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学界大多数人均认同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神话与歌谣，然而二者作为口头文学形式均未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学界对“文学”的界定也是千人千解的，而笔者认为文学必须有三个维度，即文学作品、文字载体、文化内核。本文将从这三个角度着手，将甲骨卜辞这种应用性散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问题。
就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问题，目前学界还存在一点争议，但大多学者都倾向于三种说法，一是理论上，均赞同“文学起源于劳动说”；二是题材上，均以神话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开端；三是体裁上，均认为诗歌先于散文。
但是，现存史料中并没有远古神话与歌谣的原始记载，神话与上古歌谣都是作为口头文学流传下来。二者都没有文字记载，均缺少了文字这一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笔者不否认上古时期神话与歌谣的客观存在，但是就如木斋与祖秋阳所说的：“我们不可以放着最为可信的最早的文字、文献记载而不研究，反而以后人所作的神话和传说中的所谓上古诗歌作为文学的起源，这是不对的。”
而现在文学史教材以神话作为文学史的开端，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记载的远古内容概念偷换成了写作时间，人们不能因为神话中的创世神话就将其定义为最早的文学样式。据说黄帝时期所做的《弹歌》其实记载于东汉的《吴氏春秋》中，据说伊耆氏时期所做的《蜡辞》也记载于西汉的《礼记·郊特牲》中，这些原始歌谣的内容为原始农事的记录，但人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后人总结前人农事经验而作。二者均节奏鲜明，形式整齐，极有可能经过后人修改甚至是后人自作。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诗歌与神话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中国古代文学起源这一问题不仅关涉了中国文学发生的最早时间，还与中国文学的性质紧密相连。一旦确定了源头，其他后世文学的样式也必然与之相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也必将是中国古代文学
的底色。
一、对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起源的界定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如政治、历史、文化等紧密关联。而汉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载体，也是其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载体是文字，其背后所承载的是文化，三者互为彼此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组成文学这个大的范畴。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起源的追溯，人们不应汲汲追求那个最早的文学发生点。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强调的是古代文学的根脉，是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养料与动力的源头。人们要还原被历史遮蔽的真实，去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真正的本质面貌。这一本质面貌正如刘师培在其《文说·耀采篇》中所说的一样：“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上古时期，人们将法制、言辞、古籍所载统统视为文学，此时文学的特点是“笔大于文”，其基本特点是实用性的，文学的面貌是质朴且朴素的。
各国有各国的文学，它们区别于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独特民族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古代的，正是因为其背后所蕴含的儒家道统文化。各国文学都因其背后所蕴含的独特国家文化和民族气质而闪耀着璀璨光芒，又一起构成蔚为大观的世界文学。
人们要追寻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首先要明确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站在古人的视角去定义何为古代文学；其次还要明确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区别，中国古代文学与儒家文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长河。
二、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散文而非诗歌
散文这种文体，人们完全可以追溯到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献——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上，这种应用型散文文体出于占卜的需要，数量众多。其包括了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内容清楚、体式统一，其中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已经具备了文学的意义。甲骨卜辞以书面形式被记载下来，比口頭文学形式的神话、上古歌谣更具有可信性。同时，甲骨卜辞具备了口头文学没有的“文字”这一要素，因此笔者认为它比神话与上古歌谣更值得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端。《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印证了殷商时期有比甲骨卜辞更为成熟的散文形式的文字形态，只是目前尚未有出土文献的印证。
晚商时期的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种成熟的、有系统的汉字，它的出现为文献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甲骨文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甲骨卜辞这种应用性散文出于占卜的需要而大量出现。中国文化的本质与根脉是儒家道统文化，而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文学与儒家文化也是相辅相成的。自先秦以来便渐次形成的儒家文化，其本质是应用的、入世的、事人的，与政治紧密联系，而中国古代文学一开始也是基于记述历史、祭祀宗教等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比如最早由甲骨文记载的应用体散文、随后产生的一些政令性散文（如西周的册命铭文、训诰铭文）和记载历史的散文（如《尚书》）等。正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中说：“上古之‘文’，其用有二：‘一曰抒己意以事人，一曰宣己意以达神’。”刘师培认为，文之兴起，一在事神，一在事人，其目的是契合于“用”，而非纯文艺的追求，基于应用需要而产生的散文文学才是上古文学的真实面貌。
而《诗经》作为早期文学形式之一，其句式整饬、音韵有致、情采并重，赋比兴等文学艺术手法的运用说明其已经从早期的应用文学转型成审美文学，这种重视人类审美、情感需要的文学艺术形式显然要比实用性文学形式产生得晚一些。木斋和祖秋阳就认为，“诗的因素是从甲骨文的反复记录和书写中萌生的，以后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音乐的音律节奏引导了这种原本从散文文体中孕育出来的诗歌雏形，从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诗歌”。
三、上古文学的真实面貌
先秦时期的文学是一种杂文学、大文学的状态。文学不仅是诗乐舞合一的，就连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等都没有清晰的划分，它们往往是杂糅而合一的。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从目前已知的最早历史文献《尚书》算起（且不论现存《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这一记言散文确确实实在先秦就已产生），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这些史料记载一方面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又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原始样貌。因此，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自产生以来就扭结在一起。正如刘师培在《文说·耀采篇》说：“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这就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一开始就是出于历史记载和政治管理等实用性的目的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政治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此时的文学呈现一种综合性的形态。
从商周到春秋，文献典籍均以散文的文体形式出现，大多产生或应用于各类宗教或是政治仪式之中，作者是巫觋、史官等朝廷职官，且早期巫史往往不分，它们是先秦时期主要的文化承担者。这说明了早期文学的产生与古代仪式和职官行为是分不开的，也印证了古代文学的产生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非精神的审美的观点。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就体裁而言，起源于散文，由早期甲骨卜辞的应用性散文到后来先秦的叙事散文《春秋》《左传》以及先秦说理散文《孔子》《老子》等，这些文学作品与儒家道统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华夏文学强壮的血脉。而同样重要的诗歌、骈文等其他文体形式都在散文这一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体形式的发展成熟之中产生并独立出来。
（东北师范大学）
就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问题，目前学界还存在一点争议，但大多学者都倾向于三种说法，一是理论上，均赞同“文学起源于劳动说”；二是题材上，均以神话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开端；三是体裁上，均认为诗歌先于散文。
但是，现存史料中并没有远古神话与歌谣的原始记载，神话与上古歌谣都是作为口头文学流传下来。二者都没有文字记载，均缺少了文字这一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笔者不否认上古时期神话与歌谣的客观存在，但是就如木斋与祖秋阳所说的：“我们不可以放着最为可信的最早的文字、文献记载而不研究，反而以后人所作的神话和传说中的所谓上古诗歌作为文学的起源，这是不对的。”
而现在文学史教材以神话作为文学史的开端，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记载的远古内容概念偷换成了写作时间，人们不能因为神话中的创世神话就将其定义为最早的文学样式。据说黄帝时期所做的《弹歌》其实记载于东汉的《吴氏春秋》中，据说伊耆氏时期所做的《蜡辞》也记载于西汉的《礼记·郊特牲》中，这些原始歌谣的内容为原始农事的记录，但人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后人总结前人农事经验而作。二者均节奏鲜明，形式整齐，极有可能经过后人修改甚至是后人自作。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诗歌与神话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中国古代文学起源这一问题不仅关涉了中国文学发生的最早时间，还与中国文学的性质紧密相连。一旦确定了源头，其他后世文学的样式也必然与之相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也必将是中国古代文学
的底色。
一、对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起源的界定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如政治、历史、文化等紧密关联。而汉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载体，也是其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载体是文字，其背后所承载的是文化，三者互为彼此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组成文学这个大的范畴。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起源的追溯，人们不应汲汲追求那个最早的文学发生点。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强调的是古代文学的根脉，是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养料与动力的源头。人们要还原被历史遮蔽的真实，去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真正的本质面貌。这一本质面貌正如刘师培在其《文说·耀采篇》中所说的一样：“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上古时期，人们将法制、言辞、古籍所载统统视为文学，此时文学的特点是“笔大于文”，其基本特点是实用性的，文学的面貌是质朴且朴素的。
各国有各国的文学，它们区别于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独特民族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古代的，正是因为其背后所蕴含的儒家道统文化。各国文学都因其背后所蕴含的独特国家文化和民族气质而闪耀着璀璨光芒，又一起构成蔚为大观的世界文学。
人们要追寻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首先要明确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站在古人的视角去定义何为古代文学；其次还要明确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区别，中国古代文学与儒家文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长河。
二、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散文而非诗歌
散文这种文体，人们完全可以追溯到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献——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上，这种应用型散文文体出于占卜的需要，数量众多。其包括了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内容清楚、体式统一，其中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已经具备了文学的意义。甲骨卜辞以书面形式被记载下来，比口頭文学形式的神话、上古歌谣更具有可信性。同时，甲骨卜辞具备了口头文学没有的“文字”这一要素，因此笔者认为它比神话与上古歌谣更值得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端。《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印证了殷商时期有比甲骨卜辞更为成熟的散文形式的文字形态，只是目前尚未有出土文献的印证。
晚商时期的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种成熟的、有系统的汉字，它的出现为文献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甲骨文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甲骨卜辞这种应用性散文出于占卜的需要而大量出现。中国文化的本质与根脉是儒家道统文化，而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文学与儒家文化也是相辅相成的。自先秦以来便渐次形成的儒家文化，其本质是应用的、入世的、事人的，与政治紧密联系，而中国古代文学一开始也是基于记述历史、祭祀宗教等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比如最早由甲骨文记载的应用体散文、随后产生的一些政令性散文（如西周的册命铭文、训诰铭文）和记载历史的散文（如《尚书》）等。正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中说：“上古之‘文’，其用有二：‘一曰抒己意以事人，一曰宣己意以达神’。”刘师培认为，文之兴起，一在事神，一在事人，其目的是契合于“用”，而非纯文艺的追求，基于应用需要而产生的散文文学才是上古文学的真实面貌。
而《诗经》作为早期文学形式之一，其句式整饬、音韵有致、情采并重，赋比兴等文学艺术手法的运用说明其已经从早期的应用文学转型成审美文学，这种重视人类审美、情感需要的文学艺术形式显然要比实用性文学形式产生得晚一些。木斋和祖秋阳就认为，“诗的因素是从甲骨文的反复记录和书写中萌生的，以后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音乐的音律节奏引导了这种原本从散文文体中孕育出来的诗歌雏形，从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诗歌”。
三、上古文学的真实面貌
先秦时期的文学是一种杂文学、大文学的状态。文学不仅是诗乐舞合一的，就连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等都没有清晰的划分，它们往往是杂糅而合一的。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从目前已知的最早历史文献《尚书》算起（且不论现存《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这一记言散文确确实实在先秦就已产生），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这些史料记载一方面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又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原始样貌。因此，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自产生以来就扭结在一起。正如刘师培在《文说·耀采篇》说：“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这就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一开始就是出于历史记载和政治管理等实用性的目的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政治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此时的文学呈现一种综合性的形态。
从商周到春秋，文献典籍均以散文的文体形式出现，大多产生或应用于各类宗教或是政治仪式之中，作者是巫觋、史官等朝廷职官，且早期巫史往往不分，它们是先秦时期主要的文化承担者。这说明了早期文学的产生与古代仪式和职官行为是分不开的，也印证了古代文学的产生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非精神的审美的观点。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就体裁而言，起源于散文，由早期甲骨卜辞的应用性散文到后来先秦的叙事散文《春秋》《左传》以及先秦说理散文《孔子》《老子》等，这些文学作品与儒家道统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华夏文学强壮的血脉。而同样重要的诗歌、骈文等其他文体形式都在散文这一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体形式的发展成熟之中产生并独立出来。
（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