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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的政府资金支持造就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全球竞争力。但现在政府支持已摇摇欲坠，单靠捐款能不能保住他们的领先优势？
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一直是全球学术科学的领头羊。
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科研霸主地位也是直到近50年才形成的。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造就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全球竞争力。
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下，美国的科研预算一直在缩减。“自动减赤计划”、STEM整顿计划……让各个研究型大学惶惶不可终日。
各方专家不禁为美国的科研地位着急：如果没有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美国的研究型高校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领先地位？
科研霸主地位受巨大威胁
大白鲨需要在水中不断前进，才能获得足够存活的氧气。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
他们需要不断增长的资金来建设新的大楼，升级仪器和设备，吸引好学生和世界级研究人员。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坦福、哈佛和MIT等研究型高校近几十年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整体经济发展。
因此，尽管美国个人收入在过去十几年中停滞不前，但美国精英大学的预算却实现了翻倍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将大部分资金慷慨地投入到研究当中，并非用于增加本科生的人数。
就拿斯坦福大学来说，该校的整体预算从2000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今年的44亿美元，但大一入学新生的人数仍然维持在1750人。
有的家长坚称，自己逐年增长的学费是高校经费增长的来源。
但即便是斯坦福大学高达6万美元一年的本科学费，也只相当于该校年收入的17%。而且随着公众和政治家对教育价值的质疑，就算再小的学费涨幅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因此，靠涨学费来维持生计显然是不行的。而近年来，部分政府政策的调整也使得高校的收入雪上加霜。
在过去，医学院和医院一直为高校获取了不菲的收入。但是随着2010年“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等医疗费用控制举措的出台，学术医疗中心也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公立学校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大。因为他们一直依赖于各州政府的经费支持。
在过去20年间，各州政府的资金支持一直在缩减。很多一流的研究型高校在描述自己的学校时，已经由“州资助（state-funded）”变成了“州协助”，足以看出各州政府在高校支持力度上的削弱。
霸主地位将动摇？
据美国《科学》报道，由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广受欢迎的全球大学排名中，美国高校占据前25名中的19席。
如此辉煌的成就造就了美国科研霸主的地位。
但也有专家表示，美国是直到近50年，才在基于大学的研究领域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诚然，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等顶尖大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像霍普金斯、斯坦福等榜上有名的大学也只能追溯到19世纪末期。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顶尖学术的中心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Shirley Tilghman从历史的角度总结道，“顶尖学术的中心最初开始于博洛尼亚和意大利杰出的大学，随后又转移到德国，然后是英国，直到前不久才穿过大西洋转移到美国。”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再强调造就顶尖大学吸引力的因素，那么重心点就很可能转移到美国之外。”
很多专家非常担忧，如果联邦政府资助这块最大的蛋糕开始萎缩，那么他们的排名很可能有所下滑。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逐渐增加学术科学方面的开支，让他们更加惴惴不安。
但哈佛大学校长Drew Faust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好大学的兴衰不应该取决于永恒不变的历史时钟。
“有人说这是循环往复的，我们就应该袖手旁观，告诉别人我们的周期已经结束了。这是宿命论。”Faust站在自己历史学的角度看，“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体，仍然拥有最强大的大学系统。这其中一个或两个因素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取决于我们，而不取决于什么注定的命运。”
一切源于二战之后
在普林斯顿历史学家Anthony Grafton眼里，美国一流大学所获得的成就是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结合体。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大力扶持研究”，因而造就了一大批顶尖的科研院所。Grafton指出，德国和英国都感受到了科学资助的地缘政治优势。
“但这是不够的。”他说，“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Sputnik人造卫星，（美国）可能会什么都不是。这些事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对科学研究的支持。”
这一观点得到了白宫顾问、工程师Vannevar Bush的支持。1945年，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Bush起草了著名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Endless Frontier）》，强调联邦政府的支持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这一举措要求全面（向各个科研领域）注入资金，而非投资已有的杰出研究。”Grafton解释道，“研究成了大学的一切。”
同时，这一报告也成就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并促进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飞速扩张。
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退伍军人法（GI Bill）》以及公共学费资助让数以百万计的二战老兵得以重返校园。
但是当20世纪50年代，这股热潮平静下来之后，科研院所开始出现收缩的趋势。直到二战老兵的孩子成长起来，形成了生育高峰期（baby boomer），才带动了今天学术研究的大力发展。
但是，当前新型的人口和经济趋势也促使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再次思考，到底要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在萧条的经济中名利兼收。 慈善捐款成高校支柱？
面对摇摇欲坠的政府经费支持，各高校开始各显神通。他们逐渐回归到最原始的筹款方式：向有钱人要捐赠。
很多美国高校都设有校友会或者面向校友的筹款办公室，随时关注哪些校友有实力赞助自己的母校。
据美国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数据显示，去年学术赠予的总金额累计居然达310亿美元。这一数据的最高值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也不过是316亿美元。
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1873年，马里兰州银行家Johns Hopkins捐赠了700万美元，建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医院，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馈赠。
而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对学术科学的支持迟滞不前。因此，霍普金斯等顶尖研究型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精英地位，开始越来越依赖于私人捐款。
近日，即将离任的纽约市市长、媒体大亨MichaelBloomberg宣布他将捐赠2.5亿美元支持母校的50位新教工会主席，并向本科生提供1亿美元的奖学金。
在过去的30年间，Bloomberg已经为母校捐助了11亿美元，建立了彭博物理和天文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和儿童医学中心。
这笔从天而降的巨额捐助简直是雪中送炭。因此，尽管美国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各高校也凭借这一策略打出了漂亮的保卫战。
仅去年，斯坦福大学就作为全球首个非营利机构赢得了10亿美元的私人捐款。
今年，斯坦福大学的投资收入（捐款和捐助所得利息）达到了11亿美元，是整体44亿美元经营预算的四分之一。而由教研人员所吸引到的研究基金也不过才12.7亿美元。
但是这两种资金流的发展趋势却截然相反。私人捐款的发展势头非常看好，而研究基金则受联邦政府预算的影响而不断缩减。
“捐款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哈佛大学Faust说，“我们的捐赠产生了35%的经营预算。”
当然，采取这一策略的绝不只是私立机构。由于各州的经费支持逐渐缩减，公立机构也开始大肆筹集资金。
自2004年起，州政府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整体预算支持从30%降低到11%，它是由于私人捐赠者的帮助才得以渡过财政难关。
“现在，我们对慈善捐款的依赖是史无前例的。”即将离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Robert Birgeneau不禁感叹，“我感觉我们在经济危机中生存下来，已经转变成一种新的模式。”
尽管媒体上报道的都是巨额捐赠，但各科研院所的筹款人也在挖空心思培养小型捐赠者。社区基金会的作用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捐款“维持生计”靠谱吗？
虽然目前慈善捐助搞得红红火火，但也有不少人持保留态度。
匹兹堡大学校长Mark Nordenberg就担心，政府资助下降可能会导致各大学更难以获得大型基金会的资助。
“基金会想要联邦政府帮助他们进行投资。”他说，“如果他们知道政府都不会施以援手的话，我不确定他们还会不会投资。”
Grafton则看到了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各大学校长完全是依赖于慈善捐助来实现长期发展，这种举动实为孤注一掷。
“现在顶尖大学的结构非常不稳定，尤其是私立大学。”他说，“这些都基于一种假设：我们现在给大家资助，希望等40年后大家有钱了以后再把钱还给我们。没有人知道这到底对不对。”
除了慈善捐助，一些高校的校长也开始担忧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威胁。
据分析家预测，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科学预算正在不断上升，这将会逐渐影响美国科研院所在顶尖人才上的竞争。
但无论是担忧还是影响，这些讨论最终都回归到一个本源问题：如果公共和私人资金都没有了，美国的研究型高校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责编：袁一雪）
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一直是全球学术科学的领头羊。
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科研霸主地位也是直到近50年才形成的。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造就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全球竞争力。
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下，美国的科研预算一直在缩减。“自动减赤计划”、STEM整顿计划……让各个研究型大学惶惶不可终日。
各方专家不禁为美国的科研地位着急：如果没有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美国的研究型高校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领先地位？
科研霸主地位受巨大威胁
大白鲨需要在水中不断前进，才能获得足够存活的氧气。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
他们需要不断增长的资金来建设新的大楼，升级仪器和设备，吸引好学生和世界级研究人员。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坦福、哈佛和MIT等研究型高校近几十年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整体经济发展。
因此，尽管美国个人收入在过去十几年中停滞不前，但美国精英大学的预算却实现了翻倍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将大部分资金慷慨地投入到研究当中，并非用于增加本科生的人数。
就拿斯坦福大学来说，该校的整体预算从2000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今年的44亿美元，但大一入学新生的人数仍然维持在1750人。
有的家长坚称，自己逐年增长的学费是高校经费增长的来源。
但即便是斯坦福大学高达6万美元一年的本科学费，也只相当于该校年收入的17%。而且随着公众和政治家对教育价值的质疑，就算再小的学费涨幅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因此，靠涨学费来维持生计显然是不行的。而近年来，部分政府政策的调整也使得高校的收入雪上加霜。
在过去，医学院和医院一直为高校获取了不菲的收入。但是随着2010年“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等医疗费用控制举措的出台，学术医疗中心也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公立学校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大。因为他们一直依赖于各州政府的经费支持。
在过去20年间，各州政府的资金支持一直在缩减。很多一流的研究型高校在描述自己的学校时，已经由“州资助（state-funded）”变成了“州协助”，足以看出各州政府在高校支持力度上的削弱。
霸主地位将动摇？
据美国《科学》报道，由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广受欢迎的全球大学排名中，美国高校占据前25名中的19席。
如此辉煌的成就造就了美国科研霸主的地位。
但也有专家表示，美国是直到近50年，才在基于大学的研究领域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诚然，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等顶尖大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像霍普金斯、斯坦福等榜上有名的大学也只能追溯到19世纪末期。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顶尖学术的中心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Shirley Tilghman从历史的角度总结道，“顶尖学术的中心最初开始于博洛尼亚和意大利杰出的大学，随后又转移到德国，然后是英国，直到前不久才穿过大西洋转移到美国。”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再强调造就顶尖大学吸引力的因素，那么重心点就很可能转移到美国之外。”
很多专家非常担忧，如果联邦政府资助这块最大的蛋糕开始萎缩，那么他们的排名很可能有所下滑。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逐渐增加学术科学方面的开支，让他们更加惴惴不安。
但哈佛大学校长Drew Faust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好大学的兴衰不应该取决于永恒不变的历史时钟。
“有人说这是循环往复的，我们就应该袖手旁观，告诉别人我们的周期已经结束了。这是宿命论。”Faust站在自己历史学的角度看，“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体，仍然拥有最强大的大学系统。这其中一个或两个因素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取决于我们，而不取决于什么注定的命运。”
一切源于二战之后
在普林斯顿历史学家Anthony Grafton眼里，美国一流大学所获得的成就是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结合体。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大力扶持研究”，因而造就了一大批顶尖的科研院所。Grafton指出，德国和英国都感受到了科学资助的地缘政治优势。
“但这是不够的。”他说，“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Sputnik人造卫星，（美国）可能会什么都不是。这些事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对科学研究的支持。”
这一观点得到了白宫顾问、工程师Vannevar Bush的支持。1945年，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Bush起草了著名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Endless Frontier）》，强调联邦政府的支持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这一举措要求全面（向各个科研领域）注入资金，而非投资已有的杰出研究。”Grafton解释道，“研究成了大学的一切。”
同时，这一报告也成就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并促进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飞速扩张。
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退伍军人法（GI Bill）》以及公共学费资助让数以百万计的二战老兵得以重返校园。
但是当20世纪50年代，这股热潮平静下来之后，科研院所开始出现收缩的趋势。直到二战老兵的孩子成长起来，形成了生育高峰期（baby boomer），才带动了今天学术研究的大力发展。
但是，当前新型的人口和经济趋势也促使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再次思考，到底要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在萧条的经济中名利兼收。 慈善捐款成高校支柱？
面对摇摇欲坠的政府经费支持，各高校开始各显神通。他们逐渐回归到最原始的筹款方式：向有钱人要捐赠。
很多美国高校都设有校友会或者面向校友的筹款办公室，随时关注哪些校友有实力赞助自己的母校。
据美国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数据显示，去年学术赠予的总金额累计居然达310亿美元。这一数据的最高值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也不过是316亿美元。
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1873年，马里兰州银行家Johns Hopkins捐赠了700万美元，建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医院，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馈赠。
而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对学术科学的支持迟滞不前。因此，霍普金斯等顶尖研究型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精英地位，开始越来越依赖于私人捐款。
近日，即将离任的纽约市市长、媒体大亨MichaelBloomberg宣布他将捐赠2.5亿美元支持母校的50位新教工会主席，并向本科生提供1亿美元的奖学金。
在过去的30年间，Bloomberg已经为母校捐助了11亿美元，建立了彭博物理和天文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和儿童医学中心。
这笔从天而降的巨额捐助简直是雪中送炭。因此，尽管美国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各高校也凭借这一策略打出了漂亮的保卫战。
仅去年，斯坦福大学就作为全球首个非营利机构赢得了10亿美元的私人捐款。
今年，斯坦福大学的投资收入（捐款和捐助所得利息）达到了11亿美元，是整体44亿美元经营预算的四分之一。而由教研人员所吸引到的研究基金也不过才12.7亿美元。
但是这两种资金流的发展趋势却截然相反。私人捐款的发展势头非常看好，而研究基金则受联邦政府预算的影响而不断缩减。
“捐款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哈佛大学Faust说，“我们的捐赠产生了35%的经营预算。”
当然，采取这一策略的绝不只是私立机构。由于各州的经费支持逐渐缩减，公立机构也开始大肆筹集资金。
自2004年起，州政府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整体预算支持从30%降低到11%，它是由于私人捐赠者的帮助才得以渡过财政难关。
“现在，我们对慈善捐款的依赖是史无前例的。”即将离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Robert Birgeneau不禁感叹，“我感觉我们在经济危机中生存下来，已经转变成一种新的模式。”
尽管媒体上报道的都是巨额捐赠，但各科研院所的筹款人也在挖空心思培养小型捐赠者。社区基金会的作用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捐款“维持生计”靠谱吗？
虽然目前慈善捐助搞得红红火火，但也有不少人持保留态度。
匹兹堡大学校长Mark Nordenberg就担心，政府资助下降可能会导致各大学更难以获得大型基金会的资助。
“基金会想要联邦政府帮助他们进行投资。”他说，“如果他们知道政府都不会施以援手的话，我不确定他们还会不会投资。”
Grafton则看到了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各大学校长完全是依赖于慈善捐助来实现长期发展，这种举动实为孤注一掷。
“现在顶尖大学的结构非常不稳定，尤其是私立大学。”他说，“这些都基于一种假设：我们现在给大家资助，希望等40年后大家有钱了以后再把钱还给我们。没有人知道这到底对不对。”
除了慈善捐助，一些高校的校长也开始担忧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威胁。
据分析家预测，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科学预算正在不断上升，这将会逐渐影响美国科研院所在顶尖人才上的竞争。
但无论是担忧还是影响，这些讨论最终都回归到一个本源问题：如果公共和私人资金都没有了，美国的研究型高校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责编：袁一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