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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毛尔盖会议前后的调整、部署
会师前,红四方面军进入嘉陵江以西、岷江以东的地区后,张国焘就把在川陕苏区成立的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部队,这说明他已有放弃川陕苏区的打算。部队扩编后,约有10万之众。四方面军的几个军在建制上绰绰有余。而会师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只剩下两三千人,张国焘就拨了两个团归五军团建制,另抽两个团给了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给王维舟的三十三军也补充了两个团,同时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原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调总政当副主任(实际上是主任),派黄超(张国焘的秘书)接任五军团政委,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也调出来,但又不安排具体工作,原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则调总政当地方部部长。这些措施完全说明了张国焘想把五、九军团拉过来,置于他控制之下。果然,后来五、九军团就正式划归为左路军。总之,四方面军到达岷江地区同一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的一系列行动和措施,都说明他已为尔后夺权分裂的阴谋做着准备。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率领,辖九军、三十一军(王树声部)、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的的五军团(董振堂部)、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罗炳辉部),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总部下设四个局,一局是作战局,原局长调回一方面军,周子昆任局长,过草地后换成曹里怀,由于张国焘对曹里怀不满,不久,又换成没打过仗的黄超;蔡威的电台变成总部的二局,但不随总部活动,由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以便随时和我们通报,这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心计;四局是总部的供应管理部门,局长黄正平,不久换成杜义德;过岷山后又成立了五局,王维舟任局长,实际上是为了把他调离三十三军;我们变成了总部的三局,我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辖12个台,一台至五台是原四方面军的电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军并过来的。原第三局局长王诤则带一部电台随一方面军活动。由于六台熟悉一方面军情况,所以和一方面军的联系主要靠六台。十台专门收发新闻,收“中央社”的,发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的成立应在此时,而不是在延安),呼号CSR。12个台一起活动,哪个军需要就派一个台随军活动。
右路军是以毛泽东为首,还有周恩来。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随同右路军行动。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意图。右路军内部也还设有一方面军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员,周恩来同志任政委。结果是一个总部,一个前敌指挥部,一个一方面军司令部,层次复杂。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张国焘要权,一方面是对张不放心。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十五、摩擦、分裂的前奏
按规定我们电台应归刘伯承参谋长直接领导,而张国焘对我们说,有事直接找他。因此,当我们就有些事请示刘参谋长时,刘总是摇头,感到十分为难。
这时,我们又搞了个通讯训练班,有无线电、旗语通讯、电话队,还有个号兵连。无线电由我和王子纲负责,号兵连由徐向前的总号官徐英武和一方面军的号长刘正堂管,旗语通讯由伍云甫直接抓。学无线电的只有30多人,都是首长的通讯员,以及从部队上有点文化的同志中抽出来的。总工程师刘光甫则教电台和机务。
左路军经甘孜、芦花到达阿坝,又走了三天到噶曲河(草地中的一条河)。此时,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已相当紧张了,经常扯皮。这是张国焘散布一些挑拨性言论的结果。每个部队都经常发生一些事,部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我们局里也出了点事。我同伍云甫关系较好,同刘英的关系也不错,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可我有点独断专行,可能引起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使我十分内疚。长征途中,我骑的是一匹很好的骡子,到宿营地后,饲养员把它拴在树上。没有多久,饲养员跑来告诉我,骡子叫一方面军的人牵跑了。我出来一看,果然不见了。打听了几天,才打听出骡子被总部的警卫人员牵走,已归刘参谋长使用,说是因为这匹骡子吃了老乡的麦子,所以被总部的人牵走了。而饲养员说,他亲眼看见刘总参谋长的警卫员解强牵走的。于是我气冲冲地跑到总部找他们要骡子,他们不给,说刘参谋长要骑。我当着刘伯承的面就吵闹起来。我说:“参谋长要骑这匹骡子,可以下命令嘛!不要采取这种办法,犯纪律可以处分,光明正大嘛!”刘参谋长当时一句话未说。后来我又找朱老总谈,朱老总非常顾全大局,耐心地劝我,叫我把骡子牵走。在延安时我见到刘伯承,向他道歉,他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早已忘了。”
十六、电报,分裂
部队到了噶曲河,分裂终于发生了。
这时,张国焘给中央发电,电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电说:要想一切办法过河。必要时可搭浮桥。张又去电:浮桥搭不成,草地上没有木料,要找木料还得跑回阿坝,并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张。中央又回电:无论如何要过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点,如有困难,我们可到上游策应。张这时也找了找其他徒涉点,实际上张是不愿跟随中央北上,所以坚持不能过河。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队在噶曲河边停了下来。
不久,张国焘又发一封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
至于有人说张国焘给陈昌浩发过一个电报,对中央要“武力解决”。当时我主管机要电报,收发报都要经过我,我不记得发过有此内容的电报。不过,当时的事态已十分严重。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老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老总来了。等朱老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老总。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关于“密电”问题至今有多种说法,宋侃夫的观点是其中之一,也有一些人认为是有关于“武力解决”的密电的。李先念曾在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中指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电报呢?要问我,我就不知道了,那时我也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电报。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听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当时说,在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将张国焘的秘密命令拿来给他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是原话,如果电报上有,对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说这是带有威胁性质,我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很敏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损失很大,很疲劳;红四方面军还是人强马壮。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带领部队北上是完全正确的。”——编者注)
在张国焘无视党纪、军纪,公然违抗命令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于10日凌晨率领第一、三军先行北上。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时,四方面军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是否拦阻?徐帅当即说:“不能打,世界上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另外,当时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兼任红大教育长)率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要把被带走的四方面军同志统统追回来。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可以,我们先走一步,你们以后再来。李特当即指着李德大骂:“赤色帝国主义!”后来,李特还是把已经跟中央走的原四方面军一些部队、学员带了回来,跟张国焘南下了。
顺便提一下朱总司令在左路军的情况。左路军第一次过草地时,朱总司令经常是过几天就到我们这里来看看,他知道张国焘对电台控制很严,但仍想了解点情况。他并没有想把我们拉过去,但总是从正面给我们讲共产党的道理,讲马列主义的原则,所以朱老总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和善又讲原则的正面形象。而不是像一些戏上写的那样,与张国焘对骂。他也从来没有为一个战士和张国焘争吵过。朱老总生活非常艰苦,四方面军的条件好,到处可以抓到东西,藏民的酥油我们也可以搞到,一方面军的同志则搞不到什么东西,因而我们住的房子比朱老总的还好。曾经有过谣传,说朱老总的门卫被黄超下令撤掉了,是黄超要谋害朱老总。此事是在新疆和延安时有人揭发出来的,我在新疆曾问过黄超,黄说绝对没有此事。记得当时我和朱老总住的很近,我并没听说有此事。后来黄超和李特没有回延安,据闻黄、李在新疆是被康生杀掉,也可能是把他们搞到苏联杀掉的。黄、李有错误,但肯定不是反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96年发文,追认黄、李为革命烈士——编者注)
十七、二过草地,卓木碉会议
分裂的来源已久,一切迹象说明张国焘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根本不愿意与中央在一起,于是我们第二次过草地南下。
所谓南下,实际上是准备向西。“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吃腊肉!”成了动员部队的口号。由于长途奔徙,疲惫不堪,而又长期吃青稞麦子,这个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到达天全、芦山、雅安、大邑一带,共走了20多天,其中打了不少仗,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也不少,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敌情还是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这一年(1935年)的冬天,我们是在天全过的。
一般性的政治会议,张国焘是不叫我参加的。在卓木碉(今马尔康白沙寨)开了一个干部会,对这个会议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晚散会后,我回住房的路上,要过一座独木桥,我的眼睛不好,那天夜里掉进河里。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十分不好,现在从当时的情况推论,这个会可能是张国焘决定建立“第二中央”(当时叫临时中央)后,为了煽动干部反对中央,并达到他建立“第二中央”的阴谋而召开的。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会议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这几个干部都升了官。朱老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老总、陈绍禹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
十八、甘孜会师,取消临时中央
1936年上半年,二方面军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我在司令部见到贺(龙)老总和萧克,也看了看他们的电台。电台缺的器材不少,张国焘给了我一个任务,帮助二方面军把电台建立起来,缺物给物,要人给人。于是,我们送给他们一部电台和一些器材,并制定了一种通报的密码,这样,我们才恢复了与二方面军的通信联络。
张国焘迫于形势,于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准备北上,并致电中央。中央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和欢迎,没有正面责备,并建议建立川康陕甘根据地,目的是为了配合陕北互相呼应。
9月,开始第二次北上(第三次过草地),出发地点在炉霍,经阿坝,过噶曲河(水的确很深),原来是想占领岷州、洮州,但岷州城未能攻下,先占领了漳县,张国焘和任弼时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一天,张国焘叫我去谈话,任弼时也在场,由于蔡威的病逝,要调我到二局工作。理由是二局重要,而我对敌情工作也很熟悉,任弼时也劝我去,我则坚决表示不去。原因也很简单,即三局我已经搞熟了,二局的同志我不熟悉,而且又已从一方面军调了几个同志到二局去了,我感到很难相处。我坚决不去,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派伍云甫去当政委兼副局长。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会师后第二次北上时,我多年的搭档和亲密的战友蔡威患伤寒症在岷州病逝。他弥留之际和我见了一面,死后葬在岷州附近的一个镇子上。蔡威是福建人,1930年在上海亚美无线电学校学习,后又在上海某大学读了一两年书。他开始搞无线电时也跟我一样,是边干边学。他非常刻苦,勤于钻研,作风踏实,生活朴素,在无线电的业务上有独到之处。1931年他与王子纲先我进入鄂豫皖苏区,在我军的电台建设上,在破译敌人的密码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的病逝使我们非常痛心。
十九、渡河西征
四方面军到了陇西,二方面军到达通渭,据我所知,在漳县开了一次西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决定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同时接到中央电令,决定北渡黄河,执行中央先取宁夏的战略。原决定四方面军过河后先占领中卫、一条山,一方面军一部及徐海东部也要过河,配合四方面军的行动。黄河边上船少,需要渡船,漳县会议后,我们做渡河准备。原计划四方面军从靖远的渡口(黄河上重要渡口)过河,跟随一方面军走的三十一军、四军从会宁西北兴化的永清东北渡河,这样就可以夹击宁夏,占领银川。
我们在10月底从靖远渡过黄河,夜晚,先头部队占领了对岸滩头阵地以后,接着就是我们过河,水不急,没有什么枪声,十分顺利。过河后天已大亮,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河北的地窖。这些地窖是老百姓储藏梨子用的,很大,里面都是梨。中午无法做饭,靠吃梨充饥。梨子又大又好吃,大家饱餐一顿,走时都付了款。天将黑时,我们才出发,走了一夜又半天,到了赵家水。赵家水地方虽小,但很重要,是甘北河西走廊的进口,通往宁夏的瓶颈,在这里我们住了10天左右。另一支部队占领了一条山北面的五佛寺,也停了下来,目的是等待从兴化渡河的部队。没想到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卡住了兴化永清渡口,部队无法过河。结果渡过黄河的只有三十军、五军团、九军共2万多人。甘北河西走廊是平原地带,只有一些丘陵,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又是马步青控制的地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炮火虽不多但行动迅速,杀伤力大,再进军宁夏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我们的力量又如此单薄,恰好中央此时来电,取消宁夏战略,改为沿河西走廊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站住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后又来电说明在永昌建立根据地。
二十、向西,向西,向西
11月7日,在赵家水的一个广场上,召开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驻地的部队和机关都参加了。陈昌浩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央决定,号召打通国际路线,和共产国际连在一起,直接听取斯大林的指示。话讲得非常有鼓动性。徐向前也简明地讲了话,主要表示要坚决遵从中央的决定,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会后徐向前、陈昌浩找我和王子纲谈话,他们说:由于二局随另一路部队没有渡过河来,要兼做二局的敌情工作。我们要西进,有关敌人的情报靠中央提供是来不及的,要我们自己搞。对马家军的密码,要设法破译。我和王子纲很为难,很犹豫,没有接受这一任务。第二次又谈,口气十分坚决,我们才接受了任务,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于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架起来,除与中央通报外,全部精力投入破译工作,夜以继日,异常紧张。大约用了一星期左右时间,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密码,可猜出敌报的80%。我们曾破译蒋介石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大意是说: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这次破译工作以前,孙蔚如送来的过去西北军用过的密码底本对我们是有一点儿参考价值的。十几天后,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马家军的情况,包括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这对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个战役,计划占领永昌。在平凉不远的古浪打了一场恶战,王树声亲自指挥,九军损失惨重。马家军打的是麻雀战,骑兵下马后,用马刀肉搏。他们有督战队,骑兵只能向前冲,不准后退,天上还有飞机配合。我们电台离前线不远,我的手指皮也被炸掉一块。马刀砍,飞机炸,我们伤亡很大,以致都影响了王树声和其他军队干部的情绪。王树声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指挥员,在指挥中常常把衣服一脱,大喊一声:“跟我来!”队伍就冲了上去。面对骑兵的新战术,缺少办法对付,这一仗打得他都有点胆寒了。九军的伤亡使整个西路军在情绪上都受到了影响。
到永昌还有好几天的路程,我们日宿夜行,但敌人的骑兵常常在天一亮就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有时甚至赶到我们前面,我们还未睡觉,敌人已经包围了寨子。战斗频繁不断,人困马乏,再加上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只好派部队到外面去拉。结果,每天战斗的伤亡加上搞粮食的伤亡,损失巨大。过去可以抢着收容伤员,那时已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野战医院,伤员大部分被敌人杀害,对士气影响很大。
我们终于占领了永昌。在永昌住了一段时间,粮食已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处于无粮无援的境地。这时陈昌浩提出以永昌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上报中央(这点,过去中央亦曾有过电示),徐向前反对这个计划。恰好此时我们截获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如共军不久留这里,可能在玉门以西敦煌一带,背靠嘉峪关,把屁股坐下来。但我军没有这样做,还是在永昌停留下来,准备建立所谓的根据地。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了,我们急电党中央,告急求援。中央回电说:统战工作正在进行,准备派人到西安找顾祝同谈判,停止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对西路军的进攻。
这个地区一片荒凉,部队大部分又是南方人,生活十分困难。马家军非常残酷,凡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律杀掉,而我军对民族政策也缺乏全面认识,因而有时对被围在据点中的马家军,也采取相应的办法,一律砍杀。这样,双方就杀红了眼。因此不少同志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宁可留下一粒子弹自杀,也不能被俘。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的斗志仍然十分高昂。那里村寨的土寨墙很高,要架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去。每攻克一个村寨,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士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唱《马赛曲》的),爬上云梯,前仆后继,十分壮烈。
12月底,五军团占领了高台、抚义(两个很小的县城)。五军团未带电台,不久,我们收到敌报,得知敌人已包围了高台,抚义我军突围,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五军团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在西北军是以打阵地战而出名的,起义后在一方面军也是以打硬仗而出名的。他们在高台,一无援军,二无粮草,死守20余天。1937年1月21日高台失守,3000余人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董振堂玉碎身亡,壮烈牺牲,这个情况我们是从敌人的通报中得知的。后来才知道,当敌人冲上去要俘获董振堂时,他开枪自杀了。董振堂的牺牲对我们是极好的教育,每个人的手枪中都留下两颗子弹,做好牺牲的准备。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集中在一个较大的寨子——倪家营子。这时停有停的问题,走有走的难处。当时我曾想是否应当返回去,确实也有一小支部队向东走了一段路,由于受阻,只好又回到倪家营子。真是西进困难,东退不能,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敌人包围了倪家营子,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突出去。正面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偷偷地挖地道。天气寒冷,我从老乡那里搞到一双毡靴,夜间突围时疏忽大意,没有脱掉。骑在马上,一出寨子,队伍就乱了。马不能骑,只好走路,毡靴又笨又重,边走边摔跤,敌人的马两次从我身上踩过,幸亏同志们的帮助,连拉带拽,才追上了电台的同志。路不能走,马又丢了,恰好碰见一个骑驴的老乡,同志们把毛驴要来,让我骑上,这才跟上了队伍,否则我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有灯火的房子,进去一看,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都在那里烤火,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才算赶到了 宿营地。
宿营地是在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站。我们把电台架设起来,发现总工程师刘光甫不见了,后来从截获的敌报中才知道他已被俘。从不断收到的敌报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损失的惨重。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失踪的失踪,想到当时的处境,至今仍感痛心。部队的境遇和状况,已不允许再继续打下去了,领导决定进入祁连山。
二十一、祁连山中
进山必须经过梨园口,而敌人早在那里等着我们。3月12日,我们遭到了伏击。本来十分疲惫的队伍,犹如雪上加霜,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损失巨大,一些军师级干部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3月14日,我们到达石窝,敌人也跟踪追了上来,又是一场恶战。至此,2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两三千人,不仅大势已去,而且几乎全军覆没。山高风烈,凄楚荒凉,夜晚露宿在荒山野岭中,真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
一天,在一个山洼里,军政委员会开会,中途把我喊去参加。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都席地而坐。会议气氛沉闷,人人情绪低落,大家虽然默默不语,但还显得十分镇定。待我坐定之后,李特向我传达了会议的决定。他说:现在情况很不好,你们的电台行动不便,除留下一部保持和中央通报外,其余全部砸掉。徐、陈目标大,要离开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还没有确定。这时我看了徐、陈一眼,只见他们脸色深沉,面无表情。面对此情此景,一股苍凉悲怆的情绪充塞了我的心头。
会议结束后,我向电台的同志传达了会议的决定。我喉头发涩,声音嘶哑,泣不成声,话不成句,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不执行决议,电台目标太大,要拖累整个部队,如落在敌人手中就更不好;砸掉吧,可这是多少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是多少同志耗尽了心血建设起来的,今天却要毁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下得了手呢!同志们都哭了,但不砸掉是不行的,同志们挑出较好的电台后,留下足够的备件,还是含着眼泪把亲手建设起来的电台砸毁烧掉了。毁掉电台之后,大家不知所措。全军快要毁灭,惨败结局己定,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
剩下的这部电台,还在工作,每到一地就把电台架起来,坐在地上和中央通报。困难重重,电台的同志情绪极不稳定,不少同志想和部队在一起去打游击。我们想尽办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同志们一句关心的话,可以使一个同志在绝望中得到力量,在迷惘中重又清醒;一点生活上的照顾,也可以使一个同志鼓起勇气,也可以使一个同志幸存到今天。记得解放后,我碰见一个曾在我们电台工作过的同志,当谈起在祁连山中被困的情景时,他说:“幸亏你这个局长把马让我骑了半天,要不然那一天我就见马克思了。”可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
从收到敌人的通报中,得知他们已知道有一支红军跑掉,但不知跑到哪里,这正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在祁连山中的行动,已完全摆脱掉敌人的尾随、追击和捕捉。虽然我们这支仅存的队伍只有1000多人,但敌人就是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又得知,我们派出的几支游击队,被俘的被俘,被消灭的被消灭。曾日三的支队全部被俘,张琴秋、魏传统的那个支队也全部被俘,跟随游击支队的一个电台,有两个人在紧急情况下,竟带着电台设备去投奔敌人。曾给朱总司令当过司号员的一个小鬼柳圣清,被马家军抢走当了娃子,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来。
山中虽然没有敌情,但几十天都在荒山野岭、雪原冰川中游动,耳塞目闭,对外界一无所知,革命形势如何,更是无从知晓。有时想到不知何时才有尽头,不免感到十分迷茫。一支小部队就像失散了的孤儿一样,在山中孤寂地流浪,部队的情绪怎么能安定下来呢?有少数人则想自寻出路。
快出山之前,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告知我们共产国际通过新疆的关系,正在设法接应我们。这无异是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一片光明,在死亡的边缘上又有了生机。同志们的情绪为之一振,立刻有了精神,我们决定出山,奔向希望之路——新疆。
二十二、在荒漠中毁掉最后一部电台
出山之后,根据我们的地图观察,去新疆有两条路:一条经敦煌,一条要过安西。究竟走哪条路,我们犹疑不定。路上碰到老乡,据老乡讲:敦煌这条路不好走,而安西县城只驻扎八十几个警察。根据老乡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走安西,在安西附近我们停了下来。五六十天的山中生活,部队已经拖得不像样子了。天寒地冻,衣着单薄,腹内无食,有人无枪,有枪无弹,西去新疆还有很长一段路程,为了解决部队的实际困难,决定攻占安西县城,以便得到一些补给。我们及时把这一意图电告中央,但没有得到回电。
当时我们只剩下一部电台,已无法收集敌情,只好采取火力侦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守城的敌人不是八十几个警察,而是一个团,火力很猛,我们攻不上去,只好又退回到村子里。敌人尾追不放,迅速包围了我们的村庄。真是狐狸没打着,倒惹了一身骚。在这里我们向中央发出四方面军电台的最后一封电报,向中央报告安西未能攻克,准备突围去新疆,西走星星峡。电报发出后仍然没有得到回电。突围之后,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于4月底到达白墩。吃过干粮稍事休息,又是强行军到达红柳园子。这既不是镇子,也不是寨子,根本没有老百姓,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个地名。在一个沙包上,敌人的一大股骑兵又追了上来,我们又被包围了。面对强敌,我们虽已弹尽粮绝,但人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意志,以大无畏的气势决心与敌人拼搏。跟我好几年的警卫员张厚先,卧倒在我身旁,当敌人向沙包上冲的时候,他急忙喊我卧倒,我却仍然挺身站立,手持两支短枪,两眼盯视敌人。张厚先刚喊了我一声,却中弹牺牲了。我急忙摘下他的枪,仍然站在那里,手持双枪向敌人射击。这是荒漠中的一场血战,也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次战斗。
天黑时,领导决定突围,通知我砸掉最后一部电台。我预感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张厚先的牺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电台当然不能落入敌手,于是,我们砸掉了四方面军的最后一部电台。除为了将来破译密码用的一两份不太重要的敌报外,所有的机密电报和密码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还有一支枪,内装两颗子弹,在上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火柴盒,里面有三五根火柴,以应付最后时刻的到来,烧毁留下的两份电报。在处理完电台的事宜之后,我正在等待突围,突然有人喊我:“局长,你看,首长们已经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只见一行马队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赶路,同志们让我赶快跟上,我牵过骡子,同志们将我扶上骡背,急忙追上那队人马。王子纲没有牲口,他牵着我的骡子尾巴也跟了上来,但后来还是掉了队,跟着其他大队伍走了。
到停下来时,一看,这一队人马有80多匹牲口,都是负责干部,没有警卫部队,大部队则由八十八师师长杨秀坤做后卫掩护突围。我们这一小队骑马的走不动了,大家就牵着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摆脱了敌人,听不到枪声。但我的情绪仍很不好,就问身旁的一个同志:“现在是朝哪个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说:“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发牢骚、提意见,说:“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滩了,大部队在大路上,我们应该向西靠和突围出的大部队会合。”他们不听,我还是骂骂咧咧,继续提意见,没想到我这一骂倒起了点作用,队伍终于停了下来。经过大家商量,采纳了我的意见,改向西南方向走。
队伍西行以后,又在沙漠中走了两天两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丘,我们能不能走出这黄沙滚滚的瀚海,真是难以预测啊!为了防备万一,我只好把密码本和留存的电报底稿也烧掉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最后在沙漠中结束了它的生命。
二十三、终于走完了悲壮的行程
第三天下午,大家已经筋疲力尽,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粮,只有遍地的黄沙和晴空中焦灼的阳光,大家都仰卧在沙丘上休息。出路当然还有一条,就是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到了大路上才能找到水喝,可是我们已经寸步难移了。当时派李先念的小参谋简佑国去侦察附近是否有水,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却有去无回。口渴肚饥,人们都迷迷糊糊地处在半休克状态。突然有人发现所有的牲口都不见了,大家顾不得昏迷疲劳,赶快去找牲口。有人用望远镜瞭望,只见几匹马正在喝着什么。偶然的发现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我们跳起来奔跑过去,这才发现那里有一大池子水。我不顾一切地跑到池边,猛喝一通,一口气喝了六大缸子水。于是我们又有了精神,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终于来到了大路上。
在大路上走了一会儿,突然听到远处有汽车行驶的声音,我们莫名其妙,汽车已渐渐驶近,这才看清车上还有两面红旗。啊!红旗!这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果然,是我们大队伍的人和盛世才办事处的人接我们来了。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同志们都流下激动兴奋的热泪。牲口由他们骑回,我们登上两辆汽车,直驶星星峡。在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迎候我们。
第二天来了几架飞机,空投了一批枪支弹药,第三天飞机又空投了军装。我们丢下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崭新的军装,原来这些物资都是共产国际的支援。1937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的那一天,西路军幸存的400余人坐上几十辆汽车离开了星星峡,三天之后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我们被安排在东门外新兵营,从此结束了西路军悲壮的行程。(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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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前,红四方面军进入嘉陵江以西、岷江以东的地区后,张国焘就把在川陕苏区成立的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部队,这说明他已有放弃川陕苏区的打算。部队扩编后,约有10万之众。四方面军的几个军在建制上绰绰有余。而会师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只剩下两三千人,张国焘就拨了两个团归五军团建制,另抽两个团给了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给王维舟的三十三军也补充了两个团,同时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原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调总政当副主任(实际上是主任),派黄超(张国焘的秘书)接任五军团政委,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也调出来,但又不安排具体工作,原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则调总政当地方部部长。这些措施完全说明了张国焘想把五、九军团拉过来,置于他控制之下。果然,后来五、九军团就正式划归为左路军。总之,四方面军到达岷江地区同一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的一系列行动和措施,都说明他已为尔后夺权分裂的阴谋做着准备。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率领,辖九军、三十一军(王树声部)、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的的五军团(董振堂部)、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罗炳辉部),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总部下设四个局,一局是作战局,原局长调回一方面军,周子昆任局长,过草地后换成曹里怀,由于张国焘对曹里怀不满,不久,又换成没打过仗的黄超;蔡威的电台变成总部的二局,但不随总部活动,由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以便随时和我们通报,这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心计;四局是总部的供应管理部门,局长黄正平,不久换成杜义德;过岷山后又成立了五局,王维舟任局长,实际上是为了把他调离三十三军;我们变成了总部的三局,我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辖12个台,一台至五台是原四方面军的电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军并过来的。原第三局局长王诤则带一部电台随一方面军活动。由于六台熟悉一方面军情况,所以和一方面军的联系主要靠六台。十台专门收发新闻,收“中央社”的,发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的成立应在此时,而不是在延安),呼号CSR。12个台一起活动,哪个军需要就派一个台随军活动。
右路军是以毛泽东为首,还有周恩来。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随同右路军行动。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意图。右路军内部也还设有一方面军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员,周恩来同志任政委。结果是一个总部,一个前敌指挥部,一个一方面军司令部,层次复杂。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张国焘要权,一方面是对张不放心。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十五、摩擦、分裂的前奏
按规定我们电台应归刘伯承参谋长直接领导,而张国焘对我们说,有事直接找他。因此,当我们就有些事请示刘参谋长时,刘总是摇头,感到十分为难。
这时,我们又搞了个通讯训练班,有无线电、旗语通讯、电话队,还有个号兵连。无线电由我和王子纲负责,号兵连由徐向前的总号官徐英武和一方面军的号长刘正堂管,旗语通讯由伍云甫直接抓。学无线电的只有30多人,都是首长的通讯员,以及从部队上有点文化的同志中抽出来的。总工程师刘光甫则教电台和机务。
左路军经甘孜、芦花到达阿坝,又走了三天到噶曲河(草地中的一条河)。此时,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已相当紧张了,经常扯皮。这是张国焘散布一些挑拨性言论的结果。每个部队都经常发生一些事,部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我们局里也出了点事。我同伍云甫关系较好,同刘英的关系也不错,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可我有点独断专行,可能引起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使我十分内疚。长征途中,我骑的是一匹很好的骡子,到宿营地后,饲养员把它拴在树上。没有多久,饲养员跑来告诉我,骡子叫一方面军的人牵跑了。我出来一看,果然不见了。打听了几天,才打听出骡子被总部的警卫人员牵走,已归刘参谋长使用,说是因为这匹骡子吃了老乡的麦子,所以被总部的人牵走了。而饲养员说,他亲眼看见刘总参谋长的警卫员解强牵走的。于是我气冲冲地跑到总部找他们要骡子,他们不给,说刘参谋长要骑。我当着刘伯承的面就吵闹起来。我说:“参谋长要骑这匹骡子,可以下命令嘛!不要采取这种办法,犯纪律可以处分,光明正大嘛!”刘参谋长当时一句话未说。后来我又找朱老总谈,朱老总非常顾全大局,耐心地劝我,叫我把骡子牵走。在延安时我见到刘伯承,向他道歉,他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早已忘了。”
十六、电报,分裂
部队到了噶曲河,分裂终于发生了。
这时,张国焘给中央发电,电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电说:要想一切办法过河。必要时可搭浮桥。张又去电:浮桥搭不成,草地上没有木料,要找木料还得跑回阿坝,并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张。中央又回电:无论如何要过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点,如有困难,我们可到上游策应。张这时也找了找其他徒涉点,实际上张是不愿跟随中央北上,所以坚持不能过河。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队在噶曲河边停了下来。
不久,张国焘又发一封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
至于有人说张国焘给陈昌浩发过一个电报,对中央要“武力解决”。当时我主管机要电报,收发报都要经过我,我不记得发过有此内容的电报。不过,当时的事态已十分严重。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老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老总来了。等朱老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老总。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关于“密电”问题至今有多种说法,宋侃夫的观点是其中之一,也有一些人认为是有关于“武力解决”的密电的。李先念曾在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中指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电报呢?要问我,我就不知道了,那时我也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电报。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听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当时说,在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将张国焘的秘密命令拿来给他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是原话,如果电报上有,对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说这是带有威胁性质,我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很敏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损失很大,很疲劳;红四方面军还是人强马壮。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带领部队北上是完全正确的。”——编者注)
在张国焘无视党纪、军纪,公然违抗命令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于10日凌晨率领第一、三军先行北上。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时,四方面军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是否拦阻?徐帅当即说:“不能打,世界上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另外,当时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兼任红大教育长)率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要把被带走的四方面军同志统统追回来。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可以,我们先走一步,你们以后再来。李特当即指着李德大骂:“赤色帝国主义!”后来,李特还是把已经跟中央走的原四方面军一些部队、学员带了回来,跟张国焘南下了。
顺便提一下朱总司令在左路军的情况。左路军第一次过草地时,朱总司令经常是过几天就到我们这里来看看,他知道张国焘对电台控制很严,但仍想了解点情况。他并没有想把我们拉过去,但总是从正面给我们讲共产党的道理,讲马列主义的原则,所以朱老总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和善又讲原则的正面形象。而不是像一些戏上写的那样,与张国焘对骂。他也从来没有为一个战士和张国焘争吵过。朱老总生活非常艰苦,四方面军的条件好,到处可以抓到东西,藏民的酥油我们也可以搞到,一方面军的同志则搞不到什么东西,因而我们住的房子比朱老总的还好。曾经有过谣传,说朱老总的门卫被黄超下令撤掉了,是黄超要谋害朱老总。此事是在新疆和延安时有人揭发出来的,我在新疆曾问过黄超,黄说绝对没有此事。记得当时我和朱老总住的很近,我并没听说有此事。后来黄超和李特没有回延安,据闻黄、李在新疆是被康生杀掉,也可能是把他们搞到苏联杀掉的。黄、李有错误,但肯定不是反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96年发文,追认黄、李为革命烈士——编者注)
十七、二过草地,卓木碉会议
分裂的来源已久,一切迹象说明张国焘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根本不愿意与中央在一起,于是我们第二次过草地南下。
所谓南下,实际上是准备向西。“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吃腊肉!”成了动员部队的口号。由于长途奔徙,疲惫不堪,而又长期吃青稞麦子,这个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到达天全、芦山、雅安、大邑一带,共走了20多天,其中打了不少仗,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也不少,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敌情还是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这一年(1935年)的冬天,我们是在天全过的。
一般性的政治会议,张国焘是不叫我参加的。在卓木碉(今马尔康白沙寨)开了一个干部会,对这个会议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晚散会后,我回住房的路上,要过一座独木桥,我的眼睛不好,那天夜里掉进河里。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十分不好,现在从当时的情况推论,这个会可能是张国焘决定建立“第二中央”(当时叫临时中央)后,为了煽动干部反对中央,并达到他建立“第二中央”的阴谋而召开的。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会议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这几个干部都升了官。朱老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老总、陈绍禹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
十八、甘孜会师,取消临时中央
1936年上半年,二方面军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我在司令部见到贺(龙)老总和萧克,也看了看他们的电台。电台缺的器材不少,张国焘给了我一个任务,帮助二方面军把电台建立起来,缺物给物,要人给人。于是,我们送给他们一部电台和一些器材,并制定了一种通报的密码,这样,我们才恢复了与二方面军的通信联络。
张国焘迫于形势,于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准备北上,并致电中央。中央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和欢迎,没有正面责备,并建议建立川康陕甘根据地,目的是为了配合陕北互相呼应。
9月,开始第二次北上(第三次过草地),出发地点在炉霍,经阿坝,过噶曲河(水的确很深),原来是想占领岷州、洮州,但岷州城未能攻下,先占领了漳县,张国焘和任弼时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一天,张国焘叫我去谈话,任弼时也在场,由于蔡威的病逝,要调我到二局工作。理由是二局重要,而我对敌情工作也很熟悉,任弼时也劝我去,我则坚决表示不去。原因也很简单,即三局我已经搞熟了,二局的同志我不熟悉,而且又已从一方面军调了几个同志到二局去了,我感到很难相处。我坚决不去,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派伍云甫去当政委兼副局长。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会师后第二次北上时,我多年的搭档和亲密的战友蔡威患伤寒症在岷州病逝。他弥留之际和我见了一面,死后葬在岷州附近的一个镇子上。蔡威是福建人,1930年在上海亚美无线电学校学习,后又在上海某大学读了一两年书。他开始搞无线电时也跟我一样,是边干边学。他非常刻苦,勤于钻研,作风踏实,生活朴素,在无线电的业务上有独到之处。1931年他与王子纲先我进入鄂豫皖苏区,在我军的电台建设上,在破译敌人的密码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的病逝使我们非常痛心。
十九、渡河西征
四方面军到了陇西,二方面军到达通渭,据我所知,在漳县开了一次西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决定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同时接到中央电令,决定北渡黄河,执行中央先取宁夏的战略。原决定四方面军过河后先占领中卫、一条山,一方面军一部及徐海东部也要过河,配合四方面军的行动。黄河边上船少,需要渡船,漳县会议后,我们做渡河准备。原计划四方面军从靖远的渡口(黄河上重要渡口)过河,跟随一方面军走的三十一军、四军从会宁西北兴化的永清东北渡河,这样就可以夹击宁夏,占领银川。
我们在10月底从靖远渡过黄河,夜晚,先头部队占领了对岸滩头阵地以后,接着就是我们过河,水不急,没有什么枪声,十分顺利。过河后天已大亮,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河北的地窖。这些地窖是老百姓储藏梨子用的,很大,里面都是梨。中午无法做饭,靠吃梨充饥。梨子又大又好吃,大家饱餐一顿,走时都付了款。天将黑时,我们才出发,走了一夜又半天,到了赵家水。赵家水地方虽小,但很重要,是甘北河西走廊的进口,通往宁夏的瓶颈,在这里我们住了10天左右。另一支部队占领了一条山北面的五佛寺,也停了下来,目的是等待从兴化渡河的部队。没想到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卡住了兴化永清渡口,部队无法过河。结果渡过黄河的只有三十军、五军团、九军共2万多人。甘北河西走廊是平原地带,只有一些丘陵,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又是马步青控制的地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炮火虽不多但行动迅速,杀伤力大,再进军宁夏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我们的力量又如此单薄,恰好中央此时来电,取消宁夏战略,改为沿河西走廊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站住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后又来电说明在永昌建立根据地。
二十、向西,向西,向西
11月7日,在赵家水的一个广场上,召开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驻地的部队和机关都参加了。陈昌浩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央决定,号召打通国际路线,和共产国际连在一起,直接听取斯大林的指示。话讲得非常有鼓动性。徐向前也简明地讲了话,主要表示要坚决遵从中央的决定,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会后徐向前、陈昌浩找我和王子纲谈话,他们说:由于二局随另一路部队没有渡过河来,要兼做二局的敌情工作。我们要西进,有关敌人的情报靠中央提供是来不及的,要我们自己搞。对马家军的密码,要设法破译。我和王子纲很为难,很犹豫,没有接受这一任务。第二次又谈,口气十分坚决,我们才接受了任务,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于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架起来,除与中央通报外,全部精力投入破译工作,夜以继日,异常紧张。大约用了一星期左右时间,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密码,可猜出敌报的80%。我们曾破译蒋介石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大意是说: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这次破译工作以前,孙蔚如送来的过去西北军用过的密码底本对我们是有一点儿参考价值的。十几天后,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马家军的情况,包括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这对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个战役,计划占领永昌。在平凉不远的古浪打了一场恶战,王树声亲自指挥,九军损失惨重。马家军打的是麻雀战,骑兵下马后,用马刀肉搏。他们有督战队,骑兵只能向前冲,不准后退,天上还有飞机配合。我们电台离前线不远,我的手指皮也被炸掉一块。马刀砍,飞机炸,我们伤亡很大,以致都影响了王树声和其他军队干部的情绪。王树声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指挥员,在指挥中常常把衣服一脱,大喊一声:“跟我来!”队伍就冲了上去。面对骑兵的新战术,缺少办法对付,这一仗打得他都有点胆寒了。九军的伤亡使整个西路军在情绪上都受到了影响。
到永昌还有好几天的路程,我们日宿夜行,但敌人的骑兵常常在天一亮就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有时甚至赶到我们前面,我们还未睡觉,敌人已经包围了寨子。战斗频繁不断,人困马乏,再加上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只好派部队到外面去拉。结果,每天战斗的伤亡加上搞粮食的伤亡,损失巨大。过去可以抢着收容伤员,那时已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野战医院,伤员大部分被敌人杀害,对士气影响很大。
我们终于占领了永昌。在永昌住了一段时间,粮食已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处于无粮无援的境地。这时陈昌浩提出以永昌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上报中央(这点,过去中央亦曾有过电示),徐向前反对这个计划。恰好此时我们截获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如共军不久留这里,可能在玉门以西敦煌一带,背靠嘉峪关,把屁股坐下来。但我军没有这样做,还是在永昌停留下来,准备建立所谓的根据地。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了,我们急电党中央,告急求援。中央回电说:统战工作正在进行,准备派人到西安找顾祝同谈判,停止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对西路军的进攻。
这个地区一片荒凉,部队大部分又是南方人,生活十分困难。马家军非常残酷,凡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律杀掉,而我军对民族政策也缺乏全面认识,因而有时对被围在据点中的马家军,也采取相应的办法,一律砍杀。这样,双方就杀红了眼。因此不少同志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宁可留下一粒子弹自杀,也不能被俘。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的斗志仍然十分高昂。那里村寨的土寨墙很高,要架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去。每攻克一个村寨,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士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唱《马赛曲》的),爬上云梯,前仆后继,十分壮烈。
12月底,五军团占领了高台、抚义(两个很小的县城)。五军团未带电台,不久,我们收到敌报,得知敌人已包围了高台,抚义我军突围,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五军团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在西北军是以打阵地战而出名的,起义后在一方面军也是以打硬仗而出名的。他们在高台,一无援军,二无粮草,死守20余天。1937年1月21日高台失守,3000余人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董振堂玉碎身亡,壮烈牺牲,这个情况我们是从敌人的通报中得知的。后来才知道,当敌人冲上去要俘获董振堂时,他开枪自杀了。董振堂的牺牲对我们是极好的教育,每个人的手枪中都留下两颗子弹,做好牺牲的准备。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集中在一个较大的寨子——倪家营子。这时停有停的问题,走有走的难处。当时我曾想是否应当返回去,确实也有一小支部队向东走了一段路,由于受阻,只好又回到倪家营子。真是西进困难,东退不能,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敌人包围了倪家营子,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突出去。正面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偷偷地挖地道。天气寒冷,我从老乡那里搞到一双毡靴,夜间突围时疏忽大意,没有脱掉。骑在马上,一出寨子,队伍就乱了。马不能骑,只好走路,毡靴又笨又重,边走边摔跤,敌人的马两次从我身上踩过,幸亏同志们的帮助,连拉带拽,才追上了电台的同志。路不能走,马又丢了,恰好碰见一个骑驴的老乡,同志们把毛驴要来,让我骑上,这才跟上了队伍,否则我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有灯火的房子,进去一看,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都在那里烤火,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才算赶到了 宿营地。
宿营地是在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站。我们把电台架设起来,发现总工程师刘光甫不见了,后来从截获的敌报中才知道他已被俘。从不断收到的敌报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损失的惨重。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失踪的失踪,想到当时的处境,至今仍感痛心。部队的境遇和状况,已不允许再继续打下去了,领导决定进入祁连山。
二十一、祁连山中
进山必须经过梨园口,而敌人早在那里等着我们。3月12日,我们遭到了伏击。本来十分疲惫的队伍,犹如雪上加霜,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损失巨大,一些军师级干部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3月14日,我们到达石窝,敌人也跟踪追了上来,又是一场恶战。至此,2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两三千人,不仅大势已去,而且几乎全军覆没。山高风烈,凄楚荒凉,夜晚露宿在荒山野岭中,真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
一天,在一个山洼里,军政委员会开会,中途把我喊去参加。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都席地而坐。会议气氛沉闷,人人情绪低落,大家虽然默默不语,但还显得十分镇定。待我坐定之后,李特向我传达了会议的决定。他说:现在情况很不好,你们的电台行动不便,除留下一部保持和中央通报外,其余全部砸掉。徐、陈目标大,要离开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还没有确定。这时我看了徐、陈一眼,只见他们脸色深沉,面无表情。面对此情此景,一股苍凉悲怆的情绪充塞了我的心头。
会议结束后,我向电台的同志传达了会议的决定。我喉头发涩,声音嘶哑,泣不成声,话不成句,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不执行决议,电台目标太大,要拖累整个部队,如落在敌人手中就更不好;砸掉吧,可这是多少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是多少同志耗尽了心血建设起来的,今天却要毁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下得了手呢!同志们都哭了,但不砸掉是不行的,同志们挑出较好的电台后,留下足够的备件,还是含着眼泪把亲手建设起来的电台砸毁烧掉了。毁掉电台之后,大家不知所措。全军快要毁灭,惨败结局己定,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
剩下的这部电台,还在工作,每到一地就把电台架起来,坐在地上和中央通报。困难重重,电台的同志情绪极不稳定,不少同志想和部队在一起去打游击。我们想尽办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同志们一句关心的话,可以使一个同志在绝望中得到力量,在迷惘中重又清醒;一点生活上的照顾,也可以使一个同志鼓起勇气,也可以使一个同志幸存到今天。记得解放后,我碰见一个曾在我们电台工作过的同志,当谈起在祁连山中被困的情景时,他说:“幸亏你这个局长把马让我骑了半天,要不然那一天我就见马克思了。”可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
从收到敌人的通报中,得知他们已知道有一支红军跑掉,但不知跑到哪里,这正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在祁连山中的行动,已完全摆脱掉敌人的尾随、追击和捕捉。虽然我们这支仅存的队伍只有1000多人,但敌人就是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又得知,我们派出的几支游击队,被俘的被俘,被消灭的被消灭。曾日三的支队全部被俘,张琴秋、魏传统的那个支队也全部被俘,跟随游击支队的一个电台,有两个人在紧急情况下,竟带着电台设备去投奔敌人。曾给朱总司令当过司号员的一个小鬼柳圣清,被马家军抢走当了娃子,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来。
山中虽然没有敌情,但几十天都在荒山野岭、雪原冰川中游动,耳塞目闭,对外界一无所知,革命形势如何,更是无从知晓。有时想到不知何时才有尽头,不免感到十分迷茫。一支小部队就像失散了的孤儿一样,在山中孤寂地流浪,部队的情绪怎么能安定下来呢?有少数人则想自寻出路。
快出山之前,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告知我们共产国际通过新疆的关系,正在设法接应我们。这无异是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一片光明,在死亡的边缘上又有了生机。同志们的情绪为之一振,立刻有了精神,我们决定出山,奔向希望之路——新疆。
二十二、在荒漠中毁掉最后一部电台
出山之后,根据我们的地图观察,去新疆有两条路:一条经敦煌,一条要过安西。究竟走哪条路,我们犹疑不定。路上碰到老乡,据老乡讲:敦煌这条路不好走,而安西县城只驻扎八十几个警察。根据老乡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走安西,在安西附近我们停了下来。五六十天的山中生活,部队已经拖得不像样子了。天寒地冻,衣着单薄,腹内无食,有人无枪,有枪无弹,西去新疆还有很长一段路程,为了解决部队的实际困难,决定攻占安西县城,以便得到一些补给。我们及时把这一意图电告中央,但没有得到回电。
当时我们只剩下一部电台,已无法收集敌情,只好采取火力侦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守城的敌人不是八十几个警察,而是一个团,火力很猛,我们攻不上去,只好又退回到村子里。敌人尾追不放,迅速包围了我们的村庄。真是狐狸没打着,倒惹了一身骚。在这里我们向中央发出四方面军电台的最后一封电报,向中央报告安西未能攻克,准备突围去新疆,西走星星峡。电报发出后仍然没有得到回电。突围之后,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于4月底到达白墩。吃过干粮稍事休息,又是强行军到达红柳园子。这既不是镇子,也不是寨子,根本没有老百姓,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个地名。在一个沙包上,敌人的一大股骑兵又追了上来,我们又被包围了。面对强敌,我们虽已弹尽粮绝,但人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意志,以大无畏的气势决心与敌人拼搏。跟我好几年的警卫员张厚先,卧倒在我身旁,当敌人向沙包上冲的时候,他急忙喊我卧倒,我却仍然挺身站立,手持两支短枪,两眼盯视敌人。张厚先刚喊了我一声,却中弹牺牲了。我急忙摘下他的枪,仍然站在那里,手持双枪向敌人射击。这是荒漠中的一场血战,也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次战斗。
天黑时,领导决定突围,通知我砸掉最后一部电台。我预感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张厚先的牺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电台当然不能落入敌手,于是,我们砸掉了四方面军的最后一部电台。除为了将来破译密码用的一两份不太重要的敌报外,所有的机密电报和密码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还有一支枪,内装两颗子弹,在上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火柴盒,里面有三五根火柴,以应付最后时刻的到来,烧毁留下的两份电报。在处理完电台的事宜之后,我正在等待突围,突然有人喊我:“局长,你看,首长们已经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只见一行马队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赶路,同志们让我赶快跟上,我牵过骡子,同志们将我扶上骡背,急忙追上那队人马。王子纲没有牲口,他牵着我的骡子尾巴也跟了上来,但后来还是掉了队,跟着其他大队伍走了。
到停下来时,一看,这一队人马有80多匹牲口,都是负责干部,没有警卫部队,大部队则由八十八师师长杨秀坤做后卫掩护突围。我们这一小队骑马的走不动了,大家就牵着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摆脱了敌人,听不到枪声。但我的情绪仍很不好,就问身旁的一个同志:“现在是朝哪个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说:“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发牢骚、提意见,说:“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滩了,大部队在大路上,我们应该向西靠和突围出的大部队会合。”他们不听,我还是骂骂咧咧,继续提意见,没想到我这一骂倒起了点作用,队伍终于停了下来。经过大家商量,采纳了我的意见,改向西南方向走。
队伍西行以后,又在沙漠中走了两天两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丘,我们能不能走出这黄沙滚滚的瀚海,真是难以预测啊!为了防备万一,我只好把密码本和留存的电报底稿也烧掉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最后在沙漠中结束了它的生命。
二十三、终于走完了悲壮的行程
第三天下午,大家已经筋疲力尽,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粮,只有遍地的黄沙和晴空中焦灼的阳光,大家都仰卧在沙丘上休息。出路当然还有一条,就是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到了大路上才能找到水喝,可是我们已经寸步难移了。当时派李先念的小参谋简佑国去侦察附近是否有水,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却有去无回。口渴肚饥,人们都迷迷糊糊地处在半休克状态。突然有人发现所有的牲口都不见了,大家顾不得昏迷疲劳,赶快去找牲口。有人用望远镜瞭望,只见几匹马正在喝着什么。偶然的发现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我们跳起来奔跑过去,这才发现那里有一大池子水。我不顾一切地跑到池边,猛喝一通,一口气喝了六大缸子水。于是我们又有了精神,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终于来到了大路上。
在大路上走了一会儿,突然听到远处有汽车行驶的声音,我们莫名其妙,汽车已渐渐驶近,这才看清车上还有两面红旗。啊!红旗!这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果然,是我们大队伍的人和盛世才办事处的人接我们来了。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同志们都流下激动兴奋的热泪。牲口由他们骑回,我们登上两辆汽车,直驶星星峡。在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迎候我们。
第二天来了几架飞机,空投了一批枪支弹药,第三天飞机又空投了军装。我们丢下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崭新的军装,原来这些物资都是共产国际的支援。1937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的那一天,西路军幸存的400余人坐上几十辆汽车离开了星星峡,三天之后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我们被安排在东门外新兵营,从此结束了西路军悲壮的行程。(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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