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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又一次被提交审议。泉州石狮海岸边的石湖码头，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渡口，曾经聚满船舶，火把彻夜长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被运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又拉回满满的外国香料、象牙、人参。明代实行海禁后，码头就沉寂了。而如今，这里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泉州启动申遗至今整整20年，其间几经波折，主題多次调整。如今，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过往，将被更多人知晓。
7月7日午后，郭增沛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泉州石狮石湖村里。他在石湖码头保护管理站上班，主要管理两个遗产点：管理站门外的石湖码头和村子另一边的六胜塔。两者都名列此次申遗的22个遗产点之列。
虽然通过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屏幕，他们能实时看到每个遗产点8个角度的监控画面，但每隔两个小时，他要和同事轮班骑车去六胜塔巡查一遍。管理站里有三名管理员，每天都有一人睡在站里，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1993年出生的郭增沛是本村人，2017年在大学念完工商管理专业后，遇到石狮市博物馆招人，就应聘了这个职位。管理站是石狮博物馆下属机构，平时工作就在村里。小时候，他在老码头游泳、摸鱼、捡贝壳，在一块平缓的礁石上玩耍。20年后他才知道，这块龟背一样的礁石，曾被用作渡口长达数百年。这个由唐代航海家林銮开辟并命名的古渡口“林銮渡”，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个停靠站。
泉州申遗期间，码头热闹起来，考察团不断，他讲解了四五百场。这块陪伴他长大的礁石，仿佛就要重新被世界看到。
泉州申遗的22个遗址点相当分散，从海滨到古城再到山区的窑址，最远的彼此相距近100公里。
遗产点最密集的地方是古城区。鲤城区是泉州古城所在地，一公里的涂门街自西向东贯穿古城中心地带，一千年前，儒家、道教、伊斯兰教的庙观就在这条街上做起了邻居。
涂门街西头坐落着泉州府文庙，是中国东南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文庙，象征着儒家文化。文庙东侧200米，有一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清净寺，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堂而建。再往东100米，道教关岳庙至今香火鼎盛，信众们可以扫描二维码捐赠香火钱。
佛教的寺庙在涂门街北边一公里，泉州开元寺以中国古代最高石塔——东西双塔闻名，也是弘一法师的圆寂处。有些奇怪的是，大雄宝殿广场的须弥座下，却压着73块人面狮身石刻，有浓厚的古希腊和古印度风格，是从废圯的印度教寺搬过来用的。文庙院里石栏顶端坐着的小象，也是印度教风格。
泉州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10至14世纪的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天主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在此传播，本土的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千百年来也兴盛不衰。如此众多的宋元宗教建筑保留至今，在全国极为罕见。而各种宗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相安无事，甚至彼此交融，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奇特。
安平桥。摄影/本刊记者王东明
现在，热热闹闹的涂门街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的闹市区并无二致，但如果时间倒回一千年前，这里满街走着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从人口来看，国际化程度远高于现在，堪比大唐长安或美国纽约。
宗教随着经济兴盛，各宗教汇集泉州的时代，正是泉州作为东方大港的鼎盛时期。泉州的全盛时期是宋元年间。北宋中期超过明州，南宋末年超越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有贸易往来。
“那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泉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冀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创造了一条自由的航海贸易之路，欧洲人来也自由，中国人去也自由。”
当时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就以“刺桐城”指代泉州。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纳1271年至1272来到泉州，他看见秋天满城刺桐一片火红，夜里忙碌的码头火把通明，日日夜夜一片光明，写下游记《光明之城》。
在那之前，泉州的发展源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人口大规模南迁，其中有八个中原大姓到福建定居。流散到泉州的人怀念故土，将流经泉州的河流起名晋江。南下精英带来了中原文化，包括闽南语，就发源自古代河南话。隋唐时期，泉州继续发展成更大的城市，天宝年间（742～756年）泉州港已号称“市井十洲人”。
从唐至元，泉州影响力遍及亚欧。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也说：“求知要不远万里，即使远在中国。”传说他派出两位圣徒来泉州传教，死后葬在灵山圣墓——也是此次22个申遗遗产点之一。
自明朝实行海禁以后，东方第一大港逐渐衰落，郭增沛老家的渡口被废弃。几百年后泉州再次闻名，是因为侨乡和众多运动品牌。
上世纪90年代，古泉州被世界重新发现。1990年至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坐阿曼国王捐赠的“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从西至东重走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在泉州待了6天。
这次考察具有标志性意义，泉州人将考察经过和考察团成员手写签名都刻在了九日山上，紧挨着千年前的那些祈风石刻，面积比最大的祈风石刻还要大数倍。古代冬夏两季，地方官主持盛大仪式，祈祷出海和回家的船只顺风顺水，并把祈风的祭文刻在山上。在这里，风比雨更重要。
这些外国人一路走一路感叹，领队迪安博士称，在泉州的考察将整个考察活动推向高潮。他将草庵遗址的摩尼光佛造像称为此次考察的最大收获。摩尼教已经在全球销声匿迹，泉州草庵竟罕见地保存着一尊摩尼教佛像，后来被用作世界摩尼教协会的会徽。 为了安排各项考察活动，泉州专门成立了一个副市长牵头的办公室，时任泉州市文物局局长陈炳琨是办公室副主任。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花了很长时间安排路线、布置会场。考察团是大年初一到的，那年春节经常下雨，但各处都组织了热情高涨的欢迎队伍。
随后整个90年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泉州热起来。199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州文化官員理查德·美格哈特提醒泉州官员，可以考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了。他建议将众多散落的文物遗迹像珍珠一样串起来，“打包”申遗。
中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成功申报首批6处世界遗产，包括长城、故宫、莫高窟、泰山等。1999年之前，中国申遗仅有十几年历史，福建尚无一处世界遗产，泉州更是毫无经验。“原来没这个意识，一点都不懂。”陈炳琨回忆，于是找了一些专家来，开始一个个筛选遗产点。
泉州申遗步伐加快，2001年4月正式启动。陈炳琨说，当时希望能在几年之内申遗成功，不过到他2006年退休那年，泉州史迹刚刚列入中国世遗预备名单，还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没完成任务，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叹了口气，语气十分遗憾。
那几年，他不仅是泉州申遗的执行者，还是一个宣传员。当时陆上丝绸之路项目申遗进展更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安、敦煌、杭州、喀什办过几次会议和考察活动，他赶到现场，挨个给专家发资料，请大家关注泉州。
最终在2018年，泉州以“古泉州（刺桐）史迹”为主题串联16个遗址点，首次提交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结果被“发还待议”。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补充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审议。参与审议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部分遗址点与海上贸易路线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
2020年，国家文物局确定古泉州将再次申遗，主题改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并新增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德化窑遗址6个遗产点。
“从技术层面对申报项目进行了重大调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负责人张磊说，“主题更加鲜明，价值阐述更加清晰完整。”
新增的遗产点多为考古遗址，不乏2018年之后的新发现。市舶司是朝廷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南外宗正司则专门用来管理迁居泉州的宋代皇族，这两处遗址增强了对宋元时期泉州港制度建设的阐述。
而安溪冶铁遗址和德化窑遗址，让泉州在贸易港口之外，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一面也丰满起来。当时从泉州港起航的货船，很多货物就是当地生产的。德化白瓷享誉欧洲，安溪铁锅出口海外，以及著名的“刺桐缎”和茶叶、金器、漆器等等。据雅各在《光明之城》中记载，有作坊雇佣工人多达千人。
1987年，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一艘南宋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这艘“福船”满载瓷器、金银器、漆器、铁锅等货物，像一只“时间胶囊”沉在海底。经过长达30余年的调查、打捞、考古，已清理出18万余件（套）文物，这些中有相当一部分产自泉州。
此前没有把这些遗址纳入申遗项目，也有一些难以言说的隐情。陈炳琨说，十几年前曾考虑过纳入德化窑址，但窑址距离市区近百公里，有人觉得一路上农村“破破烂烂”，“怕专家看了心理感受有影响，就砍掉了”。到现在，环境整治后情况已经好很多了。
六胜塔。摄影/本刊记者王东明
通过监测网络，所有22个遗址点的信息都实时汇聚到泉州遗产监测中心，每个遗址点还有专人管理。每处遗址面对的风险都不一样，有的怕火，有的怕风，有的怕水。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吴金鹏对台湾频发的地震极为敏感，地震局一发台湾地震的消息，他就第一时间转发给文保员陈敬文，提醒他去安平桥看看。台湾地震半天至一天后，地震引发的水波会传导至泉州，给晋江安平桥造成轻微的冲击。四级以上的地震，可能会让一些桥板的裂缝扩大1厘米。
虽然历代都有修缮，800多岁的安平桥毕竟已经年老，上世纪80年代大修之后，前几年361个桥墩中又有十几个发生沉降，2019年加固了其中四个。整体修缮计划已经报国家文物局同意，由国字头的中国遗产研究院负责总体规划。
多年推动申遗，泉州市文物保护都按世遗标准对标。安平桥装上了监测器，可以观测桥墩竖向沉降和横向开裂，也为研究地震的影响积累数据。孤立海边的六胜塔，虽然抵御过八级地震而不倒，但现在也安装了纽扣大小的监测器，能报告塔身细微的位移。
安平桥笔直地横跨在海湾上，361座桥墩托起2.5公里石板，是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石桥。“放在今天就是港珠澳大桥。”吴金鹏不无骄傲地说。安平桥曾经是泉州海陆联运系统的节点，到港货物经此运往内陆，打通了泉州湾向南到漳州、广州的运输通道。
泉州市北边还有一座洛阳桥，打通了泉州港向北到福州和内陆的通道;城内的顺济桥，则是货物与商人进出城的通道。安平桥、顺济桥是此次申遗新增的遗产点。“这三座桥将泉州南北通道全部打通了，一起列入申遗是非常好的。”吴金鹏说。
这三座桥作为宋元时期泉州100多座桥的代表，勾勒了水陆联运的大致脉络。再加上商船抵达泉州港前看到的航标塔——六胜塔、万寿塔，船舶停靠的港口——江口码头、石湖码头，七处遗址点还原了整个水路联运体系。在这次申遗中，这七处遗址被打包归纳为一组“运输网络”。所有22处遗址点被分门别类：制度保障，城市结构，多元社群，商品产地，运输网络。
相比于此前的申遗文本，如今对遗产点的梳理和阐释更为清晰，这些遗址能够更完整地讲出作为港口和商贸中心的泉州港是如何运行的。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泉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冀平总结：“要诠释好古泉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李冀平早先在宣传部门工作，1991年参与了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次著名的考察，后来一直做古泉州海洋商贸相关研究。前几年，他陆续访问了古泉州海洋商贸沿线的斯里兰卡、摩洛哥、阿联酋、印度等国，一路看下来，觉得古泉州的精神遗产，最重要的就是和平。
“这是历史带给今天的启示。”他说，“世界各国、各种文化是可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一千年前我们就已经做到了。申遗之后要讲好这个故事。”
泉州启动申遗至今整整20年，其间几经波折，主題多次调整。如今，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过往，将被更多人知晓。
“涨海声中万国商”
7月7日午后，郭增沛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泉州石狮石湖村里。他在石湖码头保护管理站上班，主要管理两个遗产点：管理站门外的石湖码头和村子另一边的六胜塔。两者都名列此次申遗的22个遗产点之列。
虽然通过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屏幕，他们能实时看到每个遗产点8个角度的监控画面，但每隔两个小时，他要和同事轮班骑车去六胜塔巡查一遍。管理站里有三名管理员，每天都有一人睡在站里，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1993年出生的郭增沛是本村人，2017年在大学念完工商管理专业后，遇到石狮市博物馆招人，就应聘了这个职位。管理站是石狮博物馆下属机构，平时工作就在村里。小时候，他在老码头游泳、摸鱼、捡贝壳，在一块平缓的礁石上玩耍。20年后他才知道，这块龟背一样的礁石，曾被用作渡口长达数百年。这个由唐代航海家林銮开辟并命名的古渡口“林銮渡”，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个停靠站。
泉州申遗期间，码头热闹起来，考察团不断，他讲解了四五百场。这块陪伴他长大的礁石，仿佛就要重新被世界看到。
泉州申遗的22个遗址点相当分散，从海滨到古城再到山区的窑址，最远的彼此相距近100公里。
遗产点最密集的地方是古城区。鲤城区是泉州古城所在地，一公里的涂门街自西向东贯穿古城中心地带，一千年前，儒家、道教、伊斯兰教的庙观就在这条街上做起了邻居。
涂门街西头坐落着泉州府文庙，是中国东南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文庙，象征着儒家文化。文庙东侧200米，有一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清净寺，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堂而建。再往东100米，道教关岳庙至今香火鼎盛，信众们可以扫描二维码捐赠香火钱。
佛教的寺庙在涂门街北边一公里，泉州开元寺以中国古代最高石塔——东西双塔闻名，也是弘一法师的圆寂处。有些奇怪的是，大雄宝殿广场的须弥座下，却压着73块人面狮身石刻，有浓厚的古希腊和古印度风格，是从废圯的印度教寺搬过来用的。文庙院里石栏顶端坐着的小象，也是印度教风格。
泉州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10至14世纪的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天主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在此传播，本土的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千百年来也兴盛不衰。如此众多的宋元宗教建筑保留至今，在全国极为罕见。而各种宗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相安无事，甚至彼此交融，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奇特。
现在，热热闹闹的涂门街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的闹市区并无二致，但如果时间倒回一千年前，这里满街走着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从人口来看，国际化程度远高于现在，堪比大唐长安或美国纽约。
宗教随着经济兴盛，各宗教汇集泉州的时代，正是泉州作为东方大港的鼎盛时期。泉州的全盛时期是宋元年间。北宋中期超过明州，南宋末年超越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有贸易往来。
“那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泉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冀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创造了一条自由的航海贸易之路，欧洲人来也自由，中国人去也自由。”
当时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就以“刺桐城”指代泉州。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纳1271年至1272来到泉州，他看见秋天满城刺桐一片火红，夜里忙碌的码头火把通明，日日夜夜一片光明，写下游记《光明之城》。
在那之前，泉州的发展源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人口大规模南迁，其中有八个中原大姓到福建定居。流散到泉州的人怀念故土，将流经泉州的河流起名晋江。南下精英带来了中原文化，包括闽南语，就发源自古代河南话。隋唐时期，泉州继续发展成更大的城市，天宝年间（742～756年）泉州港已号称“市井十洲人”。
从唐至元，泉州影响力遍及亚欧。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也说：“求知要不远万里，即使远在中国。”传说他派出两位圣徒来泉州传教，死后葬在灵山圣墓——也是此次22个申遗遗产点之一。
自明朝实行海禁以后，东方第一大港逐渐衰落，郭增沛老家的渡口被废弃。几百年后泉州再次闻名，是因为侨乡和众多运动品牌。
重新发现古泉州
上世纪90年代，古泉州被世界重新发现。1990年至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坐阿曼国王捐赠的“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从西至东重走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在泉州待了6天。
这次考察具有标志性意义，泉州人将考察经过和考察团成员手写签名都刻在了九日山上，紧挨着千年前的那些祈风石刻，面积比最大的祈风石刻还要大数倍。古代冬夏两季，地方官主持盛大仪式，祈祷出海和回家的船只顺风顺水，并把祈风的祭文刻在山上。在这里，风比雨更重要。
这些外国人一路走一路感叹，领队迪安博士称，在泉州的考察将整个考察活动推向高潮。他将草庵遗址的摩尼光佛造像称为此次考察的最大收获。摩尼教已经在全球销声匿迹，泉州草庵竟罕见地保存着一尊摩尼教佛像，后来被用作世界摩尼教协会的会徽。 为了安排各项考察活动，泉州专门成立了一个副市长牵头的办公室，时任泉州市文物局局长陈炳琨是办公室副主任。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花了很长时间安排路线、布置会场。考察团是大年初一到的，那年春节经常下雨，但各处都组织了热情高涨的欢迎队伍。
随后整个90年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泉州热起来。199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州文化官員理查德·美格哈特提醒泉州官员，可以考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了。他建议将众多散落的文物遗迹像珍珠一样串起来，“打包”申遗。
中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成功申报首批6处世界遗产，包括长城、故宫、莫高窟、泰山等。1999年之前，中国申遗仅有十几年历史，福建尚无一处世界遗产，泉州更是毫无经验。“原来没这个意识，一点都不懂。”陈炳琨回忆，于是找了一些专家来，开始一个个筛选遗产点。
泉州申遗步伐加快，2001年4月正式启动。陈炳琨说，当时希望能在几年之内申遗成功，不过到他2006年退休那年，泉州史迹刚刚列入中国世遗预备名单，还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没完成任务，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叹了口气，语气十分遗憾。
那几年，他不仅是泉州申遗的执行者，还是一个宣传员。当时陆上丝绸之路项目申遗进展更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安、敦煌、杭州、喀什办过几次会议和考察活动，他赶到现场，挨个给专家发资料，请大家关注泉州。
最终在2018年，泉州以“古泉州（刺桐）史迹”为主题串联16个遗址点，首次提交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结果被“发还待议”。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补充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审议。参与审议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部分遗址点与海上贸易路线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
2020年，国家文物局确定古泉州将再次申遗，主题改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并新增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德化窑遗址6个遗产点。
“从技术层面对申报项目进行了重大调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负责人张磊说，“主题更加鲜明，价值阐述更加清晰完整。”
新增的遗产点多为考古遗址，不乏2018年之后的新发现。市舶司是朝廷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南外宗正司则专门用来管理迁居泉州的宋代皇族，这两处遗址增强了对宋元时期泉州港制度建设的阐述。
而安溪冶铁遗址和德化窑遗址，让泉州在贸易港口之外，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一面也丰满起来。当时从泉州港起航的货船，很多货物就是当地生产的。德化白瓷享誉欧洲，安溪铁锅出口海外，以及著名的“刺桐缎”和茶叶、金器、漆器等等。据雅各在《光明之城》中记载，有作坊雇佣工人多达千人。
1987年，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一艘南宋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这艘“福船”满载瓷器、金银器、漆器、铁锅等货物，像一只“时间胶囊”沉在海底。经过长达30余年的调查、打捞、考古，已清理出18万余件（套）文物，这些中有相当一部分产自泉州。
此前没有把这些遗址纳入申遗项目，也有一些难以言说的隐情。陈炳琨说，十几年前曾考虑过纳入德化窑址，但窑址距离市区近百公里，有人觉得一路上农村“破破烂烂”，“怕专家看了心理感受有影响，就砍掉了”。到现在，环境整治后情况已经好很多了。
文物保护对标世遗标准
通过监测网络，所有22个遗址点的信息都实时汇聚到泉州遗产监测中心，每个遗址点还有专人管理。每处遗址面对的风险都不一样，有的怕火，有的怕风，有的怕水。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吴金鹏对台湾频发的地震极为敏感，地震局一发台湾地震的消息，他就第一时间转发给文保员陈敬文，提醒他去安平桥看看。台湾地震半天至一天后，地震引发的水波会传导至泉州，给晋江安平桥造成轻微的冲击。四级以上的地震，可能会让一些桥板的裂缝扩大1厘米。
虽然历代都有修缮，800多岁的安平桥毕竟已经年老，上世纪80年代大修之后，前几年361个桥墩中又有十几个发生沉降，2019年加固了其中四个。整体修缮计划已经报国家文物局同意，由国字头的中国遗产研究院负责总体规划。
多年推动申遗，泉州市文物保护都按世遗标准对标。安平桥装上了监测器，可以观测桥墩竖向沉降和横向开裂，也为研究地震的影响积累数据。孤立海边的六胜塔，虽然抵御过八级地震而不倒，但现在也安装了纽扣大小的监测器，能报告塔身细微的位移。
安平桥笔直地横跨在海湾上，361座桥墩托起2.5公里石板，是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石桥。“放在今天就是港珠澳大桥。”吴金鹏不无骄傲地说。安平桥曾经是泉州海陆联运系统的节点，到港货物经此运往内陆，打通了泉州湾向南到漳州、广州的运输通道。
泉州市北边还有一座洛阳桥，打通了泉州港向北到福州和内陆的通道;城内的顺济桥，则是货物与商人进出城的通道。安平桥、顺济桥是此次申遗新增的遗产点。“这三座桥将泉州南北通道全部打通了，一起列入申遗是非常好的。”吴金鹏说。
这三座桥作为宋元时期泉州100多座桥的代表，勾勒了水陆联运的大致脉络。再加上商船抵达泉州港前看到的航标塔——六胜塔、万寿塔，船舶停靠的港口——江口码头、石湖码头，七处遗址点还原了整个水路联运体系。在这次申遗中，这七处遗址被打包归纳为一组“运输网络”。所有22处遗址点被分门别类：制度保障，城市结构，多元社群，商品产地，运输网络。
相比于此前的申遗文本，如今对遗产点的梳理和阐释更为清晰，这些遗址能够更完整地讲出作为港口和商贸中心的泉州港是如何运行的。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泉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冀平总结：“要诠释好古泉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李冀平早先在宣传部门工作，1991年参与了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次著名的考察，后来一直做古泉州海洋商贸相关研究。前几年，他陆续访问了古泉州海洋商贸沿线的斯里兰卡、摩洛哥、阿联酋、印度等国，一路看下来，觉得古泉州的精神遗产，最重要的就是和平。
“这是历史带给今天的启示。”他说，“世界各国、各种文化是可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一千年前我们就已经做到了。申遗之后要讲好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