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27日，通过微博，陈里邀请8名农民工在西安吃饭，陈里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因为这一特殊身份，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有人说他“作秀”，有人向他诘问，也有人为他辩解。
“如果网友们知道我不仅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而且还是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民犯罪学的学者，就不会对我请农民工吃饭感到奇怪了。”6月中旬，陈里将他的著作《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分别寄赠给了500多名微博网友。
农民犯罪多因“钱”
《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是陈里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一本书。在中国，研究农民犯罪，多少有点犯忌讳，有网民就质问陈里：“你为什么不研究官员犯罪？为什么偏偏要研究农民犯罪？”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是国内有名的法学专家。他对陈里的著作给予了较高评价。贾宇说：“国内刑法学发达，犯罪学落后，这与西方国家恰好相反。刑法学发达意味着对待犯罪问题主要在事后、在惩罚；犯罪学发达是挖掘犯罪产生的原因，在预防上下功夫，理念是不同的。”
陈里这本书的创新点之一，是提出了“经济压力是诱导农民犯罪的原因”，而预防农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对经济压力源进行调试，基本思路是阻断经济压力的传导链条。
在陕西省公安厅，陈里分管的工作之一是监所管理。陕西看守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中，有60%以上是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涉嫌的绝大部分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财产性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贩卖人口、因财产纠纷导致的伤害等。在国内，农民罪犯是所有刑事犯罪里最大的群体。
陈里说，因为生活所迫，农民甚至可以顺手牵羊拨萝卜，这类案件占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因为打工拿不到工钱，找老板报复，甚至伤人的也不在少数。“农民跟其他公民一样，也有很多权利，比如肖像权、隐私权等等，但农民最看重的是经济权。农民平时最不关心政治权利，只要他能过日子，谁当国家主席，谁当省长、县长他都没兴趣。但他经济利益受损时，第一个要寻找的就是政治权利，因为他有话要说，说了话要有人听。在这个压力过程中，组织、司法、邻居都可以提供帮助，以阻断经济压力给他带来的后果，让他的犯罪动机停下来。”
农村很多纠纷的起因是邻里间猪吃麦草、羊啃树皮之类小事，不足以到伤人、杀人的地步。农民的诉求，更多的是人情和面子，是为要个说法。但在纠纷发展过程中，农民很可能变换诉讼请求，当他有理得不到申辩，农村人说他“眼子头”，他感到抬不起头来，就会为了要个说法，走上上访路，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而当上访得不到满意答复时，他就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数量也呈迅猛增长之势。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群体，目前大概有2.5亿－3亿人。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停留在都市经济结构的低阶层，其共同特征为“工作不安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待遇差，缺乏福利和劳动保护”等等。
农民工有着强烈的“污名认同”意识，认为自己是“次等国民”。这种自卑感来自生活水准的低落与机会的穷陋，以及城里人有意无意的歧视。陈里说，他在微博上看到过一幅照片：在地铁上，一排能坐4个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位女孩，旁边一老一少两位农民工，一个蹲在地上，一个手扶栏杆立着，有座位都不敢坐。
如何善待农民工？陈里提出一个办法：“全国县级以上政府有几千个，如果每一个区县，都在政府设一间‘农民工办公室’，所有与农民工有关的部门，比如公安、劳动、工商、税务、卫生、城管等等，都抽一个人到这儿来。农民工有啥问题，只要找到这里来就能解决，他也不至于走到犯罪路上去。这个措施所产生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会有多高？如果能解决全国3亿农民工的问题，就算拿出10万人来干这件事，也是利大于弊！”
没有私产的农民
目前国内尚缺乏有关界定和保护最基本的农民财产权利（土地、房产和劳动资产的权利）的政策法规。陈里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大的法律，百分之七八十立法都在围绕着城里人。我们能够为城里的狗立法，为鞭炮立法，关于保护农村人财产权利的法有多少？中央发的11个‘一号文件’，能落在实处的有多少？农民工进了城，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险，讨薪难，子女受教育难，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城市人什么时候从工资里扣钱修过路、建过校？农村的道路、学校，要不来贷款，农民只好自己凑钱修建。有多少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文化设施？连学校都逃离乡村了……”
在西方国家，不管城市和乡村都有教堂，它是一个文明符号，当地居民的婚丧嫁娶，成人洗礼，唱经忏悔等都在这里进行。陈里认为，中国乡村的学校相当于西方的教堂，是农村最有文明气息的标志。农民在田里耕作，孩子背起书包上学，他就觉得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乡村小学拆并，往往几个村没有一所学校，师资留不住，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或者干脆让他辍学。乡村小学不断消失是整个中国乡村凋敝的缩影。乡村凋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悲哀。
城镇居民的住房等私有财产已经被法律确立并予以保护，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土地等产权至今未能清晰界定，得不到法律明确有效的保护。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又增加了财产权缺失的经济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是没有私产的人。
陈里曾到山东某个“新农村建设”的先进村参观。整个村子，农民的宅基地本来有几百亩，统一收走让开发商盖高楼了，给农民盖起一溜集体农庄，占地数十亩，房连房，连个院子都没有。陈里私下问农民的感受。农民说：“弄得这是个啥呀？鸡不能养，猪不能养，柴草都没地方放。”
陈里说：“我有个提议：国家应制订法律，首先为农民的宅基地确权，把农民宅基地私有化。城市人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变卖。农民的宅基地私有化后，他就会说：这块地是我的，我不同意，你就不能拆。”
“城镇化”可能把农民拉到沟里
农村经济的衰败是所有问题的放射点。农民靠种地无法在经济上自立，只有向能够提供就业谋生机会的城市迁徙。陈里说：“温总理多次讲：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破。我想加一句：18亿亩耕地也不能荒，荒了更可怕！农民种地赔本，就要外出去打工，把土地撂下，荒草丛生，变成死地了。” 六七亿农民一半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又没有真正进去，他们被社会边缘化了。他们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他们的背后是两三亿个家庭，留守儿童、空壳村、空巢老人等问题相伴而生，前方后方都不安宁。
陈里说：“我们的农民没有太多文化、技术。大批农民进城，加剧了与城里人的矛盾。他们离开农村，不种粮了，变成吃商品粮了。4亿人的粮食，现在7亿人在吃，物价自然就要上来了。他去饭馆吃一碗面要5块钱，一顿饭要吃两碗，一天要吃二三十块钱。要在农村，这够一家人吃两天了，他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陈里在西安询问过来自四川的建筑工，他们每年在这里能赚8万~10万元，自己消费7万元，回家能带回3万元，就很高兴。
陈里认为，“新农村建设”这杆大旗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农村富了，农民就不会出去了，这需要政府还权于农民，以及为农民种地提供足够的补贴，并在耕作环境的环保、优良品种的引进等上面下功夫。“美国苹果二三十块钱一斤，我们的苹果三五块钱一斤，这是谁造成的？”陈里问。如果中国的农产品都能走出国门，在国际上具备强大的竞争力，何愁中国的农民不富？陈里说：“我不反对农民进城，有一技之长，在城市具备自生条件，有固定职业的，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归属感，家人也为他们高兴。但其他大批缺乏文化、技术水平的农民，他们在农村以种植、养殖为强项，进了城只能掏苦力，让他们回到土地上去，种粮种菜养活自己，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进入城市，物价自然就下来了。”
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方向，但城镇化也有陷阱，太快了，就把农民拉沟里了。有的地方以公共利益的幌子，把农地圈为国有土地，收入大部分归地方财政，另一部分让开发商拿走了，这实际上是圈地运动。农民上了楼，行政权属没变过来，几亿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有城市无着落，无回头路，成了边缘化的农民。
陈里说：“一旦把农业变成一种职业而不是社会身份的时候，对农民的歧视就自然而然消退了。城里人也可以种田。富士康去河南种田，他们是农民吗？”
与农民和解难在哪里？
陈里的最新研究项目，是在中国社科院立项的《社会管理创新高端论坛》，他是主编。最近，他提出了一个“四轮驱动理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在农村，重点是农民，法治是短板；要保护农民的土地，防止暴力拆迁；要保护农民工合法权利，预防农民犯罪；要做好干群工作，预防乌坎之类事件再发生。
尽管陈里在请农民工吃饭时说“今晚这里没有厅长，只有陈里”，但人们还是无法忽视他的官员身份，正是他的身份，一开始就在微博上引起了诸多敌意猜测和反诘。
农民是我国唯一没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通畅地表达，农民与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往往转化为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缺乏必要的社会缓冲。因此，在反对歧视农民的呼声中，政府官员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弱势群体的成员会因维护自尊心的需要，对官员产生经常性的强烈愤懑。
5月27日，在应邀来吃泡馍的农民工中，有一位打工妹，她向陈里讲述了自己在沿海某地酒店当服务员，遭遇客人—一位当地官员—侮辱，而自己不卑不亢，平静对待的故事。餐后，陈里将这个故事发到微博，本意是对这位女孩的称赞，但这则故事引起了众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要求人肉这个官员，女孩现在单位的领导也受到了压力。很快，陈里删除了这则微博。
社会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不是专门制定某一项或者某几项针对性的制度，而是涉及整个社会制度体系。当歧视农民变成为固化、内化到社会机体细胞中的特征性制度安排时，除了农民之外的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都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受益者。
在农民的底层地位和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没有改变之前，请农民工吃一顿饭，自然是实现不了农民与政府、农民工与城里人实质性和解的，但它是一次握手，表达了曾是农家子弟的官员陈里对乡亲的情怀，以及愿与农民工平等对话的态度。对这件事情的热烈争论，发生在普通网民之中。陈里的70多万粉丝里，有官员，有微博达人，有利益集团代言人，有公益组织负责人，有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等等。他们平时与陈里有许多互动，但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而是顽强地保持沉默。
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如同经济利益是农民犯罪的驱动力一样，其他社会群体，在缺乏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没有人会想主动与农民和解；恰恰相反，在存在资源竞争而又缺乏调适的前提下，其他社会群体与农民的关系只会更加紧张，社会断裂有可能进一步加深。
陈里提议说：“台湾有农会。我们如果能每个乡镇成立一个农协，受党的领导，政府不与单个农民直接发生联系。农民有什么诉求，告诉农协，由农协出面与基层政权对话。经过这个中介的磨合，很多怨气就会磨合掉，农民可能就不会直接与政府对着干了。”
在这次网络事件中，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底层民众、海外人士给陈里发了私信、手机短信，或给他打电话声援，交流。陈里说：“什么阶层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作为当事人，我要好好总结一下，搞一个舆情分析，提供给有关领导，可能更有警示意义。”
“如果网友们知道我不仅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而且还是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民犯罪学的学者，就不会对我请农民工吃饭感到奇怪了。”6月中旬，陈里将他的著作《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分别寄赠给了500多名微博网友。
农民犯罪多因“钱”
《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是陈里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一本书。在中国，研究农民犯罪，多少有点犯忌讳，有网民就质问陈里：“你为什么不研究官员犯罪？为什么偏偏要研究农民犯罪？”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是国内有名的法学专家。他对陈里的著作给予了较高评价。贾宇说：“国内刑法学发达，犯罪学落后，这与西方国家恰好相反。刑法学发达意味着对待犯罪问题主要在事后、在惩罚；犯罪学发达是挖掘犯罪产生的原因，在预防上下功夫，理念是不同的。”
陈里这本书的创新点之一，是提出了“经济压力是诱导农民犯罪的原因”，而预防农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对经济压力源进行调试，基本思路是阻断经济压力的传导链条。
在陕西省公安厅，陈里分管的工作之一是监所管理。陕西看守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中，有60%以上是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涉嫌的绝大部分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财产性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贩卖人口、因财产纠纷导致的伤害等。在国内，农民罪犯是所有刑事犯罪里最大的群体。
陈里说，因为生活所迫，农民甚至可以顺手牵羊拨萝卜，这类案件占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因为打工拿不到工钱，找老板报复，甚至伤人的也不在少数。“农民跟其他公民一样，也有很多权利，比如肖像权、隐私权等等，但农民最看重的是经济权。农民平时最不关心政治权利，只要他能过日子，谁当国家主席，谁当省长、县长他都没兴趣。但他经济利益受损时，第一个要寻找的就是政治权利，因为他有话要说，说了话要有人听。在这个压力过程中，组织、司法、邻居都可以提供帮助，以阻断经济压力给他带来的后果，让他的犯罪动机停下来。”
农村很多纠纷的起因是邻里间猪吃麦草、羊啃树皮之类小事，不足以到伤人、杀人的地步。农民的诉求，更多的是人情和面子，是为要个说法。但在纠纷发展过程中，农民很可能变换诉讼请求，当他有理得不到申辩，农村人说他“眼子头”，他感到抬不起头来，就会为了要个说法，走上上访路，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而当上访得不到满意答复时，他就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数量也呈迅猛增长之势。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群体，目前大概有2.5亿－3亿人。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停留在都市经济结构的低阶层，其共同特征为“工作不安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待遇差，缺乏福利和劳动保护”等等。
农民工有着强烈的“污名认同”意识，认为自己是“次等国民”。这种自卑感来自生活水准的低落与机会的穷陋，以及城里人有意无意的歧视。陈里说，他在微博上看到过一幅照片：在地铁上，一排能坐4个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位女孩，旁边一老一少两位农民工，一个蹲在地上，一个手扶栏杆立着，有座位都不敢坐。
如何善待农民工？陈里提出一个办法：“全国县级以上政府有几千个，如果每一个区县，都在政府设一间‘农民工办公室’，所有与农民工有关的部门，比如公安、劳动、工商、税务、卫生、城管等等，都抽一个人到这儿来。农民工有啥问题，只要找到这里来就能解决，他也不至于走到犯罪路上去。这个措施所产生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会有多高？如果能解决全国3亿农民工的问题，就算拿出10万人来干这件事，也是利大于弊！”
没有私产的农民
目前国内尚缺乏有关界定和保护最基本的农民财产权利（土地、房产和劳动资产的权利）的政策法规。陈里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大的法律，百分之七八十立法都在围绕着城里人。我们能够为城里的狗立法，为鞭炮立法，关于保护农村人财产权利的法有多少？中央发的11个‘一号文件’，能落在实处的有多少？农民工进了城，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险，讨薪难，子女受教育难，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城市人什么时候从工资里扣钱修过路、建过校？农村的道路、学校，要不来贷款，农民只好自己凑钱修建。有多少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文化设施？连学校都逃离乡村了……”
在西方国家，不管城市和乡村都有教堂，它是一个文明符号，当地居民的婚丧嫁娶，成人洗礼，唱经忏悔等都在这里进行。陈里认为，中国乡村的学校相当于西方的教堂，是农村最有文明气息的标志。农民在田里耕作，孩子背起书包上学，他就觉得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乡村小学拆并，往往几个村没有一所学校，师资留不住，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或者干脆让他辍学。乡村小学不断消失是整个中国乡村凋敝的缩影。乡村凋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悲哀。
城镇居民的住房等私有财产已经被法律确立并予以保护，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土地等产权至今未能清晰界定，得不到法律明确有效的保护。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又增加了财产权缺失的经济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是没有私产的人。
陈里曾到山东某个“新农村建设”的先进村参观。整个村子，农民的宅基地本来有几百亩，统一收走让开发商盖高楼了，给农民盖起一溜集体农庄，占地数十亩，房连房，连个院子都没有。陈里私下问农民的感受。农民说：“弄得这是个啥呀？鸡不能养，猪不能养，柴草都没地方放。”
陈里说：“我有个提议：国家应制订法律，首先为农民的宅基地确权，把农民宅基地私有化。城市人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变卖。农民的宅基地私有化后，他就会说：这块地是我的，我不同意，你就不能拆。”
“城镇化”可能把农民拉到沟里
农村经济的衰败是所有问题的放射点。农民靠种地无法在经济上自立，只有向能够提供就业谋生机会的城市迁徙。陈里说：“温总理多次讲：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破。我想加一句：18亿亩耕地也不能荒，荒了更可怕！农民种地赔本，就要外出去打工，把土地撂下，荒草丛生，变成死地了。” 六七亿农民一半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又没有真正进去，他们被社会边缘化了。他们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他们的背后是两三亿个家庭，留守儿童、空壳村、空巢老人等问题相伴而生，前方后方都不安宁。
陈里说：“我们的农民没有太多文化、技术。大批农民进城，加剧了与城里人的矛盾。他们离开农村，不种粮了，变成吃商品粮了。4亿人的粮食，现在7亿人在吃，物价自然就要上来了。他去饭馆吃一碗面要5块钱，一顿饭要吃两碗，一天要吃二三十块钱。要在农村，这够一家人吃两天了，他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陈里在西安询问过来自四川的建筑工，他们每年在这里能赚8万~10万元，自己消费7万元，回家能带回3万元，就很高兴。
陈里认为，“新农村建设”这杆大旗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农村富了，农民就不会出去了，这需要政府还权于农民，以及为农民种地提供足够的补贴，并在耕作环境的环保、优良品种的引进等上面下功夫。“美国苹果二三十块钱一斤，我们的苹果三五块钱一斤，这是谁造成的？”陈里问。如果中国的农产品都能走出国门，在国际上具备强大的竞争力，何愁中国的农民不富？陈里说：“我不反对农民进城，有一技之长，在城市具备自生条件，有固定职业的，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归属感，家人也为他们高兴。但其他大批缺乏文化、技术水平的农民，他们在农村以种植、养殖为强项，进了城只能掏苦力，让他们回到土地上去，种粮种菜养活自己，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进入城市，物价自然就下来了。”
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方向，但城镇化也有陷阱，太快了，就把农民拉沟里了。有的地方以公共利益的幌子，把农地圈为国有土地，收入大部分归地方财政，另一部分让开发商拿走了，这实际上是圈地运动。农民上了楼，行政权属没变过来，几亿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有城市无着落，无回头路，成了边缘化的农民。
陈里说：“一旦把农业变成一种职业而不是社会身份的时候，对农民的歧视就自然而然消退了。城里人也可以种田。富士康去河南种田，他们是农民吗？”
与农民和解难在哪里？
陈里的最新研究项目，是在中国社科院立项的《社会管理创新高端论坛》，他是主编。最近，他提出了一个“四轮驱动理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在农村，重点是农民，法治是短板；要保护农民的土地，防止暴力拆迁；要保护农民工合法权利，预防农民犯罪；要做好干群工作，预防乌坎之类事件再发生。
尽管陈里在请农民工吃饭时说“今晚这里没有厅长，只有陈里”，但人们还是无法忽视他的官员身份，正是他的身份，一开始就在微博上引起了诸多敌意猜测和反诘。
农民是我国唯一没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通畅地表达，农民与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往往转化为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缺乏必要的社会缓冲。因此，在反对歧视农民的呼声中，政府官员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弱势群体的成员会因维护自尊心的需要，对官员产生经常性的强烈愤懑。
5月27日，在应邀来吃泡馍的农民工中，有一位打工妹，她向陈里讲述了自己在沿海某地酒店当服务员，遭遇客人—一位当地官员—侮辱，而自己不卑不亢，平静对待的故事。餐后，陈里将这个故事发到微博，本意是对这位女孩的称赞，但这则故事引起了众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要求人肉这个官员，女孩现在单位的领导也受到了压力。很快，陈里删除了这则微博。
社会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不是专门制定某一项或者某几项针对性的制度，而是涉及整个社会制度体系。当歧视农民变成为固化、内化到社会机体细胞中的特征性制度安排时，除了农民之外的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都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受益者。
在农民的底层地位和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没有改变之前，请农民工吃一顿饭，自然是实现不了农民与政府、农民工与城里人实质性和解的，但它是一次握手，表达了曾是农家子弟的官员陈里对乡亲的情怀，以及愿与农民工平等对话的态度。对这件事情的热烈争论，发生在普通网民之中。陈里的70多万粉丝里，有官员，有微博达人，有利益集团代言人，有公益组织负责人，有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等等。他们平时与陈里有许多互动，但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而是顽强地保持沉默。
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如同经济利益是农民犯罪的驱动力一样，其他社会群体，在缺乏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没有人会想主动与农民和解；恰恰相反，在存在资源竞争而又缺乏调适的前提下，其他社会群体与农民的关系只会更加紧张，社会断裂有可能进一步加深。
陈里提议说：“台湾有农会。我们如果能每个乡镇成立一个农协，受党的领导，政府不与单个农民直接发生联系。农民有什么诉求，告诉农协，由农协出面与基层政权对话。经过这个中介的磨合，很多怨气就会磨合掉，农民可能就不会直接与政府对着干了。”
在这次网络事件中，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底层民众、海外人士给陈里发了私信、手机短信，或给他打电话声援，交流。陈里说：“什么阶层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作为当事人，我要好好总结一下，搞一个舆情分析，提供给有关领导，可能更有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