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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在《理想丈夫》中刻画的女性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家庭天使”，但王尔德是位有着超前女性观的男性作家吗？王尔德笔下《理想丈夫》中，具有自主意识的广大女性却或极度追求物欲或极度追求权欲，这些描写充斥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本文通过细读文本的方式，分析和评价了王尔德的女性观。
《理想丈夫》是英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王尔德的代表作之一，是以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生活为背景的戏剧。19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广大女性在社会中并不拥有当时男性的“天赋人权”，她们处于无权利和被压制状态，而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女性开始反抗这种压制。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作品中关注女性的生活。作为关注女性问题且颇具盛名的男性作家之一，王尔德在其名篇《理想丈夫》中表面上呈现的是“理想”男性，实际上也探讨了“理想”女性，评论界对《理想丈夫》的女性主义阐释，能给广大读者理解父权制提供很大的帮助，但长期以来评论界对《理想丈夫》的女性主义阐释或者忽视，或者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正面肯定评论。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到底是对父权制的强化还是削弱呢？在《理想丈夫》中，王尔德描摹的女性似乎对传统男性一直所占据的生存空间构成了威胁，但在王尔德笔下，这些女性或极度追求物欲或极度追求权欲，这些描写充满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一、《理想丈夫》女性主义阐释的自相矛盾
可以说《理想丈夫》削弱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强化了父权制意识形态，这种自相矛盾反映了王尔德本人对父权制的矛盾态度，这源于王尔德当时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其心理、生活等方面境况。王尔德的女性观及其成因在于王尔德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女权主义者：王尔德的母亲公开声明，婚后只相夫教子的生活是对伟大灵魂的囚禁；王尔德的妻子是曾出版过两本儿童读物和大量其他书籍的“才女”型女权主义者，她积极参加女权主义社团聚会，热衷在行动上支持女权主义。王尔德的母亲和妻子潜移默化中对王尔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因此《理想丈夫》中的女性不再是男权制度统治下丧失自我的温顺、虔诚“家庭天使”，而是有着真正的自我意识、性格鲜明的“新女性”。
《理想丈夫》上映的1895年，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身为当时戏剧领域弄潮儿的王尔德一定也对当时女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了然于心。但是，王尔德的女性主义观也鑲嵌着当时社会大环境和其心理的烙印，王尔德拥有爱尔兰身份，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他在当时英国社会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尤其是王尔德不敢公开同性恋身份，这都表明他表面上前卫、潇洒，实际上却接受父权制意识形态。所以，他在《理想丈夫》中塑造的这些不遵从于父权制的“新女性”或屈从于她们自己声色犬马的欲望或者醉心于通过操纵丈夫来获得权力，对社会文明进步毫无贡献。
女性主义问题涉及面颇为广泛，关系到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真正批判父权制的作者无论在其文本中怎样描绘、阐释，其作品都会促进读者认可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伊利格瑞认为，父权制权力体现在男性凝视中，女性不过是被男性观看的对象，游戏规则都由观看者男性制定，作为被审视对象的女性是被动的客体，是男性主导的经济、政治社会中的符号和商品。
《理想丈夫》中的有着独立自我意识的女性却只醉心于精美的服饰装扮。《理想丈夫》中的谢弗利太太的装扮有时“大红大紫”，有时口红抹得太浓，衣服穿得太暴露。父权制是男性世界，漂亮女人不过是游戏奖品。谢弗利太太依靠这样的服饰装扮来博得男人的凝视。谢弗利太太如同易普生笔下出走的娜拉一样冲出了家庭，但是她不是靠个人实力在社会里实现自身价值，谢弗利太太可谓是寻求自我价值的可悲处境女性。作为走出家庭的独立个体，抱负很高的谢弗利太太，却只能靠男性欲望而发达。谢弗利太太潜意识里渴求男女平等，但面对生活的压力、社会地位和金钱的诱惑，她通过与男人的交往发迹，每一次离婚她都能增加财产，毫无疑问，谢弗利太太不是自尊、独立、自由的女性，谢弗利太太走出家庭，但在思想上、教育上根本未做充分的准备，没有能力选择正确人生道路。《理想丈夫》中折射的思想意识还属于当时英国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一部分，否定了女性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
二、双标价值标准：“坏男人”与“坏女人”
王尔德内化了当时社会流行但并不公平的双标价值标准，这种双标的价值标准在《理想丈夫》中表现为“坏男人”与“坏女人”的天差地别。“坏男人”人物性格特征主要是从玩世不恭的角度来进行的，游戏人生的男性人物正常来说会被认为是坏男人。戈林子爵就是这样的坏男人，但他身上的坏反而使得他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充满魅力。这是为什么呢？追根溯源，王尔德塑造的戈林子爵其实是“好男人”。因为王尔德笔下的戈林子爵坏得好，通常在女性面前油嘴滑舌，让女性开心快乐，但并没做和社会道德规范相悖的事儿，王尔德笔下戈林子爵的坏并不是人品恶劣，而是风趣、洒脱的象征，是男人智商、情商都高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戈林子爵为了公众的利益，智商超群地用谢弗利太太的罪证换取了奇尔顿爵士的罪证，拯救了被妻子要挟的政治家奇尔顿爵士，显而易见戈林子爵是真正的“好男人”。
但是，王尔德为什么让好男人伪装成坏男人呢？因为王尔德认为口是心非的女人就喜欢男人的这种油腔滑调的坏，所以按照这种逻辑，“好男人”的坏是被女人逼迫的。基于对人性的考量，王尔德很反对按照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标准来划分人群。例如，王尔德描绘了为了飞黄腾达、不惜盗取国家机密的奇尔顿爵士，而奇尔顿爵士同时又是个深爱妻子，并对妻子言听计从的理想丈夫。但是，王尔德这一划分准则不适用于《理想丈夫》中的女性，因为她们是真正的“坏女人”。这些拥有了自我意识的女性，穿着讲究、外表精致美丽，但举止放荡不羁、心中自私自利，对社会、他人都毫不关心。
巴西尔顿夫人和马奇蒙特太太矫揉造作、自恋无聊，对勤勤恳恳的丈夫感到厌倦，热衷于打情骂俏和造谣生事，她们口是心非，把说谎当成家常便饭；马克比夫人反对女人受高等教育，认为教育是可怕的，会威胁到婚姻，满足于靠道听途说的丑闻打发光阴；奇尔顿夫人飞扬跋扈、专横无理，她对政治很有兴趣，通过对丈夫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来参与公共事务，把丈夫奇尔顿爵士牢牢地掌控在手中，使得丈夫成为自己的傀儡；谢弗利太太白手起家地累积了大笔钱财，为了钱她不择手段，敲诈勒索无所不用，毫无道德底线。这些“坏女人”自私自利，和“坏男人”形成鲜明对比，但这都是王尔德依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创作出来的，即作者双标价值标准的产物。另外，同样靠不义之财发达的“坏女人”谢弗利太太和“坏男人”奇尔顿爵士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谢弗利太太被驱逐，但奇尔顿爵士依然当理想丈夫。
三、结语
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在女性主义文学传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塑造了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家庭天使”角色，这些角色彰显女性自我意识，但这些女性并不具备职业妇女的各种素质。《理想丈夫》也未尝试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没有试图为女性的独立和自由找寻出路，《理想丈夫》中女性无法依靠自身所受到的教育和工作能力提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
（辽宁大学外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的英国戏剧研究”（项目编号：17YJA752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程娇艳（1975-），女，辽宁沈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外语教学。
《理想丈夫》是英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王尔德的代表作之一，是以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生活为背景的戏剧。19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广大女性在社会中并不拥有当时男性的“天赋人权”，她们处于无权利和被压制状态，而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女性开始反抗这种压制。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作品中关注女性的生活。作为关注女性问题且颇具盛名的男性作家之一，王尔德在其名篇《理想丈夫》中表面上呈现的是“理想”男性，实际上也探讨了“理想”女性，评论界对《理想丈夫》的女性主义阐释，能给广大读者理解父权制提供很大的帮助，但长期以来评论界对《理想丈夫》的女性主义阐释或者忽视，或者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正面肯定评论。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到底是对父权制的强化还是削弱呢？在《理想丈夫》中，王尔德描摹的女性似乎对传统男性一直所占据的生存空间构成了威胁，但在王尔德笔下，这些女性或极度追求物欲或极度追求权欲，这些描写充满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一、《理想丈夫》女性主义阐释的自相矛盾
可以说《理想丈夫》削弱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强化了父权制意识形态，这种自相矛盾反映了王尔德本人对父权制的矛盾态度，这源于王尔德当时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其心理、生活等方面境况。王尔德的女性观及其成因在于王尔德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女权主义者：王尔德的母亲公开声明，婚后只相夫教子的生活是对伟大灵魂的囚禁；王尔德的妻子是曾出版过两本儿童读物和大量其他书籍的“才女”型女权主义者，她积极参加女权主义社团聚会，热衷在行动上支持女权主义。王尔德的母亲和妻子潜移默化中对王尔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因此《理想丈夫》中的女性不再是男权制度统治下丧失自我的温顺、虔诚“家庭天使”，而是有着真正的自我意识、性格鲜明的“新女性”。
《理想丈夫》上映的1895年，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身为当时戏剧领域弄潮儿的王尔德一定也对当时女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了然于心。但是，王尔德的女性主义观也鑲嵌着当时社会大环境和其心理的烙印，王尔德拥有爱尔兰身份，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他在当时英国社会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尤其是王尔德不敢公开同性恋身份，这都表明他表面上前卫、潇洒，实际上却接受父权制意识形态。所以，他在《理想丈夫》中塑造的这些不遵从于父权制的“新女性”或屈从于她们自己声色犬马的欲望或者醉心于通过操纵丈夫来获得权力，对社会文明进步毫无贡献。
女性主义问题涉及面颇为广泛，关系到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真正批判父权制的作者无论在其文本中怎样描绘、阐释，其作品都会促进读者认可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伊利格瑞认为，父权制权力体现在男性凝视中，女性不过是被男性观看的对象，游戏规则都由观看者男性制定，作为被审视对象的女性是被动的客体，是男性主导的经济、政治社会中的符号和商品。
《理想丈夫》中的有着独立自我意识的女性却只醉心于精美的服饰装扮。《理想丈夫》中的谢弗利太太的装扮有时“大红大紫”，有时口红抹得太浓，衣服穿得太暴露。父权制是男性世界，漂亮女人不过是游戏奖品。谢弗利太太依靠这样的服饰装扮来博得男人的凝视。谢弗利太太如同易普生笔下出走的娜拉一样冲出了家庭，但是她不是靠个人实力在社会里实现自身价值，谢弗利太太可谓是寻求自我价值的可悲处境女性。作为走出家庭的独立个体，抱负很高的谢弗利太太，却只能靠男性欲望而发达。谢弗利太太潜意识里渴求男女平等，但面对生活的压力、社会地位和金钱的诱惑，她通过与男人的交往发迹，每一次离婚她都能增加财产，毫无疑问，谢弗利太太不是自尊、独立、自由的女性，谢弗利太太走出家庭，但在思想上、教育上根本未做充分的准备，没有能力选择正确人生道路。《理想丈夫》中折射的思想意识还属于当时英国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一部分，否定了女性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
二、双标价值标准：“坏男人”与“坏女人”
王尔德内化了当时社会流行但并不公平的双标价值标准，这种双标的价值标准在《理想丈夫》中表现为“坏男人”与“坏女人”的天差地别。“坏男人”人物性格特征主要是从玩世不恭的角度来进行的，游戏人生的男性人物正常来说会被认为是坏男人。戈林子爵就是这样的坏男人，但他身上的坏反而使得他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充满魅力。这是为什么呢？追根溯源，王尔德塑造的戈林子爵其实是“好男人”。因为王尔德笔下的戈林子爵坏得好，通常在女性面前油嘴滑舌，让女性开心快乐，但并没做和社会道德规范相悖的事儿，王尔德笔下戈林子爵的坏并不是人品恶劣，而是风趣、洒脱的象征，是男人智商、情商都高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戈林子爵为了公众的利益，智商超群地用谢弗利太太的罪证换取了奇尔顿爵士的罪证，拯救了被妻子要挟的政治家奇尔顿爵士，显而易见戈林子爵是真正的“好男人”。
但是，王尔德为什么让好男人伪装成坏男人呢？因为王尔德认为口是心非的女人就喜欢男人的这种油腔滑调的坏，所以按照这种逻辑，“好男人”的坏是被女人逼迫的。基于对人性的考量，王尔德很反对按照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标准来划分人群。例如，王尔德描绘了为了飞黄腾达、不惜盗取国家机密的奇尔顿爵士，而奇尔顿爵士同时又是个深爱妻子，并对妻子言听计从的理想丈夫。但是，王尔德这一划分准则不适用于《理想丈夫》中的女性，因为她们是真正的“坏女人”。这些拥有了自我意识的女性，穿着讲究、外表精致美丽，但举止放荡不羁、心中自私自利，对社会、他人都毫不关心。
巴西尔顿夫人和马奇蒙特太太矫揉造作、自恋无聊，对勤勤恳恳的丈夫感到厌倦，热衷于打情骂俏和造谣生事，她们口是心非，把说谎当成家常便饭；马克比夫人反对女人受高等教育，认为教育是可怕的，会威胁到婚姻，满足于靠道听途说的丑闻打发光阴；奇尔顿夫人飞扬跋扈、专横无理，她对政治很有兴趣，通过对丈夫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来参与公共事务，把丈夫奇尔顿爵士牢牢地掌控在手中，使得丈夫成为自己的傀儡；谢弗利太太白手起家地累积了大笔钱财，为了钱她不择手段，敲诈勒索无所不用，毫无道德底线。这些“坏女人”自私自利，和“坏男人”形成鲜明对比，但这都是王尔德依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创作出来的，即作者双标价值标准的产物。另外，同样靠不义之财发达的“坏女人”谢弗利太太和“坏男人”奇尔顿爵士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谢弗利太太被驱逐，但奇尔顿爵士依然当理想丈夫。
三、结语
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在女性主义文学传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塑造了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家庭天使”角色，这些角色彰显女性自我意识，但这些女性并不具备职业妇女的各种素质。《理想丈夫》也未尝试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没有试图为女性的独立和自由找寻出路，《理想丈夫》中女性无法依靠自身所受到的教育和工作能力提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
（辽宁大学外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的英国戏剧研究”（项目编号：17YJA752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程娇艳（1975-），女，辽宁沈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