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见刘再复先生是2013年的夏天。我来香港科技大学读书，恰逢他教授一门“文学常识”课，从第三周开始，我成了其中一个旁听生。我之前不知道，文学课可以这样讲，原来我读过的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离质朴的文学竟那么远。两年半后，因缘际会，我又回到母校继续学业，恰好赶上先生第二次在科大开讲，课名“文学慧悟”，我成了这门课的助教。这一年，先生七十五岁了，上课依然不用讲稿，也不问学生的背景、基础，只要来到课堂的人，他好像都觉得像他一样珍爱文学、写作如“金蔷薇”。
　　因为这样珍贵的缘分，先生跟我说了近三年的“私房话”。时常是早晨——先生黎明即起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他便已经穿戴整齐，坐在沙发固定的位置，或站在门口迎接我。最开始的谈话内容多是布置次周课堂的阅读文本，修改我整理的课堂讲稿。之后，就渐渐变成先生对我的“私塾”授课，从康德说到哈贝马斯又说到李泽厚，从曹雪芹引到加缪和存在主义，那是我后来习以为常的“文学世界主義”真实的来源。再后来，先生常常跟我讲起闲话，生活的，艺术的。很多时候，我并不能完全理解透先生讲话的内容，但我爱听并深深受惠于他的言说。先生的长女、我的恩师剑梅教授对我笑语：“你这些日子跟他见面、谈话的次数，可能比我还要多。”这一句，并非表明我够资格跟先生聊文学、谈理论，重点是聊他这些年的寂寞。在美利坚极端孤独的环境中，他甚至自陈需要“论敌”，但是现在连“论敌”也没有了。
　　从去国离乡至今，先生的漂泊之旅正在经历第三十个年头。《说文解字注》解释“革”部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张爱玲则对着三十年前自己的照片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时代的确在变化，现代性方兴未艾，后现代主义已经后来者居上，但先生未趋于时，所谓“现代性”、“当代性”，都像绢花，华而不实。在中国，他与那些时髦或高大上的话语格格不入;到了美国，他又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始终保持距离。他对我说，“放逐诸神”正是要告别“主义”，他关心的始终是人文主义中的那个“人”：“不是概念，不是数字，不是逻辑，而是活的生命。”“文学是人学啊。”当先生面带微笑却斩钉截铁地讲起这句话，他是“五四”精神的隔代传人，只是因为走得更远，而显得尤为孤绝。
　　这两年，先生鼓励我写作，我每每提笔，总是言不尽意，但先生一直鼓励甚至夸奖我。他在寄给我的短讯里写道：“你在论文中已提到我对‘乡愁’的反思，这确实是个要点。所谓‘离骚’与反‘离骚’，也可以说是‘乡愁’与反‘乡愁’。‘乡愁’本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但如果太浓烈、太沉重，就会变成一种‘病痛’，甚至是一种精神锁链。晩年我自觉摆脱此种病痛，尽可能用世界公民的眼光看人间、看人类、看历史，努力超越中国眼光、中国心态、中国语境的局限，这正是反‘乡愁’。还有，出国后，我提出‘思我思’的命题，乃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先生的纲领至此已自己讲明，简短，清晰。
　　好在这些年，我也确乎在无数次的聆听中，一点点明白了先生对文学的严肃，他要求文学的真诚、纯净以及最重要的艺术主体的自由：“沈从文后来转向到服饰研究，是聪明的，那时候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没有自由，不能书写。”“纪德很真诚，他跟罗曼·罗兰都去了俄国，他记述得更诚实。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真挚伟大的著作，感动过我的”……甚至有一次傍晚，我陪先生散步，他徐徐对我讲起他自己的“十三经”，其余皆忘了，只记得他说：“我的‘十三经’没有《论语》，而有《孟子》、《庄子》。为什么呢？孟子讲王道、霸道，对我有启发。庄子的《齐物论》和《逍遥游》，就是中国早期的平等、自由思想。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说清楚了啊！”我至今还记得先生颇有些骄傲的神色，他停在楼下，侧过身面对着我，借着路旁不知何时亮起的灯，我见到他眼里满满的光华。事实上，真正打动我的不是先生的“十三经”有什么，而是中国的文学、文化一路伴随着他，在其三十年孤独、寂寞的漂泊之旅里，护着他心灵的完整与周全。在先生这里，文学不是着眼于启蒙他者;文学，是为了自救。
　　我目睹着先生渐渐走向举重若轻：文学上，这些年他最盛产的还属短小精悍的片段，这是他钟爱的明心见性的方式。古人讲究临危不乱，先生是临热闹不乱，临寂寞也不乱——他是一辈子甘心被文学占有的人，对得起文学的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