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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曾经说过：“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在未来的书林中，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显示给我们的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能告诉我的都多。”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服饰史，就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一批人——锦衣褴褛中张扬的个性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敢怒、敢言、敢爱、敢恨，除了文字和语言的力量，也许最能彰显其人格魅力的就是他们的衣裳。梁实秋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中国旧式士子出而问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可见这身外之物并不可等闲视之。
屈原大概是史上最喜好打扮的男人，“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他从江边走来，高冠博带，仙袂飘举，极为夸张的衣服上还披着香草鲜花，气宇非凡。他的服装构成的浪漫瑰丽，和他的为人与为文一样，充满了理想化的激情。
潘岳写《秋兴赋》，说到晋朝士大夫的生活情景：“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士大夫们穿着上等的罗绸绉纱，袖口是特大加宽号，这种衣服一度非常流行，文人们也未能免俗，特立独行者如魏晋名士也是这种大袖宽衫的追随者，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和当时名士服用“五石散”有关，这种药吃下后产生巨大的内热，必须穿宽大的衣衫方能散热。
到了近代，文人们对穿衣更是讲究了，比如邵洵美先生就非常讲究衣着。上世纪30年代的邵府钟鸣鼎食，有客来，邵先生常常轻裘缓带相迎。他穿衣的品位，折射出他典型的末代贵族气质。有人说邵先生趣味宽泛，一辈子都很会花钱，又乐善好施，可惜不擅生产。但是邵先生晚景再凄凉，也从未在服装上马虎过自己。同时代的张爱玲更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服饰爱好者。有一个段子广为流传，说是为了自己的书能印制得精细，她多次穿著自己设计的新衣跑印刷厂，使得印刷工人停下手中工作，目瞪口呆，叹为观止。张爱玲还向一女工传授穿衣秘要：“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五四”一代的作家，虽然在思想上相当“西化”，但说到西装大多都摇头。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就专门说到西装的坏处：“脖子、腰、脚全上了镣铐，行动感到拘束，哪有我们的服装合理，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林语堂在《论西装》一文中对西装更是深恶痛绝，他将穿西装者分为以下几类：一、“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二、“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穿西装；或是国外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字，盯女人者，亦必两装”；三、“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一类”；四、“月薪白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的小政客等”；五、“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大师父等”。
与中国相反，西方文人对于服饰却是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以此来证明对自身修为的重视。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时常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市集上，当人们嘲笑他的时候，他只会淡然地说：“人的价值不是通过衣服来体现的!”
所以，诚如莎士比亚所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
两个时代——思想解放时盛开的繁花
人受衣服的摆布并不是衣服的错，而不过是受制于政；台的、道德的等其他文化因素影响罢了，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科技的突飞猛进使欧洲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而在东方，更早以前的唐朝，政治的昌明与制度的开放， 带来了经济贸易空前的活跃与繁盛。有这样一种说法——“从女人的裙子的长短可以看社会的繁荣与萧条”，反过来，思想和时代的解放同样可以在服饰中找到痕迹。
服装的压迫往往以束缚的姿态出现，而束缚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在被迫的变体中开出奇异的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世纪之后的紧身胸衣正是一个极端的象征，那种用鲸须甚至钢筋塑造体型的方式不仅奇特，而且疯狂。紧身胸衣和撑裙的演变史，几乎可以看作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服装的发展史，正如所有的革命部离不开领袖一样，这场服饰革命也同样造就了一位英雄。
1845年，当年轻的沃斯怀揣一张五英镑的钞票只身前往巴黎的时候，谁也没料到他的到来将引发一场时装界的地震。那一年沃斯20岁，曾在巴黎著名的Maison Gagelin纺织品公司里工作了11年。这11年间对沃斯来说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1848年爆发的法国“二月革命”。那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多变的政局使政客们提心吊胆，但对于一个活跃的设计师而言，却正是他大讨女人们欢心的好时机。
沃斯成功地活跃在达官显贵之间，成为上流社会的妇女们不可或缺的时尚领袖——尽管那时“时尚”一词尚未发明。在此期间他筹划了服装行业里的第一个时装发布会，并将那些用以展示的服装穿在真人身上——这一举动开创了服装史中的一个新行业，时装模特由此而诞生。用真人展示服装的做法使服装得以在动态的审视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仅如此，这些走动的女郎还将沃斯的服装展示会变成了热卖场。
1855年， 沃斯以层叠的布料衬裙取代了传统的裙箍设计，将妇女们的身体从夸张的“母鸡笼”里解救了出来。对这一变革做出积极响应的女人中，有一个被称作那个时代的戴安娜或杰奎琳·肯尼迪，这就是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尼皇后，以她当时在装界的影响力， 可以说随便选择一种布料就可以改变纺织上业的命运。所以，当她喜爱上沃斯的布料衬裙，沃斯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快，他决定脱离原来的公司另起炉灶。当他与一个叫奥托·博贝夫的衣料商在巴黎的和平大街上开设了“沃斯与博贝夫”时装店，一个由服装设计师左右潮流的时代宣告来临。服装师们不仅销售成衣，还销售白行设计的服装图纸，这种带有独创意味的经营方式，将服装师们与以前的宫廷裁缝区分开来。从此沃斯的步伐迈得更大了，他不再满足于硬布衬裙带来的成功，而将挑战的目光投向女人的全身。沃斯用抬高女装的腰际线、放宽下摆、加长裙身的做法，使女装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沃斯不仅让女人们体会到了长裙曳地的优雅，也让她们体会到不戴披肩和帽子的轻松和简便。
中国的女人与西方女人相比，似乎在更早以前就享受过了服饰解放的快感，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代——唐朝。当时的统治者在国力强盛，有看充分自信的前提下，实行了一种开明、开放的政策，博采和吸收各方的文化。唐代的妇女更有着难以想象的自由。不仅一改过去笑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传统，在服饰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像废弃了遮蔽脸面的纱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宝年间，不少妇女还模仿男子的装束，着起幞头袍衫，最初在宫里中流行，后渐传至民间，成为普通妇女的日常装 束。这可以从唐代著名画家张萱所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看到。
唐朝服饰色彩之华丽，女子衣装之开放也是历代罕见的，妇女尤其对裙子情有独钟。初时，裙子窄而瘦长，穿者将裙子提得很靠上，甚至齐到胸乳，故唐诗中有“惯束罗裙半露胸”的句子。这是中国古代装束中最为大胆的一种，足见唐人思想开放的程度。
唐代出现追随时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时间最长，它是年轻女子极为青睐的一种服饰款式。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它颜色，往往使穿着它的女子俏丽动人。至今人们还喜欢用“跪拜在石榴裙下”来形容对女性的崇拜，而这一俗语传说与杨贵妃有关。唐明皇爱看杨贵妃酒后的醉态，常把贵妃灌醉以观赏她那妩媚之态。而石榴是可以醒酒的，故在观赏之后，唐明皇常剥石榴喂到杨贵妃口中。朝中大臣因此对杨贵妃怨言口生。杨贵妃听闻闲话，很是不满，便借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此事告诉了皇上，唐明皇于是降下旨意：以后无论将相大臣，凡见贵妃均须行跪拜礼，否则格杀不赦。于是，大臣们见到杨贵妃都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地。因为杨贵妃平日总喜欢穿绣有石榴的裙子，所以那些大臣私下都用“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话来开玩笑。
三种服装——岁月沉淀下永恒的经典
服装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在融合与碰撞时，服饰也会呈现出别样的风情。时尚在变，风格永存，经过岁月洗涤的衣裳，才能在潮起潮落中保持自己独特的韵味。西服、旗袍、牛仔裤，当时光机器驶入2l世纪，服饰已成为时尚的一种象征。这时服饰已不仅是御寒之物，而是溢出实用之外自成一派。
西服是一种“舶来文化”，这—点无可讳言。现代的西服形成于19世纪中叶，但从其构成特点和穿着习惯上看，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后半叶的路易十四时代。长衣及膝的外衣“究斯特科尔”和比其略短的“贝斯特”，以及紧身和体的半截裤“克尤罗特”一起登上历史舞台，构成现代三件套西服的组成形式和许多穿着习惯。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孙中山对男子服饰的改革做出很人贡献，他以西式服装为基础设计的中山装，首先在青年学牛中流行，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礼服。“春江水暖鸭先知”，站在民国服饰大潮前沿的那些时髦新派的男女，使当时的服饰时尚主流全面西化。
而女式服饰最经典的当属旗袍，它在中国传统服装旗服的基础上，吸收了欧美服装的特点，突出了女性的曲线美，成为中国对世界服装文化的一大贡献。据资料记载，最早穿袍旗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的羡慕，并纷纷仿效。同时，社会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于是，旗袍竟成了当时女子最时髦的服装。上世纪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其式样与清末的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旗袍的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了。
上世纪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变。穿着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也更能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旗袍已很盛行。先是流行高领，不久又兴起低领来，领子越低越“摩登”，甚至有穿无领旗袍的。袖子的变化也是时而长时而短。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穿旗袍的人越来越少，但旗袍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的民族服装，在国际上仍有一些影响。谈到旗袍的特点时，张爱玲说：“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肆，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唯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在西方文化中，特别是美国的通俗服饰文化里，牛仔裤是不得不提的经典。它原是19世纪的美国人为应付繁重的日常劳作而设计出的一种作业服。时过境迁，当年粗重的劳动装，如今跻身时装界，巧妙地迎合流行，不断地变换出新的款式，风靡全球，在时装领域占据了极大一块地盘。
牛仔裤的诞生，有一个人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功不可没，大名鼎鼎的Levi公司的创始人。人们甚至尊称他为美国牛仔裤之父、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特劳斯十八岁时，远赴美国纽约与亲人团聚。1848年，詹姆士·马歇尔在美国两部加利福亚发现了金矿，无数做着发财梦的人们开始如潮水般涌向荒凉萧条的西部，引发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淘金热”。20岁出头的小伙李维，并没有直接去从沙土里淘金，而是改从淘金者身上“淘金”。1853年，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李维出洋到三藩市开办干货批发生意，并且售卖成衣、床上用品和亚麻布料给加利福尼亚州和西部的小型商店，生意十分兴旺。但他所采购的大批搭帐篷、马车篷用的帆布却无人间津。为处理积压的帆布，李维试着把帆布裁成低腰、直腿、臀围紧小的裤子，兜售给淘金工。由于帆布比棉布更耐磨，这种裤子大受淘金上的欢迎。于是，李维开办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专门为淘金工、伐木工以及其他蓝领工人生产廉价、朴素、耐磨和功能性强的可充当工作服的裤子。“李维的裤子”不胫而走。为了实用及美观，他改用靛蓝色粗斜纹布，并以自己的名字“Levi’S”作为品牌。1873年，李维和雅克一起为牛仔裤上所用的“撞钉”申请了专利，并且开始在三藩市生产钉上铜铆钉的上作裤，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牛仔裤诞生了。
服装，是心灵的镜子，也是历史的镜子——镜子外，姹紫嫣红，镜子内，风情万种。那批人，那个时代，那些华服，皆因为染上了时光的颜色，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
一批人——锦衣褴褛中张扬的个性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敢怒、敢言、敢爱、敢恨，除了文字和语言的力量，也许最能彰显其人格魅力的就是他们的衣裳。梁实秋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中国旧式士子出而问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可见这身外之物并不可等闲视之。
屈原大概是史上最喜好打扮的男人，“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他从江边走来，高冠博带，仙袂飘举，极为夸张的衣服上还披着香草鲜花，气宇非凡。他的服装构成的浪漫瑰丽，和他的为人与为文一样，充满了理想化的激情。
潘岳写《秋兴赋》，说到晋朝士大夫的生活情景：“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士大夫们穿着上等的罗绸绉纱，袖口是特大加宽号，这种衣服一度非常流行，文人们也未能免俗，特立独行者如魏晋名士也是这种大袖宽衫的追随者，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和当时名士服用“五石散”有关，这种药吃下后产生巨大的内热，必须穿宽大的衣衫方能散热。
到了近代，文人们对穿衣更是讲究了，比如邵洵美先生就非常讲究衣着。上世纪30年代的邵府钟鸣鼎食，有客来，邵先生常常轻裘缓带相迎。他穿衣的品位，折射出他典型的末代贵族气质。有人说邵先生趣味宽泛，一辈子都很会花钱，又乐善好施，可惜不擅生产。但是邵先生晚景再凄凉，也从未在服装上马虎过自己。同时代的张爱玲更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服饰爱好者。有一个段子广为流传，说是为了自己的书能印制得精细，她多次穿著自己设计的新衣跑印刷厂，使得印刷工人停下手中工作，目瞪口呆，叹为观止。张爱玲还向一女工传授穿衣秘要：“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五四”一代的作家，虽然在思想上相当“西化”，但说到西装大多都摇头。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就专门说到西装的坏处：“脖子、腰、脚全上了镣铐，行动感到拘束，哪有我们的服装合理，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林语堂在《论西装》一文中对西装更是深恶痛绝，他将穿西装者分为以下几类：一、“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二、“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穿西装；或是国外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字，盯女人者，亦必两装”；三、“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一类”；四、“月薪白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的小政客等”；五、“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大师父等”。
与中国相反，西方文人对于服饰却是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以此来证明对自身修为的重视。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时常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市集上，当人们嘲笑他的时候，他只会淡然地说：“人的价值不是通过衣服来体现的!”
所以，诚如莎士比亚所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
两个时代——思想解放时盛开的繁花
人受衣服的摆布并不是衣服的错，而不过是受制于政；台的、道德的等其他文化因素影响罢了，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科技的突飞猛进使欧洲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而在东方，更早以前的唐朝，政治的昌明与制度的开放， 带来了经济贸易空前的活跃与繁盛。有这样一种说法——“从女人的裙子的长短可以看社会的繁荣与萧条”，反过来，思想和时代的解放同样可以在服饰中找到痕迹。
服装的压迫往往以束缚的姿态出现，而束缚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在被迫的变体中开出奇异的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世纪之后的紧身胸衣正是一个极端的象征，那种用鲸须甚至钢筋塑造体型的方式不仅奇特，而且疯狂。紧身胸衣和撑裙的演变史，几乎可以看作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服装的发展史，正如所有的革命部离不开领袖一样，这场服饰革命也同样造就了一位英雄。
1845年，当年轻的沃斯怀揣一张五英镑的钞票只身前往巴黎的时候，谁也没料到他的到来将引发一场时装界的地震。那一年沃斯20岁，曾在巴黎著名的Maison Gagelin纺织品公司里工作了11年。这11年间对沃斯来说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1848年爆发的法国“二月革命”。那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多变的政局使政客们提心吊胆，但对于一个活跃的设计师而言，却正是他大讨女人们欢心的好时机。
沃斯成功地活跃在达官显贵之间，成为上流社会的妇女们不可或缺的时尚领袖——尽管那时“时尚”一词尚未发明。在此期间他筹划了服装行业里的第一个时装发布会，并将那些用以展示的服装穿在真人身上——这一举动开创了服装史中的一个新行业，时装模特由此而诞生。用真人展示服装的做法使服装得以在动态的审视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仅如此，这些走动的女郎还将沃斯的服装展示会变成了热卖场。
1855年， 沃斯以层叠的布料衬裙取代了传统的裙箍设计，将妇女们的身体从夸张的“母鸡笼”里解救了出来。对这一变革做出积极响应的女人中，有一个被称作那个时代的戴安娜或杰奎琳·肯尼迪，这就是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尼皇后，以她当时在装界的影响力， 可以说随便选择一种布料就可以改变纺织上业的命运。所以，当她喜爱上沃斯的布料衬裙，沃斯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快，他决定脱离原来的公司另起炉灶。当他与一个叫奥托·博贝夫的衣料商在巴黎的和平大街上开设了“沃斯与博贝夫”时装店，一个由服装设计师左右潮流的时代宣告来临。服装师们不仅销售成衣，还销售白行设计的服装图纸，这种带有独创意味的经营方式，将服装师们与以前的宫廷裁缝区分开来。从此沃斯的步伐迈得更大了，他不再满足于硬布衬裙带来的成功，而将挑战的目光投向女人的全身。沃斯用抬高女装的腰际线、放宽下摆、加长裙身的做法，使女装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沃斯不仅让女人们体会到了长裙曳地的优雅，也让她们体会到不戴披肩和帽子的轻松和简便。
中国的女人与西方女人相比，似乎在更早以前就享受过了服饰解放的快感，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代——唐朝。当时的统治者在国力强盛，有看充分自信的前提下，实行了一种开明、开放的政策，博采和吸收各方的文化。唐代的妇女更有着难以想象的自由。不仅一改过去笑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传统，在服饰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像废弃了遮蔽脸面的纱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宝年间，不少妇女还模仿男子的装束，着起幞头袍衫，最初在宫里中流行，后渐传至民间，成为普通妇女的日常装 束。这可以从唐代著名画家张萱所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看到。
唐朝服饰色彩之华丽，女子衣装之开放也是历代罕见的，妇女尤其对裙子情有独钟。初时，裙子窄而瘦长，穿者将裙子提得很靠上，甚至齐到胸乳，故唐诗中有“惯束罗裙半露胸”的句子。这是中国古代装束中最为大胆的一种，足见唐人思想开放的程度。
唐代出现追随时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时间最长，它是年轻女子极为青睐的一种服饰款式。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它颜色，往往使穿着它的女子俏丽动人。至今人们还喜欢用“跪拜在石榴裙下”来形容对女性的崇拜，而这一俗语传说与杨贵妃有关。唐明皇爱看杨贵妃酒后的醉态，常把贵妃灌醉以观赏她那妩媚之态。而石榴是可以醒酒的，故在观赏之后，唐明皇常剥石榴喂到杨贵妃口中。朝中大臣因此对杨贵妃怨言口生。杨贵妃听闻闲话，很是不满，便借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此事告诉了皇上，唐明皇于是降下旨意：以后无论将相大臣，凡见贵妃均须行跪拜礼，否则格杀不赦。于是，大臣们见到杨贵妃都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地。因为杨贵妃平日总喜欢穿绣有石榴的裙子，所以那些大臣私下都用“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话来开玩笑。
三种服装——岁月沉淀下永恒的经典
服装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在融合与碰撞时，服饰也会呈现出别样的风情。时尚在变，风格永存，经过岁月洗涤的衣裳，才能在潮起潮落中保持自己独特的韵味。西服、旗袍、牛仔裤，当时光机器驶入2l世纪，服饰已成为时尚的一种象征。这时服饰已不仅是御寒之物，而是溢出实用之外自成一派。
西服是一种“舶来文化”，这—点无可讳言。现代的西服形成于19世纪中叶，但从其构成特点和穿着习惯上看，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后半叶的路易十四时代。长衣及膝的外衣“究斯特科尔”和比其略短的“贝斯特”，以及紧身和体的半截裤“克尤罗特”一起登上历史舞台，构成现代三件套西服的组成形式和许多穿着习惯。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孙中山对男子服饰的改革做出很人贡献，他以西式服装为基础设计的中山装，首先在青年学牛中流行，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礼服。“春江水暖鸭先知”，站在民国服饰大潮前沿的那些时髦新派的男女，使当时的服饰时尚主流全面西化。
而女式服饰最经典的当属旗袍，它在中国传统服装旗服的基础上，吸收了欧美服装的特点，突出了女性的曲线美，成为中国对世界服装文化的一大贡献。据资料记载，最早穿袍旗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的羡慕，并纷纷仿效。同时，社会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于是，旗袍竟成了当时女子最时髦的服装。上世纪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其式样与清末的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旗袍的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了。
上世纪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变。穿着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也更能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旗袍已很盛行。先是流行高领，不久又兴起低领来，领子越低越“摩登”，甚至有穿无领旗袍的。袖子的变化也是时而长时而短。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穿旗袍的人越来越少，但旗袍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的民族服装，在国际上仍有一些影响。谈到旗袍的特点时，张爱玲说：“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肆，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唯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在西方文化中，特别是美国的通俗服饰文化里，牛仔裤是不得不提的经典。它原是19世纪的美国人为应付繁重的日常劳作而设计出的一种作业服。时过境迁，当年粗重的劳动装，如今跻身时装界，巧妙地迎合流行，不断地变换出新的款式，风靡全球，在时装领域占据了极大一块地盘。
牛仔裤的诞生，有一个人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功不可没，大名鼎鼎的Levi公司的创始人。人们甚至尊称他为美国牛仔裤之父、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特劳斯十八岁时，远赴美国纽约与亲人团聚。1848年，詹姆士·马歇尔在美国两部加利福亚发现了金矿，无数做着发财梦的人们开始如潮水般涌向荒凉萧条的西部，引发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淘金热”。20岁出头的小伙李维，并没有直接去从沙土里淘金，而是改从淘金者身上“淘金”。1853年，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李维出洋到三藩市开办干货批发生意，并且售卖成衣、床上用品和亚麻布料给加利福尼亚州和西部的小型商店，生意十分兴旺。但他所采购的大批搭帐篷、马车篷用的帆布却无人间津。为处理积压的帆布，李维试着把帆布裁成低腰、直腿、臀围紧小的裤子，兜售给淘金工。由于帆布比棉布更耐磨，这种裤子大受淘金上的欢迎。于是，李维开办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专门为淘金工、伐木工以及其他蓝领工人生产廉价、朴素、耐磨和功能性强的可充当工作服的裤子。“李维的裤子”不胫而走。为了实用及美观，他改用靛蓝色粗斜纹布，并以自己的名字“Levi’S”作为品牌。1873年，李维和雅克一起为牛仔裤上所用的“撞钉”申请了专利，并且开始在三藩市生产钉上铜铆钉的上作裤，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牛仔裤诞生了。
服装，是心灵的镜子，也是历史的镜子——镜子外，姹紫嫣红，镜子内，风情万种。那批人，那个时代，那些华服，皆因为染上了时光的颜色，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