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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的完全区别于古典诗歌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新诗及新诗批评发展史已过百年。闻一多通过俞平伯的《冬夜》指出新诗存在的弊病，并提出一系列诗学观点，其温和、客观、严谨的批评风格是20世纪20年代文学批评作品中的佼佼者。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率先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进行新诗创作。很快就引发了诗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论争，部分作家打着“平民化”的口号，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着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倾向，不少白话新诗艺术性较差，存在大量弊病。
诗人兼批评家的闻一多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他“很怀疑诗神踏入的不是一条迷途，所以更不忍不厉颜正色，唤他赶早回头”。同时，闻一多指明“这条迷途便是那畸形的滥觞的民众艺术”。闻一多认为，俞平伯的《冬夜》便是那畸形的滥觞的民众艺术的代表。闻一多希望通过《〈冬夜〉评论》这篇文章，“拿他自己的失败的效果做赃证，来攻击这种论调的罪状，既可帮助醒豁群众的了解，又可省却些批评家的口舌”。
一
从新诗批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批评的审美分析能力明显增强，只要将闻一多、朱自清的批评作品与胡适等人的初期批评文章稍加对比，便可发现。《〈冬夜〉评论》充分体现当时诗歌批评的特点，主要运用诗歌美学标准对《冬夜》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闻一多首先给予了《冬夜》一定的正面评价，“《冬夜》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音节。关于这一点，当代的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相比的。这也是俞君对于新诗的一个贡献。凝练、绵密、婉细是他的音节特色。”俞平伯之父俞陛云在诗词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俞平伯深受其父影响，自幼受古代文化浸染，有着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因而俞诗凝练、绵密、细婉的音节特色“是从旧诗和词曲里退化出来的”。从这一点来看，闻一多认同新诗应向古典诗歌取法，“他认为中国古典律诗中存在着‘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将其取来，陶镕入新诗，必能创建‘新体中国诗’”。这与闻一多一直强调的“新诗的民族化”观点相符，但是，闻一多也清晰地认识到旧诗词的音节是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白话的表达方式，想要做出好诗，须经过一番“查验拣择”。朱自清曾评价说：“他（俞平伯）在北京大学时看旧诗，词，曲很多；后来便就他们的腔调去短取长，重以己意熔铸一番，便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音律。”闻一多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孤山听雨》《仅有的伴侣》《忆游杂诗》等“小令词”径直运用旧诗词的腔调，毫无自然与艺术熔铸之美。由此，闻一多指出，“像《冬夜》里词曲音节的成分这样多，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劣点”。
生硬地运用“中国式的词调及中国式的意象”，导致《冬夜》“句法简单”“思想浅薄”“意境上的缺失”，同时还存在破碎、啰唆、重复的弊病。借助省略号和叹号的双重使用来表达情感，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却反反复复说一通，字的重复、句的重复、叠字叠句大量使用，“这都由于‘言之无物’，所以成为貌实神虚”。可见闻一多注重诗歌中的想象成分，正因俞诗想象力低下，《冬夜》中的情感基本是二流情感，无非是咏花咏草、寄怀赠别等。闻一多指出，“恐怕《冬夜》所以缺少很有幻想的作品，是因为作者对于诗——艺术的根本观念的错误”。错误使用标点符号，这是有违作为一名诗人最低水准的，标点符号作为艺术工具的一种，必须正确使用，诗的外在形式出现了严重弊端，怎可乞求还能有好的情感抒发呢？
尽管闻一多认为《冬夜》在诗歌艺术性上并不成熟，但他肯定了《冬夜》的历史价值，诗集中带有新思潮印记的作品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所以这样看来，《冬夜》在艺术界假若不算一个成功，至少他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历史上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因而，聞一多在运用诗歌美学标准进行批评的同时，带有一定的史观意识。
初出茅庐的闻一多能够及时地发现这些问题并撰文指出，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敏锐的眼光、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出问题的勇气。在时代风云突变的五四时期，能够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积极参与新诗建设事业实乃不易。可惜的是，《〈冬夜〉评论》这篇文章未能使用适合新诗的理论作为指导，进行新诗批评，但也摆脱了初期直觉式的批评风格，呈现出一定的理性色彩，为此后的新诗理论批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
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提出的诗学观点，如诗要讲究音节美、有技巧地吸收符合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旧诗词音节等，颇有见地。有一处笔者存在疑惑，闻一多谈到诗的情感时，提到“严格地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男女恋爱之情固然美好热烈，但人类的情感是复杂多样的，只要是正当的、真实的情感就是好的情感，人尚且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的感情同样没法分出三六九等，并无一流、二流之别，只不过，日常情感入诗，要经过一番筛选、凝练、升华等艺术化处理。
李乐平先生认为，“闻一多严厉批评《冬夜》有极端之嫌”。的确，闻一多对《冬夜》的批评之词占绝大多数，但算不得严厉，这是二人在诗学观念上的冲突。俞平伯认为诗应“平民化”，而闻一多正好与其相反，强调诗的“贵族化”。这两种观念并没有对错之分，但俞平伯全然不顾及艺术的诗作实践却应当反思。
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自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的拘牵……至于是不是诗，这都与我的本意无关。”闻一对此极为反感，直言《冬夜》的弊病完全是由俞平伯“艺术的根本观念的错误”引起的。相较于小说、戏剧等文体样式，诗是最讲求意境的创造，需要美的语言、美的句式、美的情感的合理搭配来完成，因而诗是美的，做诗应当是一种创意性的活动，是在真切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写作。其力求为普通大众提供美的文字、美的思想和美的熏陶，而不仅仅是人生的安慰和娱乐。
从整体来看，闻一多的“批评态度中肯、温和，体现出学术批评应有的风度”。通篇围绕《冬夜》谈诗学审美观点，在指出《冬夜》艺术缺陷的同时，肯定其时代价值，体现了他宽容的一面，在此后的新诗批评中，他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批评风格，譬如，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批评《女神》在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糙与随意，说“我们不能不埋怨他太不认真把事当事做”。可见，闻一多是深感忽略诗的外在形式对新诗发展的危害性的，同时，他在建设新诗格律方面十分用心，根据现代汉语多音节词较多的现象，提出“音尺”理论。
虽然闻一多一直保持着冷静、客观、严谨的批评态度，但也偶有失误。汪静之的《蕙的风》有不少表现新思潮的作品，但他在致梁实秋信中说：“《蕙的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的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他还骂汪静之诲淫，说《蕙的风》简直不是诗。这些看法显然存在严重偏颇。
三
新诗发展已过百年，回首过去，人们不可否认的是，闻一多以诗学审美为标准的文学批评对五四新诗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诗趋向“低俗化”的势头，使得新诗本体艺术性引起重视。《〈冬夜〉评论》中表现出的借鉴吸收传统诗学遗产的观点、对美学批评方法的重视以及所带有的天然的历史眼光，中肯有理的批评语言，严谨温和的批评风格更是显得难能可贵，值得后辈钻研学习。
（青岛大学）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率先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进行新诗创作。很快就引发了诗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论争，部分作家打着“平民化”的口号，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着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倾向，不少白话新诗艺术性较差，存在大量弊病。
诗人兼批评家的闻一多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他“很怀疑诗神踏入的不是一条迷途，所以更不忍不厉颜正色，唤他赶早回头”。同时，闻一多指明“这条迷途便是那畸形的滥觞的民众艺术”。闻一多认为，俞平伯的《冬夜》便是那畸形的滥觞的民众艺术的代表。闻一多希望通过《〈冬夜〉评论》这篇文章，“拿他自己的失败的效果做赃证，来攻击这种论调的罪状，既可帮助醒豁群众的了解，又可省却些批评家的口舌”。
一
从新诗批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批评的审美分析能力明显增强，只要将闻一多、朱自清的批评作品与胡适等人的初期批评文章稍加对比，便可发现。《〈冬夜〉评论》充分体现当时诗歌批评的特点，主要运用诗歌美学标准对《冬夜》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闻一多首先给予了《冬夜》一定的正面评价，“《冬夜》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音节。关于这一点，当代的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相比的。这也是俞君对于新诗的一个贡献。凝练、绵密、婉细是他的音节特色。”俞平伯之父俞陛云在诗词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俞平伯深受其父影响，自幼受古代文化浸染，有着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因而俞诗凝练、绵密、细婉的音节特色“是从旧诗和词曲里退化出来的”。从这一点来看，闻一多认同新诗应向古典诗歌取法，“他认为中国古典律诗中存在着‘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将其取来，陶镕入新诗，必能创建‘新体中国诗’”。这与闻一多一直强调的“新诗的民族化”观点相符，但是，闻一多也清晰地认识到旧诗词的音节是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白话的表达方式，想要做出好诗，须经过一番“查验拣择”。朱自清曾评价说：“他（俞平伯）在北京大学时看旧诗，词，曲很多；后来便就他们的腔调去短取长，重以己意熔铸一番，便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音律。”闻一多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孤山听雨》《仅有的伴侣》《忆游杂诗》等“小令词”径直运用旧诗词的腔调，毫无自然与艺术熔铸之美。由此，闻一多指出，“像《冬夜》里词曲音节的成分这样多，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劣点”。
生硬地运用“中国式的词调及中国式的意象”，导致《冬夜》“句法简单”“思想浅薄”“意境上的缺失”，同时还存在破碎、啰唆、重复的弊病。借助省略号和叹号的双重使用来表达情感，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却反反复复说一通，字的重复、句的重复、叠字叠句大量使用，“这都由于‘言之无物’，所以成为貌实神虚”。可见闻一多注重诗歌中的想象成分，正因俞诗想象力低下，《冬夜》中的情感基本是二流情感，无非是咏花咏草、寄怀赠别等。闻一多指出，“恐怕《冬夜》所以缺少很有幻想的作品，是因为作者对于诗——艺术的根本观念的错误”。错误使用标点符号，这是有违作为一名诗人最低水准的，标点符号作为艺术工具的一种，必须正确使用，诗的外在形式出现了严重弊端，怎可乞求还能有好的情感抒发呢？
尽管闻一多认为《冬夜》在诗歌艺术性上并不成熟，但他肯定了《冬夜》的历史价值，诗集中带有新思潮印记的作品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所以这样看来，《冬夜》在艺术界假若不算一个成功，至少他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历史上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因而，聞一多在运用诗歌美学标准进行批评的同时，带有一定的史观意识。
初出茅庐的闻一多能够及时地发现这些问题并撰文指出，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敏锐的眼光、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出问题的勇气。在时代风云突变的五四时期，能够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积极参与新诗建设事业实乃不易。可惜的是，《〈冬夜〉评论》这篇文章未能使用适合新诗的理论作为指导，进行新诗批评，但也摆脱了初期直觉式的批评风格，呈现出一定的理性色彩，为此后的新诗理论批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
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提出的诗学观点，如诗要讲究音节美、有技巧地吸收符合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旧诗词音节等，颇有见地。有一处笔者存在疑惑，闻一多谈到诗的情感时，提到“严格地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男女恋爱之情固然美好热烈，但人类的情感是复杂多样的，只要是正当的、真实的情感就是好的情感，人尚且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的感情同样没法分出三六九等，并无一流、二流之别，只不过，日常情感入诗，要经过一番筛选、凝练、升华等艺术化处理。
李乐平先生认为，“闻一多严厉批评《冬夜》有极端之嫌”。的确，闻一多对《冬夜》的批评之词占绝大多数，但算不得严厉，这是二人在诗学观念上的冲突。俞平伯认为诗应“平民化”，而闻一多正好与其相反，强调诗的“贵族化”。这两种观念并没有对错之分，但俞平伯全然不顾及艺术的诗作实践却应当反思。
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自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的拘牵……至于是不是诗，这都与我的本意无关。”闻一对此极为反感，直言《冬夜》的弊病完全是由俞平伯“艺术的根本观念的错误”引起的。相较于小说、戏剧等文体样式，诗是最讲求意境的创造，需要美的语言、美的句式、美的情感的合理搭配来完成，因而诗是美的，做诗应当是一种创意性的活动，是在真切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写作。其力求为普通大众提供美的文字、美的思想和美的熏陶，而不仅仅是人生的安慰和娱乐。
从整体来看，闻一多的“批评态度中肯、温和，体现出学术批评应有的风度”。通篇围绕《冬夜》谈诗学审美观点，在指出《冬夜》艺术缺陷的同时，肯定其时代价值，体现了他宽容的一面，在此后的新诗批评中，他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批评风格，譬如，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批评《女神》在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糙与随意，说“我们不能不埋怨他太不认真把事当事做”。可见，闻一多是深感忽略诗的外在形式对新诗发展的危害性的，同时，他在建设新诗格律方面十分用心，根据现代汉语多音节词较多的现象，提出“音尺”理论。
虽然闻一多一直保持着冷静、客观、严谨的批评态度，但也偶有失误。汪静之的《蕙的风》有不少表现新思潮的作品，但他在致梁实秋信中说：“《蕙的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的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他还骂汪静之诲淫，说《蕙的风》简直不是诗。这些看法显然存在严重偏颇。
三
新诗发展已过百年，回首过去，人们不可否认的是，闻一多以诗学审美为标准的文学批评对五四新诗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诗趋向“低俗化”的势头，使得新诗本体艺术性引起重视。《〈冬夜〉评论》中表现出的借鉴吸收传统诗学遗产的观点、对美学批评方法的重视以及所带有的天然的历史眼光，中肯有理的批评语言，严谨温和的批评风格更是显得难能可贵，值得后辈钻研学习。
（青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