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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是1986年端午节前后的事，因为阮义忠清楚记得他一连吃了好几天粽子。太太来敲门时，他将暗房打开一条缝，伸过手去接食物，立刻又把门关上。受朋友陈映真之托，当时他正为以拍摄埃塞俄比亚饥荒闻名、即将来台做展览的日本摄影师三留理男放大照片。
最后一批照片放完时，刚换的药水仍很新鲜，他决定放几张自己的照片来看看。十多年间他深入台湾乡野，捕捉了许多精彩影像，却还不清楚该怎么整理，只做了两次以地名为题的展览：《北埔》《八尺门》。
机器把第一张底片投影为放大尺寸：群峰环绕的山谷台地，只有一位背对镜头的农夫垂首望着田地，不知是在沉思还是默祷。
那是他第二次去利稻时拍的。第一次去时那位农夫头顶背篓，里头装着一对儿女，让妻子和大女儿走在前头，十分满足的样子。6年后他的外表没怎么改变，心境却苍老了许多。
阮义忠心头一震，他知道该怎么整理那些照片了：主旨就是“人与土地”，展现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以“成长”、“劳动”、“信仰”、“归宿”为题。
整个想法几分钟内便完全成形；挑选、放大、编排照片却用了8个月。1987年，《人与土地》在台北展出。2011年，阮义忠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2012年3月，专栏结集成了他第一本首先在大陆推出的著作。
成长
1972年，拿到《ECHO》（《汉声》的前身）为他配备的相机时，阮义忠没有意识到这个物件将对他的人生造成怎样的影响。他只是觉得奇怪，杂志社招的是艺术编辑，却要他跑出去拍照。
第一次透过观景窗看世界令他莫名恐慌。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头，他逛了一整个下午，还是不知道要拍些什么，那天他算知道汗颜是什么意思了。对他来说这仿佛是一个宣判——追逐抽象精神世界，对现实人间视而不见，曾是他的逃避之路；此刻他知道自己毕竟无法从中抽身。
1950年，阮义忠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头城镇。他父亲是镇上的木匠，所以他从小会用刨刀、凿子这些木匠“吃饭的家伙”做铅笔盒、饭盒、玩具等等。而他的童年除了上学，大半消耗在一片菜园里。
那是河边的一块砾石地。每当天降大雨，河水决堤，地表的泥土就被冲走。节俭成性的父亲舍不得先人留下的地被荒废，让一家人拣出砾石，再往下深掘，好让底下的泥土翻到地表来。阮义忠和6个兄弟、两个姐妹小小年纪便尝尽了劳动的艰辛。他曾埋身在番薯叶中，诅咒为什么父辈的7位兄弟里，偏偏是父亲继承了那片不毛之地；放学后堂兄弟们到处玩耍时，他却要被钉在土地上。
叛逆心不可遏止。为了享有个人时间，他只好逃学。初二那年，因旷课太多，他被学校勒令退学，跟着父亲和大哥做了半年木匠活。他也曾离家出走，在台北的职业介绍所受了骗，又厚着脸皮回家。要不是一位返乡的叔叔把他带到冬山乡去重新就学，他这辈子说不定就是一个木匠了。
为摆脱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命运，阮义忠改变了反叛方式。“我开始很认真地读书，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某方面来说，就好像是个想藉科举成功来翻身的庄稼人。”初三到高三4年几乎都是在读文学和哲学。同时他开始用自己绘画方面的天分——他画的是抽象画——营造出一个完全没有泥土和汗水的世界。
但在田地里劳作的折磨，一直持续到他高中毕业离开家乡那年为止，“我在这个时期从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大专联考，从来没好好上过课的他自然落榜了。好在那些课外书没白读，他很快在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找到工作。
创作抽象的插图（那时他一头卷发，用台语来说头发很“Q”，取笔名“Q.Q.”），发表美学思考之类的随笔，采访旅居海外的名画家们，自小跟农活脱不了干系的乡下仔，突然成了红极一时的前卫弄潮儿。他最爱看别人得知他这匹“文坛黑马”高中刚毕业而大吃一惊的表情。
这种满足感之后被入伍服役打了折。3年服役期满，他没能回到《幼狮文艺》，转而去了致力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民间文化的英文杂志《ECHO》。这可能是台湾第一本用照片做配图的刊物，他也因此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
阮义忠背着他的相机乱晃了好一阵。“我以前根本没有仔细看过东西，永远是看自己想看的、感兴趣的而已。”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人只是擦身而过的物体；摄影把他拉回现实人间，不得不去凝视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为什么要拍他，他跟我有何关系？”向自己作这样的追问，他有了理解人生的新方法。
劳动
那个年头，台湾没有任何旅行指南。阮义忠靠着一册《台湾省客运车价目表》走遍了岛上的各个角落。这本册子所附的路线图，标明了各县的停靠站，他最爱挑偏远的终点站去探险，想“赶在都市的触须探达之前，造访有缘的乡亲们”。有时搭公交车，眼见千载难逢的镜头迎面而来，真恨不得跳车；有时徒步几个钟头，仍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寻觅之中。
其间他回乡采风，得知菜园已经卖给别家。寻着记忆的残迹找到那片砾石地时，第一个感觉竟是，童年记忆中望不到边的菜园在成人视野中原来只有那么点大。
在《ECHO》工作两三年，他转入台湾电视公司，先后任《家庭月刊》摄影编辑和电视公司节目制作组长，一度把所有心力都耗在制作节目和协调事务上。相机越换越好，他却丧失了拍照的热情，底片在相机里搁上好几个月，冲洗时才发觉已经发霉变质。痛定思痛，他重新走向“从土地汲取力量的人”，仿佛是用他们的体温来取暖，慢慢恢复了元气。
从事摄影的前十多年，台湾处于戒严时期，桥梁、海岸、山地部落都是管制区，禁止拍照。阮义忠曾在南方澳渔港被海防部队拘留，在北海岸被哨兵用枪指着胸口，在新竹北埔打盹时被警察踢醒盘问，小孩们向他丢石头、骂他“匪谍”……他最著名的照片之一《人与土地·归宿·旭海》是在交出拍摄设备前冒险按的快门。
40年后的今天，阮义忠有了一整面墙的底片和样片档案，保守估计他已经拍下了十余万张照片，其中最好的作品，收录在《人与土地》《四季》《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等10本摄影集中。
不过对大陆摄影人影响更大的，可能是他撰写的书《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和他创办的杂志《摄影家》。
那两本书原是在《雄狮美术》连载的专栏。为了解国外名家的创作观念、表现手法，阮义忠曾订购许多外文杂志和摄影集，录下妻子袁瑶瑶的口译，再听写下来，这些资料日后成了专栏的骨干。稿子是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张桌子上写成。那阵他有一个独特习惯，每天去名为“芳邻”的西餐厅吃早餐。有稿子要写的话，用完餐摊开资料和稿纸，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开写。告一段落，点份简餐当午饭。待整篇文章完成，出门叫辆计程车，直奔编辑部。
1988年和1990年，《大师》《新锐》分别印成简体字版，在大陆摄影圈广泛流传，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读。“这两本书把世界摄影史的大师们带到了内地摄影人面前”，使很多还处于混沌状态和摸索阶段的中国摄影家有了指引和参照。
此时，阮义忠已经离开台视，自行创办工作室，在家中开班教授暗房技术。他还做起了生意，成为好几种世界知名摄影产品的代理商。这些生意加上做电视攒下的钱，支撑他创办了摄影家出版社。
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是1992年创办的，阮氏夫妇自己出资，拉起一支四五人的小队伍。印刷厂刚装订好，袁瑶瑶就抱着10本创刊号到巴黎去约稿了。通过朋友法兰克·霍瓦（他们熟到阮氏夫妇去巴黎常在他家打地铺，霍瓦以他们的名字招呼家中的猫），她见到了布列松、克莱因等大师，说服他们免费为杂志供稿。
“其实一点都不难，直说就好：‘对不起，我们没靠杂志赚钱，所以没办法付稿费，只能寄杂志。’可是我们会做到让他一打开杂志，就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的作品在《摄影家》受到最大尊重。”
最让阮义忠觉得好笑的是马克·吕布。那次他和朋友坐在沙发两头看吕布的照片。为了让他看清作品的细节，吕布拧亮了他身旁的落地灯。当他把看过的照片递给朋友时，吕布很自然地关掉那盏灯，伸过手去拧亮了朋友那边的灯。整个过程中他就这样左右开弓地节省着那一点电费！
除了刊登各国大师的作品，《摄影家》也是最早把中国摄影推向世界的杂志之一。在1993年的《中国专辑》和1998年的《中国新摄影》中登场的摄影家，如今多半已在国际上获得肯定。此外，杂志还为吕楠、刘铮、方大曾出过特辑。难怪两年前阮义忠在广东美术馆作回顾展时，吕楠当了4天“志愿者”，用酒精把所有展览用的镜框擦了一遍。
阮义忠原本期许《摄影家》做足100期后辉煌落幕，结果出到62期就停刊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大转折。
信仰
准备《人与土地》展览时，儿子阮玺是阮义忠第一个观众，还不识字却爱问东问西，父子俩一问一答倒也有趣。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长大。劳动是什么？劳动就是辛苦做事。信仰是什么？“那天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相信老爸老妈爱你对不对？老爸老妈也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爱老爸老妈。非常非常相信一件事就叫信仰，我只能这样答，他傻乎乎地点点头。”
真正和信仰结缘是在1999年。那年台湾遭遇“9·21”地震，阮义忠正在准备个展，镜头中的好山水在地震后显得不合时宜。他在办公室发了一天呆，决定改展览为义卖，将所得款项用于赈灾。
不久，慈济基金会的大爱电视台找到他，请他参与募款短片的拍摄。在电视台开会时他丢下几句话，“我刚从灾区回来，一塌糊涂，怎么重建？台湾只会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我看不到有什么希望。”
“那本来就是台湾最乱的时候，虽然陈水扁还没上台，但族群的分裂、立法院的乱象，让我对台湾的未来失去信心。”当时，他已在北京昌平买了一块地，一度还想在大陆发展一下。
大爱电视台总监姚仁禄是个建筑师，拿一台币象征性年薪做义工。他笑笑说，如果人的贪念发展下去，不止台湾会越来越坏，整个地球都会越来越坏。不过，要是能让地球毁灭的速度慢一点点，做些事也是值得的。”阮义忠后来知道，那是慈济基金会创始人证严法师的话，而姚仁禄曾以与他类似的问题问过法师。
于是他用3年时间记录下慈济基金会援建的50所学校的校史，从开始重建，到有学生从新学校毕业。同时他还与妻子携手制作了数十本慈济志愿者传记《看见菩萨身影》、电视节目《阮义忠镜头下的菩萨身影》。“大部分摄影者只拍苦难的画面、被帮助的人，很少有人替帮助别人的人做记录。我想我应该拍这种人。”
他自己也加入了慈济，成为证严法师的弟子、记录者。是什么力量引导一个原本追求自我的人放下自我去皈依佛教从事慈善？“说实在是证严法师这个人，她整个身心都是在念着别人，念着别人的苦难。你很难相信真有全无私心的人，而且就在你面前。她非常有智慧，随时吸收外界的信息、别人的生命经验。那些事什么时候做、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都是她指挥，所有事她都一清二楚。”
他抓拍过一张难得的照片。那是2003年，证严法师接到一个美国弟子的电话，得知布什宣布要打伊拉克，流露出惊恐的表情。“按理说这样的表情我是不应该拍的，但那是很历史性的一刻，所以还是拍了。”法师坐下去，又站起来，叹了口气，好像对人类的前途感到绝望，走进了她的房间。可是片刻之后她再出来时神情已经完全不同。她开始打电话调度，美国还没开始打，她却已经在考虑：伊拉克难民会跑到哪里去？那些地方有我们的机构吗？我们应该怎么做准备？
当时他们在台湾中部，等他们赶到北部，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要送去伊拉克的毯子，印着“佛教慈济基金会”的蓝色中英文logo。“法师说，美国要打他们，怎么能印英文呢？所以英文改成了阿拉伯文。她又说，伊拉克不是佛教国家。于是把‘佛教’二字拿掉了。她看了看又说，现在是伊拉克人民最伤心的时候，蓝色太刺眼了。又把logo改成灰色。”
阮义忠现在的信仰，就是非常非常相信师父和慈济人吧？
他难得返乡。母亲、父亲先后往生，故乡早已没有他的痕迹。只是最近一次回去，路过那片菜园时蓦然发现上面竟盖了一座“慈济环保教育站”。
几天前的凌晨，他发了条微博：“天色渐亮一日又至，昨天印度尼西亚的地震令人心惊，……印度尼西亚的师兄姊们又在为救灾奔走，而证严法师也正忙于用视讯指挥。明天学校上完课后我便要立刻赶去花莲，为师父的慈悲与智慧、慈济人的大爱做见证。”
归宿
当年《人与土地》展览前，阮义忠特地带妻儿回了趟老家。他父亲用自行车载着孙子四处闲逛。老爷子这辈子和孙子交谈的次数恐怕多过和儿子。也许老人们年纪越大，脸上就越有笑容吧。
阮义忠一直觉得自己跟父母没缘分。他们一辈子都没真正沟通过，尤其跟父亲对话都很少。父亲来台北，总是住在弟弟家，只在他山上的屋子住过一晚。
第二天一早，父亲问他借刮胡刀。“我说我没有刮胡刀。他那个眼神就是从小看我的怀疑的眼神，说，没有电动的，刀片的也可以啊。我说我都不用。他就讲了一句话，哪有男人不用刮胡刀的。我说我用剪刀。那时我的胡子很稀，真的是用剪刀剪。父亲摸了摸胡子，说，那我今天就下山，到你弟弟那里住好了。”
阮义忠当天就买了刮胡刀，从此养成刮胡子的习惯，父亲却再没有上过山。
那天早晨大姐打来电话：来医院一趟吧！爸爸的体检结果是癌症晚期。放下电话，他想起种种往事：小时候他被父亲吊起来狠狠打过；初中时离家出走，父亲到台北找了他3天，问遍了火车站的每一家职业介绍所；高一暑假，他被父亲带到建筑工地打工，同住在通铺。最后，他想起父亲来住那次的旧事。
他决定送父亲一把刮胡刀，自己正在用的那款有点像酒壶或怀炉的。跑了好几家店，好不容易找到了，钱却没带够，只好回办公室去拿。路上心血来潮，他用口袋里的钱买了张CD：《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
病房里，父亲的床位旁围满了家人。这样的场面看在眼里，谁都心中有数。他强作镇定跟父亲说，“不会有什么事的，休息一个礼拜就回家了。你一定没有带刮胡刀，这把给你。”父亲第一眼又是怀疑，这哪是刮胡刀？“我说我告诉你怎么用，我打开给他看。一看到刮胡刀头，他就说，哦，我会了。然后打开抽屉放了进去。我知道他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一个人坐在客厅发呆，想起那张CD，便打开了音响。CD很长，寂静的深夜，陌生的旋律敲打着他的灵魂。他不是教徒，也从没向上帝祈祷过，但听着听着，却忍不住合十呼告，“老天，请让爸爸多活一段时间吧！”
1997年，阮义忠终于如愿去了亚美尼亚，他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什么样的民族有办法从喉咙里发出这样的声音”。半年之后父亲过世。在此之前，是父子俩这辈子最亲近的时光。
皈依佛教后怎么看生死？阮义忠说，他还不敢去谈论，因为没有那么豁达。但他很羡慕有些人对死亡的态度。“慈济有个大体见证，死后捐身体给医院解剖，生命消逝之后依旧对他人有帮助。很多人都去登记，说不定哪天我也去。还有人癌症第四期了仍然在做志工，去安慰别的病人。我还不晓得我自己碰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的生死观就是，要是像他们那样豁达该有多好。”
近十年前，他把家搬到了新北市新店碧潭河，每天早晨都去河边散步。有一阵河道要拓宽，底下的石头露了出来，一眼望去整条河就是一颗一颗石头。有些石头破裂了——那是挖掘时受的伤。可是一天天走过，一天天看着那些破石头，他慢慢觉得，这些残缺的石头一定在等待着什么，它们彼此依赖、互相需要，就好像世间的万物，一切残缺，最后都会变成圆满。
阮义忠
195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华人摄影师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摄影教父”。有《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等10本摄影集；著作《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曾在大陆摄影圈广泛流传，几乎无人不读；创办的《摄影家》是最早把中国摄影推向世界的杂志之一
最后一批照片放完时，刚换的药水仍很新鲜，他决定放几张自己的照片来看看。十多年间他深入台湾乡野，捕捉了许多精彩影像，却还不清楚该怎么整理，只做了两次以地名为题的展览：《北埔》《八尺门》。
机器把第一张底片投影为放大尺寸：群峰环绕的山谷台地，只有一位背对镜头的农夫垂首望着田地，不知是在沉思还是默祷。
那是他第二次去利稻时拍的。第一次去时那位农夫头顶背篓，里头装着一对儿女，让妻子和大女儿走在前头，十分满足的样子。6年后他的外表没怎么改变，心境却苍老了许多。
阮义忠心头一震，他知道该怎么整理那些照片了：主旨就是“人与土地”，展现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以“成长”、“劳动”、“信仰”、“归宿”为题。
整个想法几分钟内便完全成形；挑选、放大、编排照片却用了8个月。1987年，《人与土地》在台北展出。2011年，阮义忠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2012年3月，专栏结集成了他第一本首先在大陆推出的著作。
成长
1972年，拿到《ECHO》（《汉声》的前身）为他配备的相机时，阮义忠没有意识到这个物件将对他的人生造成怎样的影响。他只是觉得奇怪，杂志社招的是艺术编辑，却要他跑出去拍照。
第一次透过观景窗看世界令他莫名恐慌。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头，他逛了一整个下午，还是不知道要拍些什么，那天他算知道汗颜是什么意思了。对他来说这仿佛是一个宣判——追逐抽象精神世界，对现实人间视而不见，曾是他的逃避之路；此刻他知道自己毕竟无法从中抽身。
1950年，阮义忠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头城镇。他父亲是镇上的木匠，所以他从小会用刨刀、凿子这些木匠“吃饭的家伙”做铅笔盒、饭盒、玩具等等。而他的童年除了上学，大半消耗在一片菜园里。
那是河边的一块砾石地。每当天降大雨，河水决堤，地表的泥土就被冲走。节俭成性的父亲舍不得先人留下的地被荒废，让一家人拣出砾石，再往下深掘，好让底下的泥土翻到地表来。阮义忠和6个兄弟、两个姐妹小小年纪便尝尽了劳动的艰辛。他曾埋身在番薯叶中，诅咒为什么父辈的7位兄弟里，偏偏是父亲继承了那片不毛之地；放学后堂兄弟们到处玩耍时，他却要被钉在土地上。
叛逆心不可遏止。为了享有个人时间，他只好逃学。初二那年，因旷课太多，他被学校勒令退学，跟着父亲和大哥做了半年木匠活。他也曾离家出走，在台北的职业介绍所受了骗，又厚着脸皮回家。要不是一位返乡的叔叔把他带到冬山乡去重新就学，他这辈子说不定就是一个木匠了。
为摆脱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命运，阮义忠改变了反叛方式。“我开始很认真地读书，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某方面来说，就好像是个想藉科举成功来翻身的庄稼人。”初三到高三4年几乎都是在读文学和哲学。同时他开始用自己绘画方面的天分——他画的是抽象画——营造出一个完全没有泥土和汗水的世界。
但在田地里劳作的折磨，一直持续到他高中毕业离开家乡那年为止，“我在这个时期从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大专联考，从来没好好上过课的他自然落榜了。好在那些课外书没白读，他很快在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找到工作。
创作抽象的插图（那时他一头卷发，用台语来说头发很“Q”，取笔名“Q.Q.”），发表美学思考之类的随笔，采访旅居海外的名画家们，自小跟农活脱不了干系的乡下仔，突然成了红极一时的前卫弄潮儿。他最爱看别人得知他这匹“文坛黑马”高中刚毕业而大吃一惊的表情。
这种满足感之后被入伍服役打了折。3年服役期满，他没能回到《幼狮文艺》，转而去了致力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民间文化的英文杂志《ECHO》。这可能是台湾第一本用照片做配图的刊物，他也因此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
阮义忠背着他的相机乱晃了好一阵。“我以前根本没有仔细看过东西，永远是看自己想看的、感兴趣的而已。”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人只是擦身而过的物体；摄影把他拉回现实人间，不得不去凝视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为什么要拍他，他跟我有何关系？”向自己作这样的追问，他有了理解人生的新方法。
劳动
那个年头，台湾没有任何旅行指南。阮义忠靠着一册《台湾省客运车价目表》走遍了岛上的各个角落。这本册子所附的路线图，标明了各县的停靠站，他最爱挑偏远的终点站去探险，想“赶在都市的触须探达之前，造访有缘的乡亲们”。有时搭公交车，眼见千载难逢的镜头迎面而来，真恨不得跳车；有时徒步几个钟头，仍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寻觅之中。
其间他回乡采风，得知菜园已经卖给别家。寻着记忆的残迹找到那片砾石地时，第一个感觉竟是，童年记忆中望不到边的菜园在成人视野中原来只有那么点大。
在《ECHO》工作两三年，他转入台湾电视公司，先后任《家庭月刊》摄影编辑和电视公司节目制作组长，一度把所有心力都耗在制作节目和协调事务上。相机越换越好，他却丧失了拍照的热情，底片在相机里搁上好几个月，冲洗时才发觉已经发霉变质。痛定思痛，他重新走向“从土地汲取力量的人”，仿佛是用他们的体温来取暖，慢慢恢复了元气。
从事摄影的前十多年，台湾处于戒严时期，桥梁、海岸、山地部落都是管制区，禁止拍照。阮义忠曾在南方澳渔港被海防部队拘留，在北海岸被哨兵用枪指着胸口，在新竹北埔打盹时被警察踢醒盘问，小孩们向他丢石头、骂他“匪谍”……他最著名的照片之一《人与土地·归宿·旭海》是在交出拍摄设备前冒险按的快门。
40年后的今天，阮义忠有了一整面墙的底片和样片档案，保守估计他已经拍下了十余万张照片，其中最好的作品，收录在《人与土地》《四季》《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等10本摄影集中。
不过对大陆摄影人影响更大的，可能是他撰写的书《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和他创办的杂志《摄影家》。
那两本书原是在《雄狮美术》连载的专栏。为了解国外名家的创作观念、表现手法，阮义忠曾订购许多外文杂志和摄影集，录下妻子袁瑶瑶的口译，再听写下来，这些资料日后成了专栏的骨干。稿子是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张桌子上写成。那阵他有一个独特习惯，每天去名为“芳邻”的西餐厅吃早餐。有稿子要写的话，用完餐摊开资料和稿纸，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开写。告一段落，点份简餐当午饭。待整篇文章完成，出门叫辆计程车，直奔编辑部。
1988年和1990年，《大师》《新锐》分别印成简体字版，在大陆摄影圈广泛流传，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读。“这两本书把世界摄影史的大师们带到了内地摄影人面前”，使很多还处于混沌状态和摸索阶段的中国摄影家有了指引和参照。
此时，阮义忠已经离开台视，自行创办工作室，在家中开班教授暗房技术。他还做起了生意，成为好几种世界知名摄影产品的代理商。这些生意加上做电视攒下的钱，支撑他创办了摄影家出版社。
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是1992年创办的，阮氏夫妇自己出资，拉起一支四五人的小队伍。印刷厂刚装订好，袁瑶瑶就抱着10本创刊号到巴黎去约稿了。通过朋友法兰克·霍瓦（他们熟到阮氏夫妇去巴黎常在他家打地铺，霍瓦以他们的名字招呼家中的猫），她见到了布列松、克莱因等大师，说服他们免费为杂志供稿。
“其实一点都不难，直说就好：‘对不起，我们没靠杂志赚钱，所以没办法付稿费，只能寄杂志。’可是我们会做到让他一打开杂志，就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的作品在《摄影家》受到最大尊重。”
最让阮义忠觉得好笑的是马克·吕布。那次他和朋友坐在沙发两头看吕布的照片。为了让他看清作品的细节，吕布拧亮了他身旁的落地灯。当他把看过的照片递给朋友时，吕布很自然地关掉那盏灯，伸过手去拧亮了朋友那边的灯。整个过程中他就这样左右开弓地节省着那一点电费！
除了刊登各国大师的作品，《摄影家》也是最早把中国摄影推向世界的杂志之一。在1993年的《中国专辑》和1998年的《中国新摄影》中登场的摄影家，如今多半已在国际上获得肯定。此外，杂志还为吕楠、刘铮、方大曾出过特辑。难怪两年前阮义忠在广东美术馆作回顾展时，吕楠当了4天“志愿者”，用酒精把所有展览用的镜框擦了一遍。
阮义忠原本期许《摄影家》做足100期后辉煌落幕，结果出到62期就停刊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大转折。
信仰
准备《人与土地》展览时，儿子阮玺是阮义忠第一个观众，还不识字却爱问东问西，父子俩一问一答倒也有趣。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长大。劳动是什么？劳动就是辛苦做事。信仰是什么？“那天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相信老爸老妈爱你对不对？老爸老妈也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爱老爸老妈。非常非常相信一件事就叫信仰，我只能这样答，他傻乎乎地点点头。”
真正和信仰结缘是在1999年。那年台湾遭遇“9·21”地震，阮义忠正在准备个展，镜头中的好山水在地震后显得不合时宜。他在办公室发了一天呆，决定改展览为义卖，将所得款项用于赈灾。
不久，慈济基金会的大爱电视台找到他，请他参与募款短片的拍摄。在电视台开会时他丢下几句话，“我刚从灾区回来，一塌糊涂，怎么重建？台湾只会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我看不到有什么希望。”
“那本来就是台湾最乱的时候，虽然陈水扁还没上台，但族群的分裂、立法院的乱象，让我对台湾的未来失去信心。”当时，他已在北京昌平买了一块地，一度还想在大陆发展一下。
大爱电视台总监姚仁禄是个建筑师，拿一台币象征性年薪做义工。他笑笑说，如果人的贪念发展下去，不止台湾会越来越坏，整个地球都会越来越坏。不过，要是能让地球毁灭的速度慢一点点，做些事也是值得的。”阮义忠后来知道，那是慈济基金会创始人证严法师的话，而姚仁禄曾以与他类似的问题问过法师。
于是他用3年时间记录下慈济基金会援建的50所学校的校史，从开始重建，到有学生从新学校毕业。同时他还与妻子携手制作了数十本慈济志愿者传记《看见菩萨身影》、电视节目《阮义忠镜头下的菩萨身影》。“大部分摄影者只拍苦难的画面、被帮助的人，很少有人替帮助别人的人做记录。我想我应该拍这种人。”
他自己也加入了慈济，成为证严法师的弟子、记录者。是什么力量引导一个原本追求自我的人放下自我去皈依佛教从事慈善？“说实在是证严法师这个人，她整个身心都是在念着别人，念着别人的苦难。你很难相信真有全无私心的人，而且就在你面前。她非常有智慧，随时吸收外界的信息、别人的生命经验。那些事什么时候做、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都是她指挥，所有事她都一清二楚。”
他抓拍过一张难得的照片。那是2003年，证严法师接到一个美国弟子的电话，得知布什宣布要打伊拉克，流露出惊恐的表情。“按理说这样的表情我是不应该拍的，但那是很历史性的一刻，所以还是拍了。”法师坐下去，又站起来，叹了口气，好像对人类的前途感到绝望，走进了她的房间。可是片刻之后她再出来时神情已经完全不同。她开始打电话调度，美国还没开始打，她却已经在考虑：伊拉克难民会跑到哪里去？那些地方有我们的机构吗？我们应该怎么做准备？
当时他们在台湾中部，等他们赶到北部，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要送去伊拉克的毯子，印着“佛教慈济基金会”的蓝色中英文logo。“法师说，美国要打他们，怎么能印英文呢？所以英文改成了阿拉伯文。她又说，伊拉克不是佛教国家。于是把‘佛教’二字拿掉了。她看了看又说，现在是伊拉克人民最伤心的时候，蓝色太刺眼了。又把logo改成灰色。”
阮义忠现在的信仰，就是非常非常相信师父和慈济人吧？
他难得返乡。母亲、父亲先后往生，故乡早已没有他的痕迹。只是最近一次回去，路过那片菜园时蓦然发现上面竟盖了一座“慈济环保教育站”。
几天前的凌晨，他发了条微博：“天色渐亮一日又至，昨天印度尼西亚的地震令人心惊，……印度尼西亚的师兄姊们又在为救灾奔走，而证严法师也正忙于用视讯指挥。明天学校上完课后我便要立刻赶去花莲，为师父的慈悲与智慧、慈济人的大爱做见证。”
归宿
当年《人与土地》展览前，阮义忠特地带妻儿回了趟老家。他父亲用自行车载着孙子四处闲逛。老爷子这辈子和孙子交谈的次数恐怕多过和儿子。也许老人们年纪越大，脸上就越有笑容吧。
阮义忠一直觉得自己跟父母没缘分。他们一辈子都没真正沟通过，尤其跟父亲对话都很少。父亲来台北，总是住在弟弟家，只在他山上的屋子住过一晚。
第二天一早，父亲问他借刮胡刀。“我说我没有刮胡刀。他那个眼神就是从小看我的怀疑的眼神，说，没有电动的，刀片的也可以啊。我说我都不用。他就讲了一句话，哪有男人不用刮胡刀的。我说我用剪刀。那时我的胡子很稀，真的是用剪刀剪。父亲摸了摸胡子，说，那我今天就下山，到你弟弟那里住好了。”
阮义忠当天就买了刮胡刀，从此养成刮胡子的习惯，父亲却再没有上过山。
那天早晨大姐打来电话：来医院一趟吧！爸爸的体检结果是癌症晚期。放下电话，他想起种种往事：小时候他被父亲吊起来狠狠打过；初中时离家出走，父亲到台北找了他3天，问遍了火车站的每一家职业介绍所；高一暑假，他被父亲带到建筑工地打工，同住在通铺。最后，他想起父亲来住那次的旧事。
他决定送父亲一把刮胡刀，自己正在用的那款有点像酒壶或怀炉的。跑了好几家店，好不容易找到了，钱却没带够，只好回办公室去拿。路上心血来潮，他用口袋里的钱买了张CD：《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
病房里，父亲的床位旁围满了家人。这样的场面看在眼里，谁都心中有数。他强作镇定跟父亲说，“不会有什么事的，休息一个礼拜就回家了。你一定没有带刮胡刀，这把给你。”父亲第一眼又是怀疑，这哪是刮胡刀？“我说我告诉你怎么用，我打开给他看。一看到刮胡刀头，他就说，哦，我会了。然后打开抽屉放了进去。我知道他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一个人坐在客厅发呆，想起那张CD，便打开了音响。CD很长，寂静的深夜，陌生的旋律敲打着他的灵魂。他不是教徒，也从没向上帝祈祷过，但听着听着，却忍不住合十呼告，“老天，请让爸爸多活一段时间吧！”
1997年，阮义忠终于如愿去了亚美尼亚，他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什么样的民族有办法从喉咙里发出这样的声音”。半年之后父亲过世。在此之前，是父子俩这辈子最亲近的时光。
皈依佛教后怎么看生死？阮义忠说，他还不敢去谈论，因为没有那么豁达。但他很羡慕有些人对死亡的态度。“慈济有个大体见证，死后捐身体给医院解剖，生命消逝之后依旧对他人有帮助。很多人都去登记，说不定哪天我也去。还有人癌症第四期了仍然在做志工，去安慰别的病人。我还不晓得我自己碰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的生死观就是，要是像他们那样豁达该有多好。”
近十年前，他把家搬到了新北市新店碧潭河，每天早晨都去河边散步。有一阵河道要拓宽，底下的石头露了出来，一眼望去整条河就是一颗一颗石头。有些石头破裂了——那是挖掘时受的伤。可是一天天走过，一天天看着那些破石头，他慢慢觉得，这些残缺的石头一定在等待着什么，它们彼此依赖、互相需要，就好像世间的万物，一切残缺，最后都会变成圆满。
阮义忠
195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华人摄影师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摄影教父”。有《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等10本摄影集；著作《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曾在大陆摄影圈广泛流传，几乎无人不读；创办的《摄影家》是最早把中国摄影推向世界的杂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