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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量表对上海高职院校1006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考察。调查结果表明,大二学生在人际关系、偏执、精神病性方面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学生;男生在躯体化、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的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即贫困生的分数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关键词】社会支持;心理健康;高职学生
大学阶段是青年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生理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都对处于这一时期的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决定作用。社会支持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因素。社会支持是指以个体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支持者)通过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1]。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增进和维护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来自学业、人际关系、情感、经济上的压力时常困扰着大学生,其社会支持状态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的水平[2]。正确认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对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为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提供合适和必要的支持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上海高职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大一、大二、大三三个年级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对象,调查问卷运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18个专业的 1125名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1125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100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9.4%。这其中,有男生288人,女生716人;一年级 356人,二年级 422人,三年级228;独生子女 742人,非独生子女 244 人;学生干部120,非学生干部886。
(二)研究方法/工具
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由湖南医科大学肖水源编制,共有10个项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指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 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主观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 是个体对自己社会支持状况的主观体验,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支持利用度指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3]。考虑到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订,第 4 项的“同事”改为“同学”,第 5 项删去了“夫妻(恋人)”,第 6 项和第 7 项中的“配偶”改为“父母”,“同事”改为“同学”。
2.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德诺提斯(Derogatis,L.R,1975年)编制,吴文源引进修订,共9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包括90个项目。按症状严重程度采用0—4级记分。
3.研究者设计的一般情况问卷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政治面貌、户籍性质、家庭经济状况;在校获得的学校帮助;学校心理心理咨询活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等心理帮助机制的存在情况,本人对这些服务途径的利用情况;物质和心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内容及帮助的方式等项目。
(三)施测程序
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各班的辅导员老师担任主试。对收回的问卷,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在心理健康得分上的年级差异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统计结果表明( 见表 1) ,在人际关系方面存现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偏执、精神病性方面存在极其高度显著差异,即大二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学生。
(二)不同性别在心理健康得分上的差异
利用独立双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表明( 见表 1),在躯体化、敌对、偏执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即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精神病性因子上存在高度显著差异,即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心理健康的其他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在心理健康得分上的差异
本研究以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为依据,将学生分为贫困生与非贫困生,通过独立双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高职学生中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的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人际关系因子上,贫困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在焦虑、敌对因子上存在高度显著差异,即贫困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在心理健康其他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所示)
(四)社会支持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社会支持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法(Spearman)分析得出,社会支持各维度与心理健康总体及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情形见表4所示:
三、对策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发现,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偏执、精神病性方面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大二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学生。一方面,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大二是大学发展的关键一年,评奖评优,入党、考证,其中很多方面涉及到个人利益,当同学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紧张敏感。另一方面,经过一年的大学生活,同学之间从陌生到熟悉,大一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同学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多。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差异,男生在躯体化、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研究不同,主要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高职学校的男生社会压力更大,社会上赋予男生的责任远远大于女生,而高职女生在就业竞争力方面要远远低于本科学生,所以高职学校的男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上不容乐观。
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也发现,贫困生在人际关系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即贫困生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大学生远离家乡,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大学生看重也是最主要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学生愉快的学习、生活、工作。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贫困学生的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贫困大学生一方面渴望交往,另一方面又由于贫困的处境,使他们在交往中更敏感,自我接纳程度较低,其自卑与自尊像双胞胎一样交替在一起发挥作用,而且常常以强烈的自尊表现出来。这种心态往往会给贫困生的人际交往带来很大困难[4]。由于家境贫困,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没有稳定的保证。长期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使部分贫困生产生一种紧张、焦虑、烦躁的情绪。很多贫困学生要为自己的学费发愁,为生活费担忧,他们往往有一种愧疚心理,因为自己的学业导致家庭更加贫困,更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命运,但是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压力的情况下,贫困生往往会产生无助、敌对心理,不能正视现实困难,不为自己找出路,总是为了自己的困难而苦恼甚至发展到怨恨他人、怨恨社会。
本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影响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高的大学生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显著高于来自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的大学生,而在支持利用度方面,则没有差异。原因可能是,与城市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的家庭生活压力较大,疲于应对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从父母、亲朋那里得到的客观支持( 实际的、可见的支持) 相对较多。而且来自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他们具有优越感,主观支持方面优于贫困学生。
本研究以斯皮尔曼相关法(Spearman)分析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情形,研究发现,客观支持与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及SCL-90總分存在显著负相关;主观支持与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及SCL-90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支持利用度与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及SCL-90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SSRS总分与SCL-90症状自评量表各维度及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因此,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促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建构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外部援助的重要方面。
鉴于本研究的结论,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提供给大学生社会支持,更重要的是应积极培养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利用能力,遇到烦恼和困难时要主动地向他人倾诉以获得支持和理解。
参考文献:
[1]欧阳丹.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J].青年研究,2003(03): 29-30.
[2]姚琼瑶.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研究——以黄石理工学院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0.1.
[3]汪向东,汪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增订版),1999(12).
[4]陈云法.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资助“上海民办高职院校贫困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相关研究”(11CGB32)系列成果之一。
【关键词】社会支持;心理健康;高职学生
大学阶段是青年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生理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都对处于这一时期的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决定作用。社会支持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因素。社会支持是指以个体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支持者)通过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1]。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增进和维护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来自学业、人际关系、情感、经济上的压力时常困扰着大学生,其社会支持状态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的水平[2]。正确认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对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为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提供合适和必要的支持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上海高职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大一、大二、大三三个年级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对象,调查问卷运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18个专业的 1125名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1125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100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9.4%。这其中,有男生288人,女生716人;一年级 356人,二年级 422人,三年级228;独生子女 742人,非独生子女 244 人;学生干部120,非学生干部886。
(二)研究方法/工具
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由湖南医科大学肖水源编制,共有10个项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指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 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主观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 是个体对自己社会支持状况的主观体验,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支持利用度指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3]。考虑到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订,第 4 项的“同事”改为“同学”,第 5 项删去了“夫妻(恋人)”,第 6 项和第 7 项中的“配偶”改为“父母”,“同事”改为“同学”。
2.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德诺提斯(Derogatis,L.R,1975年)编制,吴文源引进修订,共9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包括90个项目。按症状严重程度采用0—4级记分。
3.研究者设计的一般情况问卷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政治面貌、户籍性质、家庭经济状况;在校获得的学校帮助;学校心理心理咨询活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等心理帮助机制的存在情况,本人对这些服务途径的利用情况;物质和心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内容及帮助的方式等项目。
(三)施测程序
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各班的辅导员老师担任主试。对收回的问卷,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在心理健康得分上的年级差异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统计结果表明( 见表 1) ,在人际关系方面存现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偏执、精神病性方面存在极其高度显著差异,即大二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学生。
(二)不同性别在心理健康得分上的差异
利用独立双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表明( 见表 1),在躯体化、敌对、偏执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即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精神病性因子上存在高度显著差异,即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心理健康的其他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在心理健康得分上的差异
本研究以是否享受国家助学金为依据,将学生分为贫困生与非贫困生,通过独立双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高职学生中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的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人际关系因子上,贫困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在焦虑、敌对因子上存在高度显著差异,即贫困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在心理健康其他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所示)
(四)社会支持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社会支持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法(Spearman)分析得出,社会支持各维度与心理健康总体及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情形见表4所示:
三、对策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发现,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偏执、精神病性方面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大二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学生。一方面,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大二是大学发展的关键一年,评奖评优,入党、考证,其中很多方面涉及到个人利益,当同学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紧张敏感。另一方面,经过一年的大学生活,同学之间从陌生到熟悉,大一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同学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多。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差异,男生在躯体化、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研究不同,主要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高职学校的男生社会压力更大,社会上赋予男生的责任远远大于女生,而高职女生在就业竞争力方面要远远低于本科学生,所以高职学校的男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上不容乐观。
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也发现,贫困生在人际关系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即贫困生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大学生远离家乡,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大学生看重也是最主要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学生愉快的学习、生活、工作。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贫困学生的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贫困大学生一方面渴望交往,另一方面又由于贫困的处境,使他们在交往中更敏感,自我接纳程度较低,其自卑与自尊像双胞胎一样交替在一起发挥作用,而且常常以强烈的自尊表现出来。这种心态往往会给贫困生的人际交往带来很大困难[4]。由于家境贫困,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没有稳定的保证。长期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使部分贫困生产生一种紧张、焦虑、烦躁的情绪。很多贫困学生要为自己的学费发愁,为生活费担忧,他们往往有一种愧疚心理,因为自己的学业导致家庭更加贫困,更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命运,但是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压力的情况下,贫困生往往会产生无助、敌对心理,不能正视现实困难,不为自己找出路,总是为了自己的困难而苦恼甚至发展到怨恨他人、怨恨社会。
本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影响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高的大学生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显著高于来自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的大学生,而在支持利用度方面,则没有差异。原因可能是,与城市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的家庭生活压力较大,疲于应对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从父母、亲朋那里得到的客观支持( 实际的、可见的支持) 相对较多。而且来自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他们具有优越感,主观支持方面优于贫困学生。
本研究以斯皮尔曼相关法(Spearman)分析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情形,研究发现,客观支持与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及SCL-90總分存在显著负相关;主观支持与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及SCL-90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支持利用度与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及SCL-90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SSRS总分与SCL-90症状自评量表各维度及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因此,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促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建构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外部援助的重要方面。
鉴于本研究的结论,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提供给大学生社会支持,更重要的是应积极培养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利用能力,遇到烦恼和困难时要主动地向他人倾诉以获得支持和理解。
参考文献:
[1]欧阳丹.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J].青年研究,2003(03): 29-30.
[2]姚琼瑶.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研究——以黄石理工学院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0.1.
[3]汪向东,汪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增订版),1999(12).
[4]陈云法.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资助“上海民办高职院校贫困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相关研究”(11CGB32)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