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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是转型时期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经济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速增长。经过将近7年的回落以后，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下一步会逐步转入一个中速增长期。在这个高速增长期结束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阶段，需要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任重道远
从过去一年多时间的短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一，去产能有相当大的进展。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过去那些严重过剩的产能，比如煤炭、钢铁的价格都开始回升。全社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就是PPI），从去年9月份开始转正。最近一段时间，涨幅还比较大。第二，去库存，不同的地方情况不一样。目前三四线城市、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地方，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第三，去杠杆，从全社会来讲，杠杆率其实还没有降低，甚至还有所提高。第四，降成本，应该说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第五，补短板，比如说扶贫到了攻坚阶段了，还是有相当大的进展。
从下一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还相当重。
第一，去产能方面需要关注“有效产能”的概念。有些产能统计上看起来很大，但是生产出来以后在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能卖一个好价钱的有效产能到底有多少，需要我们更加关注。今年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把一些低效率的特别是僵尸企业出清。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让僵尸企业能够出局，是一个重点。
第二，去库存的重点是要解决经济相对衰退、发展比较慢的地区，也就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问题。
第三，去杠杆方面还要引起高度关注，至少杠杆不能再继续长了。企业杠杆率还比较高，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到如何提升企业效率上。
第四，降成本方面需要关注基础产业如何打破行政性的垄断，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全社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通讯等在内，如何进一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国内手机长途费和漫游费，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领域如何进一步打破垄断，引入新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
第五，补短板方面，到2020年以前全国基本上是要脱贫的，这个任务应该到了攻堅的阶段。要具体落实，防止形式主义，防止短期之内为了赶任务采取的一些可能对长期脱贫或者地方发展未必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些做法，要建立长效脱贫机制。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阶段的。从中长期来看，关键还是要提升整个全要素生产力。要素市场要进一步开放、流动、鼓励竞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这是下一步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源泉
从中长期看，中国正处于转型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经济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速增长。2017年就是中国经济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期的验证期。如果转入中速增长，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会有所反复，是否触底了，是否进入中速增长期了，需要一个验证的过程。2017年就是这么一个验证期。
从时间分布来说，中国的中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这里所说的成熟增长期，是指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达到的增长阶段，已实现需求的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置换或维修等支出，构成需求的主要部分。这种更新需求在中国逐步增多，但中国远未达到成熟增长阶段。
与成熟增长期相比，中国至少还多出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工业化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或者说中高收入阶层已经实现但中低收入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服务性需求比重上升，中产阶级推动此类需求增长是主力军。这两种需求加上更新需求，构成了中速增长期的主导性需求。
因此，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这个判断相当重要。中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美元，美国人均GDP超过50000美元。从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只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果要接近或赶上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数量上说，大部分追赶还是完成于中速增长期。但由于基数已经很大，即便增速放缓，仍可保持人均收入水平不低于以往的数量增长。难度主要表现在质量提升上。为此，我们要谨慎地将质量提升与创新驱动区分开来。
以全面赋能而不是“劫富济贫”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面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衡的挑战。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现在有所下降，但绝对水平仍然比较高。当前，中国已经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不平衡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求空间的不足。研究表明，如果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不能有效提升，内需也不会有明显扩大；二是人力资本难以支撑高质量的供给。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全球范围的问题。美国中产阶级多年来收入提高不了，于是“黑天鹅”飞出来了，国际上就有了保护主义。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从国内来讲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劫富济贫”，重新“分蛋糕”，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这是一种最容易被推荐的方案，而且这种方案很有号召力，群众呼声很高。但是，这种方案并不能解决做大“蛋糕”这个问题，最终会导致富人可能变穷人，穷人也变不富，最后大家一起受穷，这叫做普遍贫穷。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另一种思路，通过全面赋能，即给大家赋予能力，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做大“蛋糕”的能力，辅之以再分配的办法缩小差距。但是，在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的前提下，只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会有那么大吗？比如，发达地区的孩子和落后地区的孩子差距有那么大吗？其实没有那么大。纯粹从人的能力角度来看，由于人的能力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现实中看到的那么大，更多的是由体制、政策、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因此，基于个人能力实际差别不大的基本判断，中等收入群体未来有可能成为主体。如果将来中等收入群体有差距的话，更多的是由于个人能力的差距，而不是由于能力之外的原因造成的。现阶段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把能力之外的因素做相应的调整与改变，把影响尽可能的降低，创造和维护人力资本均等发展的环境。 加快构建“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
一是全面持续的教育。要把我国已有的义务教育坚持落到实处，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且，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背景下的职业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比如，重化工业的职工如何通过职业培训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上，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挑战。再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进步带来的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对就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二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有人认为北欧是高福利国家，主要是高福利制度，这有很深的误解。北欧国家所谓的福利制度，是把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起来，通过医疗保险，使社会成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国民的安全感；通过职业培训，使员工掌握技能，特别是转换职工的职业技能。在北欧，一个高的社会福利、一个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一个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是并存的。所以，北欧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比较高，创新能力也比较强，因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支撑了全面赋能的计划。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经验。
三是全面促进流动。特别是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要重视纵向流动。进一步提高社会流动，鼓励和激励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这些年来，“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固化的傾向，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比如，要打破阶层固化，就要破除城乡二元制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打通农民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路径。
重点推进优先领域的改革
一是全面脱贫。我国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这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别是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基本的底线。在扶贫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能力建设，即要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能够持续地走上提高收入的道路。如果说，有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为了完成扶贫的任务，为了那几个貌似收入提高的数字，但如果没有真正的能力提升，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的机制，这套体系就没有建立起来，也可以说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宽准入，开放市场。我国现在的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竞争不充分是因为存在行政性的管制、行政性的垄断。把这些领域放开，就给大众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这方面涉及诸如石油、石化、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基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生活性服务业，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如何进一步放宽准入，是我国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在降成本方面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是城乡要素市场的双向流动。一是农民进城，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二是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发挥他们的能力，参与农村的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城乡之间人员、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双向流动，农村人可以到城里，城里人也可以下农村。这方面重点改革的领域，首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的要素中还有一块没有资本化，就是农村的土地。如果把土地确权了，市场化、资本化了，可以创造出十万亿规模的新资本。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增加城里的住房供给，同时，城郊部分或者更广范围之内的农村土地资本化以后，农村也受益。
四是促进人才纵向流动。特别是公务人员、国有企业实行公平透明的招考制度。职业官员退休以后可以从事教育、研究或者是其他的事业，有的官员任满可以转行，这样可以避免职业的固化。
五是财税制度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从以企业为对象的间接税体系为主转到以个人收入和财产为主的直接税体系。企业减税要与税制改革相结合。在加强产权保护方面，各种合法产权应平等，平等待遇、平等保护，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确立公平与效率的新型关系。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如果到2030年，中等收入群体能够超过50%，那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稳定。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张莉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任重道远
从过去一年多时间的短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一，去产能有相当大的进展。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过去那些严重过剩的产能，比如煤炭、钢铁的价格都开始回升。全社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就是PPI），从去年9月份开始转正。最近一段时间，涨幅还比较大。第二，去库存，不同的地方情况不一样。目前三四线城市、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地方，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第三，去杠杆，从全社会来讲，杠杆率其实还没有降低，甚至还有所提高。第四，降成本，应该说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第五，补短板，比如说扶贫到了攻坚阶段了，还是有相当大的进展。
从下一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还相当重。
第一，去产能方面需要关注“有效产能”的概念。有些产能统计上看起来很大，但是生产出来以后在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能卖一个好价钱的有效产能到底有多少，需要我们更加关注。今年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把一些低效率的特别是僵尸企业出清。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让僵尸企业能够出局，是一个重点。
第二，去库存的重点是要解决经济相对衰退、发展比较慢的地区，也就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问题。
第三，去杠杆方面还要引起高度关注，至少杠杆不能再继续长了。企业杠杆率还比较高，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到如何提升企业效率上。
第四，降成本方面需要关注基础产业如何打破行政性的垄断，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全社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通讯等在内，如何进一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国内手机长途费和漫游费，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领域如何进一步打破垄断，引入新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
第五，补短板方面，到2020年以前全国基本上是要脱贫的，这个任务应该到了攻堅的阶段。要具体落实，防止形式主义，防止短期之内为了赶任务采取的一些可能对长期脱贫或者地方发展未必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些做法，要建立长效脱贫机制。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阶段的。从中长期来看，关键还是要提升整个全要素生产力。要素市场要进一步开放、流动、鼓励竞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这是下一步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源泉
从中长期看，中国正处于转型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经济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速增长。2017年就是中国经济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期的验证期。如果转入中速增长，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会有所反复，是否触底了，是否进入中速增长期了，需要一个验证的过程。2017年就是这么一个验证期。
从时间分布来说，中国的中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这里所说的成熟增长期，是指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达到的增长阶段，已实现需求的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置换或维修等支出，构成需求的主要部分。这种更新需求在中国逐步增多，但中国远未达到成熟增长阶段。
与成熟增长期相比，中国至少还多出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工业化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或者说中高收入阶层已经实现但中低收入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服务性需求比重上升，中产阶级推动此类需求增长是主力军。这两种需求加上更新需求，构成了中速增长期的主导性需求。
因此，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这个判断相当重要。中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美元，美国人均GDP超过50000美元。从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只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果要接近或赶上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数量上说，大部分追赶还是完成于中速增长期。但由于基数已经很大，即便增速放缓，仍可保持人均收入水平不低于以往的数量增长。难度主要表现在质量提升上。为此，我们要谨慎地将质量提升与创新驱动区分开来。
以全面赋能而不是“劫富济贫”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面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衡的挑战。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现在有所下降，但绝对水平仍然比较高。当前，中国已经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不平衡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求空间的不足。研究表明，如果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不能有效提升，内需也不会有明显扩大；二是人力资本难以支撑高质量的供给。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全球范围的问题。美国中产阶级多年来收入提高不了，于是“黑天鹅”飞出来了，国际上就有了保护主义。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从国内来讲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劫富济贫”，重新“分蛋糕”，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这是一种最容易被推荐的方案，而且这种方案很有号召力，群众呼声很高。但是，这种方案并不能解决做大“蛋糕”这个问题，最终会导致富人可能变穷人，穷人也变不富，最后大家一起受穷，这叫做普遍贫穷。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另一种思路，通过全面赋能，即给大家赋予能力，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做大“蛋糕”的能力，辅之以再分配的办法缩小差距。但是，在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的前提下，只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会有那么大吗？比如，发达地区的孩子和落后地区的孩子差距有那么大吗？其实没有那么大。纯粹从人的能力角度来看，由于人的能力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现实中看到的那么大，更多的是由体制、政策、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因此，基于个人能力实际差别不大的基本判断，中等收入群体未来有可能成为主体。如果将来中等收入群体有差距的话，更多的是由于个人能力的差距，而不是由于能力之外的原因造成的。现阶段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把能力之外的因素做相应的调整与改变，把影响尽可能的降低，创造和维护人力资本均等发展的环境。 加快构建“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
一是全面持续的教育。要把我国已有的义务教育坚持落到实处，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且，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背景下的职业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比如，重化工业的职工如何通过职业培训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上，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挑战。再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进步带来的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对就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二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有人认为北欧是高福利国家，主要是高福利制度，这有很深的误解。北欧国家所谓的福利制度，是把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起来，通过医疗保险，使社会成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国民的安全感；通过职业培训，使员工掌握技能，特别是转换职工的职业技能。在北欧，一个高的社会福利、一个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一个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是并存的。所以，北欧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比较高，创新能力也比较强，因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支撑了全面赋能的计划。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经验。
三是全面促进流动。特别是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要重视纵向流动。进一步提高社会流动，鼓励和激励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这些年来，“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固化的傾向，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比如，要打破阶层固化，就要破除城乡二元制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打通农民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路径。
重点推进优先领域的改革
一是全面脱贫。我国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这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别是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基本的底线。在扶贫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能力建设，即要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能够持续地走上提高收入的道路。如果说，有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为了完成扶贫的任务，为了那几个貌似收入提高的数字，但如果没有真正的能力提升，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的机制，这套体系就没有建立起来，也可以说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宽准入，开放市场。我国现在的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竞争不充分是因为存在行政性的管制、行政性的垄断。把这些领域放开，就给大众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这方面涉及诸如石油、石化、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基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生活性服务业，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如何进一步放宽准入，是我国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在降成本方面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是城乡要素市场的双向流动。一是农民进城，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二是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发挥他们的能力，参与农村的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城乡之间人员、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双向流动，农村人可以到城里，城里人也可以下农村。这方面重点改革的领域，首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的要素中还有一块没有资本化，就是农村的土地。如果把土地确权了，市场化、资本化了，可以创造出十万亿规模的新资本。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增加城里的住房供给，同时，城郊部分或者更广范围之内的农村土地资本化以后，农村也受益。
四是促进人才纵向流动。特别是公务人员、国有企业实行公平透明的招考制度。职业官员退休以后可以从事教育、研究或者是其他的事业，有的官员任满可以转行，这样可以避免职业的固化。
五是财税制度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从以企业为对象的间接税体系为主转到以个人收入和财产为主的直接税体系。企业减税要与税制改革相结合。在加强产权保护方面，各种合法产权应平等，平等待遇、平等保护，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确立公平与效率的新型关系。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如果到2030年，中等收入群体能够超过50%，那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稳定。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