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中美关系如何变化，中美两国总是互有需要，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大格局不会改变。
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如今已经快四十年了。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美关系即将迎来“不惑”之年。
近四十年时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里，两国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这近四十年的两国关系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其间也有不少颠簸起伏，甚至大起大落。然而，回顾历史，总的来看，两国关系是向前发展的。
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一环
中美关系的第一段时期是冷战时期，即从中美建交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
中美建交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其关键；而且，美国可能成为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的重要来源，还可能成为中国的最大市场。
两国刚刚建交时，1979年1月底2月初，邓小平立即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他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由此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
这一时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两国就建交谈判中遗留下来的美国对台售武问题继续交涉，并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指导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公报。《公报》虽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但毕竟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也是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一种限制。
由于台湾问题不再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两国各方面关系，包括政治、经贸、安全以及技术转让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没有这种发展，中美关系就很难经受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剧变的冲击。
重新正常化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戰结束，美国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中美关系也经历了重新正常化。
说“重新正常化”，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改变了。由于苏联解体，此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两国先前关于威胁的共识不复存在，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作用的共识也随之消失。因此，在克林顿执政头三四年，两国关系历经波折。
但几年的磨合，终于使美方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后冷战时期仍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才有了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的访美，和克林顿总统1998年6月的访华。
首脑互访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两国关系实现了脱胎换骨的重新正常化。此后，两国又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定，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这个法案是中美关系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突破，它使中美经贸关系建立在世贸组织多边的非歧视性待遇基础之上，经贸关系由此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为两国关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
中美关系中极其可贵的时期
第三段时期是乔治·沃克·布什执政时期。
2001年4月1日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是对两国关系的一个冲击。但总体说来，中美双方比较理性、冷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把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和较短的时间之内。
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战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了美国内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中方在这方面提供了积极的合作，尤其在应对朝鲜核问题方面，中国主持了六方会谈机制，发挥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推动各方达成了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努力一再表示赞赏。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是充分尊重和照顾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那些年中，中方最大的关切是台湾问题。在上任的头两年，布什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缺乏足够认识，在每次会晤中，中国领导人都提醒布什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布什政府也逐渐看清了陈水扁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真面目，布什政府的高官一再公开发表讲话，坚决反对陈水扁的法理“台独”。也就是说，布什政府同样尊重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关切是举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奥运会不是“高政治”问题，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怀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来举办奥运会的，是中国“百年圆梦”的大事。布什政府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和美国国内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不为所动。
由于中美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两国之间虽有一些小的分歧和摩擦，但总体说来，从2001年下半年到布什任期结束，两国关系有长达七年半的稳定期，这是中美关系中极其可贵的时期，对中国的崛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2005年9月21日，美国主管对华政策的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eollick）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佐利克的这篇演讲，标志着美方开始从新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美方承认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不再把中方视为是与国际体系相对立的“异端国家”，这对于双方后来进一步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积极贡献。
“再平衡”战略下的中国应对
第四段时期，是奥巴马执政时期。
奥巴马当政的第一年，美国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美关系实现顺利过渡并得以有所发展。
不过，在此之后，大致在2010、2011年，美国战略界形成了一个共识：长远来说，中国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也说，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足见其焦虑。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加强盟国体系，尤其是美日同盟关系；构筑与新兴经济体的伙伴关系，尤其是与印度的伙伴关系；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此书写亚太地区21世纪的贸易规则。
“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和中美关系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它削弱、损害了中美两国的相互信任，扰乱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宁静，加剧了地区的局势紧张，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复杂。
中国政府冷静、认真地应对了“再平衡”战略，坚定不移地寻求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并得到美方的响应。两国在伊核问题上达成全面协议、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国际上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历史的启示
过去将近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内容极其丰富，也给我提供了许多启示，这里概括三条。
第一，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中美关系如何变化，中美两国总是互有需要，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大格局不会改变。上世纪90年代，人们常常问，中国与美国谁更需要谁？实践证明，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从中国方面说，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在世界和平的大环境中才能实现，也必然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应该说，38年来，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很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大业。
从美国方面来说，要应对现存的和不断涌现的各种挑战，中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奥巴马政府说得最多。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已经是利益共同体，有着深深的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是贸易、投资，还包括金融等，这在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的美元储备，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对美国渡过危机至关重要。今天，特朗普要“使美国重新伟大”，没有中国的合作也是难以做到的。合作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已经证明了的道理，是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定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的会晤中也就此达成共识，这对指导未来的中美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第二，虽然过去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两国关系的大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两国关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当初，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就是从整体国际形势变化大局出发的，而不仅仅拘泥于狭义的双边关系。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也日益增强。中美关系中一直都有分歧，有时两国的摩擦甚至显得相当尖锐，但总体说来，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摩擦和竞争。
看待中美关系，如果仅仅着眼于某个局部，以偏概全，就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如果放眼全局，多从共同利益和两国的合作着眼，那么，不管有多少障碍和困难，中美关系还是会继续前进。在海湖庄园的会晤中，兩国元首一致同意要拿出历史担当，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第三，这些年来，中美关系的机制化建设越来越加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渐趋成熟。现在，在两国之间有上百个各种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两国之间有顺畅、积极的关系。比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之间有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在此次元首会晤之前，两国已经新设立了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并且启动了其中的两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牵头的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牵头的外交安全对话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四个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这四个机制，中方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牵头，美方则都是内阁级官员牵头，是仅次于元首会晤的机制。 比如，外交安全机制，相当于美国与其盟国的2 2对话，而先前中美两国之间没有这样的对话机制。另外，此前也从来没有国防部长参与中美对话机制，这势必大大加强两国关系中安全方面交流的分量。与此相应的，是习近平主席对两军关系的重视。他把军事互信提高到中美战略互信基础的高度，强调要加强两军各级别的交流，发挥好各项机制的作用，还要建立新的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在中美关系中，两军交流长期以来都是“短板”，安全关系相对于政治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一个弱项。新的机制是一个创新，对于补“短板”、对于建立一个不冲突不对抗、更加均衡、更加坚实的中美关系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过一年多，我们将迎来中美建交四十周年，我们期待着两国关系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如今已经快四十年了。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美关系即将迎来“不惑”之年。
近四十年时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里，两国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这近四十年的两国关系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其间也有不少颠簸起伏，甚至大起大落。然而，回顾历史，总的来看，两国关系是向前发展的。
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一环
中美关系的第一段时期是冷战时期，即从中美建交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
中美建交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其关键；而且，美国可能成为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的重要来源，还可能成为中国的最大市场。
两国刚刚建交时，1979年1月底2月初，邓小平立即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他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由此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
这一时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两国就建交谈判中遗留下来的美国对台售武问题继续交涉，并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指导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公报。《公报》虽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但毕竟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也是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一种限制。
由于台湾问题不再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两国各方面关系，包括政治、经贸、安全以及技术转让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没有这种发展，中美关系就很难经受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剧变的冲击。
重新正常化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戰结束，美国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中美关系也经历了重新正常化。
说“重新正常化”，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改变了。由于苏联解体，此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两国先前关于威胁的共识不复存在，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作用的共识也随之消失。因此，在克林顿执政头三四年，两国关系历经波折。
但几年的磨合，终于使美方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后冷战时期仍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才有了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的访美，和克林顿总统1998年6月的访华。
首脑互访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两国关系实现了脱胎换骨的重新正常化。此后，两国又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定，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这个法案是中美关系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突破，它使中美经贸关系建立在世贸组织多边的非歧视性待遇基础之上，经贸关系由此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为两国关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
中美关系中极其可贵的时期
第三段时期是乔治·沃克·布什执政时期。
2001年4月1日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是对两国关系的一个冲击。但总体说来，中美双方比较理性、冷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把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和较短的时间之内。
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战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了美国内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中方在这方面提供了积极的合作，尤其在应对朝鲜核问题方面，中国主持了六方会谈机制，发挥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推动各方达成了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努力一再表示赞赏。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是充分尊重和照顾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那些年中，中方最大的关切是台湾问题。在上任的头两年，布什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缺乏足够认识，在每次会晤中，中国领导人都提醒布什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布什政府也逐渐看清了陈水扁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真面目，布什政府的高官一再公开发表讲话，坚决反对陈水扁的法理“台独”。也就是说，布什政府同样尊重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关切是举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奥运会不是“高政治”问题，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怀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来举办奥运会的，是中国“百年圆梦”的大事。布什政府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和美国国内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不为所动。
由于中美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两国之间虽有一些小的分歧和摩擦，但总体说来，从2001年下半年到布什任期结束，两国关系有长达七年半的稳定期，这是中美关系中极其可贵的时期，对中国的崛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2005年9月21日，美国主管对华政策的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eollick）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佐利克的这篇演讲，标志着美方开始从新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美方承认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不再把中方视为是与国际体系相对立的“异端国家”，这对于双方后来进一步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积极贡献。
“再平衡”战略下的中国应对
第四段时期，是奥巴马执政时期。
奥巴马当政的第一年，美国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美关系实现顺利过渡并得以有所发展。
不过，在此之后，大致在2010、2011年，美国战略界形成了一个共识：长远来说，中国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也说，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足见其焦虑。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加强盟国体系，尤其是美日同盟关系；构筑与新兴经济体的伙伴关系，尤其是与印度的伙伴关系；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此书写亚太地区21世纪的贸易规则。
“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和中美关系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它削弱、损害了中美两国的相互信任，扰乱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宁静，加剧了地区的局势紧张，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复杂。
中国政府冷静、认真地应对了“再平衡”战略，坚定不移地寻求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并得到美方的响应。两国在伊核问题上达成全面协议、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国际上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历史的启示
过去将近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内容极其丰富，也给我提供了许多启示，这里概括三条。
第一，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中美关系如何变化，中美两国总是互有需要，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大格局不会改变。上世纪90年代，人们常常问，中国与美国谁更需要谁？实践证明，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从中国方面说，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在世界和平的大环境中才能实现，也必然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应该说，38年来，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很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大业。
从美国方面来说，要应对现存的和不断涌现的各种挑战，中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奥巴马政府说得最多。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已经是利益共同体，有着深深的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是贸易、投资，还包括金融等，这在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的美元储备，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对美国渡过危机至关重要。今天，特朗普要“使美国重新伟大”，没有中国的合作也是难以做到的。合作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已经证明了的道理，是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定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的会晤中也就此达成共识，这对指导未来的中美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第二，虽然过去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两国关系的大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两国关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当初，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就是从整体国际形势变化大局出发的，而不仅仅拘泥于狭义的双边关系。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也日益增强。中美关系中一直都有分歧，有时两国的摩擦甚至显得相当尖锐，但总体说来，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摩擦和竞争。
看待中美关系，如果仅仅着眼于某个局部，以偏概全，就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如果放眼全局，多从共同利益和两国的合作着眼，那么，不管有多少障碍和困难，中美关系还是会继续前进。在海湖庄园的会晤中，兩国元首一致同意要拿出历史担当，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第三，这些年来，中美关系的机制化建设越来越加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渐趋成熟。现在，在两国之间有上百个各种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两国之间有顺畅、积极的关系。比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之间有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在此次元首会晤之前，两国已经新设立了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并且启动了其中的两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牵头的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牵头的外交安全对话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四个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这四个机制，中方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牵头，美方则都是内阁级官员牵头，是仅次于元首会晤的机制。 比如，外交安全机制，相当于美国与其盟国的2 2对话，而先前中美两国之间没有这样的对话机制。另外，此前也从来没有国防部长参与中美对话机制，这势必大大加强两国关系中安全方面交流的分量。与此相应的，是习近平主席对两军关系的重视。他把军事互信提高到中美战略互信基础的高度，强调要加强两军各级别的交流，发挥好各项机制的作用，还要建立新的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在中美关系中，两军交流长期以来都是“短板”，安全关系相对于政治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一个弱项。新的机制是一个创新，对于补“短板”、对于建立一个不冲突不对抗、更加均衡、更加坚实的中美关系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过一年多，我们将迎来中美建交四十周年，我们期待着两国关系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