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我们习惯于从语言形式着眼并对语言形式及形式意义进行释义。但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释义过程是相反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思想的准确表达和其表达内容被语言受体准确接收。只有当这些意义在交际的发送和接收中遇到障碍时，人们才会反观语言形式，进而调整语言表达形式，以达到交际意义的准确传达和接收。如果语言调整无效，则会采用辅助手段。人类的语言交际并不是交际“语言”，而是利用“语言”形式在各个层面上点拨人的精神与意识，点到之处，就是人们交流与交换之处。这样，交流与释义也就有了层次之分，如语言形式的释义、语言内容的释义、人类精神与意识的释义等，分成若干个层面来进行。但是，这一切都是以语言为最重要的、基层的介质来进行的，因而，有可能将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混同为一个单纯的语言层面的释义问题。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其意义的表达和接收是在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其释义也会在不同层面上发生。
　　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语义的转换是其核心。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给翻译下的定义是：“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
　　如果释义学关注的不是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意图，而是展现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就必须遵循文本的质的指引。这里文本取代了作者的主体性。理解不是把自我投入文本，而是使自我向文本展开，或者说是接纳一个通过占用阐释所展开的世界而扩大自我。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决定翻译的取向，翻译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问题，而本质上是从人到人、从创造者到创造者的活动。翻译的主体性不同于创作的主体性，翻译囿于原文的限制中。翻译从文本分析出发，而终于文本的再造。这样，我们在思考翻译问题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翻译从何处出发，以何为立身之本?翻译理论围绕的中心问题一直就是如何传达出原作的含义。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和语言学的发展，意义转换的概念得到加强，翻译道德与理论方面的考虑，对译者相对于原作者的附属地位的强调，也使意义转换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然而同原文并存的译文又可以佐证对意义确定性的疑问，对翻译的传达功能表示怀疑。奎因在《语词和对象》中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由于意义没有客观标准，“语际转换被不确定性原则所制约”暗示翻译对等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翻译是一种操控行为，很少会出现文本、作家、文化之间的对等。诚如罗斯所说，翻译在本质上就有缺陷，就是自相矛盾。译文和原文都是独立的存在，它们隶属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体系，翻译为译入语读者提供另一文本时必然抹去原有文本；或者说，呈现在译入语读者面前的，是译者所书写的不同于原作的另一文本。但如果译文不能向译入语读者传递原始文本的信息，翻译就无法达到其沟通目的。原作通过译文进入异国他乡，不得不以身所属的文化范畴孤立出来为代价。然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一直依赖翻译，通过对译文的阅读与原作者、原作所隶属的文化相遇。尽管翻译有欠缺的地方，但它始终是世界普遍交往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业之一。从主体角度讲，翻译问题即是理解问题，是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理解问题。翻译以对原作和原作者的理解为始发点，理解的程度越深，翻译的过程越顺利。这里的理解不是单纯的复制过程，而是具有主动性。当译者和原文作者具备同样的气质和修养，具备共通的领悟和体验，具备译入语的表达能力时，就会产生出色的翻译。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为翻译的作用与功能进行理想的定位；可以根据对某一翻译现象或翻译事件的分析，为翻译的实际影响进行定位；也可根据对某一具体文本的分析，对文本的价值与效果进行评价。在这里，作用、功能、影响、价值等词语，虽然意义有所区别，但就本质而言，指的都是翻译活动应该起到或所起到的作用，即翻译的价值。翻译在本质上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以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作者单位：江西省万年中学）□责任编辑：曾宪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