理的解释。在这种陈述中，郭沫若对父亲的“不恭”实际是对当时传统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鬼神信仰的一种解构。当然，郭沫若以有限的医学知识解释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难免只能就事论事，说服力也有限，尤其是贸然结论说他父亲有轻度的“癫痫症”，难免给人留下不恭的印象。
　　然而，郭沫若的自传创作不是文学家的成功回顾，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寻求革命路径和方法的新探索。在《我的童年》“前言”中，郭沫若明确地说到“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阬底挖出土来”，其自传创作有极为鲜明的思想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意图。正基于此，郭沫若的自传写作与编辑延续了二十多年，《沫若自传》更被誉为“中国最长的一部自传”，是“中国现代自传文学叙事的典范”，由此“彻底改变了‘东方无长篇自传’的尴尬状况”。因此，郭沫若自传中“父亲”作为过去时代的代表，是郭沫若自我“清算”的关键一环，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我们这些出水的蜻蜓，要脱皮真是很艰难”，对待“父亲”的复杂态度即是这种艰难的反映。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郭沫若本是从有着浓厚鬼神信仰的巴蜀文化中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和迷恋使得他在国内文化界高喊“打倒孔家店”时仍对孔子持肯定态度。“父”字在郭沫若内心深处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其父亲个人，还有沉重的文化信念。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时期，如何反思与继承这种文化信念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在郭沫若的自我表达中，对“父亲”的描述已不再仅仅只是父与子冲突的深情告白，而更有文化选择与更新的时代隐喻。
　　在以往反封建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郭沫若对其“父亲”的不恭，而未能揭示其作为传统文人至孝的一面。郭沫若兄弟诸人编写的《德音录》一书在其父亲去世当年（1939年）即在重庆铅印初版，该书真实的记录了郭沫若作为传统文人孝子在父亲去世后的所言所行，然而长期以来却未能引起足够多的关注。1939年7月5日，郭沫若父亲郭朝沛（字膏如）病逝。11日，郭沫若携于立群与郭汉英回家奔丧，并于17日在《申报》刊发“哀启”，云：
　　先严膏如公痛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五日寿终四川乐山县铜河沙湾镇本宅享年八十有六不孝沫若服务行都闻耗匍匐奔丧哀此报闻
　　棘人？？郭沫若泣告
　　此时正值抗战的艰难时期，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一职，公务极为繁忙。所以虽然陪都重庆距乐山并不算遥远，但郭沫若归国后却一直未能回家看望家乡亲人。直到1939年3月中旬，在家人的催问下，郭沫若方告假两周携侄儿郭培谦乘水上飞机回家探望父亲，此时距郭沫若离家（1913年出夔门赴日留学）已有足足二十六个年头。三个月后，郭沫若的父亲病逝。
　　据《德音录·家祭文》载，郭父丧期正值铜河洪水泛滥，“沙湾全镇均被淹浸”，“家宅全部亦浸水中，吾父灵榇所在之中堂，水逾秩声，有如瀑布”，郭沫若为此“彻夜未寐，惶恐非常，曾将吾父之榇扛起，于榇与凳之间，垫砖二袭”。尽管自然环境恶劣，但郭父膏如却也备享哀荣，丧仪可谓隆重。蒋介石亲自题词“德音孔昭”，并致电文称“尊翁弃养，无任痛悼。吾兄孝思笃至，罹此终天之戚，尤切同情，特电奉唁，惟望节哀”，同时还送有彩幛“怀和长毕”。国民党高层于右任、冯玉祥、李宗仁、陈诚、陈立夫、陈布雷、张治中等，中共高层毛泽东、秦邦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彭德怀等均有哀致。足见，郭沫若为其父操办了一场高規格的传统丧仪，《德音录》的印行更显示出郭沫若以现代的方式表达出其对父亲的传统哀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十年简谱》中，郭沫若特别写到“七月五日父病殁，年八十六岁。十一日与立群回家奔丧。辞第三厅职未获准”“九月初返重庆。十月十六日复回沙湾营葬父丧。再辞第三厅职，亦未获准”。辞三厅厅长公职的细节颇耐人寻味，其形式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与争取中，郭沫若不太可能恪守“为父丁忧”的传统礼法，但他依然用“请辞”的方式表达了其对“父亲”传统意义上的尊重。
　　作为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始终是时代的弄潮儿，其对“父亲”的文学描述和现实表达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父与子的特殊情感体验，不恭抑或是至孝，超越单纯的儿女情长，在时代语境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寄予“了解之同情”，我们才能真正通达历史人物的心灵，由此他们的不平凡的生命或许才能真正予后人以启发。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新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