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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像一个记忆的魔盒，装满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回顾自己的大学，也曾书生意气，也曾忧国忧民……年华老去，大学却被永远打上青春的印记!
大学同城 菁菁年代
和国外的大学不问，中国的人学是喜欢扎堆的。辨识中国的大学很简单——地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如清华北大所在的北京，复旦交大所在的上海，以及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所在的广州。这三地也是中国大学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通通过另一种方式去认识大学，发掘大学历史的横断结构。同为尽管中国的大学历史并不悠久，却承担了国外大学少有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国际大专辩论会中的复旦。一代代人学生用年华点燃了社会进步的火炬，引导了社会潮流，青春洋溢的菁菁年代成为记忆深处最美好的回忆。
于是，我们便可以把大学所处的城市和菁菁年代作为理解大学精神，发现大学故事的两条脉络，就像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共同结构了一个完整的大学精神个体。
地域的“同而不和”?
或许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地域是个并不客观、清晰的概念，因为中国的大学多有在几个城市间搬迁的历史，演绎了多幕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悲喜剧，而大学之间复杂的血缘关系也总是让人感到莫衷一是。就如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最终仍返京各自办学一样，这些大学历经苦难，最终还是沉淀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城市。这背后不仅反映了时局的变动，更体现了城市给予大学的归属感受和文化认同力量，也体现了各大学不同的精神所在。
于是，一些女了事者开始利用地域和城市来炒作所谓的大学排名。他们生造出了大学的“京派”、“海派”和“岭南派”，为同城大学设置了“x城第一学府”之争的陷阱。同城大学大多以“同而不和”的印象出现在社会舆论的话语里。但纷争背后，同城大学尽管校训不同，风格各异，但因“同城”而带来的相似甚至相同的价值认同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流。相比于如此之“同”，纷争的虚华早已不那么重要。
菁菁年华的记忆
大学是青春的代名词。有人曾问：“我们为什么尊重大学？”难道仅仅因为那里聚集着一群年轻得让人羡慕的少男少女？最本质的原因是一代代大学生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刚青春的激情吹奏了社会进步的乐章。我们因五四而尊重北大，背后是我们对一代青年人舍身付时代、推动国家进步行为的尊重；我们认同中山大学，背后是我们对革命先行者兴办教育、重视青年、启迪民智做法的认同。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大道，在于大时代的大作为。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尤是如此。翻看每一所大学的校史，洋洋数十万言，但留下印象的可能只是几个年份、几件大事、几个人物。这是历史观的选择结果，也是大学获取社会认同的标度。
或许每个人的人学记忆都是—个菁菁年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进步也需要一代代青年人的青春激情去推动。大学正是青春的聚合地，也是菁菁年华的物质存在!
大学同城，菁菁年代——以青春的名义张扬记忆的力量！
北大：五四的“两堂”
五四时期，北大的学子们除了读书以外还自觉形成了自由讨论的风气。除了早晚在宿舍争论不休以外，还有两个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那就是“群言堂”和“饱无堂”。“群言堂”位于汉花园北大一院二楼：是国文教师的休息室，钱玄同等人喜欢在此聚合讨论，来这里的大多是南方人。“饱无堂”位于一楼，是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产，其中以北方人为主体。“群言堂”是李大钊取的名，意即“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带有批评南方人的意思的，这与李大钊是北方人不无关系。而顾亭林也不甘示弱，给一楼的主任室取名“饱无堂”，意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当时这两个房子里，充满了学术自由的风气。两处主要都以教授为主体，但也有不少学生时常光临。每天下午三点，这两堂常常是人满为患，场面激烈。他们无师生之别长幼之分，不讲究礼节和客套，来者均有发言权，提出问题，大家互相问难，辩论在这里是家常便饭了。也因此他们常常忘了吃饭，忘了时间。有的学子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又走到“饱无堂”。处士横议，各抒己见，直到尽兴为止。
彼时，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每逢图书馆有新书到时，“饱无堂”便会异常热闹，这些新书就成了大家的讨论的资料。很多有关文学革命的新思想、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
清华：两弹元勋多“清华”
清华园向来处处春意盎然、朝气勃勃，被誉为“半国英才”。1999年，在国家授予研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就有14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
1958年，核武器研究研制机构和核试验基地在大西北酒泉地区相继成立，很多满怀爱国热情的清华学子响应号召，聚集到这—国家目标的旗帜之下。沉睡千年的茫茫戈壁大漠，顿时充满生机。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就是其中的先驱者。清华毕业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王淦昌对现代物理学发展方向有敏锐的洞察九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曾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院的居里实验室从事放射线研究，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几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而同为清华校友的彭桓武比钱三强高一张级，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鼎鼎大名的玻恩教授的博士生，该校物理系是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
清华校友在大西北的风险也深深影响了清华园里的在读学子。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国家人才极度缺乏，不少在读学生得到国家核武器研究机构成立的消息后，纷纷自觉加重修读课程，希望能提前毕业，到大西北去。几年内，仅清华一所大学就有近千名学子赴西北参加国家的国防科研工作。其中不少人再没离开过那里，长眠于大漠。
复旦：没有学监的“学生自治”
复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在五四前后的特定历史时期里，由于经济不依赖政府拨款，私立大学的身份给予了复旦比国立大学更自由的空间。复旦甚至出现了不设学监，由学生自治会管理所有校务的现象。
当时的复旦校长李登辉先生毕业于世界著名的私立大学——耶鲁大学，对国外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学生自治”制度印象深刻。在李校长的主持下，五四运动后，复旦一度不设学监职位，由学生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管理学生。1919年，复旦成立国内第一个商科专业后不久，在著名教授薛仙舟的提议和李登辉校长的支持下，复旦成立了“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校内、校外均设营业部，业务全部由商科学生承担。为此，李登辉校长还派合作银行副行长卞燕侯(复旦在校学生)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其后，复旦还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在校学生管理全校膳食，甚至于当时全校的治安也是由学生成立的保安组织来维持的。
在李登辉校长的主持下，复旦的考试也都由“学生自治”。当 时的复旦考试从来不设监考，每位学生考试之前签署声明，以名义起誓绝不作弊。一旦有人出现违反校规的情况，则上诉至由学生组成的复旦学生特别法庭审理，进行处理和惩罚。而学生特别法庭的审判结果也具有强制性，学校行政当局必须遵照执行。
在浓厚的“学生自治”氛围里，复旦的自由风气得到发扬，学生自主精神得到极大提升。1925年《复旦大学年刊》记载：“遂有学生自治会之组织，辅助学校管理学生。至今大学不设学监，而学生类皆洁身自好，谨守校规，其成绩之优美，概可想见!”
上海交大：开启中国无线电时代
1933年12月的一天，上海的冬日如以往一样阴冷。在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交通大学工程馆草坪上，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忙碌着。尽管在开埠多年的上海，外国人并不鲜见，但这些外国人摆弄的奇形怪状的玩意儿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人群中，有著名学者蔡元培，也有上海各学术团体的代表……
一番忙碌后，一个高高的铜柱在草坪上被树起来，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这个铜柱也成为中国大学第一个无线电台。更难能可贵的是，把这个铜柱树在交通大学草坪上的外国人正是无线电的发明者——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
交通大学是当时中国最早进行无线电研究的大学，有着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马可尼的到访在交大学子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应，让交大学子兴奋不已。在围观马可尼搭建交大无线电台的人群中，有—位交大电机系电信门(专业)学子名叫张煦，即将毕业的他被无线电台的魅力所打动，心中激荡起无限的向往。1934年交大毕业后，张煦先到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不久即赴美留学，先后到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通信专业。为了激励自己，也铭记马可尼对交大的那次访问，张煦在自己的宿舍里贴上了马可尼的大幅照片。1940年，学成回国后，张煦又回到了交通大学任教，并成为我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
无线电改变了世界，让人们无线传播，越大洋传播成为可能。而对于中国来说，交通大学的工程馆草坪上的那个铜柱应该永远铭记，它影响了一代交大人的人生选择，也改变了数代中国人的生活。
暨大：颠沛流离的文艺激情
走在暨南大学校园绿树掩荫的建阳路上，每一位白发苍苍的暨南学子也许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这个路名，浓缩了暨大历史上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
清代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创办的暨南学堂是暨南大学的前身，抗日战争爆发前校址一直是在上海真如。自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校舍毁于日寇炮火，学校被迫迁移至福建建阳。在这段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岁月里，暨大师生饱受流离颠沛之苦，但也正在建阳，暨大师生排话剧，写诗歌，以青年人的文艺激情点燃抗日救亡的烽火。
暨大内迁建阳时，随暨大内迁的进步文艺社闭——暨南大学暨南剧社在当时已颇有名气。当时的暨大校舍位于童游镇的文庙，极为简陋，师生们的日常伙食也是以芥菜和黄豆为主。日本飞机时常过来骚扰，警报一响，师生只好在附近山上隐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南剧社坚持排话剧，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商学院学生陈默主演的《雷雨》，进步学生蔡启鸿执导的《家》、《醉尘梦死》、《饥饿》、《哑妻》、《晚祷》等话剧在县城义演，不仅鼓舞了群众抗日的斗志，售票或卖花所得的收入还被作为抗日救济幕金，资助那些从沦陷区逃难到建阳的灾民或慰问从前线下来的抗日将士。除了演出外，暨大师生还经常给战时在闽北刊行的《前线日报》、《东南日报》、《大潭报》踊跃投稿。撰写一些以沦陷区大学生穷困生活为背景，揭露法西斯残暴罪行的诗歌，散文、杂文，表达他们在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里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
这段时期的暨大校长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史学家何炳松教授。在建阳期间，他几乎与抗日战争相始终，总是站在民族立场上，支持校内华侨同学会、话剧社、歌咏团等开展救亡活动。暨大话剧社歌咏团公演进步戏剧时，也时常收到他无私的赞助。正是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暨大的文艺之风至今得到延续。
中大：最早的研究院
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革命和科学文化建设人才，亲手创办了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这是唯一一所由革命先行者创办并以其名字命名的高等学府。其第一任校长就是一直追随中山先生的邹鲁。
邹鲁曾先后两次担任校长，长达十年之久。第—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忙于在石牌兴建大学校园，从征地、筹款到校园规划，许多事情他都亲力亲为，积极奔走，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前两期的修建工程。1932年2月至1940年4月，邹鲁复任已改名的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除抓紧新校址石牌的建筑并将大学部搬迁到新校址办学外，还大力延揽人才和抓前沿学科的建设。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刊载，邹鲁刚上任即亲自电函挽留、聘请教授。经邹鲁亲自挽留、聘请的教授不计其数，如沈刚伯、周谷城、朱显桢，杨东、梁伯强、黄枯桐、罗赝中、张作人等。这些敦请的教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在国内外都颇具影响。不少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陆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各学部委员(院士)。
在邹鲁校长的主持下，1935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同时成立研究院，中山大学一跃成为全国三所研究型的大学之一，也是全国除北京之外，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大学研究院。次年6月，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校长邹鲁兼任首届研究院院长。研究院的成立，是国立中山大学居于全国名牌大学前沿的标志，从此，中山大学成为岭南乃至整个南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
大学同城 菁菁年代
和国外的大学不问，中国的人学是喜欢扎堆的。辨识中国的大学很简单——地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如清华北大所在的北京，复旦交大所在的上海，以及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所在的广州。这三地也是中国大学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通通过另一种方式去认识大学，发掘大学历史的横断结构。同为尽管中国的大学历史并不悠久，却承担了国外大学少有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国际大专辩论会中的复旦。一代代人学生用年华点燃了社会进步的火炬，引导了社会潮流，青春洋溢的菁菁年代成为记忆深处最美好的回忆。
于是，我们便可以把大学所处的城市和菁菁年代作为理解大学精神，发现大学故事的两条脉络，就像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共同结构了一个完整的大学精神个体。
地域的“同而不和”?
或许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地域是个并不客观、清晰的概念，因为中国的大学多有在几个城市间搬迁的历史，演绎了多幕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悲喜剧，而大学之间复杂的血缘关系也总是让人感到莫衷一是。就如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最终仍返京各自办学一样，这些大学历经苦难，最终还是沉淀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城市。这背后不仅反映了时局的变动，更体现了城市给予大学的归属感受和文化认同力量，也体现了各大学不同的精神所在。
于是，一些女了事者开始利用地域和城市来炒作所谓的大学排名。他们生造出了大学的“京派”、“海派”和“岭南派”，为同城大学设置了“x城第一学府”之争的陷阱。同城大学大多以“同而不和”的印象出现在社会舆论的话语里。但纷争背后，同城大学尽管校训不同，风格各异，但因“同城”而带来的相似甚至相同的价值认同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流。相比于如此之“同”，纷争的虚华早已不那么重要。
菁菁年华的记忆
大学是青春的代名词。有人曾问：“我们为什么尊重大学？”难道仅仅因为那里聚集着一群年轻得让人羡慕的少男少女？最本质的原因是一代代大学生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刚青春的激情吹奏了社会进步的乐章。我们因五四而尊重北大，背后是我们对一代青年人舍身付时代、推动国家进步行为的尊重；我们认同中山大学，背后是我们对革命先行者兴办教育、重视青年、启迪民智做法的认同。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大道，在于大时代的大作为。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尤是如此。翻看每一所大学的校史，洋洋数十万言，但留下印象的可能只是几个年份、几件大事、几个人物。这是历史观的选择结果，也是大学获取社会认同的标度。
或许每个人的人学记忆都是—个菁菁年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进步也需要一代代青年人的青春激情去推动。大学正是青春的聚合地，也是菁菁年华的物质存在!
大学同城，菁菁年代——以青春的名义张扬记忆的力量！
北大：五四的“两堂”
五四时期，北大的学子们除了读书以外还自觉形成了自由讨论的风气。除了早晚在宿舍争论不休以外，还有两个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那就是“群言堂”和“饱无堂”。“群言堂”位于汉花园北大一院二楼：是国文教师的休息室，钱玄同等人喜欢在此聚合讨论，来这里的大多是南方人。“饱无堂”位于一楼，是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产，其中以北方人为主体。“群言堂”是李大钊取的名，意即“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带有批评南方人的意思的，这与李大钊是北方人不无关系。而顾亭林也不甘示弱，给一楼的主任室取名“饱无堂”，意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当时这两个房子里，充满了学术自由的风气。两处主要都以教授为主体，但也有不少学生时常光临。每天下午三点，这两堂常常是人满为患，场面激烈。他们无师生之别长幼之分，不讲究礼节和客套，来者均有发言权，提出问题，大家互相问难，辩论在这里是家常便饭了。也因此他们常常忘了吃饭，忘了时间。有的学子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又走到“饱无堂”。处士横议，各抒己见，直到尽兴为止。
彼时，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每逢图书馆有新书到时，“饱无堂”便会异常热闹，这些新书就成了大家的讨论的资料。很多有关文学革命的新思想、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
清华：两弹元勋多“清华”
清华园向来处处春意盎然、朝气勃勃，被誉为“半国英才”。1999年，在国家授予研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就有14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
1958年，核武器研究研制机构和核试验基地在大西北酒泉地区相继成立，很多满怀爱国热情的清华学子响应号召，聚集到这—国家目标的旗帜之下。沉睡千年的茫茫戈壁大漠，顿时充满生机。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就是其中的先驱者。清华毕业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王淦昌对现代物理学发展方向有敏锐的洞察九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曾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院的居里实验室从事放射线研究，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几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而同为清华校友的彭桓武比钱三强高一张级，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鼎鼎大名的玻恩教授的博士生，该校物理系是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
清华校友在大西北的风险也深深影响了清华园里的在读学子。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国家人才极度缺乏，不少在读学生得到国家核武器研究机构成立的消息后，纷纷自觉加重修读课程，希望能提前毕业，到大西北去。几年内，仅清华一所大学就有近千名学子赴西北参加国家的国防科研工作。其中不少人再没离开过那里，长眠于大漠。
复旦：没有学监的“学生自治”
复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在五四前后的特定历史时期里，由于经济不依赖政府拨款，私立大学的身份给予了复旦比国立大学更自由的空间。复旦甚至出现了不设学监，由学生自治会管理所有校务的现象。
当时的复旦校长李登辉先生毕业于世界著名的私立大学——耶鲁大学，对国外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学生自治”制度印象深刻。在李校长的主持下，五四运动后，复旦一度不设学监职位，由学生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管理学生。1919年，复旦成立国内第一个商科专业后不久，在著名教授薛仙舟的提议和李登辉校长的支持下，复旦成立了“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校内、校外均设营业部，业务全部由商科学生承担。为此，李登辉校长还派合作银行副行长卞燕侯(复旦在校学生)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其后，复旦还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在校学生管理全校膳食，甚至于当时全校的治安也是由学生成立的保安组织来维持的。
在李登辉校长的主持下，复旦的考试也都由“学生自治”。当 时的复旦考试从来不设监考，每位学生考试之前签署声明，以名义起誓绝不作弊。一旦有人出现违反校规的情况，则上诉至由学生组成的复旦学生特别法庭审理，进行处理和惩罚。而学生特别法庭的审判结果也具有强制性，学校行政当局必须遵照执行。
在浓厚的“学生自治”氛围里，复旦的自由风气得到发扬，学生自主精神得到极大提升。1925年《复旦大学年刊》记载：“遂有学生自治会之组织，辅助学校管理学生。至今大学不设学监，而学生类皆洁身自好，谨守校规，其成绩之优美，概可想见!”
上海交大：开启中国无线电时代
1933年12月的一天，上海的冬日如以往一样阴冷。在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交通大学工程馆草坪上，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忙碌着。尽管在开埠多年的上海，外国人并不鲜见，但这些外国人摆弄的奇形怪状的玩意儿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人群中，有著名学者蔡元培，也有上海各学术团体的代表……
一番忙碌后，一个高高的铜柱在草坪上被树起来，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这个铜柱也成为中国大学第一个无线电台。更难能可贵的是，把这个铜柱树在交通大学草坪上的外国人正是无线电的发明者——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
交通大学是当时中国最早进行无线电研究的大学，有着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马可尼的到访在交大学子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应，让交大学子兴奋不已。在围观马可尼搭建交大无线电台的人群中，有—位交大电机系电信门(专业)学子名叫张煦，即将毕业的他被无线电台的魅力所打动，心中激荡起无限的向往。1934年交大毕业后，张煦先到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不久即赴美留学，先后到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通信专业。为了激励自己，也铭记马可尼对交大的那次访问，张煦在自己的宿舍里贴上了马可尼的大幅照片。1940年，学成回国后，张煦又回到了交通大学任教，并成为我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
无线电改变了世界，让人们无线传播，越大洋传播成为可能。而对于中国来说，交通大学的工程馆草坪上的那个铜柱应该永远铭记，它影响了一代交大人的人生选择，也改变了数代中国人的生活。
暨大：颠沛流离的文艺激情
走在暨南大学校园绿树掩荫的建阳路上，每一位白发苍苍的暨南学子也许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这个路名，浓缩了暨大历史上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
清代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创办的暨南学堂是暨南大学的前身，抗日战争爆发前校址一直是在上海真如。自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校舍毁于日寇炮火，学校被迫迁移至福建建阳。在这段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岁月里，暨大师生饱受流离颠沛之苦，但也正在建阳，暨大师生排话剧，写诗歌，以青年人的文艺激情点燃抗日救亡的烽火。
暨大内迁建阳时，随暨大内迁的进步文艺社闭——暨南大学暨南剧社在当时已颇有名气。当时的暨大校舍位于童游镇的文庙，极为简陋，师生们的日常伙食也是以芥菜和黄豆为主。日本飞机时常过来骚扰，警报一响，师生只好在附近山上隐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南剧社坚持排话剧，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商学院学生陈默主演的《雷雨》，进步学生蔡启鸿执导的《家》、《醉尘梦死》、《饥饿》、《哑妻》、《晚祷》等话剧在县城义演，不仅鼓舞了群众抗日的斗志，售票或卖花所得的收入还被作为抗日救济幕金，资助那些从沦陷区逃难到建阳的灾民或慰问从前线下来的抗日将士。除了演出外，暨大师生还经常给战时在闽北刊行的《前线日报》、《东南日报》、《大潭报》踊跃投稿。撰写一些以沦陷区大学生穷困生活为背景，揭露法西斯残暴罪行的诗歌，散文、杂文，表达他们在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里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
这段时期的暨大校长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史学家何炳松教授。在建阳期间，他几乎与抗日战争相始终，总是站在民族立场上，支持校内华侨同学会、话剧社、歌咏团等开展救亡活动。暨大话剧社歌咏团公演进步戏剧时，也时常收到他无私的赞助。正是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暨大的文艺之风至今得到延续。
中大：最早的研究院
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革命和科学文化建设人才，亲手创办了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这是唯一一所由革命先行者创办并以其名字命名的高等学府。其第一任校长就是一直追随中山先生的邹鲁。
邹鲁曾先后两次担任校长，长达十年之久。第—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忙于在石牌兴建大学校园，从征地、筹款到校园规划，许多事情他都亲力亲为，积极奔走，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前两期的修建工程。1932年2月至1940年4月，邹鲁复任已改名的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除抓紧新校址石牌的建筑并将大学部搬迁到新校址办学外，还大力延揽人才和抓前沿学科的建设。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刊载，邹鲁刚上任即亲自电函挽留、聘请教授。经邹鲁亲自挽留、聘请的教授不计其数，如沈刚伯、周谷城、朱显桢，杨东、梁伯强、黄枯桐、罗赝中、张作人等。这些敦请的教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在国内外都颇具影响。不少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陆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各学部委员(院士)。
在邹鲁校长的主持下，1935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同时成立研究院，中山大学一跃成为全国三所研究型的大学之一，也是全国除北京之外，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大学研究院。次年6月，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校长邹鲁兼任首届研究院院长。研究院的成立，是国立中山大学居于全国名牌大学前沿的标志，从此，中山大学成为岭南乃至整个南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