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1818—1858），字如九、克惠、迪庵，湖南湘乡（今湖南涟源市杨市镇）人，晚清湘军著名将领。贡生出身。咸丰二年（1852）协助其师罗泽南办团练，次年随罗泽南出省作战，增援被太平军围困的南昌。咸丰四年（1854），在湘军攻克湖南岳州（今岳阳），湖北武昌、田家镇（今武穴西北）等重要作战中当前锋、打硬仗，以功升知府。次年一月，随罗泽南南下，连占弋阳府、广信府、德兴、义宁府等府县。十二月，随罗泽南赴援湖北。咸丰六年（1856）罗泽南战死后接统其军，成为湘军一员重要统兵将领。曾国藩为李续宾作的《李忠武公神道碑》中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

师从罗山

　　李续宾出生于耕读世家，兄弟五人，行四，幼弟续宣亦为湘军名将。李续宾五岁起即从父亲李振庭读《孝经》，七岁习《毛诗》、《尚书》等，打下深厚的蒙学基础。十二岁拜族祖李白适为师，此后四年间攻读科举学业，并与好友王勋、彭昌侃等一同习骑射、拳棒之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为李续宾一生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三十岁的他与王勋等投入名儒罗泽南门下。此时罗泽南虽未显达，但已名满湘中，其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义理经世与辩学卫道两大特征。
　　罗泽南求学之地未出湖湘，湖湘文化“重义理、尚经济”的传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追求“以学问道德为事功”之人生信条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因而他强烈反对空谈性理，认为经世治民的学问才是真学问。罗泽南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征便是黜姚江而崇紫阳，通过辩学来捍卫程朱之道。
　　罗氏认为程朱理学是孔孟儒学之嫡传，是天下唯一正学，除此之学非俗即异，而这些俗学与异学对世道人心造成了极端恶劣之影响。他说：“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虚无，俗学之训诂、辞章，陸、王之阳儒阴释又从而摇之，乱之，阻抑之，陷溺之”，因而“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求之闽、越而趋陇、蜀也，安望其能至也哉！”他把辩学卫道看作关系世运兴衰、国家存亡的关键。在罗泽南看来，所有俗学、异学之中，陆王心学实为阳儒阴释，其危害最大，因而对其批判、拒斥尤力。
　　自明中叶以来阳明心学兴起，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受到强力挑战。虽然清代自康熙以来一直强调和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使之高踞庙堂，但在社会和民间的影响力显不如王学。罗泽南由是著《姚江学辨》，从学理上进行系统的辨析与批判。当然罗氏这一辩学卫道思想有极端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但他试图通过复兴与捍卫程朱理学来扭转晚清社会自上至下普遍的道德失范，进而挽救世道人心，亦可谓用心良苦。
　　湘军创建初期，罗泽南无疑是其骨干人物。罗泽南弟子中，因追随他而投身湘军名留史册的有十六人之多。李续宾一生事功之起点正在于师从与追随罗泽南。
　　罗泽南对李续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学术理念到治军思想，再到战略战术的继承与发展，李续宾身上无不深刻打上了罗泽南的烙印。从经世致用的思想来看，李不但心领神会，还将之发扬光大。比如李从学习骑马之术进而“考求畜马之法，遂善相马”，后来胡林翼、曾国藩得马还经常请李续宾来品鉴。作为一个军人，李续宾还粗通医术，军中士卒有疾往往亲为诊治，统兵八年，军中并无流行性疾病蔓延。
　　罗泽南以理学治军，其军队有很深厚的读书风气。曾国藩称赞其军：“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作战间隙讲经论道，有助于提升部队的凝聚力，也有助于提升军队的整体素质。其严明军纪亦容易得到上下之认同。
　　李续宾也继承了乃师理学治军之思想。《李续宾年谱》咸丰六年丙辰条记：“自公治军，恒以战暇教士卒文字，人数愈众，乃营置教师一，按日讲习。”
　　至于其战略战术亦得罗泽南之真传。罗泽南作战时常以静制动，重视对作战节奏的把握。李续宾在战场上，“每临阵，安闲镇静，不苟接刃”，可谓深得乃师之精髓。
　　当然，李续宾对作战节奏的把握也并非一味采用“以静制动”之法，有时也会反其道而行之，以动制胜。他在给王錱的书信中对以动制胜的战术思想有过详尽的阐述：“贼军飘忽变动，无不活着;我军为贼牵制，总是滞着。若不变计，平贼无日。某以为围城堵隘之兵，固可静不可动。但贼善于乘虚，长于攻瑕，多方诱我以入彼之彀中。我亦明知而不能不入者，则以我军别无一枝足以流动活泼，电掣风行以预先扼击而制彼之计也。然则非别立常动之兵不为功。而兵常动，专击窜贼援贼，乍至便迎头速剿，既败则拦尾猛追，务使虚无可乘，瑕无可攻。夫静驻之兵，既得以制贼死守之命;而常动之军，又可制贼飞扬之患，庶定澄清之局矣。但常动之军，因贼乃动，动之以机者也。有时无事而闲暇，则较静驻之军而更静。相机而动，维吾之所欲为，然后致人而不致于人。”可谓深谙动静之军事辩证法。
　　总之，李续宾能成一代之名将，与深得罗泽南之真传密不可分。

湘军悍将

　　作为湘军早期战神级的悍将，从咸丰二年（1852）到咸丰八年（1858）七年间，李续宾身经数百战，直至三河镇之战兵败身死，颇似悲剧英雄项羽之军事经历。
　　纵观李续宾之戎马生涯，基本上以罗泽南于咸丰六年（1856）负伤去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追随罗，作为罗的副手共同领兵;后期则独当一面。数年间李转战湘、赣、鄂、皖数省，其声名鹊起始于湖北，盛于江西战场，身败落幕于安徽战场。在李续宾所经历之上百次战斗中，田家镇之战、九江之战与三河镇之战最为重要。
　　咸丰四年（1854）八月，曾国藩攻克武汉后规划东征，准备由九江、安庆直捣金陵，九江因而成为湘军的首要目标。湘军欲夺九江，必先克田家镇。田家镇地处长江中游，号称“两江门户，金陵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湘军与太平军的必争之地，此前张亮基、江忠源皆败于此。太平天国名将、燕王秦日纲在此构筑了坚固的军事堡垒，布重兵设防，以阻湘军之攻势。在进攻田家镇南岸的半壁山之战中，罗泽南、李续宾仅以将士两千余人击破十倍于己的太平军，迫使驻守田家镇的太平军全线撤退。后来胡林翼为李续宾作的祭文中说到此役：“公师跃入，十荡十决。岸褚江红，长毛酒血。采石顺昌，诅足拟此！湘军之雄，自公伊始。”罗、李湘军在湖北的数年征战，扭转了清军与太平军在此的军事格局。 　　咸丰六年（1856）罗泽南伤重不治，遗命李续宾统其军。是年，李率部抵九江城下。负责守城之太平军名将林启荣以善守敢战著称，曾坚守九江六年之久，击退过湘军对九江的多次进攻，但终被李续宾攻克。曾国藩认为九江之克是清军在东南数省作战的一大转机，论功李续宾第一，“加巡抚衔，赏穿黄马褂，许专折奏事”，此时李续宾达到了军事生涯的顶峰。
　　咸丰八年（1858），李续宾挟攻克九江之余威率部进军安徽，在一个月内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直抵庐州（今合肥）外围之三河镇。
　　三河镇位于庐州、庐江、舒城三地交界，是皖中著名的物资集散地。李续宾意图趁势夺下三河镇，从而切断太平军供应庐州、天京的物资补给线，结果陷入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的重重包围。
　　李续宾三河之败原因历来似有定论，大多数论者认为失败之因主要在于其求胜心切，意气用事，骄傲轻敌。但近年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三河之败深层次的原因得以披露。
　　首先三河之战的发生并非李续宾的急于求胜，而是清廷的一再催促所致。李续宾原来的战略部署是克九江后顺势进攻江北的安庆，但时此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咸丰八年（1858）的战争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湘军攻克湖口、九江，江西战场形势发生逆转;但另一方面，天京内讧之后的太平天国重建核心领导力量，陈玉成、李秀成成为新的军事统帅，他们在皖北战场屡挫清军，并于八月占领庐州。庐州是清政府在安庆失陷后新设立的安徽省府，又是扼守太平军北上京、津的要冲。庐州失守关系重大，在此背景下，咸丰帝十日内连发七道谕旨令李续宾火速增援皖北。
　　危急时刻，李续宾并非不知自己身处险境。他曾对部下说：“伏思我军自入皖以来，千里赴援，则力罢矣;连日战胜，则气散矣;沿途分兵，则势孤矣;屡拔坚城，则伤众矣。虽经飞檄调兵策应，然缓难济急，而该逆死守伪城，援贼又逼，我劳而贼固逸，我客而贼反主，我寡而贼甚众，我饥而贼固饱，胜负之机殊难预料。”另从李续宾在桐城留驻赵克彰，在三河镇南岸留驻李续焘的布置来看，李是留有后手的，准备在危急时退守。但面对朝廷的高压，李不敢苟且图存，只有犯险冒进。
　　在面对陈玉成、李秀成的重重包围之时，李续宾飞檄向湖北方面求援。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丁忧在籍，主持军政大权的湖北总督官文竟视紧急军情如儿戏。据《湘军志》记载：“官文得书笑曰：‘李九所向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遍示诸司、道，皆以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由于官文的严重失职，使李续宾的战略计划落空。更令人痛心的是，面对主将的倾覆之危，奉李续宾之命留守三河镇对岸的李续焘和留守桐城的赵克彰也拒不回援。
　　在最后的关头，李续宾身边仅剩六百余人，众人建议以乔装隐蔽的方法使主将突围。
　　然而，深受罗泽南理学思想影响的李续宾却选择了慷慨赴死。他在遗折中说：“臣起自草茅，受皇上破格之恩委以军旅，寄以腹心，自应临难不苟，见危受命，方为不辱君命。”“如果臣此时退兵，则各营皆退，该逆随后赶追，必至桐城，兵力稍厚，方能抵敌。”因此可以看出他的慷慨赴死是其内心深处“不辱君命”、“死于国事”的坚定信念引发的。因而李续宾死事之惨烈与悲壮，亦成就其悍将之威名，对当时湘军将士之激励也是无以复加的。

儒将风流

　　少年时代受教科书之影响，李续宾在我们心中定格为一个骄横鲁莽、死有余辜的悍将形象。随着年岁渐长，读书渐多，李续宾的儒将形象在我们心中愈见清晰。
　　前文已述李续宾幼年时起即受儒学之熏陶，而立之年开始师从一代醇儒罗泽南，因而儒学在其一生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真实的李续宾不但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以孝立人、以诚待人、以礼让人的谦谦君子，是一位以儒（理学）治军、以忠谋国的儒将。
　　李續宾五岁发蒙接受儒学教育，《孝经》便是主要课程。据《李续宾年谱》记载，七岁时“振庭先生率家人行礼毕，隅坐正寝，哀戚竟日，公亦肃立左右竟日”。
　　李续宾十二岁那年，其父积劳成疾，久治不愈，其家境每况愈下。为维持家庭生计，李续宾的三位兄长均外出经商，留其一人操持家务，事无巨细俱亲力亲为。其父“苦夜不成寐，则起坐，公必先起，燃灯渝茗，冬则热火……公侍座陪语，恒至天曙”。如此十余年，李续宾对其父关心照顾备至，其父竟至痊愈。
　　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涵，亦是李续宾作为一个谦谦君子的必备品质。
　　除以孝立人外，李续宾还能做到以诚待人。李续宾“贱权谋，接士以诚”，以爱民下士为念，以诚待士卒，爱护有加。曾经“军中积粟无可支食半岁，鲁、晋、豫、蜀协饷亦多不至者”，便“以家中所寄盐干诸物分赐将士，颁以酒肉”。“所得廉奉，悉充军饷。在军中无时不以爱民下士为念。每出阵则怒马当先，亲冒炮石，故士卒莫不奋勇向前，以少破众。”但另一方面军纪严明，军队战斗力极强，其治军深得乃师之法。
　　以礼让人亦为儒者之美德。岳州战役中，李续宾居功至伟，然而却归功于乃师罗泽南。曾国藩为李续宾作《神道碑铭》曰：“大让无形，即指此也。”李续宾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所表现出来的谦谦君子形象，正与中国历代的儒将形象一致。
　　李续宾的儒将形象还特别体现在其以儒（理学）治军、以忠谋国等方面。
　　前文已述李续宾的以理学治军，至于其以忠谋国在三河之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十日之内连接朝廷七道谕旨要求进军的情形下，李续宾向朝廷上疏：“臣所部八千人因克复潜山、太湖、桐城及此间（舒城）留兵防守，分去三千人。数月以来，时常苦战未尝得一日之休止。伤损精锐，疮痍满目，现在不满五千人，皆系疲弱之卒。三河一带悍贼虽多，自揣犹足以制，若遇大股援贼，兵力亦恐难支。当尽其所能为报皇上之恩遇而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此时李续宾头脑异常清醒，做好了兵力难支情况下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并非一般论者所言急于建功，骄横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