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奸佞相，任用贤能弘治帝涤荡前朝积秽

　　弘治帝朱佑樘的童年非常坎坷不幸。生母纪氏怀孕时，宠冠后宫的万贵妃得知消息，命一宫女为其堕胎。宫人不忍下手，谎称纪氏是肚内长了瘤子，万贵妃仍不放心，便下令将其贬居冷宫。纪氏在冷宫中偷偷生下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直到朱祐樘6岁，其父成化帝朱见深恰值中年，偶然为子嗣忧心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已那胎发尚未剪去、拖至地面的瘦弱儿子。第二年，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接着纪氏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可以说，童年时期的朱佑樘看尽了前朝的政治黑暗及宫廷的复杂局势，因此，他继位后就即刻着手改革成化朝的弊政。
　　即位之初，弘治帝面对的是一大堆“烂摊子”：当时无论皇室、贵戚还是宦官都想尽办法侵占土地，再辟成宜于耕种的庄田，转手出租给佃户，从而导致大量土地被兼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百姓背负沉重的徭役赋税，大量农民离家出走，农民起义屡屡爆发；朝廷为了镇压这些声势浩大的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逐渐减少；内忧同时，尤有外患，北部鞑靼屡犯边境，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刘大夏到任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水利专家的建议，在黄陵冈（今河南兰考县一带）疏通淮水支流贾鲁河，又疏通孙家渡（今河南郑州一带）和四府营（今河南开封祥符区）上游，以分水势；再从胙城经东明、长垣到徐州修筑起长堤，共180千米长。经这次治理后，黄河不再沿东北方向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再经淮河河道入黄海，有效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缓解了黄河两岸的水患。同时，由于在筑堤过程中，先后动用的民工多达60万人，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解决了流民、灾民的救济问题。
　　除了治理漕运和水患，朱佑樘听从群臣谏言，减免赋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灾秋粮”；同月十二日，户部请免南畿、湖广税粮，朱佑樘全部批准；弘治四年（1491年），“以水灾，停苏州、浙江今年织造”；弘治六年（1493年），“山东饥甚，巡抚王霁先后请发帑金五十余万，米二百余万石，选廉能吏计口给之，凡活饥民二百六十余万”。朱佑樘本人也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仅太监、宫女等人员，比成化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仅前朝的六成。
　　虽然弘治年间自然灾害频发，但在朱佑樘及群臣的努力之下，大明依然呈现繁荣态势。这一时期的税收呈上升趋势，与赋税相辅的是人户的增加，人口数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五千万余，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六千万余，足以说明民生之安定。
　　内忧得以解决，但外患仍然烦恼着朱佑樘。在他即位之初，时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便上“建言七事”，率先提出应重视武备边防事宜，在北边建立三路防御体系；马文升继任兵部尚书后，又将相关制度及措施加以完善。在弘治君臣共同努力下，边备空虚的状态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据明史书《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时期蒙古人犯边多达199次，但未造成较大损失。这时的大明不僅没有重演正统年间的“土木堡”惨败，反而屡退鞑靼小王子和鞑靼部长火筛的入侵。此外，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弘治十年（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数千人，逼退哈密国大将牙兰；同年十一月，朱佑樘起用左都御史王越，总制甘、凉等处边务，经略哈密。自此，西域开始忌惮大明。

爱诗成风，文治蔚兴才子辈出，百花齐放

　　安定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催生出璀璨的文化硕果。弘治进士康海云：“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同时代的文学家顾璘也云：“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明史》也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一时期文风大炽，上至帝王大臣，下至民间士人，都纷纷加入到古文辞创作队伍之中，文学社团众多，操觚染翰、赠答酬唱成为时尚。
　　弘治帝一生勤俭节制、清心寡欲，竟也不顾谏官多次劝阻，难舍文艺之好，《明史·艺文志》中便记载他写过五卷《诗集》，可惜已失传。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弘治皇帝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但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便对吴伟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弘治帝的文艺之好带动了朝臣们的诗文倡和风气，馆阁大臣们经常举办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宴饮酬唱活动，切磋诗艺、以文会友。
　　诗文领域，有丘濬、程敏政、李东阳等作家为代表的“台阁体”；也有以唐伯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为代表的“江南四大才子”，“言情重性，灵动自然”的吴中诗文。绘画领域，有于画中寓规谏意的宫廷画师吕纪，也有“吴门四家”中钟爱着笔山水的沈周、唐伯虎、文徵明。此外，时文、戏曲、传奇、小说，各类文艺作品竞相争艳，名家、名作层出不穷……
　　弘治年间，百姓安居、边防稳固、经济繁荣、文风昌盛，这或许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但却是属于明朝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