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会教书，他只是学校请来的临时代课老师。我们的语文老师休产假，他只带我们半年的课。他穿得不好，每一件衣服都是打补丁的，鞋子是农村人穿了下田的胶鞋。他讲课常常写错别字，学生问问题，把他的脸憋得通红，汗珠一颗颗从额头上往下滚。因而，他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笑他土，笑他没水平。
　　他姓杨，他来上课时，调皮的学生总是在门口喊：“羊来了，山羊来了！”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他听见了，却只是笑笑。打铃了，教室里还是闹哄哄的，吃东西的继续吃东西，打闹的继续打闹。他站在讲台上，使劲地喊，下面依然如故。他没辙，无奈地呆站在那里。他不骂学生，也不打学生，总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因而全班50多个学生，没人怕他。甚至，他们会公开与他叫板，在上课时吹口哨，拿着扫帚当吉他弹，边弹边唱歌。有同学还趁他转过身写粉笔字时往他背上扔纸团。他转过身，也不发火，只是热泪盈眶地看着我们。
　　他住的地方，是一个潮湿的小屋。这个小屋原本是学校堆杂物的地方。他自己做饭吃。一次，我和几个男生去山上捉来一条蛇，打死了悄悄从窗子扔进去，恰好扔到了他的锅里。他追了出来，其他同学见状撒腿就跑。而我，恰好被他逮住。我以为，他会把我带到校长办公室，那样我非被开除不可。但他没有，他只是把我叫进他的屋子，含着泪，注视着我，给我讲小孩子应该要学会尊重长辈等等的话。最后，他把蛇从锅里捞出来，拉着我，到后院把蛇埋了。那一刻，我的心里开始长出一颗小小的感激的种子。我开始受不了同学们欺负他，当他们在黑板上写“山羊老师”等话时，我冲上去和他们拼命。我大喊：“不准欺负老师！”结果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知道后，第一次在课堂上发火，狠狠地教训了打我的学生，让他们请家长来。那一刻，学生们都被震住了，没一个敢出声。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用热毛巾给我敷脸。他说：“傻孩子，以后别这样了。伤成这样，我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啊。”
　　从那以后上课，没有学生敢再叫他“山羊老师”了。他的课也讲得越来越好。我们这才发现，他懂得的道理很多。同学们慢慢地开始喜欢他的课，开始回答问题。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好，把我们看做他的孩子。我们班是差班，多数同学都自暴自弃，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他却常常鼓励我们，说：“我看得出来，咱们班的同学都是聪明的，个个都有特长，只要努力，将来准能有出息。”他还指着这个同学说：“你看你的作文写得那么好，将来肯定是个作家。”又指着那个同学说：“你看你的歌唱得很棒啊，将来一定会是个音乐老师。”他把全班每一个同学的优点都写成大字，贴在教室前面，从未受过这样表扬的我们，被他的这种鼓励照得心里暖暖的。
　　他的家在几公里以外，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周末，他会从家里捎来花生、蚕豆，给每个学生发一大捧。有时他还会带一袋子爆米花来，这时候，我们最开心了。学生生病，他会掏出一个月仅有的那点儿工资，冒着寒风，把学生送到镇上最好的医院。几个贫困的同学，他还把他们约到宿舍和他一起吃饭。
　　很快就到期末了，期末考试那天，外面下着大雪，那时恰好我们班的门坏了，学校一时没装上新的。风呼呼地从外面吹进来，我们坐在教室里瑟瑟发抖，坐在门边的同学，连笔都快拿不稳了。他见了，就走到门前，用身子挡住从外面吹来的寒风。他严严实实地站在那里，足足站了两个半小时。他穿得单薄，考试结束时，他的脸被冻得通红。我们哭着跑过去，抱着他。他却说：“不礙事的，别哭，老师不冷。”
　　那以后，他就病倒了。我们也才得知，他不仅是因为冻着了，他原本就患有不治之症。那一年的春天，他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他给我们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当原来的语文老师拿到班上念给我们听时，全班同学哇哇大哭起来。我们折了很多很多黄花，放在他的墓前。我们知道，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就像每一朵花都不曾忘记阳光。
　　（月月鸟摘自《北方新报》2010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