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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的由朱德亲笔签名赠送给知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初版本，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作为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红军长征记》原名初为《二万五千里》，是1937年由丁玲主编的一本记述长征的书，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直到1942年才由政治部将其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后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发行，如今大多数已难觅其踪，而这本存于哈佛大学的《红军长征记》，也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也许有人会问，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样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是如何问世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史料征集工作说起。
在毛泽东看来，材料是我们党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他强调“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档案资料的征集，无论是在地下斗争中，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这项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35年至1936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重新建立与 健全了党政军各级机关，并在新的形势下恢复和开展了各项工作，同时也恢复了文件资料的收集工作。
专题征集红军史料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为了使重要档案安全转移，同时又能保证部队轻装前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方面命令“严格检查行李文件担数，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以尽可能地精简携带文件的数量，另一方面，组织了一支专门运输队，转移包括档案文件在内的重要物资随军前进。在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的同时，我党的很多文件资料也同样经历着血雨腥风的战略转移。由于长征开始时的文件精简和长征途中的频繁作战，据统计，最后带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档案材料只有几千件，50余斤，而且多是简短的电报。这些材料很难反映红军全面的历史活动，不能满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使用需要。1936年春，在上海的有帝国主义背景的英国媒体《字林西报》撰文说：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这家报社在破例惊呼红军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而就在这一年的6月，美国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此时，毛泽东认为回击敌人、扩大红军影响、争取外部援助的时机已经来临，正是上述两种因素的推动，专题征集红军史料的序幕被拉开了。
此次征集红军史料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开展征集。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联名向各部队签发了《为出版红军长征记征稿》的电报，“望各首长动员并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９月５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这是一次在红一方面军内进行的局部征稿，收集的对象主要是回忆性的稿件和文章以及调查材料，对于红军的文件、电报是否移交并未强调。许多红军干部响应号召，写了不少像《鲁忠才长征记》等优秀作品。一些同志保存的红军文件材料也主动上交了。丁玲曾在《文艺在苏区》中描述了当时来稿的情景：“从东南西北，几百里、几千里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于是编辑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外、写得美好的文章，从长征出发前写起，一直写到陕北……夜渡乌江、大渡河抢渡、娄山关前后、再占遵义，有声有色地被描绘了出来。”
到1936年10月斯诺离开陕北时，他“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红军长征记》的原稿。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也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而《红军长征记》的问世却没有那么顺利。到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共征集到200多篇作品。正如后来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前言所说的那样，“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为此，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本着存真的原则，于1937年2月选定其中110篇，装订成上下两册，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经徐特立最后排定目录和审定，计划出版。但因前一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发展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这本与国民党作殊死斗争的纪实文学，当时已经不宜出版，加之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使该书一直拖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出版者在前言中说：“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安。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总政治部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当年该书印数很少，再加上战争等原因，原始版本如今已极为罕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化史学价值、军事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在哈佛大学发现的由朱德亲自签名的《红军长征记》初版本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轰动。
第二次专题征集红军史料是1937年面向全军范围开展的更大规模的征集。1937年5月10日，在红军创建十周年纪念日之际，考虑到红军各部队在过去的10年中多少都保存着一些文件、电报等材料，考虑到“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了《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并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邓小平等十一位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史料。通知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搜集各种纪念品，来完成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以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详细列出了包括历史、战史、长征史、史略、报纸、宣传品、书籍、图书、剧本画报、日记、歌曲、照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法令等17项的征集内容，并公开承诺，“一切稿件和纪念品，一经采用，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许多党政军机关和红军老战士积极响应，踊跃捐献，有的交文件，有的交照片，有的写回忆录。此次征集到的文件资料，在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撰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特别是在为借鉴红军经验指导抗日而编辑出版的《军事文献》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央军委秘书处和中共中央秘书处更是将此次征集到的文献资料集中使用，编辑出版了《红军大事记》、《红一方面军长征记》等珍贵的历史书籍。
随着此次征集工作的开展，党的文件资料征集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与我党以前开展的征集工作相比，此次征集有了明显的不同和进步，一是征集重点由现行材料向征集历史文件资料转移，并首次成立了专门的征编委员会；二是征集范围更加明确，更加具体，首次面向全军发出了征集号召，征集面之广，涉及材料之多，为前所未有；三是首次在政治鼓励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质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文件材料的收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征集敌友我三方面材料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组曾指出：“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战争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不了解国民党，中共党史也无法写好、写全。根据这个要求，各地加强了敌我友三方面文件资料的收集工作。
在如何开展文件资料收集工作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社会部先后发布了许多指令性文件，其中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规定，为尽快开展并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均应成立专门机构收集材料。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中共中央局、分局和各省委设立了调研局或调研室，下设有材料室或研究室，材料室专管收集材料、保管材料和上送文件资料。研究室在调查研究中注重文件材料的收集。征集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利用开调查会的办法收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等，把调查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材料。文件发出后，在党内掀起了一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例如，1942年内刘少奇在华中进行了各种调查，搜集材料12包，朱德、叶剑英等都率队深入各地方、各部队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1942年1月张闻天等写的《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出发归来记》等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
二是利用各种重要会议收集材料。中共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做得好，比如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请有关代表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队的曾任县团职以上烈士的事迹写成书面材料交大会，从而为续编《烈士英名录》准备了充分的材料。
三是收集名人列传和县志、府志、省志、家谱等。在收集名人列传时不限于革命内部，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如敌军团以上军官、县以上地方长官、会道门首领都可写出切合本人实际的传记，并要求收集传记的同时收集照片。
四是收集口头材料。1938年3月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人金城信中说“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党中央决定可以“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记录下来即可整理成材料，从而成为我党收集工作的途径之一。
五是订购书报刊物。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各党政军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收集资料方法。1941年毛泽东、任弼时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请为中央机关订购书报杂志》的电报，要求购买国民党及其他方法出版的报纸、刊物和书籍。接到电报后，周恩来派人多方面收集、采购，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收购任务。
随着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收集工作的开展，从1942年到1945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每年平均收到这方面文件资料约1万件，因此也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征集工作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建立的以抗日民主政权为依托的战略基地。这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国共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9个。这里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等单位，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都形成了大量的文件资料，也形成了经常化的征集工作。一般来讲，各级党委或政府的秘书处负责收集各机关移交的文件材料，调研室负责征集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于1942年4月7日发出《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暂行业务条例》和《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暂行业务条例》两个文件，明确规定秘书处负责收集省委各机关的“电报文书”材料，研究室负责指导“各部站搜集材料工作。”1941年中共北方局的《论机关工作》记载：晋察冀中央分局调研室设立后，虽然处于反扫荡的艰苦斗争中，仍然把“搜集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加以整理研究，以供领导同志参考”作为一项日常重要工作。还明确规定：调研室的“材料组负责搜集材料、购买材料工作，编制材料汇报和索引，向各研究部门有计划的分配材料等等”。在具体征集工作中，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成批接收直属机关文件资料。这是我党收集文件资料的一个主要渠道，例如，1943年《西北中央局秘书处各科（室）工作业务》中，首次把接收整批档案与收集各地方和部队的零散文件材料结合起来，规定：秘书处材料室“在西北局党委及秘书长的领导下，汇集、登记、保管党内西北局各部门、各级党委、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党团、军队政治部等的报告、决议、通知、指示信、党内刊物、重要书信及其他公开文件、刊物等”。
二是接收撤销机关档案。撤销机关的文件，随着机构的撤销、人员的离开，最容易分散、流失，作为这些机构历史沿革、重要活动的原始凭据，必须及时接收。从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先后有十几个直属部、委、厅、处机关被撤销，边区政府秘书处及时派人接收了他们遗留的文件材料。比如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撤销后，其文件材料全部由边府秘书处接收保管，其他改变名称的机关档案由业务相近机关接收，如法令委员会文件由司法委员会接收等等。由于陕甘宁边区重视文件资料的征集和接收工作，使这个地区保存下来的文件资料最多，也较齐全。
三是收回战时埋藏的文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艰苦的战争环境，给文件资料的保管也带来危险与不便，导致一些文件被烧毁，一些文件被埋藏地下。1942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秘书处在《事务制度汇集》中规定：边府各机关发出的文件均由总收发室负责收发；一切办理完毕的文件均应登记摘办后“送交秘书处”。1943年晋冀鲁豫政府秘书处在一份工作总结报告中规定：紧急时可以埋藏文件，在“非战时取回备查”。这种及时“取回”疏散的文件资料的做法，也是征集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
四是首长亲自收集保存文件。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游动性比较大，党政军首长经常脱离机关深入基层，因工作需要，他们要产生、办理、使用的文件有很多，因而身边保存的文件相应就很多，而且多是重要性、指导性强的资料，更是我党征集工作的重点对象。例如，刘少奇在担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时，亲自收集保存了12包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的部分文件，有路过皖东、皖西、苏北、山东、晋西北等地收集的材料。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后将这些材料全部交给中央秘书处保管。
五是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文件资料。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八路军在重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均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代表也常到这些地方活动，中共南方局也驻在重庆，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在这些地方，党的工作困难很大，形成的文件资料虽然不少，但能够遗留下来的不多，特别是1940年10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应烧毁一切秘密文件给各办事处指示》后，对文件资料的留存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但这里的征集工作还是能开展、有成绩的。一方面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各省党的组织坚持向党中央报送各种文件、会议记录和调查报告等。特别是1940年11月后，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云贵川及广东等省党组织均建立了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报送文件材料，凡各省用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电讯等材料，最后都得以安全留存。另一方面积极收集国共谈判中形成的文件资料。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双方经常举行有关军事、边区建设、社会救济等专门谈判，形成一系列的会议记录、备忘录、新闻报道和双方递交的文件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党史、研究边区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必须加以征集。周恩来就自己保存着此类文件资料十几包，就是中央秘书处单独保存的“周公文件”。
除上述征集工作外，我党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还通过出版内部刊物和文件汇编等方式，积累了大量刊物和汇编，同时也征集到了中央到地方的大量的重要文件资料。据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中共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以上党政军领导机关即出版各种《工作通讯》等100余种。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中国共产党2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两条路线》等书籍。中共中央各部委及各地方组织也都编辑出版了各种文件汇集80余种。在领导机关编辑出版内部刊物和文件汇编工作中，各部门都积极收集和提供稿件、文件等资料。例如，1941年12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出版的《六大以来》，就收集到相关文件500余件。这些文件和资料在指导各级工作的同时，都是我党历史活动的最有说服力的凭据，极大地丰富了我党的文件资料宝库。
在毛泽东看来，材料是我们党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他强调“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档案资料的征集，无论是在地下斗争中，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这项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35年至1936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重新建立与 健全了党政军各级机关，并在新的形势下恢复和开展了各项工作，同时也恢复了文件资料的收集工作。
专题征集红军史料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为了使重要档案安全转移，同时又能保证部队轻装前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方面命令“严格检查行李文件担数，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以尽可能地精简携带文件的数量，另一方面，组织了一支专门运输队，转移包括档案文件在内的重要物资随军前进。在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的同时，我党的很多文件资料也同样经历着血雨腥风的战略转移。由于长征开始时的文件精简和长征途中的频繁作战，据统计，最后带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档案材料只有几千件，50余斤，而且多是简短的电报。这些材料很难反映红军全面的历史活动，不能满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使用需要。1936年春，在上海的有帝国主义背景的英国媒体《字林西报》撰文说：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这家报社在破例惊呼红军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而就在这一年的6月，美国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此时，毛泽东认为回击敌人、扩大红军影响、争取外部援助的时机已经来临，正是上述两种因素的推动，专题征集红军史料的序幕被拉开了。
此次征集红军史料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开展征集。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联名向各部队签发了《为出版红军长征记征稿》的电报，“望各首长动员并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９月５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这是一次在红一方面军内进行的局部征稿，收集的对象主要是回忆性的稿件和文章以及调查材料，对于红军的文件、电报是否移交并未强调。许多红军干部响应号召，写了不少像《鲁忠才长征记》等优秀作品。一些同志保存的红军文件材料也主动上交了。丁玲曾在《文艺在苏区》中描述了当时来稿的情景：“从东南西北，几百里、几千里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于是编辑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外、写得美好的文章，从长征出发前写起，一直写到陕北……夜渡乌江、大渡河抢渡、娄山关前后、再占遵义，有声有色地被描绘了出来。”
到1936年10月斯诺离开陕北时，他“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红军长征记》的原稿。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也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而《红军长征记》的问世却没有那么顺利。到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共征集到200多篇作品。正如后来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前言所说的那样，“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为此，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本着存真的原则，于1937年2月选定其中110篇，装订成上下两册，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经徐特立最后排定目录和审定，计划出版。但因前一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发展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这本与国民党作殊死斗争的纪实文学，当时已经不宜出版，加之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使该书一直拖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出版者在前言中说：“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安。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总政治部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当年该书印数很少，再加上战争等原因，原始版本如今已极为罕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化史学价值、军事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在哈佛大学发现的由朱德亲自签名的《红军长征记》初版本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轰动。
第二次专题征集红军史料是1937年面向全军范围开展的更大规模的征集。1937年5月10日，在红军创建十周年纪念日之际，考虑到红军各部队在过去的10年中多少都保存着一些文件、电报等材料，考虑到“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了《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并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邓小平等十一位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史料。通知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搜集各种纪念品，来完成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以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详细列出了包括历史、战史、长征史、史略、报纸、宣传品、书籍、图书、剧本画报、日记、歌曲、照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法令等17项的征集内容，并公开承诺，“一切稿件和纪念品，一经采用，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许多党政军机关和红军老战士积极响应，踊跃捐献，有的交文件，有的交照片，有的写回忆录。此次征集到的文件资料，在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撰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特别是在为借鉴红军经验指导抗日而编辑出版的《军事文献》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央军委秘书处和中共中央秘书处更是将此次征集到的文献资料集中使用，编辑出版了《红军大事记》、《红一方面军长征记》等珍贵的历史书籍。
随着此次征集工作的开展，党的文件资料征集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与我党以前开展的征集工作相比，此次征集有了明显的不同和进步，一是征集重点由现行材料向征集历史文件资料转移，并首次成立了专门的征编委员会；二是征集范围更加明确，更加具体，首次面向全军发出了征集号召，征集面之广，涉及材料之多，为前所未有；三是首次在政治鼓励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质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文件材料的收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征集敌友我三方面材料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组曾指出：“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战争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不了解国民党，中共党史也无法写好、写全。根据这个要求，各地加强了敌我友三方面文件资料的收集工作。
在如何开展文件资料收集工作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社会部先后发布了许多指令性文件，其中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规定，为尽快开展并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均应成立专门机构收集材料。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中共中央局、分局和各省委设立了调研局或调研室，下设有材料室或研究室，材料室专管收集材料、保管材料和上送文件资料。研究室在调查研究中注重文件材料的收集。征集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利用开调查会的办法收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等，把调查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材料。文件发出后，在党内掀起了一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例如，1942年内刘少奇在华中进行了各种调查，搜集材料12包，朱德、叶剑英等都率队深入各地方、各部队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1942年1月张闻天等写的《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出发归来记》等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
二是利用各种重要会议收集材料。中共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做得好，比如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请有关代表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队的曾任县团职以上烈士的事迹写成书面材料交大会，从而为续编《烈士英名录》准备了充分的材料。
三是收集名人列传和县志、府志、省志、家谱等。在收集名人列传时不限于革命内部，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如敌军团以上军官、县以上地方长官、会道门首领都可写出切合本人实际的传记，并要求收集传记的同时收集照片。
四是收集口头材料。1938年3月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人金城信中说“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党中央决定可以“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记录下来即可整理成材料，从而成为我党收集工作的途径之一。
五是订购书报刊物。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各党政军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收集资料方法。1941年毛泽东、任弼时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请为中央机关订购书报杂志》的电报，要求购买国民党及其他方法出版的报纸、刊物和书籍。接到电报后，周恩来派人多方面收集、采购，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收购任务。
随着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收集工作的开展，从1942年到1945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每年平均收到这方面文件资料约1万件，因此也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征集工作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建立的以抗日民主政权为依托的战略基地。这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国共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9个。这里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等单位，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都形成了大量的文件资料，也形成了经常化的征集工作。一般来讲，各级党委或政府的秘书处负责收集各机关移交的文件材料，调研室负责征集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于1942年4月7日发出《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暂行业务条例》和《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暂行业务条例》两个文件，明确规定秘书处负责收集省委各机关的“电报文书”材料，研究室负责指导“各部站搜集材料工作。”1941年中共北方局的《论机关工作》记载：晋察冀中央分局调研室设立后，虽然处于反扫荡的艰苦斗争中，仍然把“搜集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加以整理研究，以供领导同志参考”作为一项日常重要工作。还明确规定：调研室的“材料组负责搜集材料、购买材料工作，编制材料汇报和索引，向各研究部门有计划的分配材料等等”。在具体征集工作中，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成批接收直属机关文件资料。这是我党收集文件资料的一个主要渠道，例如，1943年《西北中央局秘书处各科（室）工作业务》中，首次把接收整批档案与收集各地方和部队的零散文件材料结合起来，规定：秘书处材料室“在西北局党委及秘书长的领导下，汇集、登记、保管党内西北局各部门、各级党委、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党团、军队政治部等的报告、决议、通知、指示信、党内刊物、重要书信及其他公开文件、刊物等”。
二是接收撤销机关档案。撤销机关的文件，随着机构的撤销、人员的离开，最容易分散、流失，作为这些机构历史沿革、重要活动的原始凭据，必须及时接收。从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先后有十几个直属部、委、厅、处机关被撤销，边区政府秘书处及时派人接收了他们遗留的文件材料。比如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撤销后，其文件材料全部由边府秘书处接收保管，其他改变名称的机关档案由业务相近机关接收，如法令委员会文件由司法委员会接收等等。由于陕甘宁边区重视文件资料的征集和接收工作，使这个地区保存下来的文件资料最多，也较齐全。
三是收回战时埋藏的文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艰苦的战争环境，给文件资料的保管也带来危险与不便，导致一些文件被烧毁，一些文件被埋藏地下。1942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秘书处在《事务制度汇集》中规定：边府各机关发出的文件均由总收发室负责收发；一切办理完毕的文件均应登记摘办后“送交秘书处”。1943年晋冀鲁豫政府秘书处在一份工作总结报告中规定：紧急时可以埋藏文件，在“非战时取回备查”。这种及时“取回”疏散的文件资料的做法，也是征集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
四是首长亲自收集保存文件。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游动性比较大，党政军首长经常脱离机关深入基层，因工作需要，他们要产生、办理、使用的文件有很多，因而身边保存的文件相应就很多，而且多是重要性、指导性强的资料，更是我党征集工作的重点对象。例如，刘少奇在担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时，亲自收集保存了12包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的部分文件，有路过皖东、皖西、苏北、山东、晋西北等地收集的材料。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后将这些材料全部交给中央秘书处保管。
五是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文件资料。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八路军在重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均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代表也常到这些地方活动，中共南方局也驻在重庆，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在这些地方，党的工作困难很大，形成的文件资料虽然不少，但能够遗留下来的不多，特别是1940年10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应烧毁一切秘密文件给各办事处指示》后，对文件资料的留存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但这里的征集工作还是能开展、有成绩的。一方面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各省党的组织坚持向党中央报送各种文件、会议记录和调查报告等。特别是1940年11月后，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云贵川及广东等省党组织均建立了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报送文件材料，凡各省用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电讯等材料，最后都得以安全留存。另一方面积极收集国共谈判中形成的文件资料。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双方经常举行有关军事、边区建设、社会救济等专门谈判，形成一系列的会议记录、备忘录、新闻报道和双方递交的文件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党史、研究边区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必须加以征集。周恩来就自己保存着此类文件资料十几包，就是中央秘书处单独保存的“周公文件”。
除上述征集工作外，我党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还通过出版内部刊物和文件汇编等方式，积累了大量刊物和汇编，同时也征集到了中央到地方的大量的重要文件资料。据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中共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以上党政军领导机关即出版各种《工作通讯》等100余种。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中国共产党2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两条路线》等书籍。中共中央各部委及各地方组织也都编辑出版了各种文件汇集80余种。在领导机关编辑出版内部刊物和文件汇编工作中，各部门都积极收集和提供稿件、文件等资料。例如，1941年12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出版的《六大以来》，就收集到相关文件500余件。这些文件和资料在指导各级工作的同时，都是我党历史活动的最有说服力的凭据，极大地丰富了我党的文件资料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