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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的一天，又到了京城贡院街放榜的日子。这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以来的第31个春天，而这次放榜所公布的是京城南京举行的明代第9次科举考试的结果。
众多举子都在翘首细看：第一名陈安，籍贯闽县（今福建省)；第二名尹昌隆，籍贯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第三名刘仕谔，籍贯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考试已经结束，结果总是残酷的，自是几人欢呼雀跃、几人黯然叹息。
一张皇榜将成绩昭告天下，这次考试看似尘埃落定。而这时的人群中忽然有一位落选举子喊道：“好生奇怪!录取的全部都是南方考生，为什么我们北方人连一个合格的都没有?”
那时候的北方有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5个地区，每个地区大约选送40名考生，约占总人数的一半，这么大的比例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考中呢?大家不信，纷纷细看榜单。然而仔细一看，果然这大约两百名北方考生一个中榜的都没有。这真叫人难以理解，落榜的北方考生更是心中不平。有人喊道：“咱们这次考试的主考刘三吾就是湖南茶陵人，副考官白信蹈也是南方人，他们如此嚣张地偏私南方人，压制北方才子，简直无法无天!”
人群一下子炸开了锅。成群结队的北方考生来到礼部衙门前，要求讨个说法。礼部官员急忙将此事奏报到朱元璋那里。
主考官刘三吾是翰林学士，当时已经85岁高龄，他为人正直、倔强，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他还是在皇帝面前坚持认为自己的评审是公正的，榜上有名的南方考生国学功底深厚，答题有理有据、文采华丽，北方人考不中是因为他们的考卷太差。
朱元璋大怒，抛开原来的主副考官不用，又找来前科状元、侍读张信等12人重新批阅试卷，要每人再各阅10份试卷，增录北方人入仕。张信本人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状元，祖籍浙江定海，张信和他的同事们不仅有学问，而且为人也都严谨、公允。接到任务以后，为了避免徇私，大家都在贡院吃住，阅卷期间一律不回家。经过了如此严格的“全封闭”复查，张信选出了两叠试卷，来向朱元璋汇报。
大家都以为张信会明白朱元璋的意思，这一次皇帝表明了要选几位北方人上榜，稍微权宜一下，风波就可以平息了。谁知道金銮殿上、天子阶前，坚持真理的张信先拿出几份北方考生的试卷，一一指给皇帝看：此处文句不通、此处言辞犯忌、此处与此处又自相矛盾……总之是漏洞百出，就算要矬子里面拔将军，也选不出一份优秀的考卷。
听到这里，朱元璋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而张信也实在是脾气倔得很，他又拿出另一叠南方考生的卷子，对这些考卷滔滔不绝地大加赞美，认为它们胜出前者何止一点半点，“前榜最末一名的才学文章也远远高于北方学子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北方考生简直连给南方人研墨侍笔的资格都没有。
“臣深知，开科取士当以文章定优劣。”张信诚恳地对着面色铁青的皇帝总结道，“所以，臣认为刘三吾的主持并无不公之处，恳请圣上维持原判。”
此语一出，众皆哗然。
要知道这个时候刘三吾已经停职查办、等待发落了，文武百官谁也没有想到张信会这样正直、这样大胆，竟敢逆着皇帝的意思，去拍一个失势官员的马屁。
朱元璋被张信一番说白噎得半死，气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后来才灵机一动，勉强给自己找到台阶，他冷笑着说：“张爱卿真是费心了!朕已得到密报，刘三吾跟你串通一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吗?”
也不待张信分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马上下令将他和原副考官白信蹈凌迟处死。刘三吾“以年老免死”，被革职充军。而那位运气太差的南方状元陈安也被发配到了边疆，一生的抱负付诸东流。
陈安得中的这一榜会试在二月，称为“春榜”，这年六月，朱元璋又亲自主持廷试，录取了61名北方学生，以韩克忠(籍贯山东武城)为第一名、王恕(籍贯山东长清)为第二名、焦胜(籍贯山西昔阳)为第三名，史称“夏榜”。而这两榜的纷扰也被后人称为“南北榜案”或“春夏榜案”，列于明初大案之中。
今天的我们可以了解，朱元璋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需要笼络全国人心来巩固统治。在北方边疆尚未安定的时候，如果因为一场科考而将全部北方人士打击倒，是很不明智的。就算动用皇权来干预公平，他也需要选出一位北方状元来安抚人心。
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刘三吾和张信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对北方考卷嗤之以鼻?北方与南方的考生素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怎么会半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者，都填不出一份合格的试卷，逼死了只说真话的人。
我们不禁要问：1397年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北平，真的一位人才都没有吗?状元只生在南国吗?
宋英宗(1064-1067在位)时候的“南北之争”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人才大辩论，它可以说是朱元璋“南北榜案”的前奏，而究其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唐中期以后北方社会几乎不间断的动荡和南方地区不断的人口流入。
安史之乱(755-762)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将全部黄河中下游城镇破坏殆尽。
虽然没有资料明确显示这次动荡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流向江浙，但是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在人才出产方面的削弱却是毫无疑问的。直到宋朝建立，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中原都没有一个相对长久的安定状态，和其他动荡时代一样，这时的中原百姓也会渐渐迁徙到更适合生存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测，相对于游牧天下的北方草原，沼瘴遍布的荆楚之地和蜀道艰难的成都平原，江浙甚至更南的福建地区会是大多数人愿意选择的目的地。
一段时间的人才积累后，南方势力崛起了。
南方人才的初啼小试发生在唐文宗开成四年(838)。那一年的科举有4名闽中(今福建省)的进士同时得中，令朝中人士刮目相看。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荒凉遥远的福建可以培养出国家进士来。移民的力量是惊人的，之后发生的事情会更让他们惊讶。
虽然自古就有“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之说，然而国家重心南移的形势却在继续发展，到北宋嘉佑年间(1056—1063)，就有学者敏感地发现了南方人才崛起的现象。自北宋建立以来，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人人斯文向学、知书达理的现象如此明显，甚至让江西学者吴孝宗得出了“甲于天下”这样大胆的结论。
这还只是民间的声音。在一代代移民的积累下，到北宋中期，南方人才的力量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正视——关于科举人才的南北之争在朝廷里爆发了。
引领这场争论的是我们熟悉的两位北宋名臣——司马光和欧阳修。
首先发难的是从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入仕朝中的大臣司马光。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写了一份《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上奏给皇帝，认为南方人擅长的诗赋“不足以观言”，且易助长浮华习气，要使举人皆习经术，须停止考试诗赋，而改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等经书。司马光此奏表面上看来与科场的地域之争无关，实际上因为北方士子长于经学、南方士子长于诗赋，司马光的上书很明显是要扶植北方士子、压制南方士子。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司马光这么做的背景。
到宋英宗治平元年为止，宋代的科举已经举行了48届，在选出的48名状元里有12名是南方人士，占总数的1／4。因为我们没有这48次科举全部上万名进士的籍贯资料，只从状元籍贯来看，这时的南北人才比例和唐代相比还没有明显变化。
其实，量变已经开始了。紧跟其后，在英宗、神宗两朝(1064-1085)选出的8名状元里，就有5名是南方人，其中更有3名的家乡都在福建。那么偏远的地方，怎么会涌出这么多全国第一名呢，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山雨欲来，北方出身的司马光一定是闻到了南方学子向京城挺进的讯息，感到了明显的压力。
一年之后即1065年，又一名南方人、籍贯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的彭汝砺考取了状元。下一年，司马光上奏《贡院乞逐路取人状》，统计了嘉佑三年（1058)、五年(1060)和七年(1062)三榜进士中，由北方各“路”和南方地区送来参加考试的才子人数和及第的人数，认为目前的考试名额分配“显然大段不均”，建议朝廷按照各个“路”来分配解送科考的名额。
这类似于今天的高考录取按省分配定额。其后果是有可能某省580分的考生只能上电大，而某省560分的考生却可以上清华。很明显，这对生源较好的的省份是比较不利的。虽然司马光指出京师举人及第数额太多，为北方士人抱不平。但那时候在京师开封府寄应(寄居在京师等待参加考试)和冒籍取解(假冒京师籍贯参加考试)者大多是南方士人，而且南方诸路每科及第数也远比北方诸路为多，因而在各地取解数额相差不太大的情况下，司马光提出的逐路按举人录取名额1：10的比例取中办法，等于限制了人才优秀的南方地区。
这时候，南方出身的欧阳修坐不住了。
欧阳修当时的官职是参知政事，负责为朝廷提出各种议案。对于司马光的分路取士说，从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应举入朝的他感到如芒在背，不惜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针锋相对地提出“凭才取人说”。
他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认为本朝的科举制度应该以公平为原则，如果因为北方人才匮乏而采取行政保护的话，那对南方人才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科举应该“惟材是择”，科场里东南进士多而西北进士少的原因是“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这话说得非常尖锐，简直就是认为南方人天性聪颖而北方人生来迟钝。
欧阳修与司马光都是进士出身，又都是曾经掌管科举大权的重臣，在科举方面很有发言权，因而这场争论格外引人注目。欧阳修的“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原则，目的是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但司马光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促进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子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必要采取某些有倾向性的政策，以巩固全国的统一。这种宏观考虑，在今天的国家教育政策上也被采取着，比如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文教欠发达的偏远地区都会实行一定的加分优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实际上宋英宗采纳了代表南方的欧阳修的意见。而宋神宗即位后，更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将经学科并入进士科，又将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这多少带有兼顾南北士人不同专长的用意。
众多举子都在翘首细看：第一名陈安，籍贯闽县（今福建省)；第二名尹昌隆，籍贯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第三名刘仕谔，籍贯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考试已经结束，结果总是残酷的，自是几人欢呼雀跃、几人黯然叹息。
一张皇榜将成绩昭告天下，这次考试看似尘埃落定。而这时的人群中忽然有一位落选举子喊道：“好生奇怪!录取的全部都是南方考生，为什么我们北方人连一个合格的都没有?”
那时候的北方有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5个地区，每个地区大约选送40名考生，约占总人数的一半，这么大的比例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考中呢?大家不信，纷纷细看榜单。然而仔细一看，果然这大约两百名北方考生一个中榜的都没有。这真叫人难以理解，落榜的北方考生更是心中不平。有人喊道：“咱们这次考试的主考刘三吾就是湖南茶陵人，副考官白信蹈也是南方人，他们如此嚣张地偏私南方人，压制北方才子，简直无法无天!”
人群一下子炸开了锅。成群结队的北方考生来到礼部衙门前，要求讨个说法。礼部官员急忙将此事奏报到朱元璋那里。
主考官刘三吾是翰林学士，当时已经85岁高龄，他为人正直、倔强，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他还是在皇帝面前坚持认为自己的评审是公正的，榜上有名的南方考生国学功底深厚，答题有理有据、文采华丽，北方人考不中是因为他们的考卷太差。
朱元璋大怒，抛开原来的主副考官不用，又找来前科状元、侍读张信等12人重新批阅试卷，要每人再各阅10份试卷，增录北方人入仕。张信本人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状元，祖籍浙江定海，张信和他的同事们不仅有学问，而且为人也都严谨、公允。接到任务以后，为了避免徇私，大家都在贡院吃住，阅卷期间一律不回家。经过了如此严格的“全封闭”复查，张信选出了两叠试卷，来向朱元璋汇报。
大家都以为张信会明白朱元璋的意思，这一次皇帝表明了要选几位北方人上榜，稍微权宜一下，风波就可以平息了。谁知道金銮殿上、天子阶前，坚持真理的张信先拿出几份北方考生的试卷，一一指给皇帝看：此处文句不通、此处言辞犯忌、此处与此处又自相矛盾……总之是漏洞百出，就算要矬子里面拔将军，也选不出一份优秀的考卷。
听到这里，朱元璋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而张信也实在是脾气倔得很，他又拿出另一叠南方考生的卷子，对这些考卷滔滔不绝地大加赞美，认为它们胜出前者何止一点半点，“前榜最末一名的才学文章也远远高于北方学子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北方考生简直连给南方人研墨侍笔的资格都没有。
“臣深知，开科取士当以文章定优劣。”张信诚恳地对着面色铁青的皇帝总结道，“所以，臣认为刘三吾的主持并无不公之处，恳请圣上维持原判。”
此语一出，众皆哗然。
要知道这个时候刘三吾已经停职查办、等待发落了，文武百官谁也没有想到张信会这样正直、这样大胆，竟敢逆着皇帝的意思，去拍一个失势官员的马屁。
朱元璋被张信一番说白噎得半死，气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后来才灵机一动，勉强给自己找到台阶，他冷笑着说：“张爱卿真是费心了!朕已得到密报，刘三吾跟你串通一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吗?”
也不待张信分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马上下令将他和原副考官白信蹈凌迟处死。刘三吾“以年老免死”，被革职充军。而那位运气太差的南方状元陈安也被发配到了边疆，一生的抱负付诸东流。
陈安得中的这一榜会试在二月，称为“春榜”，这年六月，朱元璋又亲自主持廷试，录取了61名北方学生，以韩克忠(籍贯山东武城)为第一名、王恕(籍贯山东长清)为第二名、焦胜(籍贯山西昔阳)为第三名，史称“夏榜”。而这两榜的纷扰也被后人称为“南北榜案”或“春夏榜案”，列于明初大案之中。
今天的我们可以了解，朱元璋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需要笼络全国人心来巩固统治。在北方边疆尚未安定的时候，如果因为一场科考而将全部北方人士打击倒，是很不明智的。就算动用皇权来干预公平，他也需要选出一位北方状元来安抚人心。
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刘三吾和张信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对北方考卷嗤之以鼻?北方与南方的考生素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怎么会半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者，都填不出一份合格的试卷，逼死了只说真话的人。
我们不禁要问：1397年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北平，真的一位人才都没有吗?状元只生在南国吗?
宋英宗(1064-1067在位)时候的“南北之争”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人才大辩论，它可以说是朱元璋“南北榜案”的前奏，而究其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唐中期以后北方社会几乎不间断的动荡和南方地区不断的人口流入。
安史之乱(755-762)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将全部黄河中下游城镇破坏殆尽。
虽然没有资料明确显示这次动荡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流向江浙，但是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在人才出产方面的削弱却是毫无疑问的。直到宋朝建立，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中原都没有一个相对长久的安定状态，和其他动荡时代一样，这时的中原百姓也会渐渐迁徙到更适合生存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测，相对于游牧天下的北方草原，沼瘴遍布的荆楚之地和蜀道艰难的成都平原，江浙甚至更南的福建地区会是大多数人愿意选择的目的地。
一段时间的人才积累后，南方势力崛起了。
南方人才的初啼小试发生在唐文宗开成四年(838)。那一年的科举有4名闽中(今福建省)的进士同时得中，令朝中人士刮目相看。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荒凉遥远的福建可以培养出国家进士来。移民的力量是惊人的，之后发生的事情会更让他们惊讶。
虽然自古就有“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之说，然而国家重心南移的形势却在继续发展，到北宋嘉佑年间(1056—1063)，就有学者敏感地发现了南方人才崛起的现象。自北宋建立以来，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人人斯文向学、知书达理的现象如此明显，甚至让江西学者吴孝宗得出了“甲于天下”这样大胆的结论。
这还只是民间的声音。在一代代移民的积累下，到北宋中期，南方人才的力量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正视——关于科举人才的南北之争在朝廷里爆发了。
引领这场争论的是我们熟悉的两位北宋名臣——司马光和欧阳修。
首先发难的是从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入仕朝中的大臣司马光。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写了一份《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上奏给皇帝，认为南方人擅长的诗赋“不足以观言”，且易助长浮华习气，要使举人皆习经术，须停止考试诗赋，而改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等经书。司马光此奏表面上看来与科场的地域之争无关，实际上因为北方士子长于经学、南方士子长于诗赋，司马光的上书很明显是要扶植北方士子、压制南方士子。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司马光这么做的背景。
到宋英宗治平元年为止，宋代的科举已经举行了48届，在选出的48名状元里有12名是南方人士，占总数的1／4。因为我们没有这48次科举全部上万名进士的籍贯资料，只从状元籍贯来看，这时的南北人才比例和唐代相比还没有明显变化。
其实，量变已经开始了。紧跟其后，在英宗、神宗两朝(1064-1085)选出的8名状元里，就有5名是南方人，其中更有3名的家乡都在福建。那么偏远的地方，怎么会涌出这么多全国第一名呢，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山雨欲来，北方出身的司马光一定是闻到了南方学子向京城挺进的讯息，感到了明显的压力。
一年之后即1065年，又一名南方人、籍贯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的彭汝砺考取了状元。下一年，司马光上奏《贡院乞逐路取人状》，统计了嘉佑三年（1058)、五年(1060)和七年(1062)三榜进士中，由北方各“路”和南方地区送来参加考试的才子人数和及第的人数，认为目前的考试名额分配“显然大段不均”，建议朝廷按照各个“路”来分配解送科考的名额。
这类似于今天的高考录取按省分配定额。其后果是有可能某省580分的考生只能上电大，而某省560分的考生却可以上清华。很明显，这对生源较好的的省份是比较不利的。虽然司马光指出京师举人及第数额太多，为北方士人抱不平。但那时候在京师开封府寄应(寄居在京师等待参加考试)和冒籍取解(假冒京师籍贯参加考试)者大多是南方士人，而且南方诸路每科及第数也远比北方诸路为多，因而在各地取解数额相差不太大的情况下，司马光提出的逐路按举人录取名额1：10的比例取中办法，等于限制了人才优秀的南方地区。
这时候，南方出身的欧阳修坐不住了。
欧阳修当时的官职是参知政事，负责为朝廷提出各种议案。对于司马光的分路取士说，从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应举入朝的他感到如芒在背，不惜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针锋相对地提出“凭才取人说”。
他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认为本朝的科举制度应该以公平为原则，如果因为北方人才匮乏而采取行政保护的话，那对南方人才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科举应该“惟材是择”，科场里东南进士多而西北进士少的原因是“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这话说得非常尖锐，简直就是认为南方人天性聪颖而北方人生来迟钝。
欧阳修与司马光都是进士出身，又都是曾经掌管科举大权的重臣，在科举方面很有发言权，因而这场争论格外引人注目。欧阳修的“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原则，目的是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但司马光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促进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子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必要采取某些有倾向性的政策，以巩固全国的统一。这种宏观考虑，在今天的国家教育政策上也被采取着，比如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文教欠发达的偏远地区都会实行一定的加分优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实际上宋英宗采纳了代表南方的欧阳修的意见。而宋神宗即位后，更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将经学科并入进士科，又将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这多少带有兼顾南北士人不同专长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