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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事弄糟了？我真是焦头烂额。”接着来自各地媒体的采访电话，陈里挠着头，重复着这句话。
陈里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多家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让他焦头烂额的事情是，他发微博，邀请农民工吃了一顿饭。
副厅级官员和最基层的农民工，地位的悬殊让这顿原本普普通通的饭局迅速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风波。部分网民觉得“这个饭局有些作秀”。
5月31日凌晨两点，最近常常失眠的陈里在微博里自问，“请他们吃饭，我这样做，错了吗？难道厅长就不能跟他们聊天了吗？”
上座
5月27日，自称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章扬（化名）匆匆忙忙出了家门，她要赴一个饭局，地点在西安市钟楼广场同盛祥泡馍馆。
两天前，陈里在微博上发出邀约：“想请几名农民工兄弟吃饭。”网友“黑猫总统”当时在熬夜做装修方案，登录微博时，看到陈里的邀请。怀着一份好奇，他报了名。很快，陈里要了他的联系方式。第二天中午，陈里通知他吃饭时间，还询问什么地方方便，喜欢吃什么。
参加饭局的网友“aihe肆月”提议，吃西安地道的羊肉泡馍，陈里采纳了。饭局定在市中心钟鼓楼广场的“同盛祥”，这是当地的一家老字号。对参加饭局的网友“硝烟灵魂”来说，这是一家“高档饭店”。
由于很多农民工没有微博，陈里不得不放宽了标准——征集来的8个人，只有3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其他5个因“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算是‘新生代农民工’”。
章扬走进包间时，陈里旁边的位置都已被先她赶到的农民工坐满，只剩下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按中国人的风俗叫上座）还空着。尽管陈里强调，今天这里没有厅长，只有普通人陈里，但章扬还是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陈里让章扬上去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不是我该坐的位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章扬坦承，在她的潜意识里，还是把陈里当成了官员，她此前在酒店工作过，知道规矩。
同样，此前赶到的张相横也不敢坐。他的理由是，什么位置该坐什么人是约定俗成的，有些位置不是他们能随便坐的。“如果不是陈叔，别的领导不用吩咐，就自动坐上去了，那可象征着身份。”
多次相劝，上座依然空着。此时，大家开始调侃陈里，说他主动把位置坐错了。当天，第一个到的陈里选在了最下座的位置坐下。
离约定时间已过半个小时，仍然有3位农民工没有赶到。张相横在心里嘀咕着：他们也太不懂礼貌了，让陈叔等那么久。“在村里，不管大小，从来只有我们等他们（当官的），如果让他们等我们，那他们肯定不干。”
陈里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他并不着急，安慰早到的人说，“下班高峰期碰上堵车，大家再等等。”
当储卓带着女朋友赶到时，陈里假装很生气地说：“你就住钟楼附近，离这里最近的一个，还到得这么晚，很有领导的派头啊！”
储卓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连忙解释，有点急事，耽误了。看着他窘迫的样子，陈里和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
上座，最终被最后赶到的泥瓦工王林安坐上。参加饭局的农民工人数，也由最初定的8人临时加到了12人。其中有两个小孩，是最基层的农民工赵建钢所带。
大约8时许，陈里宣布饭局开始。此前，陈里把事先花八百多元钱购置好的一批书发到每一个参加饭局的人的手上。书本多是励志故事，比如路遥的《人生》。
“厅长比村长还好”
王林安是直接从工地去的，迟到了，这让他甚是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化，时间观念也不强。“本来应该早一点过去的……那么大个官，还等我们等了那么久。”
陈里是王林安见过的最大的官，此前，他只在村里见过村长。记得村长出门，身边都得带好几个人，“那官架子比厅长还大。”王林安说，“当陈厅长通知我一起吃饭，我就感觉像中了彩票。”
让王林安感动的是，陈里没有嫌弃他身上的灰尘。当他走进房间里，陈里主动迎上来跟他握手。“我的衣服一抖就是灰，手也脏得很，我都不好意思握了。”
王林安在西安已经待了10年。饭桌上，他向陈里诉说着这些年的不容易，而這其中最令他不满意的，就是孩子上学难——不是要这就是要那。有时候，给了钱还不一定给你上。身份的认同感让他很纠结。老家的村里人都以为他是城市人，可城市的拆迁让他租住的地方越来越边缘，他想成为城里人，但城市却拒绝了他。
听到这话，陈里给王林安倒上自带的老榆林酒，两人干了一杯。他感叹道，在城市里，农民工没钱没地位，怎么能融入？陈里边说边把菜夹到王林安的碟子里，这令王很不自在——“还给我夹菜，有点不适应。”直到最后，王林安才意识到，自己坐了上座。
位置坐得好，这顿饭也是王林安进城10年吃得最好的一餐——陈里考虑到他们干体力活，吃得可能较多，特意从外面定制了10份牛肉夹馍。最后，陈里把没吃完的牛肉夹馍打包，让王林安提回家。
回家路上，王林安坐在公交车上，看着迷离的城市，有些迷惘：何时能在这里安个家，何时能让孩子安安稳稳上个学呢？
“我们还没学会争论”
饭局开始后，陈里提议每个人讲一段自己的故事，或是说说自己对国家建设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章扬讲了一个很多年前她在海南一酒店上班时遭遇的故事。那时，她刚从大学毕业，应聘到一酒店做服务员。某次饭局，在端菜的过程中，她不小心把一滴油弄到了一官员的衣袖上。
“对不起。”章扬连忙道歉，并准备拿毛巾帮这位官员擦拭。“对不起有什么用，这么贵的衣服，都被你弄脏了。”还没等章扬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杯水就泼向了她的脸。
因为烫，章扬本能地把手上的冷毛巾捂到脸上。顿时，两行热泪流下。尽管伤心，但她并没有选择反抗，擦干脸上的泪和水，继续为官员服务。随后，官员秘书拿了500元钱给她，让去医院看看。她拒绝了，“自尊不是拿钱就可以买的。”
由于表现好，章扬被提为酒店服务员领班，迅速走上领导岗位。她说，在酒店上班那几年，她见到了太多的公款吃喝消费，“我还见过一餐吃掉十几万的官员。” 陈里听完很惊讶，不断地追问章扬，希望她说出这官员的名字。章扬说，已记不清了。能记得清的是，从此，她知道了，人的成长，要学会忍耐。
轮到储卓时，他跟陈里争论起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储卓认为，应该让农村土地种植规模化，然后把剩余的劳动力解放到城市中。
陈里觉得他的想法太过于简单，至少现阶段的城市还不能完全容纳已经在城市中的农民，更何况还要再来。“让他们住上楼房了，就是真正的市民了吗？等想回乡村了，发现地又没了，如此下来，这种身份的徘徊很容易导致他们犯罪。”
储卓有点激动，他提高嗓音说：“乡下的地现在很多都是荒着，没人种，赚不到钱。既然荒着，还不如租给种植大户，让他们规模化生产。”
陈里不同意，他认为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依靠。“我们中国土地是不能荒的，13亿人的吃粮问题全世界谁都解决不了，谁要把这个忽略了，谁就是罪人。18亿亩土地红线不能动，也不能闲，中国如果发生粮食危机，后果比任何战争都严重。”
如此争论20分钟左右，储卓不再说话。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当时还是有人附和陈叔的意思，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我们现在只知道服从，还没有学会争论。”
但储卓承认，争论的氛围很民主。“我也见过不少官员，但陈叔身上的那种平易近人和包容，我很少在我接触的官员身上看到。”参加饭局的林勤说。
“希望大家坚持理想”
饭局接近23时许，赵建钢所带的6岁孩子已睡着，有人建议饭局到此结束。于是，章扬便提出让陈里做最后的总结，众人同意。
陈里说，他是农民的儿子。家乡在秦岭南麓伏牛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地无三分平、路无一里直。初中时，父母早亡，他也辍学了，带着6个弟妹。在“愚公队”劳动过，当过夜校老师。改革开放之后，读了大学，后来又从新疆考上研究生。
博士毕业后的8年里，他一直致力于三农研究，去年还出了本专著《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请农民工吃饭，从那时起，就在他心头落了根。
储卓说，此次饭局最大的意义，就是拉近了官员与民众的距离，或多或少可以化解一些矛盾。“不交流，他们永远不知道基层的人怎么生活。”
让陈里欣慰的是，饭桌上“没有人把我当官看了”——开始时，很多人称呼他“陈厅长”，被他止住了——“今晚这里没有（副）厅长，只有从农村大山里出来研究农村的陈里，和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谁再喊（副）厅长我就罚谁喝酒。”
最后，陈里让大家别发微博，就当是朋友聚餐好了。而吃饭只跟学术有关，跟他的工作没有关系。他希望大家能过得好，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往前走，就有希望。
可此次厅长与农民工的饭局，还是被发到网上，并引发议论。这让应邀而来的张相横很愤怒：“他把善的力量向上传播，如果这也算作秀，那么我情愿所有的官员都作一次秀看看，都请老百姓吃餐饭。”
饭局结束时，已是深夜23时30分许，章扬走出同盛祥泡馍馆，觉得夜色中的钟楼特别美丽。她说，“有光的地方，就不怕天黑。”
送完所有參加饭局的人，陈里结账时发现，本应该在10点打烊的同盛祥为他们的饭局把时间推迟到了他们饭局结束。此前，陈里要为所有来参加饭局的人支付车费，均被他们拒绝了。
饭局初衷是想接近农民工
记者：我发现你请农民工吃饭后，把那条预告请他们吃饭的微博删了，饭都已经吃了为什么还要删？
陈里：我没有想通过媒体来报这个事情，请农民工吃饭，只是我研究三农工作搞的一系列访谈的一部分，我就是想了解底层的生活。我想这都是我内心的做法和理念，我要是想作秀的话，可以找很多的媒体呀，我觉得没必要。
记者：网上一说作秀你就把微博删掉，你很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吗？
陈里：我不想成为一个被炒作的对象，我更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给我请吃饭的农民朋友带来一些骚扰和人身上的伤害。比如说小章，因为我让每一个农民工讲自己的经历，每一个人都讲了，她就说她在海南那个饭店很痛心的一件事，这件事我发到微博上后，不到一小时转发了一千多条，评论五百多条，基本上是充满正义感。但是因为这件事太容易激起民愤，所以小章就有压力，再有就是这个饭店也有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事就过去了，所以我很快就把那个微博给改一下，没有把地点人物说得那么清楚。
记者：你怎么看当下的官民关系？
陈里：我感觉我们还是流于口号的这种浅层面上。尽管我们都在喊政务公开、执法为民、亲民，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政策、法律层面都是文字上的，真正应该把心用在行动上。比如说很多伤天害理的案件、压死人的案件、野蛮拆迁的案件、野蛮征地的案件，老百姓历历在目，我们根治这些事情需要下大功夫。
记者：是什么导致你对农民有这么深的情结？
陈里：我出生在河南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自然条件极差，完全是自然经济，生存的条件基本上决定于老天爷，与你勤奋不勤奋没关系，不是你勤奋就能致富，当然不能采取非法手段。再一个，我从农村走出来，亲身感受到农民在自然经济中生存的艰苦，现在我们国家总体是富起来了，但是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地域、贫富东西差异都比较大，农民工朋友们的日子还是很难过。
记者：我看到你有个观点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在农村关键重点是农民”。
陈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数以亿计的农民进了城，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里人，他们在城里没有工作，没有居住的地方，只不过在那里劳动。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医疗保障、他们孩子的上学和家乡父老的医疗保障，都是社会问题。
我曾说过四轮马车构建农村管理新格局。第一、社会管理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农民，法治是短板；第二、保护农民土地，防止野蛮拆迁；第三、关注农民工待遇，预防农民犯罪；第四、做好群众工作，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这4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就巩固了，这4个问题中任何一个没处理好，都会毁掉中国。（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陈里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多家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让他焦头烂额的事情是，他发微博，邀请农民工吃了一顿饭。
副厅级官员和最基层的农民工，地位的悬殊让这顿原本普普通通的饭局迅速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风波。部分网民觉得“这个饭局有些作秀”。
5月31日凌晨两点，最近常常失眠的陈里在微博里自问，“请他们吃饭，我这样做，错了吗？难道厅长就不能跟他们聊天了吗？”
上座
5月27日，自称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章扬（化名）匆匆忙忙出了家门，她要赴一个饭局，地点在西安市钟楼广场同盛祥泡馍馆。
两天前，陈里在微博上发出邀约：“想请几名农民工兄弟吃饭。”网友“黑猫总统”当时在熬夜做装修方案，登录微博时，看到陈里的邀请。怀着一份好奇，他报了名。很快，陈里要了他的联系方式。第二天中午，陈里通知他吃饭时间，还询问什么地方方便，喜欢吃什么。
参加饭局的网友“aihe肆月”提议，吃西安地道的羊肉泡馍，陈里采纳了。饭局定在市中心钟鼓楼广场的“同盛祥”，这是当地的一家老字号。对参加饭局的网友“硝烟灵魂”来说，这是一家“高档饭店”。
由于很多农民工没有微博，陈里不得不放宽了标准——征集来的8个人，只有3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其他5个因“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算是‘新生代农民工’”。
章扬走进包间时，陈里旁边的位置都已被先她赶到的农民工坐满，只剩下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按中国人的风俗叫上座）还空着。尽管陈里强调，今天这里没有厅长，只有普通人陈里，但章扬还是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陈里让章扬上去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不是我该坐的位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章扬坦承，在她的潜意识里，还是把陈里当成了官员，她此前在酒店工作过，知道规矩。
同样，此前赶到的张相横也不敢坐。他的理由是，什么位置该坐什么人是约定俗成的，有些位置不是他们能随便坐的。“如果不是陈叔，别的领导不用吩咐，就自动坐上去了，那可象征着身份。”
多次相劝，上座依然空着。此时，大家开始调侃陈里，说他主动把位置坐错了。当天，第一个到的陈里选在了最下座的位置坐下。
离约定时间已过半个小时，仍然有3位农民工没有赶到。张相横在心里嘀咕着：他们也太不懂礼貌了，让陈叔等那么久。“在村里，不管大小，从来只有我们等他们（当官的），如果让他们等我们，那他们肯定不干。”
陈里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他并不着急，安慰早到的人说，“下班高峰期碰上堵车，大家再等等。”
当储卓带着女朋友赶到时，陈里假装很生气地说：“你就住钟楼附近，离这里最近的一个，还到得这么晚，很有领导的派头啊！”
储卓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连忙解释，有点急事，耽误了。看着他窘迫的样子，陈里和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
上座，最终被最后赶到的泥瓦工王林安坐上。参加饭局的农民工人数，也由最初定的8人临时加到了12人。其中有两个小孩，是最基层的农民工赵建钢所带。
大约8时许，陈里宣布饭局开始。此前，陈里把事先花八百多元钱购置好的一批书发到每一个参加饭局的人的手上。书本多是励志故事，比如路遥的《人生》。
“厅长比村长还好”
王林安是直接从工地去的，迟到了，这让他甚是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化，时间观念也不强。“本来应该早一点过去的……那么大个官，还等我们等了那么久。”
陈里是王林安见过的最大的官，此前，他只在村里见过村长。记得村长出门，身边都得带好几个人，“那官架子比厅长还大。”王林安说，“当陈厅长通知我一起吃饭，我就感觉像中了彩票。”
让王林安感动的是，陈里没有嫌弃他身上的灰尘。当他走进房间里，陈里主动迎上来跟他握手。“我的衣服一抖就是灰，手也脏得很，我都不好意思握了。”
王林安在西安已经待了10年。饭桌上，他向陈里诉说着这些年的不容易，而這其中最令他不满意的，就是孩子上学难——不是要这就是要那。有时候，给了钱还不一定给你上。身份的认同感让他很纠结。老家的村里人都以为他是城市人，可城市的拆迁让他租住的地方越来越边缘，他想成为城里人，但城市却拒绝了他。
听到这话，陈里给王林安倒上自带的老榆林酒，两人干了一杯。他感叹道，在城市里，农民工没钱没地位，怎么能融入？陈里边说边把菜夹到王林安的碟子里，这令王很不自在——“还给我夹菜，有点不适应。”直到最后，王林安才意识到，自己坐了上座。
位置坐得好，这顿饭也是王林安进城10年吃得最好的一餐——陈里考虑到他们干体力活，吃得可能较多，特意从外面定制了10份牛肉夹馍。最后，陈里把没吃完的牛肉夹馍打包，让王林安提回家。
回家路上，王林安坐在公交车上，看着迷离的城市，有些迷惘：何时能在这里安个家，何时能让孩子安安稳稳上个学呢？
“我们还没学会争论”
饭局开始后，陈里提议每个人讲一段自己的故事，或是说说自己对国家建设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章扬讲了一个很多年前她在海南一酒店上班时遭遇的故事。那时，她刚从大学毕业，应聘到一酒店做服务员。某次饭局，在端菜的过程中，她不小心把一滴油弄到了一官员的衣袖上。
“对不起。”章扬连忙道歉，并准备拿毛巾帮这位官员擦拭。“对不起有什么用，这么贵的衣服，都被你弄脏了。”还没等章扬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杯水就泼向了她的脸。
因为烫，章扬本能地把手上的冷毛巾捂到脸上。顿时，两行热泪流下。尽管伤心，但她并没有选择反抗，擦干脸上的泪和水，继续为官员服务。随后，官员秘书拿了500元钱给她，让去医院看看。她拒绝了，“自尊不是拿钱就可以买的。”
由于表现好，章扬被提为酒店服务员领班，迅速走上领导岗位。她说，在酒店上班那几年，她见到了太多的公款吃喝消费，“我还见过一餐吃掉十几万的官员。” 陈里听完很惊讶，不断地追问章扬，希望她说出这官员的名字。章扬说，已记不清了。能记得清的是，从此，她知道了，人的成长，要学会忍耐。
轮到储卓时，他跟陈里争论起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储卓认为，应该让农村土地种植规模化，然后把剩余的劳动力解放到城市中。
陈里觉得他的想法太过于简单，至少现阶段的城市还不能完全容纳已经在城市中的农民，更何况还要再来。“让他们住上楼房了，就是真正的市民了吗？等想回乡村了，发现地又没了，如此下来，这种身份的徘徊很容易导致他们犯罪。”
储卓有点激动，他提高嗓音说：“乡下的地现在很多都是荒着，没人种，赚不到钱。既然荒着，还不如租给种植大户，让他们规模化生产。”
陈里不同意，他认为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依靠。“我们中国土地是不能荒的，13亿人的吃粮问题全世界谁都解决不了，谁要把这个忽略了，谁就是罪人。18亿亩土地红线不能动，也不能闲，中国如果发生粮食危机，后果比任何战争都严重。”
如此争论20分钟左右，储卓不再说话。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当时还是有人附和陈叔的意思，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我们现在只知道服从，还没有学会争论。”
但储卓承认，争论的氛围很民主。“我也见过不少官员，但陈叔身上的那种平易近人和包容，我很少在我接触的官员身上看到。”参加饭局的林勤说。
“希望大家坚持理想”
饭局接近23时许，赵建钢所带的6岁孩子已睡着，有人建议饭局到此结束。于是，章扬便提出让陈里做最后的总结，众人同意。
陈里说，他是农民的儿子。家乡在秦岭南麓伏牛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地无三分平、路无一里直。初中时，父母早亡，他也辍学了，带着6个弟妹。在“愚公队”劳动过，当过夜校老师。改革开放之后，读了大学，后来又从新疆考上研究生。
博士毕业后的8年里，他一直致力于三农研究，去年还出了本专著《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请农民工吃饭，从那时起，就在他心头落了根。
储卓说，此次饭局最大的意义，就是拉近了官员与民众的距离，或多或少可以化解一些矛盾。“不交流，他们永远不知道基层的人怎么生活。”
让陈里欣慰的是，饭桌上“没有人把我当官看了”——开始时，很多人称呼他“陈厅长”，被他止住了——“今晚这里没有（副）厅长，只有从农村大山里出来研究农村的陈里，和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谁再喊（副）厅长我就罚谁喝酒。”
最后，陈里让大家别发微博，就当是朋友聚餐好了。而吃饭只跟学术有关，跟他的工作没有关系。他希望大家能过得好，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往前走，就有希望。
可此次厅长与农民工的饭局，还是被发到网上，并引发议论。这让应邀而来的张相横很愤怒：“他把善的力量向上传播，如果这也算作秀，那么我情愿所有的官员都作一次秀看看，都请老百姓吃餐饭。”
饭局结束时，已是深夜23时30分许，章扬走出同盛祥泡馍馆，觉得夜色中的钟楼特别美丽。她说，“有光的地方，就不怕天黑。”
送完所有參加饭局的人，陈里结账时发现，本应该在10点打烊的同盛祥为他们的饭局把时间推迟到了他们饭局结束。此前，陈里要为所有来参加饭局的人支付车费，均被他们拒绝了。
饭局初衷是想接近农民工
记者：我发现你请农民工吃饭后，把那条预告请他们吃饭的微博删了，饭都已经吃了为什么还要删？
陈里：我没有想通过媒体来报这个事情，请农民工吃饭，只是我研究三农工作搞的一系列访谈的一部分，我就是想了解底层的生活。我想这都是我内心的做法和理念，我要是想作秀的话，可以找很多的媒体呀，我觉得没必要。
记者：网上一说作秀你就把微博删掉，你很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吗？
陈里：我不想成为一个被炒作的对象，我更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给我请吃饭的农民朋友带来一些骚扰和人身上的伤害。比如说小章，因为我让每一个农民工讲自己的经历，每一个人都讲了，她就说她在海南那个饭店很痛心的一件事，这件事我发到微博上后，不到一小时转发了一千多条，评论五百多条，基本上是充满正义感。但是因为这件事太容易激起民愤，所以小章就有压力，再有就是这个饭店也有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事就过去了，所以我很快就把那个微博给改一下，没有把地点人物说得那么清楚。
记者：你怎么看当下的官民关系？
陈里：我感觉我们还是流于口号的这种浅层面上。尽管我们都在喊政务公开、执法为民、亲民，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政策、法律层面都是文字上的，真正应该把心用在行动上。比如说很多伤天害理的案件、压死人的案件、野蛮拆迁的案件、野蛮征地的案件，老百姓历历在目，我们根治这些事情需要下大功夫。
记者：是什么导致你对农民有这么深的情结？
陈里：我出生在河南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自然条件极差，完全是自然经济，生存的条件基本上决定于老天爷，与你勤奋不勤奋没关系，不是你勤奋就能致富，当然不能采取非法手段。再一个，我从农村走出来，亲身感受到农民在自然经济中生存的艰苦，现在我们国家总体是富起来了，但是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地域、贫富东西差异都比较大，农民工朋友们的日子还是很难过。
记者：我看到你有个观点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在农村关键重点是农民”。
陈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数以亿计的农民进了城，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里人，他们在城里没有工作，没有居住的地方，只不过在那里劳动。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医疗保障、他们孩子的上学和家乡父老的医疗保障，都是社会问题。
我曾说过四轮马车构建农村管理新格局。第一、社会管理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农民，法治是短板；第二、保护农民土地，防止野蛮拆迁；第三、关注农民工待遇，预防农民犯罪；第四、做好群众工作，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这4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就巩固了，这4个问题中任何一个没处理好，都会毁掉中国。（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