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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将毕生精力献给播音主持理论研究的学者，是一位将满腔的爱倾注于学生的师者，是一位在播音界、在广播电视界、在几代广院（中国传媒大学原名北京广播学院，简称广院）学子心中有着沉甸甸分量的长者。他就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首任院长张颂先生。而今，送了学生们一程又一程，终于感觉有些乏力的张颂先生，因食道癌晚期医治无效，在2012年11月10日，一个细雨飘飞的冬日，驾鹤西去。
20年磨一剑
张颂的外祖父是中医，早年在北京挂牌谋生，一心希望外孙能继承他的医道。然而，和望闻问切相比，这个少年显然对外祖父屋子里的“话匣子”（收音机）更有兴趣，他喜欢模仿广播电台里的声音，比如王喈奎的《七侠五义》、赵英坡的《聊斋志异》，这一稍纵即逝、幽妙难知的奇妙之物深深地将他攫住。他大概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的声音也会出现在那个“话匣子”里，并与之结缘一生。
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小夏青”，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的播音员，年轻的张颂向理想冲刺。然而没过多久，因“出身问题”，张颂惜别播音一线，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从事播音教学工作。
那是1963年，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不过是一座三层小楼，一块校牌。日后声名鹊起的播音专业则挂靠在新闻系之下，教师只有区区4人，所谓的教材不过是几本来自苏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方电台播音员的经验总结。播音到底深含什么样的学问，教什么？怎么教？甚而，播音到底是什么？前无古人，今无来路。
他和同事们去听戏曲艺术家良小楼、语言学家周殿福的课，从大学语文教材以及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相关课程中搜寻相关信息，他使出浑身解数，双腿不停地跑，眼睛不停地看，手不停地写，脑子不停地转，总算“抠”出了些许材料，为我国第一批播音专业的学生讲起了主题、态度、基调……
但“文革”的风暴很快袭来，张颂的教学工作也被迫停止。然而，即使在“开门办学”“向农民学习”的日子里，张颂也要见缝插针地和学生们谈体会、讲方法，还找来文章《锁不住的大老张》作为例稿，让大家在住宿地备稿，再到田间地头念给他听。这灰暗但始终充满希望的10年，对于张颂来说，并没有虚度，理论建构的思路在他的脑中潜滋暗长。
20年磨一剑。1983年，张颂的重要著作《朗读学》问世，建构了朗读的理论框架和整体轮廓。1994年，《中国播音学》出版，明确了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定位，标志着中国播音学的正式建立，对中国播音主持理论、实践及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播音语言通论》《朗读美学》《中国播音学发展论》等著作相继付梓，中国播音主持理论日趋丰满宏富。1977年，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由大专升为本科。1980年，播音专业也由过去挂靠在新闻系下正式成为单独的播音系，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张颂受“美国之音（VOA）”之邀，走出国门，作为期半年的高级顾问，指导美国播音员播音，获得高度赞誉。1999年，开始招收中国播音学博士生。如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学科点已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天下桃李，悉在公门”。李瑞英、罗京、敬一丹、张政、李咏、海霞、刘纯燕、王宁、康辉、鲁健、孙晓梅、贺红梅、春妮……都是他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甚至，他学生的学生如今也活跃在荧屏上。
“播音有学”
在悼念张颂先生的众多微博中，他最亲近的学生柴芦径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多少人，并不了解张老师。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成就，却不懂他的追求。孤独的行吟者，筚路蓝缕，壮志未酬。”1995年就跟随张颂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了他的博士生，毕业后一直在他身边任教，柴芦径对张老师内心的解读，比许多人都透彻。
1959年，踏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门的那一刻，张颂的复杂心情恐怕是今天的播音学子们所难以理解的。和今天的播音员主持人身上的熠熠光彩相比，当年，那不过是“没出息的报告员”。尤其对于毕业于名校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放弃光荣的人民教师职业而选择“报告员”，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看着大多数同学留在了北师大，张颂也彷徨了，他对老师齐越表达自己的想法，齐越的一句话让他醍醐灌顶：“播音员是在更大的讲堂上当老师。”从此，他迷恋上了声音。一花一世界。他暗下决心，要为看似“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播音构建一套理论体系，证明“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他相信播音员主持人不是“念稿员”“传声筒”，他们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播音有学”。不论让不让播音，不管能不能讲课，他不计寒暑，矢志不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颂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朗读学》。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学界大受震动，开始向播音专业行注目礼。
改革开放后，面对广播电视的迅猛发展，声音的表达又一次被冷落了，各种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理论不胫而走，甚至出现了对语言研究者的攻击。向来低调温和的张颂按捺不住了，“在指名道姓的境遇里，在‘消极’‘失误’‘诡辩’等连篇累牍的帽子扣下来的情况下，不能再沉默了，沉默大约相当于‘无理’。”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张颂集结了一本10章的《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对广播电视播音理论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予以澄清，以期“明了是非，发展事业，从中仍可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随着节目主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荧屏上，“口语至上”的危机出现了，社会普遍抬高“主持”，轻视“播音”，有些主管领导表现出“唯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张颂又一次奋笔疾书，竭力呐喊：书面语的“有声版”，做得好也并非易事！所谓字正腔圆，只有心正，才能字正，只有情绪饱满，才能腔圆，播音是一门和个体素养息息相关的文字语言的艺术再创作。“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无须定于一尊，也无须分出高下！”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需要十足勇气的。在全媒体时代，当“泛娱乐化”向广播电视侵袭而来时，张颂又发出了这样响亮的声音：“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肩负着提升广大受众的社会道德和引导先进文化方向的责任，而绝不是专门供人取乐，被人消遣的媚俗艺技。” 对于新时期播音主持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张颂即使到离世前夕，仍不能释怀，如果生命能延续几年，这名勇敢的行吟者还将继续前进，不论前方是沟壑还是荆棘。
“很多事还没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颂的家不过是北京德内大街麻花电台宿舍一间12平米的平房。学生鲁景超永远都记得1984年的盛夏，第一次走进这间小屋时所看到的情景：单薄的房门开起来吱呀作响，低矮昏暗的小屋里，一张小桌，一张大床，女儿赵岩在桌上写作业，张颂老师半趴半坐在硬板床上写东西，师母一个劲地扇着大蒲扇，可老师的后背还是让汗水浸湿了一片。
在这个小屋长大的赵岩并不喜欢夏日，酷热的天气让埋头写作的父亲即使光着膀子，仍挥汗如雨；她又害怕下雨，屋外一旦下起大雨，屋内就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但父亲总是泰然处之，乐呵呵地想出各种办法解决每一处漏缝。
正是在这个小屋里，张颂完成了他人生中的首部重要著作《朗读学》。
这个小屋，又成了他的第二课堂。这里像个审听室，一盘盘的录音带，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的，县广播站的，学生自己的，亲自送来的，邮寄来的，代捎来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地听，写下自己的意见后再送还，如同小学生交作业那样虔诚。这间小平房一住就是二十几年，54岁那年，张颂终于和家人搬进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一套60多平米的小三居，2005年，迁入中国传媒大学校内一处条件更为优越的居室。从此，在张颂的许多著述落款上，常常能看到这样一行字——“写于‘三书屋’”，对于这个屋子的珍爱跃然纸上。对于张颂来说，能有一隅天地心无旁骛地读书、教书、写书——正所谓“三书”，足矣！
2012年初，病情不断恶化的张颂仍出现在了讲台上。不论是播音系的专业课，还是外系请他开讲座，张颂只要有一丝力气便欣然前往。同年3月27日，2011级播音硕士班的蒋宝琛聆听了张颂先生的最后一课。“老师显得有些憔悴，端坐在讲台上，但眼睛依然如往日一样炯炯有神。”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预感，事先并不知晓老师病情的学生们那堂课上得格外认真，四周除了老师的声音，只听得到一片沙沙的写字声。
2012年8月的一天，一辆车正在驶往北京肿瘤医院的路上，这位病重的老人准备到此接受放疗。谈话间，乐观的老人突然慨叹：“很多事还没做，很多东西还没写呀！”
学生是他最大的骄傲
2012年11月9日，敬一丹和颜倩到医院看望张颂。敬一丹说：“老师，这几天大家都在忙着宣传报道十八大，您知道吗，战斗在一线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您的学生。”听了她的话，张颂吃力地抬了抬胳膊，伸出大拇指，之后又陷入昏睡状态。
学生，从来都是他最大的骄傲，他一生的牵挂。中国传媒大学校友杨曦，珍藏着一张1997年张颂老师为播音学院院刊《启明星》题写的刊名，“启明星”三个字认认真真地写了好几遍。张颂不仅希望学生们会播，还要在文学创作、新闻采访上具备能力，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于是才有了《启明星》的创刊。刊名也来自张颂的构思，寄托了老人对青年学生的殷殷希冀。
然而，在原则问题上，张颂却是丝毫不让步。李瑞英上学期间，有一年各科成绩都很好，唯独张颂任课的语言表达课只得了79分，以一分之差与三好生的评选失之交臂。李瑞英对张颂老师的“不近人情”感到委屈，张颂为她耐心指出专业上的一些不足，最后说了一句令李瑞英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当学生就是为了评上三好生吗？”从此，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委屈或困难时，李瑞英总会提醒自己：走出小我，活出大我。
一次课上，张颂突然要检查学生脱稿诵诗，大家一听，面面相觑。听完学生们的背诵，张颂颇为不满，依次进行点评。最后，他正色道：这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基本功，必须持之以恒地练习，以后还要经常检查。一个学生忍不住嘟囔：“张老师太狠了。”张颂不动声色地说道：“如此，更狠的当在后头。”此语一出，举座肃然。
“先生人很好，风趣爽朗，一头纯澈的白发，闪着智慧的银光，满口锦绣，我们都喜欢他，不管是不是蹭课的学生，大家常常一起和先生吃饭聊天，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很晚也不舍得走。”他的学生赵琳如是说。
20年磨一剑
张颂的外祖父是中医，早年在北京挂牌谋生，一心希望外孙能继承他的医道。然而，和望闻问切相比，这个少年显然对外祖父屋子里的“话匣子”（收音机）更有兴趣，他喜欢模仿广播电台里的声音，比如王喈奎的《七侠五义》、赵英坡的《聊斋志异》，这一稍纵即逝、幽妙难知的奇妙之物深深地将他攫住。他大概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的声音也会出现在那个“话匣子”里，并与之结缘一生。
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小夏青”，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的播音员，年轻的张颂向理想冲刺。然而没过多久，因“出身问题”，张颂惜别播音一线，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从事播音教学工作。
那是1963年，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不过是一座三层小楼，一块校牌。日后声名鹊起的播音专业则挂靠在新闻系之下，教师只有区区4人，所谓的教材不过是几本来自苏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方电台播音员的经验总结。播音到底深含什么样的学问，教什么？怎么教？甚而，播音到底是什么？前无古人，今无来路。
他和同事们去听戏曲艺术家良小楼、语言学家周殿福的课，从大学语文教材以及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相关课程中搜寻相关信息，他使出浑身解数，双腿不停地跑，眼睛不停地看，手不停地写，脑子不停地转，总算“抠”出了些许材料，为我国第一批播音专业的学生讲起了主题、态度、基调……
但“文革”的风暴很快袭来，张颂的教学工作也被迫停止。然而，即使在“开门办学”“向农民学习”的日子里，张颂也要见缝插针地和学生们谈体会、讲方法，还找来文章《锁不住的大老张》作为例稿，让大家在住宿地备稿，再到田间地头念给他听。这灰暗但始终充满希望的10年，对于张颂来说，并没有虚度，理论建构的思路在他的脑中潜滋暗长。
20年磨一剑。1983年，张颂的重要著作《朗读学》问世，建构了朗读的理论框架和整体轮廓。1994年，《中国播音学》出版，明确了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定位，标志着中国播音学的正式建立，对中国播音主持理论、实践及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播音语言通论》《朗读美学》《中国播音学发展论》等著作相继付梓，中国播音主持理论日趋丰满宏富。1977年，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由大专升为本科。1980年，播音专业也由过去挂靠在新闻系下正式成为单独的播音系，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张颂受“美国之音（VOA）”之邀，走出国门，作为期半年的高级顾问，指导美国播音员播音，获得高度赞誉。1999年，开始招收中国播音学博士生。如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学科点已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天下桃李，悉在公门”。李瑞英、罗京、敬一丹、张政、李咏、海霞、刘纯燕、王宁、康辉、鲁健、孙晓梅、贺红梅、春妮……都是他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甚至，他学生的学生如今也活跃在荧屏上。
“播音有学”
在悼念张颂先生的众多微博中，他最亲近的学生柴芦径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多少人，并不了解张老师。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成就，却不懂他的追求。孤独的行吟者，筚路蓝缕，壮志未酬。”1995年就跟随张颂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了他的博士生，毕业后一直在他身边任教，柴芦径对张老师内心的解读，比许多人都透彻。
1959年，踏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门的那一刻，张颂的复杂心情恐怕是今天的播音学子们所难以理解的。和今天的播音员主持人身上的熠熠光彩相比，当年，那不过是“没出息的报告员”。尤其对于毕业于名校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放弃光荣的人民教师职业而选择“报告员”，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看着大多数同学留在了北师大，张颂也彷徨了，他对老师齐越表达自己的想法，齐越的一句话让他醍醐灌顶：“播音员是在更大的讲堂上当老师。”从此，他迷恋上了声音。一花一世界。他暗下决心，要为看似“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播音构建一套理论体系，证明“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他相信播音员主持人不是“念稿员”“传声筒”，他们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播音有学”。不论让不让播音，不管能不能讲课，他不计寒暑，矢志不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颂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朗读学》。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学界大受震动，开始向播音专业行注目礼。
改革开放后，面对广播电视的迅猛发展，声音的表达又一次被冷落了，各种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理论不胫而走，甚至出现了对语言研究者的攻击。向来低调温和的张颂按捺不住了，“在指名道姓的境遇里，在‘消极’‘失误’‘诡辩’等连篇累牍的帽子扣下来的情况下，不能再沉默了，沉默大约相当于‘无理’。”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张颂集结了一本10章的《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对广播电视播音理论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予以澄清，以期“明了是非，发展事业，从中仍可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随着节目主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荧屏上，“口语至上”的危机出现了，社会普遍抬高“主持”，轻视“播音”，有些主管领导表现出“唯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张颂又一次奋笔疾书，竭力呐喊：书面语的“有声版”，做得好也并非易事！所谓字正腔圆，只有心正，才能字正，只有情绪饱满，才能腔圆，播音是一门和个体素养息息相关的文字语言的艺术再创作。“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无须定于一尊，也无须分出高下！”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需要十足勇气的。在全媒体时代，当“泛娱乐化”向广播电视侵袭而来时，张颂又发出了这样响亮的声音：“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肩负着提升广大受众的社会道德和引导先进文化方向的责任，而绝不是专门供人取乐，被人消遣的媚俗艺技。” 对于新时期播音主持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张颂即使到离世前夕，仍不能释怀，如果生命能延续几年，这名勇敢的行吟者还将继续前进，不论前方是沟壑还是荆棘。
“很多事还没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颂的家不过是北京德内大街麻花电台宿舍一间12平米的平房。学生鲁景超永远都记得1984年的盛夏，第一次走进这间小屋时所看到的情景：单薄的房门开起来吱呀作响，低矮昏暗的小屋里，一张小桌，一张大床，女儿赵岩在桌上写作业，张颂老师半趴半坐在硬板床上写东西，师母一个劲地扇着大蒲扇，可老师的后背还是让汗水浸湿了一片。
在这个小屋长大的赵岩并不喜欢夏日，酷热的天气让埋头写作的父亲即使光着膀子，仍挥汗如雨；她又害怕下雨，屋外一旦下起大雨，屋内就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但父亲总是泰然处之，乐呵呵地想出各种办法解决每一处漏缝。
正是在这个小屋里，张颂完成了他人生中的首部重要著作《朗读学》。
这个小屋，又成了他的第二课堂。这里像个审听室，一盘盘的录音带，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的，县广播站的，学生自己的，亲自送来的，邮寄来的，代捎来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地听，写下自己的意见后再送还，如同小学生交作业那样虔诚。这间小平房一住就是二十几年，54岁那年，张颂终于和家人搬进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一套60多平米的小三居，2005年，迁入中国传媒大学校内一处条件更为优越的居室。从此，在张颂的许多著述落款上，常常能看到这样一行字——“写于‘三书屋’”，对于这个屋子的珍爱跃然纸上。对于张颂来说，能有一隅天地心无旁骛地读书、教书、写书——正所谓“三书”，足矣！
2012年初，病情不断恶化的张颂仍出现在了讲台上。不论是播音系的专业课，还是外系请他开讲座，张颂只要有一丝力气便欣然前往。同年3月27日，2011级播音硕士班的蒋宝琛聆听了张颂先生的最后一课。“老师显得有些憔悴，端坐在讲台上，但眼睛依然如往日一样炯炯有神。”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预感，事先并不知晓老师病情的学生们那堂课上得格外认真，四周除了老师的声音，只听得到一片沙沙的写字声。
2012年8月的一天，一辆车正在驶往北京肿瘤医院的路上，这位病重的老人准备到此接受放疗。谈话间，乐观的老人突然慨叹：“很多事还没做，很多东西还没写呀！”
学生是他最大的骄傲
2012年11月9日，敬一丹和颜倩到医院看望张颂。敬一丹说：“老师，这几天大家都在忙着宣传报道十八大，您知道吗，战斗在一线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您的学生。”听了她的话，张颂吃力地抬了抬胳膊，伸出大拇指，之后又陷入昏睡状态。
学生，从来都是他最大的骄傲，他一生的牵挂。中国传媒大学校友杨曦，珍藏着一张1997年张颂老师为播音学院院刊《启明星》题写的刊名，“启明星”三个字认认真真地写了好几遍。张颂不仅希望学生们会播，还要在文学创作、新闻采访上具备能力，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于是才有了《启明星》的创刊。刊名也来自张颂的构思，寄托了老人对青年学生的殷殷希冀。
然而，在原则问题上，张颂却是丝毫不让步。李瑞英上学期间，有一年各科成绩都很好，唯独张颂任课的语言表达课只得了79分，以一分之差与三好生的评选失之交臂。李瑞英对张颂老师的“不近人情”感到委屈，张颂为她耐心指出专业上的一些不足，最后说了一句令李瑞英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当学生就是为了评上三好生吗？”从此，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委屈或困难时，李瑞英总会提醒自己：走出小我，活出大我。
一次课上，张颂突然要检查学生脱稿诵诗，大家一听，面面相觑。听完学生们的背诵，张颂颇为不满，依次进行点评。最后，他正色道：这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基本功，必须持之以恒地练习，以后还要经常检查。一个学生忍不住嘟囔：“张老师太狠了。”张颂不动声色地说道：“如此，更狠的当在后头。”此语一出，举座肃然。
“先生人很好，风趣爽朗，一头纯澈的白发，闪着智慧的银光，满口锦绣，我们都喜欢他，不管是不是蹭课的学生，大家常常一起和先生吃饭聊天，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很晚也不舍得走。”他的学生赵琳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