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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饥寒交迫却心怀济世救人的大志，在“安史之乱”唐朝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深重苦难中，在飘零的仕途上，背负起对国家和民族的沉重使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勇敢地攀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最高峰，成为一代诗圣。
“乞丐”身份宰相心，困居长安报国无门
唐朝京城长安街头，在一行长长的队伍里，杜甫穿着一件又短又窄的粗布衣服，刚刚40出头的人，却被贫病折磨得白了鬓发。他夹着一个布口袋，和饥民一起排队，等着买官府低价出售的米来糊口。
这是令人无比痛心的一幕。1200多年前，一心报国的杜甫竟然会沦落为长安街头的一个饥民。
杜甫出生于唐朝一个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因此从小就被安排在一个现成的轨道里——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功名。杜甫7岁学诗，15岁就已扬名，被洛阳的名士们器重。可惜，他24岁时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打击。为了继承家族的事业——做官，杜甫只好到长安寻找机会。
刚到长安，对世事炎凉、官场黑暗没有过多了解的杜甫，还满怀信心。在写诗表露心迹时，还是一副豪情万丈、跃跃欲试的模样：“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然而，此时的皇帝唐玄宗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开明天子了，他信用奸臣，堵塞言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杜甫的理想，可是，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
天宝六载(747年)，也就是杜甫来长安的第二年，玄宗诏告天下，凡有一艺以上者，都可以到京城应试。然而此时正值奸相李林甫频频制造冤案之际，他为了防止前来参加考试的人在对策时指斥他的奸恶，竟然施展阴谋诡计，让当时的考生全部落选。杜甫怎么也想不到，考试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作了许多首诗，来表达自己痛苦而且愤慨的心情。
既然考试的路子走不通，不甘心的杜甫便想绕过这个大奸臣路障，直接向京城显要们投诗，以求得他们的援助和引见。这条路，又使其从乞食者变成一个讨官者，受到了双重的侮辱。
杜甫首先“相中”了韦济。韦济原来是河南尹，他很喜欢杜甫的诗歌，几次慕杜甫的诗名，去陆浑庄杜甫家中寻访，向人打听杜甫的情况。杜甫得知后，马上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一诗，对韦济的赏识表示感谢。天宝七载，韦济高升，迁尚书左丞。杜甫又写了《赠韦左丞丈济》诗，大大颂扬了一番韦家的门第，并向他诚恳呼吁：“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希望得到韦济的鼎力提拔。
韦济也确实在百官会集的场合为杜甫扬过诗名，可这对于杜甫的仕途之路，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受挫后的杜甫又先后赠诗给汝阳王、京兆尹鲜于仲通等人，在这些诗里，杜甫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哀哀地说道：“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可令他失望的是，这些人都没有提携他。
在频频投诗请求引荐的同时，杜甫还直接向玄宗献赋，以求天子赏识。天宝十载，杜甫投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给皇帝。这次终于惊动了圣上，玄宗也很看重杜甫的文才。杜甫暗暗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为国效力了。不料，昏庸的皇帝只让他在集贤院等待诏命，杜甫入仕报国的梦仍是泡影，没有任何进展。直到五年以后，他才被授予京兆府兵曹参军的官职。一个身怀大志奇才的人，如此苦苦努力了十年，才得到这么一个小小官职，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杜甫虽然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被祖父、父亲培养成了家族中一个循规蹈矩的“棋子”，然而他的性格中又有很狂放的一面。在《旧唐书》本传里，对杜甫性格的描述是“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他恃才傲物甚至不把屈原、贾谊这等人物放在眼里。就连谢灵运也还佩服曹植才高八斗，而杜甫连曹植的账也不买，可见他年轻气盛时，比谢客(即谢灵运)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生活的磨难剥夺了他与李白、高适等朋友在一起时纵酒放歌、慷慨怀古的快乐。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著追求，让杜甫打碎牙齿和血吞，胳膊断了折进衣袖，忍辱负重地奔波在仕途之路上。
然而天宝后期，皇帝不理朝政，奸相擅权专政，以致唐朝国力空虚、民生艰难，握有重兵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趁机发动叛乱。
正在探家的杜甫得知叛乱爆发后，急忙从奉先回到长安。很快，叛军逼近长安，玄宗仓惶出逃，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杜甫闻讯立即前往投奔，不幸的是中途被叛军捉住。因为杜甫官职太小，叛军并没有为难他，但他也只得滞留在战火之中的京城长安。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混乱，军心浮动，对长安的戒守也不像以往那样森严了。肃宗乘机把临时朝廷从彭原(今甘肃宁县)移至距长安西300余里的凤翔(今陕西凤翔)，向长安逼近了一大步。忠于朝廷的杜甫得知后，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他经过周密的筹划，终于在这年四月从长安城逃了出来。
当死里逃生的杜甫穿着麻鞋和露着两肘的破衣衫来到凤翔时，肃宗被感动了，他授予杜甫左拾遗之职。左拾遗是谏官，专门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虽说这官不大，可是却很符合杜甫的个性，但正是由于他
的耿直，得罪了肃宗，并因此险些丧了性命。
舍命直谏，哭破喉咙的忠臣
皇宫里，肃宗一脸怒气，正襟危坐在龙椅上，文武大臣分立两旁，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早朝充满了火药味，靶子对准了宰相房琯。原来，房琯率兵与叛军安禄山大战于陈陶和青坂两地，不幸失利。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心怀鬼胎，乘机毁谤房琯，说他对肃宗不忠，又诬告他的门客董庭兰受贿。闻听此言，偏听偏信的肃宗气呼呼地宜布：罢去房琯宰相的职务，追究其对皇帝不忠的罪行。
朝堂下百官沉默，无人敢在此时替房琯说情，因为那样无异于引火烧身。只有杜甫挺身而出，对皇帝说：“陛下，房琯身为宰相，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对国家是忠诚的，率兵大战叛军时是勇敢的。请陛下弃细最大，不要因为小罪而免大臣。”肃宗此时已被人调唆成火药桶，一触即发。一听杜甫的直谏，龙颜大怒，马上诏三司审讯杜甫，一并打入罪臣的行列。
谏议大夫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看到事情危机，急忙出来营救。张镐启奏道：“皇上，杜甫要是被抓抵罪，就会断绝言路，对朝廷不利呀。”韦陟也紧接着奏道：“皇上，杜甫的语言虽然大胆，态度有些过火，但他对皇上是一片忠心，请皇上息怒!”
肃宗沉思一番，虽然心中仍十分恼火，可在国难当头、急需用人的情况下，也只得忍下这口气。不过，在这场尖锐的新贵与旧臣之间的派系政治斗争中，耿直的杜甫还是难逃厄运。
安史之乱后，被尊为太上皇的玄宗回到京城，并与一些臣民进行了接触。玄宗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他儿子肃宗的猜疑，于是肃宗对曾随玄宗逃往四川的旧臣如房琯、贾至、严武等人实施了打击和压制，先后将他们贬黜出京城。
杜甫尽管没有与老皇帝玄宗去四川，可仅仅因为他与房琯是布衣之交，又曾上疏坚决反对肃宗罢房琯官职，肃宗也把他列为打击对象，毫不留情地贬了他的官职，从左拾遗降级为华州司功参军。此后，杜甫用诗歌当武器，将他在战乱期间的苦难经历和见闻一一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在唐代诗人中，只有杜甫敢扯开喉咙为百姓哭喊。字字血声声泪，犹如鬼魂的哭诉，让千年之后的我们读来仍感惊心。
多情诗人，洒向人间都是爱
金秋时节，杜甫家的枣树上，挂满红艳艳的大枣，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
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枣子就丢了不少，估计有人先下手尝鲜了。杜夫人就让杜甫去把枣子全打下来，留到冬天给孩子们充饥。杜甫拿着竹竿，刚出门不一会儿，又折了回来，篮子里也是空空如也。
原来，方才杜甫出门去打枣子，正碰到邻居家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在打他家枣树上的枣子吃。老人看见杜甫来了，又惊又怕又羞。看到此情景，杜甫顿生恻隐之心，他上前告诉老人家不要害怕，这棵树上的枣子就送给她了，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来打吧。
杜甫为此还写了一首七律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家贫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戏呈吴郎》)杜甫对一位无儿无女的邻居老太太的关爱，正是孔孟之道“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悲天悯人情怀的生动写照，这尤其让人动容。
李白的晚年很不幸，这个敢怒敢骂的大才子不慎参加了永王李磷的叛乱，得罪了唐朝廷，因而被长期流放。杜甫此时还在朝中做官；但他不怕受到牵连，三番五次地写诗为李白申冤，替他抱打不平。
他为李白惋惜：“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可以说是悲剧人物李白的肖像，其中饱含着绘画者杜甫的同情。“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是杜甫对李白一生的定评，他为朋友已经是满脸憔悴了。
除了对朋友如此深情，对于在水深火热灾难中呻吟的百姓，杜甫更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那首妇孺皆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处，道出了诗人泣血的心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劝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个在秋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诗人，想到的却是天下所有的寒士——如果看到人们都有屋住，诗人冻死亦心满意足了。这种情怀，是杜工部独有的大儒情怀。此时，诗
人就像那把民间的唢呐，尖利的喉咙里充满了人间悲声。
弃官为民，做人民的喉舌
杜甫再次回到家中时，见到的是更为凄惨的景象：妻子憔悴消瘦，衣衫褴褛；小儿子饿得面色惨白，脏兮兮的小脚上，连双保暖的袜子都没有；两个小女儿，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裳，裤子短得只过了膝盖。战乱之后的重逢让杜甫心里又甜又苦：甜的是终于和家人团聚了，苦的是他已经没有了俸禄，如何养活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呢?
至此，这位一心报国的儒生彻底地清醒了。他终于知道他的岗位不在仕途，而在民间。他不能再按照家族的指令，为了光宗耀祖去做官成相，他要做这个时代的太史公，用手中的狼毫笔去记录历史，为时代作传，提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
尽管无官一身轻，但无官也意味着没有了谋生之路。杜甫只能投亲靠友，说得高雅一点是求助，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乞食”。他带领家属走上了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漫漫旅途。
经历了万千险阻，他们终于到达秦州，住在城里一处雨水淋幔、屋檐短窄、墙头低矮，门前长草的简陋居处。
然而饥荒也在秦州等待他一家人。从杜甫的诗中，我们知道了他一家人的困境：无米可炊，无衣裹身。处于困境中的杜甫，突发了奇思异想：如果那苦味的柏枝，高天的明霞要是也能充饥就好了，孩子们就不会挨饿了。杜甫的这点幻想，与他苦中作乐的诗歌一样，更让人感到悲伤和同情。
就在这时，秦州南面的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有位叫什么“佳主人”的家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来信邀杜甫到同谷。杜甫以为那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既可填无食之腹，又能省下棉衣服，于是就带着一家人，坐上马车离开秦州，踏上更为艰险的南行之路。
尽管如此，死里逃生的一家人最后总算是到了同谷。可是，那位写信相邀的“佳主人”根本没给杜甫提供任何生活援助，杜甫完全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生活深渊之中。
为了孩子们不被饿死，杜甫只好拖着白头乱发的羸弱之躯，去天寒日暮的山谷里捡拾野生的橡子和栗子充饥。现实生活如此残酷得折磨人，杜甫只有在荒野中放声哀歌。
成为百姓一员的杜甫尽管朋友很多，可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让这位平生素有宰相之志的大丈夫岂能心安?迫于现实的无奈，杜甫只好拖着多病的身体，带着一家老小再次跋涉来到了成都。在成都，靠朋友严武的资助，杜甫好不容易有了一座草堂栖身——那间貌不惊人的草堂后来几乎成了杜甫的代名词。
草堂居住之初，诗人是宁静安闲的。在战乱之年，能得到这样的栖身之所，且是在浣花溪畔，有流水相伴，杜甫已心满意足。锦江风光像一剂安慰剂，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他和邻居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他可以去山庄访访隐士，到田里收收芋头和粟米，看看台阶上跳跃的小鸟觅食，在浅浅的秋水里荡荡小舟，斜倚着柴门送友人踏着清清月色归去。
然而，平静只是暂时的。
安史之乱虽然在公元763年结束了，但唐王朝的土崩瓦解之势，仍像滚下山的石头一样不可挽回。叛乱刚除，内忧又至，全国普遍出现了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的状况。而且此时政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有增无减。内忧外乱又加上外患——吐蕃进攻长安，迫使代宗又仓惶出逃。
杜甫居住的蜀中，属天府之国，是军家必争之地——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最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在严武两次镇蜀间隔期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被迫逃离成都，再次携家流浪，来到了夔州。杜甫在夔州住了不到两年，却搬了四次家，生活仍是极其艰苦。
两年后，杜甫一家从夔州返回成都。可他们刚安顿了几天，杜甫的好友严武去世了，蜀中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彻底失去了依靠。他只好带领一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继续他流浪逃难的生涯。
杜甫本想沿着长江东下出川，但因疾病和战乱的双重困阻，他们在此滞留很久。到他57岁时，杜甫一家终于乘舟走出三峡，不过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两年后，居无定所的牡甫，因贫病交加客死旅舟，结束了一代诗圣凄凉漂泊的一生。
一个抱有“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一个乞食者、一个流浪者，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乞丐”身份宰相心，困居长安报国无门
唐朝京城长安街头，在一行长长的队伍里，杜甫穿着一件又短又窄的粗布衣服，刚刚40出头的人，却被贫病折磨得白了鬓发。他夹着一个布口袋，和饥民一起排队，等着买官府低价出售的米来糊口。
这是令人无比痛心的一幕。1200多年前，一心报国的杜甫竟然会沦落为长安街头的一个饥民。
杜甫出生于唐朝一个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因此从小就被安排在一个现成的轨道里——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功名。杜甫7岁学诗，15岁就已扬名，被洛阳的名士们器重。可惜，他24岁时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打击。为了继承家族的事业——做官，杜甫只好到长安寻找机会。
刚到长安，对世事炎凉、官场黑暗没有过多了解的杜甫，还满怀信心。在写诗表露心迹时，还是一副豪情万丈、跃跃欲试的模样：“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然而，此时的皇帝唐玄宗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开明天子了，他信用奸臣，堵塞言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杜甫的理想，可是，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
天宝六载(747年)，也就是杜甫来长安的第二年，玄宗诏告天下，凡有一艺以上者，都可以到京城应试。然而此时正值奸相李林甫频频制造冤案之际，他为了防止前来参加考试的人在对策时指斥他的奸恶，竟然施展阴谋诡计，让当时的考生全部落选。杜甫怎么也想不到，考试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作了许多首诗，来表达自己痛苦而且愤慨的心情。
既然考试的路子走不通，不甘心的杜甫便想绕过这个大奸臣路障，直接向京城显要们投诗，以求得他们的援助和引见。这条路，又使其从乞食者变成一个讨官者，受到了双重的侮辱。
杜甫首先“相中”了韦济。韦济原来是河南尹，他很喜欢杜甫的诗歌，几次慕杜甫的诗名，去陆浑庄杜甫家中寻访，向人打听杜甫的情况。杜甫得知后，马上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一诗，对韦济的赏识表示感谢。天宝七载，韦济高升，迁尚书左丞。杜甫又写了《赠韦左丞丈济》诗，大大颂扬了一番韦家的门第，并向他诚恳呼吁：“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希望得到韦济的鼎力提拔。
韦济也确实在百官会集的场合为杜甫扬过诗名，可这对于杜甫的仕途之路，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受挫后的杜甫又先后赠诗给汝阳王、京兆尹鲜于仲通等人，在这些诗里，杜甫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哀哀地说道：“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可令他失望的是，这些人都没有提携他。
在频频投诗请求引荐的同时，杜甫还直接向玄宗献赋，以求天子赏识。天宝十载，杜甫投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给皇帝。这次终于惊动了圣上，玄宗也很看重杜甫的文才。杜甫暗暗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为国效力了。不料，昏庸的皇帝只让他在集贤院等待诏命，杜甫入仕报国的梦仍是泡影，没有任何进展。直到五年以后，他才被授予京兆府兵曹参军的官职。一个身怀大志奇才的人，如此苦苦努力了十年，才得到这么一个小小官职，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杜甫虽然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被祖父、父亲培养成了家族中一个循规蹈矩的“棋子”，然而他的性格中又有很狂放的一面。在《旧唐书》本传里，对杜甫性格的描述是“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他恃才傲物甚至不把屈原、贾谊这等人物放在眼里。就连谢灵运也还佩服曹植才高八斗，而杜甫连曹植的账也不买，可见他年轻气盛时，比谢客(即谢灵运)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生活的磨难剥夺了他与李白、高适等朋友在一起时纵酒放歌、慷慨怀古的快乐。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著追求，让杜甫打碎牙齿和血吞，胳膊断了折进衣袖，忍辱负重地奔波在仕途之路上。
然而天宝后期，皇帝不理朝政，奸相擅权专政，以致唐朝国力空虚、民生艰难，握有重兵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趁机发动叛乱。
正在探家的杜甫得知叛乱爆发后，急忙从奉先回到长安。很快，叛军逼近长安，玄宗仓惶出逃，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杜甫闻讯立即前往投奔，不幸的是中途被叛军捉住。因为杜甫官职太小，叛军并没有为难他，但他也只得滞留在战火之中的京城长安。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混乱，军心浮动，对长安的戒守也不像以往那样森严了。肃宗乘机把临时朝廷从彭原(今甘肃宁县)移至距长安西300余里的凤翔(今陕西凤翔)，向长安逼近了一大步。忠于朝廷的杜甫得知后，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他经过周密的筹划，终于在这年四月从长安城逃了出来。
当死里逃生的杜甫穿着麻鞋和露着两肘的破衣衫来到凤翔时，肃宗被感动了，他授予杜甫左拾遗之职。左拾遗是谏官，专门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虽说这官不大，可是却很符合杜甫的个性，但正是由于他
的耿直，得罪了肃宗，并因此险些丧了性命。
舍命直谏，哭破喉咙的忠臣
皇宫里，肃宗一脸怒气，正襟危坐在龙椅上，文武大臣分立两旁，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早朝充满了火药味，靶子对准了宰相房琯。原来，房琯率兵与叛军安禄山大战于陈陶和青坂两地，不幸失利。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心怀鬼胎，乘机毁谤房琯，说他对肃宗不忠，又诬告他的门客董庭兰受贿。闻听此言，偏听偏信的肃宗气呼呼地宜布：罢去房琯宰相的职务，追究其对皇帝不忠的罪行。
朝堂下百官沉默，无人敢在此时替房琯说情，因为那样无异于引火烧身。只有杜甫挺身而出，对皇帝说：“陛下，房琯身为宰相，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对国家是忠诚的，率兵大战叛军时是勇敢的。请陛下弃细最大，不要因为小罪而免大臣。”肃宗此时已被人调唆成火药桶，一触即发。一听杜甫的直谏，龙颜大怒，马上诏三司审讯杜甫，一并打入罪臣的行列。
谏议大夫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看到事情危机，急忙出来营救。张镐启奏道：“皇上，杜甫要是被抓抵罪，就会断绝言路，对朝廷不利呀。”韦陟也紧接着奏道：“皇上，杜甫的语言虽然大胆，态度有些过火，但他对皇上是一片忠心，请皇上息怒!”
肃宗沉思一番，虽然心中仍十分恼火，可在国难当头、急需用人的情况下，也只得忍下这口气。不过，在这场尖锐的新贵与旧臣之间的派系政治斗争中，耿直的杜甫还是难逃厄运。
安史之乱后，被尊为太上皇的玄宗回到京城，并与一些臣民进行了接触。玄宗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他儿子肃宗的猜疑，于是肃宗对曾随玄宗逃往四川的旧臣如房琯、贾至、严武等人实施了打击和压制，先后将他们贬黜出京城。
杜甫尽管没有与老皇帝玄宗去四川，可仅仅因为他与房琯是布衣之交，又曾上疏坚决反对肃宗罢房琯官职，肃宗也把他列为打击对象，毫不留情地贬了他的官职，从左拾遗降级为华州司功参军。此后，杜甫用诗歌当武器，将他在战乱期间的苦难经历和见闻一一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在唐代诗人中，只有杜甫敢扯开喉咙为百姓哭喊。字字血声声泪，犹如鬼魂的哭诉，让千年之后的我们读来仍感惊心。
多情诗人，洒向人间都是爱
金秋时节，杜甫家的枣树上，挂满红艳艳的大枣，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
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枣子就丢了不少，估计有人先下手尝鲜了。杜夫人就让杜甫去把枣子全打下来，留到冬天给孩子们充饥。杜甫拿着竹竿，刚出门不一会儿，又折了回来，篮子里也是空空如也。
原来，方才杜甫出门去打枣子，正碰到邻居家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在打他家枣树上的枣子吃。老人看见杜甫来了，又惊又怕又羞。看到此情景，杜甫顿生恻隐之心，他上前告诉老人家不要害怕，这棵树上的枣子就送给她了，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来打吧。
杜甫为此还写了一首七律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家贫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戏呈吴郎》)杜甫对一位无儿无女的邻居老太太的关爱，正是孔孟之道“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悲天悯人情怀的生动写照，这尤其让人动容。
李白的晚年很不幸，这个敢怒敢骂的大才子不慎参加了永王李磷的叛乱，得罪了唐朝廷，因而被长期流放。杜甫此时还在朝中做官；但他不怕受到牵连，三番五次地写诗为李白申冤，替他抱打不平。
他为李白惋惜：“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可以说是悲剧人物李白的肖像，其中饱含着绘画者杜甫的同情。“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是杜甫对李白一生的定评，他为朋友已经是满脸憔悴了。
除了对朋友如此深情，对于在水深火热灾难中呻吟的百姓，杜甫更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那首妇孺皆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处，道出了诗人泣血的心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劝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个在秋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诗人，想到的却是天下所有的寒士——如果看到人们都有屋住，诗人冻死亦心满意足了。这种情怀，是杜工部独有的大儒情怀。此时，诗
人就像那把民间的唢呐，尖利的喉咙里充满了人间悲声。
弃官为民，做人民的喉舌
杜甫再次回到家中时，见到的是更为凄惨的景象：妻子憔悴消瘦，衣衫褴褛；小儿子饿得面色惨白，脏兮兮的小脚上，连双保暖的袜子都没有；两个小女儿，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裳，裤子短得只过了膝盖。战乱之后的重逢让杜甫心里又甜又苦：甜的是终于和家人团聚了，苦的是他已经没有了俸禄，如何养活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呢?
至此，这位一心报国的儒生彻底地清醒了。他终于知道他的岗位不在仕途，而在民间。他不能再按照家族的指令，为了光宗耀祖去做官成相，他要做这个时代的太史公，用手中的狼毫笔去记录历史，为时代作传，提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
尽管无官一身轻，但无官也意味着没有了谋生之路。杜甫只能投亲靠友，说得高雅一点是求助，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乞食”。他带领家属走上了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漫漫旅途。
经历了万千险阻，他们终于到达秦州，住在城里一处雨水淋幔、屋檐短窄、墙头低矮，门前长草的简陋居处。
然而饥荒也在秦州等待他一家人。从杜甫的诗中，我们知道了他一家人的困境：无米可炊，无衣裹身。处于困境中的杜甫，突发了奇思异想：如果那苦味的柏枝，高天的明霞要是也能充饥就好了，孩子们就不会挨饿了。杜甫的这点幻想，与他苦中作乐的诗歌一样，更让人感到悲伤和同情。
就在这时，秦州南面的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有位叫什么“佳主人”的家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来信邀杜甫到同谷。杜甫以为那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既可填无食之腹，又能省下棉衣服，于是就带着一家人，坐上马车离开秦州，踏上更为艰险的南行之路。
尽管如此，死里逃生的一家人最后总算是到了同谷。可是，那位写信相邀的“佳主人”根本没给杜甫提供任何生活援助，杜甫完全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生活深渊之中。
为了孩子们不被饿死，杜甫只好拖着白头乱发的羸弱之躯，去天寒日暮的山谷里捡拾野生的橡子和栗子充饥。现实生活如此残酷得折磨人，杜甫只有在荒野中放声哀歌。
成为百姓一员的杜甫尽管朋友很多，可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让这位平生素有宰相之志的大丈夫岂能心安?迫于现实的无奈，杜甫只好拖着多病的身体，带着一家老小再次跋涉来到了成都。在成都，靠朋友严武的资助，杜甫好不容易有了一座草堂栖身——那间貌不惊人的草堂后来几乎成了杜甫的代名词。
草堂居住之初，诗人是宁静安闲的。在战乱之年，能得到这样的栖身之所，且是在浣花溪畔，有流水相伴，杜甫已心满意足。锦江风光像一剂安慰剂，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他和邻居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他可以去山庄访访隐士，到田里收收芋头和粟米，看看台阶上跳跃的小鸟觅食，在浅浅的秋水里荡荡小舟，斜倚着柴门送友人踏着清清月色归去。
然而，平静只是暂时的。
安史之乱虽然在公元763年结束了，但唐王朝的土崩瓦解之势，仍像滚下山的石头一样不可挽回。叛乱刚除，内忧又至，全国普遍出现了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的状况。而且此时政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有增无减。内忧外乱又加上外患——吐蕃进攻长安，迫使代宗又仓惶出逃。
杜甫居住的蜀中，属天府之国，是军家必争之地——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最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在严武两次镇蜀间隔期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被迫逃离成都，再次携家流浪，来到了夔州。杜甫在夔州住了不到两年，却搬了四次家，生活仍是极其艰苦。
两年后，杜甫一家从夔州返回成都。可他们刚安顿了几天，杜甫的好友严武去世了，蜀中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彻底失去了依靠。他只好带领一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继续他流浪逃难的生涯。
杜甫本想沿着长江东下出川，但因疾病和战乱的双重困阻，他们在此滞留很久。到他57岁时，杜甫一家终于乘舟走出三峡，不过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两年后，居无定所的牡甫，因贫病交加客死旅舟，结束了一代诗圣凄凉漂泊的一生。
一个抱有“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一个乞食者、一个流浪者，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