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餘琐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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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鈔本"口馀瑣聞",首叶署"阳湖龚洤澤山著"。就其内容,知道著者于道光、咸丰、同治间曾在河南游幕。该鈔本多记三朝間时事和逸聞。其中有許多条不見于当时其他官私诸书者,如記太平天国攻克桐城前后,城内"为首"的"大紳士"光律原的情貌。由此可以看出他們这一阶級在为官时"刮削脂膏",及"破城"前"恋銀"的情况。这点,在当时是具典型性的: "贼踞安庆后,桐城近在一百二十里之外,城中大绅士以光律原方伯为首,……及贼破城入光公家,获銀四五万兩,群贼交相庆贺,以为他家从未有如此之多者。""光方伯,……所不滿人意者二事,一不肯见抚军熟商守城之計,二則亲朋近鄰素往还者,当賊氛偪近,無力移家,亦不佽助早使逃出,賊入而遇害者多矣。临难而坐视不救,……卒之恋銀而银非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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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稿卷二十列传第五,林凤祥传,据金陵癸甲记事略林凤祥传所载,以凤祥为广西浔州人,羅先生的根据是不对的。其实林凤祥是现在广东揭阳县人。揭阳林氏族谱,关于凤祥的世系有很清楚的记载。他的始祖南山宋末从福羅迁到揭阳县城西九十里地方建立钱坑寨,南山生月溪,月溪生心坦,心坦生逸济,逸济生惠叟,惠叟生中山,中山生白石,白石生敦素,敦素生养愚,养愚生丽宇,丽宇生文龙,文龙生鞱若,鞱若生(?)玉共十三世。(?)玉再由钱坑寨迁至揭阳城现在的林厝围,(?)玉生蘭雯,蘭雯生玉著,玉著生盈高,盈高生定榜,定榜生容
唐樊绰撰蠻书(武英殿聚珍版原本)中,有一个地名叫作河赕,它是南诏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地名在(?)书中出现了八次,在新唐书中出现过一次,皆没有明确指出在何处。但只须据(?)书所载的线索,就可以推證出河赕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对校正(?)书和研究云南民族史时,或有一点小小的助益。 (?)书卷四载:"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并妻归河赕(按河赕,原本作阿体,今从唐书改正——原注)。"新唐书南(?)传说:"诸(?)稍离弱,阁罗凤立,如守隅并妻归河赕"。守偶(或者守隅)是(?)(?)王的儿
束世澂先生著洪秀全一书,有关历史料材,有些地方记叙错误,现在提出三点意见,供束先生和读者们参考。第一是地理形势和地名等方面。原书说:"一九四四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决意到广西傜人境内传教。"(二六页)所说广西是广东之误,一八四四年洪、冯传教的傜區是广东連山县的八排和南江排等地(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及太平天日)。原书二七页说:"[新圩]距离金田村十八里",三九页说,"平南
陶潛是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位杰出的诗人。当时诗人绝大部分出身于高门世族,诗风崇尚华靡雕琢,诗中内容与形式大都趋向于贵族化,距离人民颇远。但是陶潛则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曾受过贫困,后来屡次为贫而仕,因为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又看不惯新兴军阀刘裕的擅权得势,所以终于弃官归家,过田园生活,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苏德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日战线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为了确保两条战线的胜利,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扩张行动日益猖獗,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日本的逼攻之下,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于是,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和支持。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苏联的动议。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向西方寻求保护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迫使蒋介石政府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最后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奠定了苏中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基础,苏联据此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
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的历史研究上,發表了郭毅生寫的論新興市民等級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我讀了這篇文章,覺得郭毅生是用過一些功夫的。過去已經有人對礦工、縴夫、船戶、艇手、碼頭挑脚等成份予以重視,現在郭毅生把他們概括起來,並且突出的说明了他們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這是值得注意的。郭文最後雖然说"我們也不要過高的估計市民等級的勢力",但是我仍然覺得郭毅生已經把市民等級,尤其是萌芽的無產階級份子的作用,過於誇大,不是實事求是,沒有切實的根據,令人无法信服。我想提供一些情况,提出一些看法,和郭毅生,或
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八期王思治等評中國歷史概要,我很同意他们的一些主要的意見。该书近代的中国部分,我發現还有史料使用上的錯誤,茲按原文的先后举几個例子: (甲)該书页五十三說:"中法黄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准許教士在中国传教。"但我遍翻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版)中的黄浦条约並沒有這"個主要内容"。如果说該条約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禮拜堂就是这个"主要内容"的話,那麼在黄浦絛約以前的中美望厦条約早已有此規定了。並且黄浦條約已明文禁止法國人進入中國内地,傳教更談不到。如果說四十年代簽訂的黄
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震撼了全世界,動搖了资本主義制度的基础,首次豎立起人類解放事業的旗幟。這次革命,也使得美日兩國資產階級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這就是,一方面,它們都把蘇維埃政權看作"眼中釘",必欲击之而後快,因而它們在反蘇的鬥爭中有可能取得一致的步調;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又都企圖乘此機會在遠東擴大利益,建立霸權,這就不能不使它們之間的固有矛盾更為尖銳化。
著者宋应星,号長夷,江西奉新县人,生于明末(约一六○○年),卒于清初順治康熙间,宋氏此书成于崇祯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年),梁任公謂其成于祟祯十二年,实误。原書除一部份散見于"古今图书集成""经济彙编""考工典"及"食货典"外,几于失傅。今本系一九二七年陶湘根据日人江田益英一七七一年版本重印者。一九二九年陶氏以之入"喜詠軒丛書",丁文江为之跋謂:"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詳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倫比。"渠任公因謂此书"洵足为学界增重"。石田干之助在其"中西文化交"一書,称宋
西周金文習見"蔑歷"二字。"蔑"或作"襪";"歷"字下半不从止,或从甘,或从口,或从田,亦有似从日而实非日字者,金文学者隶定为"曆"或"曆",实不甚确;我以为它与"歷"为同音假借字。此二字連用不見于晚周金文,更不見于古文献,因此后人不得其解。"说文"虽有此二字,但其解说与金文不合。过去治金文試圖加以解說者颇不乏其人,但其說法終不能令人滿意。最近李亞农先生又提出新说(見"考古学报"第九册),我以为仍大有商榷之余地。因草此文,以就正于海内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