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著名的反垄断倡导者莉娜·可汗（Lina Khan）被任命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现在正是考虑所谓“新布兰代斯主义者”将对美国反托拉斯法产生何种影响的时机。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命名的“新布兰代斯主义者”认为，反托拉斯法的执法过于软弱和无效。他们在打破垄断方面比传统的反托拉斯专家更为开放。
　　在“新布兰代斯主义者”得势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美国法院和监管机构没有大力执行反托拉斯法。长期执法不严，导致更加集中化的市场、消费价格上涨、企业利润暴增。部分解决方案是给予监管机构更多的资源，并提高监管机构用来批准大企业合并的标准。
　　在“新布兰代斯主义者”看来，技术官僚们致力于传统的反垄断分析，这种分析会权衡市场竞争的好处和规模的优势，并且认为应该允许企业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增长，即使它们最终主导了市场，只要合并产生的规模经济大于反竞争影响，就应该允许合并。
　　“新布兰代斯主义者”的灵感来自镀金时代的反垄断风潮。19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者和20世纪的改革派并不主要关心效率，也不仔细区分垄断对价格、工资、竞争和其他经濟变量的影响。他们的论点是，像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和钢铁大亨卡内基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公司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不符合民主，反垄断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目前的反垄断辩论中，大型科技公司是一个导火索。技术官僚认为，大型科技公司以低价甚至是完全免费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只有在有证据证明这些商业行为提高了价格的情况下，它们才应受到谴责。但“新布兰代斯主义者”看到了镀金时代垄断的重现，他们坚持认为，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没有认识到这种垄断的危害。
　　其中一个危害就是干预政治。垄断企业不再像19世纪那样向立法者行贿，但大型科技企业如脸书、推特，显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个问题是消费者自主权的丧失：大型科技公司了解我们的一切，从我们的购物习惯、搜索历史到我们的医疗记录和个人通讯。这导致它们将信息与其他公司共享，而且经常落入黑客之手。更糟的是，他们利用算法使用户上瘾并操纵用户。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反托拉斯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威胁还可以通过竞选财政法、分区法、健康和安全条例等得到更好的消除。
　　这种观点很有道理——最好是通过明确的立法改革，来解决科技市场存在的问题。但“新布兰代斯主义者”会反驳说，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阻碍这些改革。毕竟，这些科技巨头们已经阻碍了对隐私和数据的保护，而对于企业言论的监管，以目前最高法院的判例来保护，将无济于事。
　　记住，19世纪对垄断的主要担心是大企业掌握了太多的政治权力。如果你削减了其规模，也许寡头们不再会掌握太多的政治权力。反托拉斯法是美国法律中现有的唯一工具，可以将一个拥有太多权力的大公司，转化为一群没有权力的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