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的老北京，讲究“忠孝义”。兵慌马乱，外出做买卖的父亲一被劫到外头，合伙人杜大爷就会拿着钱粮登门救济。放下救济，出门走到影壁，杜大爷会京腔儿道上句：“嫂子留步，叫连生（郑希成的大哥）送一下。”
　　穷人家的院子，影壁就是二门，女人是不方便出的——这是不能坏的老礼儿。北京话专门有个词儿，叫“局气”。
　　“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郑希成也知道有个叫何勇的年轻人唱《钟鼓楼》。那时候北京城还是北京人的北京。何勇出生的20年前，郑希成一家从鼓楼搬到了北新桥的九道弯儿。
　　在老北京人的故事匣里，那也是个传奇的所在。据说北新桥有一口井，是北京城的“海眼”。当年刘伯温、姚广孝建好北京城，有条龙兴风作浪。姚广孝去制服了那龙，又在井上平地建了个无翅桥命那龙：桥旧方可出来。打这儿，这桥就叫北新桥，永远是新。据说此后北京城再无水患。不过在2012年，咒语被打破了——那年7月暴雨袭京。 　　实际上，朱棣下令营建北京时，刘伯温已死了31年，但老北京人仍相信是他设计了“八臂哪吒”北京城。几天前，何勇带女儿去吃隆福寺小吃。这个曾经繁华的商业中心依旧冷清。1993年，一场大火将隆福寺昔日的繁华付之一炬。此后20年，隆福寺依然没能找回他的魂儿。老北京人相信：那是拆隆福寺时，动了刘伯温风水。
　　老北京人也讲究院里种树，枣子、石榴、柿子都行，就是不能种桃（逃）……郑希成新院子里的香椿树是父亲种的。每逢春天，满园飘香，家里总要分一部分给每家邻居送去。
　　后来，院子里多了房客果子李和茶汤宋。那时候果子李夏天卖水果，冬天卖“果子干”——那“果子干”由杏干、柿饼等加糖熬制。如今的京城，几乎绝迹。
　　在郑希成的记忆里，北京味儿的消逝从拆除东西四牌楼开始。为了保留那些牌楼，梁思成曾当众失声痛哭。那次争论中，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批评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建起高楼大厦的同时，更多人涌入北京。1958年，郑希成院子里住进了外地来的房客。那正是大跃进的第一年，劳动力涌向北京。
　　与被视为自家人的果子李、茶汤宋不同，这一次来的说是“客”，却非租不可。北京的大小房产由政府按照院落大小统一划为标租房对外出租。郑希成家在自己的小院，只剩下了一间小房。
　　在南城的大栅栏，崔旭德家四进院的祖宅是被当作“经租房”征用。崔家曾是南城大户，祖上是前清翰林。那时候大户人家“伺候”（北京人管玩儿花鸟鱼虫叫伺候）花鸟，有专门的“把式”……
　　1950年代，崔家人被轰出祖宅，散落京城各地。因为早分家，崔旭德家的院子得以幸免。后来，这个院子出了个播音员叫“方明”——那正是他的哥哥崔明德。
　　如今的私房主，已很少有人见过自家的地契。“文革”那些年，郑希成家院子的买卖文书上交，郑希成记得那上面最早的记录是嘉庆年。一大摞文书换回一张小片纸。老房子的故事就此湮灭。
　　“文革”时，庙宇被拆，门墩被砸，郑希成觉得真正摧毁的是老北京的人心：“人完了，比房子没了还可惜。”
　　那几年正赶上备战备荒，中国有了第一条地铁。在六十多个地铁建设方案中，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你要修建地铁，又要少拆民房，可圈着城墙走嘛。”
　　于是北京地铁确定“一环两线”，大规模的城墙拆除就此开始。
　　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多年后，一位当年参与拆除城墙的中学生写下他的忏悔：
　　昏日。人海。尘雾。1969年冬春之交，复兴门城边。城墙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芦，黑压压的人群像是那趴满糖葫芦的蚂蚁。在黄昏的阳光下，北京市民四面八方扑向城墙，用锨镐杠肢解这条奄奄一息的长龙。从它上面剥下来的鳞片——那一米多长的方砖，被各种卡车、三轮车、板车、马车、排子车和手推车，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
　　跟着同学一起拆毁城墙的时候，崔旭德还在上中学。他曾从“和平门”的缺口登上城墙。那时候北京错落有致，城墙上一眼就可以望见白塔、钟鼓楼……最宏伟的还是前门——他说，如今的前门孤零零得像个玩具。

　　何勇正是出生在拆除城墙的那一年。许多年后，当父亲何玉生带他走进北京的地铁站，第一次坐地铁的何勇看着人们花上5毛钱就可以去往不同的地方。他想，“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1978年，戊午，火生土相生。郑希成的小女儿郑欣出生了——他给女儿取这名字，意味着：“四人帮”倒了，欣欣向荣。
　　随着制度的放开，一切欣欣向荣。民营、外资企业的进入让工作机会不再与户籍相关。很快，更多人涌入北京。1984年开始，北京外来人口出现飞速增长，到了郑欣10岁那年，北京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1万——是1978年的6.5倍。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80年代结束那年的国庆，北京城里没有阅兵。
　　那时候，像一切流行文化，那些年摇滚乐也冲入北京。摇滚与民乐的交融，造就了何勇。第一张专辑里，他将民乐《瑶族舞曲》改编成《幽灵》，并加上独白：“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个世界，我很想念他们，这是一个礼物，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与我共舞。”
　　何勇记得，那时候玩儿摇滚的，大多是北京孩子。他们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友谊宾馆、日坛公园搞起一个个被称作“Party”的小型演出，门票不便宜，但人满为患。何勇说那时候才叫“真的好玩”，北京城里各个圈子的主儿都会出现。
　　何勇也会怀念那时宁静的后海。他骑着单车，单车踏着落叶。他在后海游泳，潜到水里摸河蚌。那河蚌捉回去，放盆儿里吐会儿泥，可以拿来炒菜。
　　他也去吃回民的“爆肚张”，也去吃汉民的“姚记炒肝”。后来那炒肝儿店火了，连美国副总统也去吃。
　　何勇说：“那时候的烤肉季可香了。我最爱吃一道菜番茄肉片儿……”“那时候的美术馆那儿特有味儿。边上有一个服装街，还有一个报刊亭，我老在那儿买杂志……”“那时候喝北冰洋是一件大事儿……”
　　1992年，北京建成了二环，一切坚固的都开始烟消云散。
　　《钟鼓楼》的MV里，老房子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何勇唱着“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这个画面正来自旧城改造中的南城。几年后，那里变成了崇光百货。
　　1994年，何勇摇滚事业的巅峰，“魔岩三杰”震惊红磡。台上的何勇红领巾、海魂衫，唱起《垃圾场》时，台下的黄秋生激动得把衣服撕得稀烂。据说那时候有领导说：让摇滚乐自生自灭。
　　两年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这个“浑不吝”的北京男孩儿坠入低谷。因为一句“李素丽，你漂亮么？”，他一度失去了演出的机会。那时的售票员李素丽，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片。

　　在一次一次拆迁浪潮中，四九城的北京人搬去了天通苑、管庄常营……“老北京网”掌柜张巍提供的数据显示：1948年北京内城胡同有3068条；到了2000年，只有1200条；2005年，还有758条。消失的胡同里，后海畔有一条是何勇熟悉的“一溜儿胡同”，他记得那曾是北京城最短的胡同。
　　银锭桥边，何勇常去吃的那家爆肚老店也面临着关门的抉择。那时候，北京市提出对什刹海一带的老城区进行改造，许多老房子都在拆迁之列。
　　听说拆迁那年，李淑琴已经在后海边住了56年。1948年，她被花车从这桥上送到“爆肚张”家。那时候有说法叫“南有爆肚冯，北有爆肚张”——两家世交，都是经营了130年的买卖。从1883年开始，张家三代仅靠爆肚挑子和手艺，已经在后海买下二十多间瓦房。后来家境日衰，只剩下拆迁前的最后一间。
　　嫁给“小小爆肚”张耀兴前，李淑琴娘家经营牛羊肉买卖。早间年，北京的回民多“勤行儿”——开饭馆、卖小吃。老北京人也讲究，牛羊肉也只找回民去买，干净实在。
　　后海整治的规划中，“爆肚张”可以领到补偿1000万，但要搬到五环。老头儿“吃粮不管穿”，老太太李淑琴却坚决不干。“我也不要钱。这样子，我等于租你房子，不行吗？我就为了传承我这老手艺。”
　　这已经是“爆肚张”第二次面临关门。1956年公私合营，爆肚摊被合并到国营小吃，“爆肚张”自此歇业36年。直到改革开放后，老街坊找上门来，要求爆肚张重操旧业。“有的客人还敬我们烟，给我们作揖呢。走的时候‘谢谢您，老奶奶’。”
　　为了让老字号留在后海，年过七十的李淑琴整整跑了4年。这4年间，“爆肚张”当年独守的宁静后海，早已变了天地。酒吧涌入占满了半个后海。已是国营的老字号烤肉季又无奈走起了高端路线。
　　李淑琴跟市里的领导急了：“咱这老北京给糟蹋了。弄了一帮子酒吧，你是老北京，还是酒吧街？……扶持老字号，行动在哪？”4年的抗争，“爆肚张”最终留在了后海。老店摘匾的那天，少当家张子安还是哭了。
　　在李淑琴记忆中，很多小吃已经消失：马蹄烧饼、荷叶粥、豆芷糕……几天前，她在一次北京老字号协会的会议上听说，老北京小吃失传了三分之二。郑希成也曾听说，消失的马蹄烧饼又出现了。他拖着不利索的腿脚，特地跑去地安门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曾一智担心：当这座城市坚固的记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消散，那些活着的历史也在慢慢消逝。带她去看那些老房子的老人，已经带着“口述历史”离开人世，“有时候他们带走的，就是后人永远解不开的迷。”她说，“老北京的文化不光是外在的建筑，更体现在人文环境。你把这些原住民迁走，留下那些没有原住民的胡同，那不是死街一条么？”
　　这十多年里，郑希成画了一百多个四合院，但还是比不过拆的速度。他不得不拿着摄像机把院子先拍一遍。后来，他把这些画集结成书，其中60%已经被拆毁。如今郑希成书房里，座位后挂着的是他刚刚完成的“凌叔华故居”。那是不久前一家机构专程请他画的，对方要将这座四进院的最后一进院改为纪念馆。
　　郑希成根据女作家凌叔华《古韵》中的描述，将老房子的每一处细节还原。在纸上，他多画了一股东风、一股西风——狂风将院子里的树木吹得七零八乱——唯有院子处是一片中国式的祥云。后来，对方想买下手稿，他却拒绝：“你把院子全部修复，我送给你。”
　　对于自家的小院，他曾跟哥哥商量过，未来也想作为老哥俩的一个小博物馆。当然在哥哥的儿女面前，这似乎显得一厢情愿。坚持住在胡同里的郑希成也理解那些搬走的老邻居，“谁不想住得舒服点儿呢？”
　　“爆肚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孙子辈没人愿接家中的买卖；孙女打算出国，李淑琴劝了几次；外孙子更是都不到店里来。
　　不过，80后的崔勇并不担心北京旧生活的消失，只要京味儿能在他的旧书店里延续。
　　六代世居北京的他，一腔一调都像个少爷。2007年，家中大栅栏的老房拆迁，他开始对自己的家族和北京文化产生兴趣。他辞了工作，回到胡同，开了一间“正阳书局”，专门收集与北京相关的旧书。

　　正阳书局开在廊坊二条，这里如今满是外地人开的东北菜、京味儿馆儿——那是外地游客的聚集地。正阳书局很快又成了老北京们的据点，搬到城外的老北京也大老远跑来找他聊天儿。南城的孩子说起话市井气，更京腔儿京味儿听起来舒服。
　　这天下午，进门的是崔旭德。他在网上看到崔勇，特意找来，他确定这就是崔家的侄儿——当年散落京城的崔家人重新聚到一起。

“垃圾场”

　　2008年，何勇的女儿出世，名副其实的奥运宝宝。他自己给孩子起名何好——“女子为好”。 　　因为奥运会，北京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在人们看不到的胡同里，京腔也正在开始变得少见。这一年，九道弯西巷只剩下4户老居民，而全市流动人口达到了465.1万人。
　　两年前，一个叫张美娜的新疆女孩在《超级女声》舞台上唱了那首《钟鼓楼》，引来网络上骂声一片——骂的人里，有人捍卫摇滚乐；有人捍卫北京城。何勇最不在意，“小孩儿，喜欢就唱。”
　　如果深究谩骂者的心理，这关系到一代人被压缩的生存空间——日益紧张的教育资源、日益拥堵的公共交通、日益糟糕的空气质量……
　　一群年轻的北京人开始反击。网络上一场“北京保卫战”就此打响。2012年10月18日，“北京保卫战”在现实中“短兵相接”。那一天，一群二三十岁的北京青年，与一群坚持争取孩子在北京“异地高考”的家长发生冲突。年轻人以极具侮辱性的语言漫骂对方——“外地X”。
　　那一天，何勇当年的音乐再次成了预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因为有了女儿，何勇结束了持续到40岁的“青春期”。他也开始感慨钱不好挣。他想不明白，某个港台乐队为什么会火；征婚、选秀节目为何扎堆？他想不明白，崇文、宣武两区为什么会消失，“崇文、宣武，多好的名儿？”
　　很多事儿都让何勇想不明白。在北京只有《北京晚报》的年代，流行的是五色土副刊。如今何勇也常看《新京报》，却发现好多都是财经版。他说：“哪接触过这个？看不懂。”他还说：“我们这代人，尤其魔岩三杰，一到钱上就掉链子。”
　　北京人都有点小富即安，够吃够喝就得。何勇说自己并不缺少有钱的朋友，但开不了口，他“台上演得好，台下演得不好”。新专辑酝酿了快10年，仍没能出来。他不肯放下摇滚老炮的架子，也不肯放下北京人的“范儿”。
　　他开始在一个个音乐节上卖力唱《钟鼓楼》，唱《垃圾场》，唱《姑娘漂亮》——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有时候，他会穿起80年代的海魂衫、红领巾，像当年的红磡，在舞台上努力地跑。“声如洪钟，歌易唱，面似满月，肥难减。”何勇在微博上调侃自己。大家喜欢他跑，他就跑得卖力。后来他说他“越来越跑不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红领巾、北冰洋、搪瓷缸、海魂衫……一代人的记忆重新变成快消品。
　　几年前，消失了许多年的北冰洋汽水重新出现。当年1毛5，如今3块一瓶，成了比瓶装可乐贵的“奢侈品”。南锣鼓巷北口，也有人卖大碗茶，也是3块一碗。摊子的音响里，放着陈升的《北京一夜》，有时也会放何勇的《钟鼓楼》——喝的大多是游客。
　　商业侵袭，传统在抵抗，结果传统也变模样“商业”。如今的南锣鼓巷人声鼎沸，老房子一水儿成了咖啡馆、连锁店。郑希成一代的大碗茶、何勇一代的北冰洋，都不再是那个味儿。
　　许多年后，郑希成年纪大了，身体还硬朗，胃里却长了瘤子。几年前，他信了密宗，活佛灌顶，又在书房里挂了一幅画：大威德金刚——那是北京城的守护神。
　　许多年后，王菲又离婚了，媒体围追堵截，传言四起。“名人不是那么好当。”何勇说，“人家那才叫名人。”
　　许多年后，何勇仍在摇滚。报纸上，已经见不到当年那个李素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