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是庞大的社会需求

　　王宇航（投资人）
　　通过“共享护士”，可以看到，许多人存在“看病不出门”的迫切需求。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其中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
　　从现实来看，上门护士服务符合中国未来养老的趋势。“共享护士”的兴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其具有类似功能的“家庭医生”。只不过前者是市场化服务，后者更多是公共医疗服务的延伸。一定程度上，“共享护士”成为新热点，原因就在于一些应由“家庭医生”承担的责任，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
　　根据此前报道，中国95%以上的城市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超过5亿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然而，由于服务人数太多，一般家庭医生仅仅在社区医院等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里工作，要家庭医生提供大范围、普遍上门服务还是很困难的。再加上，由于国家公共卫生的工作要求和相关考核指标等因素，不少家庭医生还要分配部分精力用于建档、随访、录入等事务性工作，其临床医疗的职能往往被迫压缩。
　　一方面社会老龄化加剧，另一方面家庭医生服务不足，共同催生了“共享护士”这一新服务模式。事实上，群众可能对护士上门服务的需求较对医生的需求更甚。医生有精细的专业分工，其工作很难离开医院的专业设备，而护士一般要在全科转一遍，日常见的病例很多，可以提供较为丰富的上门服务内容。
　　上门护士服务行业准入门槛不低，资金和人力成本不小，但规模化却有难度。一般上门护理服务都是通过与当地医院、社区、养老机构等合作，这种渠道非常本地化，具有区域性特征，在一个地区形成的医疗资源并不能迁移到其他地区。
　　虽然困难不少，基层政府还是应该对本地区出现的类似商业医疗服务机构提供创业创新方面的支持，毕竟“共享護士”是个好事，要争取把好事做好。

这是护理行业新的出路吗

　　张鸿超（医务工作者）
　　美国麻醉护士行业平均年薪15.7万美元，职业护士年薪9.8万美元。在西方国家，要说是一个高薪、前景好的职业，并不过分。
　　我国护士的整体职业状况不尽如人意。首先是收入不高;其次在晋升通道上，公立医院护士群体的晋升途径只有护士长和管理人员，工作场景局限在医院，职业路径窄;第三是工作压力大，护士是医院所有人员中与患者接触最多的一线岗位，是医患矛盾压力的主要承受者。
　　正是因为收入低、升职难、工作强度大这些因素，普遍导致护士流失率高，更加剧了人员紧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护士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5‰，而我国只有1‰左右，总计尚有百万名护士的缺口。
　　因此，对于护士群体来说，如果“共享护士”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护士的专业护理资源和技能，还可以增加收入，大家当然愿意尝试。
　　不过，大部分医疗机构的护士在工作日已经高度紧张，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在休息日再去开辟新的工作场景。如果，这些商业机构试图吸引一部分公立医院的护士“跳槽”，一方面医院护士是否有勇气冲破“编制”的束缚很难说：另一方面，如果上门医疗服务的机构要靠挖公立医院人力资源“墙角”来运营，那么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反而造成了商业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不良竞争。
　　在当前护士资源整体供应不足的背景下，“共享护士”模式能走多远？否会冲击现有医疗机构的正当医疗秩序，从长远来看，商业机构提供更高薪酬的护士岗位，可以对更多学生报考护理专业，更多年轻人投身护理工作起到导向作用，但人才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

风险重重，医疗领域创新创业“试错”成本高

　　孙淑梅（公立医院质控科医生）
　　“共享护士”平台注册、签约管理、安全控制、风险责任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风险，监管机构应谨慎评估此类创新创业。
　　“共享护士”的护理服务，本质还是医疗服务行为，性质不同于普通上门家政服务。打针、输液这些护理服务看似简单，其实对安全和专业有着极高要求。具体到医疗技术业务层面，“共享护士”护理操作中的感染控制，到底该如何实现？
　　比如，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必须在相应的美容医疗机构或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机构中进行。然而，“共享护士”平台将“注射美白针。列入了上门服务范围。
　　比如，护士在家庭服务中使用的诊疗器械，由谁提供？护士所属的医院，还是服务的家庭？器械的质量又由谁来把关？《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废物应规范管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指出医疗废物的分类与处置应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原则。那么，护士在患者家中使用过的注射器、输液器针头该如何处置？
　　对有需要的部分住院患者，医院会进行乙肝、艾滋、梅毒等传染病的筛查，但家庭中的患者，无法做到筛查，在“共享护士”服务期间，一旦出现与传染病相关的问题，如何处理呢？
　　未来如果“共享护士”在制度层面打开了口子，平台又如何被监管々如何对注册护士的资格进行审核々上门服务中的医疗纠纷，该如何判定？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却又不可回避的问题。要知道，相较于网约车，医疗领域的“试错”成本可能更高，纵容任何漏洞，其风险都将被放大。

制度规范不能落后于创新太久

　　吴潇（上海长海医院医务工作者）
　　“共享护士”的本质就是护士上门服务，这并非新鲜事，之所以没有大面积铺开，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这方面的行业规范。
　　“共享护士”做兼职，在执业医疗机构之外提供医疗服务，本身与现行的护士执业制度抵触。根据2008年实施的《护士职业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护士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执业地点从事护理工作。而“共享护士”网约平台的签约护士，接受平台派单为公众提供上门服务，就属于在注册的执业地点以外从事护理工作。
　　2014年国家明确提出全国允许医师多点执业，相比之下，护士多点执业则显得缓慢很多。
　　这方面，北京走在前面。自2017年8月起，护士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任一家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注册后，执业注册全市有效，且可同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多个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广东也打破了护士执业注册方式，护士执业地点由医疗机构放开到区域，管理方式的改变给护士在就业单位之外兼职或以个人身份开展护理服务创造了条件。
　　辽宁发布了《关于支持社会莅临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完善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兼职制度，为“护士兼职”提供了政策依据。
　　各地的探索，或可以清除“共享护士”的制度障碍。
　　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可以为我们的护士上门服务制度建设提供更多思路。比如，澳大利亚的护士上门服务，护士仍然隶属于某个诊所、某个医院或某个私人医师。如果护士不懂在家庭中造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同样需要负责。
　　总之，医疗作为一个高风险、高专业度的领域，制度规范不能落后于创新太久，综合考虑“共享护士”的现实需求与风险，相关制度建设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