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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前门里头往外看，看到的是历史的流变；站在前门外朝里端详，看到的是商人的更替。
上溯600年，前门大街最初介入市民生活还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之前，它是天子赴天坛祭天的御用街道，大部分时间处于戒严状态。而那里的居住者，多是一些仰望权势的达官与富豪。
按照中国古代前朝后市的首都规划，皇帝眼皮子底下是不能够存在商业的。明朝末年则成为徒具形式的过去。
嘉靖年间，商业的种子已经根深蒂固，经大运河北上的货物到达通州张家湾码头，在前门外集散。因为这里四通八达，也与权势离得更近，不过几年，发达的漕运就把前门变成了一个集贸市场。
到嘉靖二十三年，前门的景象已经是“市民搭棚盖房，居之为肆”的繁华场所。流转其间的主流，是一批真正做买卖的有钱人，从最初的山东人，到后来的山西人，前门的商人几经流变，成为各个时代的剪影：清末，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山西的票号；民国，前门最大的商人是戏园的老板；解放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公私合营的大公家；文革之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饮食的小个体户。
老字号的形成
因为战乱多年，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朝政府就在前门外大街西侧房招商，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屋叫做廊房，之后商品密集的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都是由此而来。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的汉民一律强制迁往外城，戏院、妓院和会馆也一律赶到外城，前门外一下子成了种种商业场所的聚集地。
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都住在前门外的会馆(当时有140多个会馆)。每逢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时，前门各个会馆饭馆里都人满为患。
到了清末，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已经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各地方来北京的人第一站必到前门。
那时前门聚集了一批会念经的“外来和尚”。山西人做钱庄，山东人做绸缎铺和大饭馆，安徽人卖茶叶和笔墨，宁波人做药业，广东人卖洋杂货，而京津本地商人则多做玉器、古玩、首饰等行当。几代商人的努力，成就了那些著名的老字号。
老字号的辉煌
最初的那些老字号与其说是自持家业、白手起家，倒不如说是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月盛斋最为典型。它是当年唯一一家开在户部街（今天安门）的馆子。老马家最初来到京城是在元朝，做的是香料生意。直至清乾隆年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后人马庆瑞偶然进了礼部做供桌，他暗中观察御膳房师傅如何做酱羊肉，遂如法炮制。没想到却广受好评，马庆瑞遂买下户部街上一间店面，取名“月盛斋马家老铺”。
月盛斋到了二代当家的时候，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将本家的一些香药加入到酱羊肉里，一是增加了香味，二是增加了营养价值。自此，月盛斋名满京城，当时的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
到了光绪年间，月盛斋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据说慈禧最爱吃酱羊肉，每晚夜宵都要吃一小盘，故特赐了腰牌，可以让马家把肉直接送进宫内。每当慈禧游昆明湖时，后面常拴两小船，一条是御膳房，一条是马家老铺。因朝廷是马家最大的客户，故此月盛斋虽然不是官家，但比官家还要硬。身在户部街，没人敢惹。
当年发达的同仁堂也是如此。宁波“铃医”出身的乐家，明永乐年间来京，清朝时后人乐尊育在太医院做了个小官。儿子乐梧岗想走仕途不成，只好子承父业，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了同仁堂药铺。
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营，已初具规模。到了雍正年间，同仁堂翻身成了宫里御药房的供应商。皇室同意他们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由此起势，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持续200余年。
像这样因为皇族青睐而镀金的老字号还有好几家，如“都一处”，据说乾隆微服私访时吃过他家烧麦大赞而出名，所以一个卖烧麦的小馆也能屹立不倒一百多年。还有“一条龙羊肉馆”，光绪皇帝在此用过一次餐，从此馆子就火了。
前门商人也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官商，如“内联升”，专门给宫里大臣做官靴；第二等就是这些“皇商”，声名远播，日进斗金；第三等就是五花八门的服务业，更市井，很多开在胡同里，或是走街叫卖，登不了大雅之堂。
无论是哪等买卖，前门在清朝乾隆年间商业达到了顶峰。
前门变奏
对于老前门人来说，从民国到现如今，前门自此成了不安静的地方。
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前门衰败的一个开始，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专卖洋药的老德记药房，火势蔓延到大栅栏大街。随后，八国联军又将前门一带各个店铺洗劫一空，这导致前门前所未有的萧条。
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曹锟部下哗变，散兵游勇群起放火、抢劫。除瑞蚨祥修了高大铁栅栏而得以幸免外，市面大部分被洗劫一空。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随之而走的还有使馆、会馆。到解放前，前门已经奄奄一息。至此，前门作为商业街的最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解放后公私合营，前门商人大换血。大量同性质的买卖被合并为营业点。同时，一些老字号前店后厂的模式被打破，手艺的生产流程也变了。仅有的老店家退休后，大部分老字号只剩一个品牌。
文革后到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前门在北京商业街的角色已经边缘化，萧条、拥挤、混乱是那里的代名词。这时一些老北京小吃却在胡同里顽强地扎根下来。爆肚冯、小肠陈、羊头李成为很多老北京对昔日前门唯一的真切回忆。而他们，也因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前门改造而离开。至此，所有的前门老商人尽数退场。
“改朝换代”
清朝末年，月盛斋第四代传人马德成预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敏锐地调整了经营策略，把买卖“向下做了”。民国时期物价猛涨，羊肉很难买到，月盛斋苦苦支撑。然而，当北京沦陷，日军一进城，月盛斋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第五代传人马林力挽狂澜，他再一次调整经营策略，让月盛斋转向中下层百姓。同样还是酱羊肉，把32种香料改为4种。还是很香，但营养价值没了。另外马林还做成功了酱牛肉，让很多不吃羊肉的满人汉人也都可以吃月盛斋了。但这些调整都无法挽救月盛斋，解放初期该店还是破产了，正好国家说公私合营，就归了国营。
交了配方，马林被评为一级技师，在国营月盛斋上班，带了两个徒弟。月盛斋一度改名“京味香”，制作工艺与马家掌灶时也已相去甚远。马林一直干到1965年退休，他没有再培养后人。文革后，国营月盛斋经常去家里问，还有没有人愿意到厂里做？结果马家没一个孙子辈过去。
并不是所有的老字号都顺利转型。前门研究者袁家方的父亲袁子明，民国时在琉璃厂和西单都做书店买卖。英文一字不识，却卖外文书。只凭袁子明自己摸索的字母顺序记忆法，就懂得什么书好卖，于是生意渐渐做大。
公私合营开始后，老字号们公然反对的人却不多。袁子明却固执地顶头，他不停地给中央领导写信，不见回音，警察却频频上门查抄。文革时，袁子明被带走了，几年后家里人才知道，他被关在了长春的劳改农场。直到1982年，他才被释放，回来继续给领导写信，一直写到去世。
袁子明的书店后来与其他许多私营书店合并到了中国书店，如今前门随处可见中国书店，而袁子明只活在了袁家人的记忆中。袁家方小时在前门长大，如今，踏及前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叹息“身上银两不多，也不敢来这‘高贵’的地儿了”。如今，那里属于新的商人时代。
上溯600年，前门大街最初介入市民生活还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之前，它是天子赴天坛祭天的御用街道，大部分时间处于戒严状态。而那里的居住者，多是一些仰望权势的达官与富豪。
按照中国古代前朝后市的首都规划，皇帝眼皮子底下是不能够存在商业的。明朝末年则成为徒具形式的过去。
嘉靖年间，商业的种子已经根深蒂固，经大运河北上的货物到达通州张家湾码头，在前门外集散。因为这里四通八达，也与权势离得更近，不过几年，发达的漕运就把前门变成了一个集贸市场。
到嘉靖二十三年，前门的景象已经是“市民搭棚盖房，居之为肆”的繁华场所。流转其间的主流，是一批真正做买卖的有钱人，从最初的山东人，到后来的山西人，前门的商人几经流变，成为各个时代的剪影：清末，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山西的票号；民国，前门最大的商人是戏园的老板；解放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公私合营的大公家；文革之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饮食的小个体户。
老字号的形成
因为战乱多年，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朝政府就在前门外大街西侧房招商，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屋叫做廊房，之后商品密集的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都是由此而来。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的汉民一律强制迁往外城，戏院、妓院和会馆也一律赶到外城，前门外一下子成了种种商业场所的聚集地。
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都住在前门外的会馆(当时有140多个会馆)。每逢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时，前门各个会馆饭馆里都人满为患。
到了清末，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已经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各地方来北京的人第一站必到前门。
那时前门聚集了一批会念经的“外来和尚”。山西人做钱庄，山东人做绸缎铺和大饭馆，安徽人卖茶叶和笔墨，宁波人做药业，广东人卖洋杂货，而京津本地商人则多做玉器、古玩、首饰等行当。几代商人的努力，成就了那些著名的老字号。
老字号的辉煌
最初的那些老字号与其说是自持家业、白手起家，倒不如说是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月盛斋最为典型。它是当年唯一一家开在户部街（今天安门）的馆子。老马家最初来到京城是在元朝，做的是香料生意。直至清乾隆年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后人马庆瑞偶然进了礼部做供桌，他暗中观察御膳房师傅如何做酱羊肉，遂如法炮制。没想到却广受好评，马庆瑞遂买下户部街上一间店面，取名“月盛斋马家老铺”。
月盛斋到了二代当家的时候，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将本家的一些香药加入到酱羊肉里，一是增加了香味，二是增加了营养价值。自此，月盛斋名满京城，当时的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
到了光绪年间，月盛斋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据说慈禧最爱吃酱羊肉，每晚夜宵都要吃一小盘，故特赐了腰牌，可以让马家把肉直接送进宫内。每当慈禧游昆明湖时，后面常拴两小船，一条是御膳房，一条是马家老铺。因朝廷是马家最大的客户，故此月盛斋虽然不是官家，但比官家还要硬。身在户部街，没人敢惹。
当年发达的同仁堂也是如此。宁波“铃医”出身的乐家，明永乐年间来京，清朝时后人乐尊育在太医院做了个小官。儿子乐梧岗想走仕途不成，只好子承父业，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了同仁堂药铺。
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营，已初具规模。到了雍正年间，同仁堂翻身成了宫里御药房的供应商。皇室同意他们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由此起势，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持续200余年。
像这样因为皇族青睐而镀金的老字号还有好几家，如“都一处”，据说乾隆微服私访时吃过他家烧麦大赞而出名，所以一个卖烧麦的小馆也能屹立不倒一百多年。还有“一条龙羊肉馆”，光绪皇帝在此用过一次餐，从此馆子就火了。
前门商人也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官商，如“内联升”，专门给宫里大臣做官靴；第二等就是这些“皇商”，声名远播，日进斗金；第三等就是五花八门的服务业，更市井，很多开在胡同里，或是走街叫卖，登不了大雅之堂。
无论是哪等买卖，前门在清朝乾隆年间商业达到了顶峰。
前门变奏
对于老前门人来说，从民国到现如今，前门自此成了不安静的地方。
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前门衰败的一个开始，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专卖洋药的老德记药房，火势蔓延到大栅栏大街。随后，八国联军又将前门一带各个店铺洗劫一空，这导致前门前所未有的萧条。
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曹锟部下哗变，散兵游勇群起放火、抢劫。除瑞蚨祥修了高大铁栅栏而得以幸免外，市面大部分被洗劫一空。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随之而走的还有使馆、会馆。到解放前，前门已经奄奄一息。至此，前门作为商业街的最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解放后公私合营，前门商人大换血。大量同性质的买卖被合并为营业点。同时，一些老字号前店后厂的模式被打破，手艺的生产流程也变了。仅有的老店家退休后，大部分老字号只剩一个品牌。
文革后到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前门在北京商业街的角色已经边缘化，萧条、拥挤、混乱是那里的代名词。这时一些老北京小吃却在胡同里顽强地扎根下来。爆肚冯、小肠陈、羊头李成为很多老北京对昔日前门唯一的真切回忆。而他们，也因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前门改造而离开。至此，所有的前门老商人尽数退场。
“改朝换代”
清朝末年，月盛斋第四代传人马德成预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敏锐地调整了经营策略，把买卖“向下做了”。民国时期物价猛涨，羊肉很难买到，月盛斋苦苦支撑。然而，当北京沦陷，日军一进城，月盛斋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第五代传人马林力挽狂澜，他再一次调整经营策略，让月盛斋转向中下层百姓。同样还是酱羊肉，把32种香料改为4种。还是很香，但营养价值没了。另外马林还做成功了酱牛肉，让很多不吃羊肉的满人汉人也都可以吃月盛斋了。但这些调整都无法挽救月盛斋，解放初期该店还是破产了，正好国家说公私合营，就归了国营。
交了配方，马林被评为一级技师，在国营月盛斋上班，带了两个徒弟。月盛斋一度改名“京味香”，制作工艺与马家掌灶时也已相去甚远。马林一直干到1965年退休，他没有再培养后人。文革后，国营月盛斋经常去家里问，还有没有人愿意到厂里做？结果马家没一个孙子辈过去。
并不是所有的老字号都顺利转型。前门研究者袁家方的父亲袁子明，民国时在琉璃厂和西单都做书店买卖。英文一字不识，却卖外文书。只凭袁子明自己摸索的字母顺序记忆法，就懂得什么书好卖，于是生意渐渐做大。
公私合营开始后，老字号们公然反对的人却不多。袁子明却固执地顶头，他不停地给中央领导写信，不见回音，警察却频频上门查抄。文革时，袁子明被带走了，几年后家里人才知道，他被关在了长春的劳改农场。直到1982年，他才被释放，回来继续给领导写信，一直写到去世。
袁子明的书店后来与其他许多私营书店合并到了中国书店，如今前门随处可见中国书店，而袁子明只活在了袁家人的记忆中。袁家方小时在前门长大，如今，踏及前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叹息“身上银两不多，也不敢来这‘高贵’的地儿了”。如今，那里属于新的商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