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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居民消费增长仍相对滞后。此外，一些社会民生方面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显露。文章运用我国2007—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检验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与社会环境支出。针对现阶段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加大财政向民生倾斜的力度，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关键词】 民生性财政支出； 居民消费水平； 支出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20-0044-06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增长至2015年的49 992元。不过，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投资与净出口拉动，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资本形成率由34.3%上升至44.9%，最终消费率则从63.3%降至51.6%①。然而，随着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而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提高消费率，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我国消费支出中，历年居民消费的占比均高于70%②，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意义重大。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它可通过改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环境。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对于诸如基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公共产品及服务的诉求也在日益增长。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居民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前提。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念，并随之相应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自此，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报告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即使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仍要“保障民生力度继续加大”。本文运用近年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检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理论上，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即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两种效应展开。最早提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替代作用的学者是Martin[1]，他通过消费者效用函数对消费者边际效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居民消费会随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此后，Barro[2]又在其基础上，采用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发现，从长期看来，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但就短期而言，私人消费会因财政支出的增加而暂时上升。Jonsson[3]的研究也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替代效应，居民消费会因政府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减少而增加。国内学者杨文芳等[4]也通过检验我国各省的经验数据，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但同时也指出保障性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并认为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关键在于改变财政收支结构，强化其收入再分配功能。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Schclarek[5]基于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互补效应，即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汪勇等[6]则利用SVAR模型，探究了我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认为长期来看，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较显著的“挤入效应”。
此外，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有学者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而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则具有抑制作用[7-8]。邢炜等[9]研究发现，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对于整体及分地区的居民消费均具有促进效应，但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二者为“U”型关系，中部无显著影响，而在西部地区政府消费性支出则会挤出居民消费。
（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对于民生性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学术界并无定论。刘尚希[10]认为，民生支出应当是有利于民生改善和保障的支出，而不能机械化、数字化地划分。陈治[11]则基于法学角度，认为民生财政支出应当是那些与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具有共性且能通过公共途径解决的各类支出，主要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等方面。参考各学者对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解释，本文将其定义为，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包括人民生活所处的环境，具有较为直接作用的各类财政支出。
关于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多采用实证研究方式，并发现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12-15]，但其效应在不同的支出结构以及长期与短期上均存在差异。就支出结构方面，李建强[16]研究指出，投资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要远大于转移性民生支出；刘志忠等[17]及李霞[18]的研究结果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冉光和等[19]则分别就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消费的长期和短期传导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增加民生財政支出，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短期则无明显的促进作用。潘荣[20]则认为长期来看，城乡居民消费会随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长；但短期内，仅转移性财政支出能对城镇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此外，陆远权等[21]通过时空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发现扩大民生财政支出对于缩小城镇与农村居民间的消费差距具有显著作用。 二、近年我国居民消费及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一）近年我国居民消费情况
对于居民消费情况的考察，本文主要通过三个指标，分别为居民消费水平、消费增长率及居民消费率。首先，如图1所示，从绝对额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呈现长期上升趋势。2000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人均3 721元，2014年则达到了17 778元，增长约3.8倍。居民消费增长率则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此外，从居民消费率来看，从2000年至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下降，其中在2000—2008年，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局面，至2008年以后趋于稳定，且伴有回升趋势。就具体数据而言，15年间，居民消费率最高曾达46.95%（2000年），后逐步下降至36.36%（2008年）。2014年居民消费率虽略有回升，但仍旧较低，为37.87%。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历来都比较高，加之医疗、养老等多项民生保障体系仍待改进，居民未来可能要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也就促使其增加预防性储蓄，相应减少即期消费支出。
如与国际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居民消费率为59.2%，发达国家中英国为64.4%，意大利为60.8%③，而我国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近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
目前，对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范围并有没严格的定义，并且我国在2007年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调整了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考虑到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前后民生性支出数据的可比性，对文中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范围界定如下：1998—2006年间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公检法司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2007—2013年间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节能环保支出。
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看，如图2所示，2000年至今，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是不断增长的，并且不难发现，从2007年开始，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幅较以往年份有了显著提高。这一变化一部分是由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影响，统计口径有所调整，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点关注。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民生”的理念以来，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到2014年已达68 960.18亿元，约为2000年民生性支出总额的12倍。
从相对规模上看，民生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并非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007年，民生性支出占比有显著的提高，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就2000—2006年和2007—2014年两个阶段的具体数据来看，前后两个阶段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年均分别为38.59%和44.93%。
显然，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2007年都是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增长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明确提出“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财政支出对于民生领域开始有了明显的倾斜。
那么，自2007年后，我國政府对于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大，是否对居民消费真正起到了促进作用？不同类别的民生性支出是否存在效用差异？下文将通过计量分析加以检验。
三、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人均总量及支出结构两个角度出发，采用2007—2013年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依次构建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居民收入变量，同时引入各类财政支出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具体的表达方式如下：
Ln Ci，t=α0 β1Ln Ii，t β2Ln Zi，t λi ui，t
（1）
Ln Ci，t=α0 β1LnIi，t β2Ln rlzbi，t
β3Ln shhji，t β4Ln sthji，t β5Ln zyxi，t
λi ui，t （2）
而根据Duesenberry（1949）和Mo-
digliani（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当收入发生改变时，消费者不倾向于马上改变自己的消费水平，即存在消费“黏性”。基于这一假说，可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 Ci，t=α0 β0Ln Ci，t-1 β1Ln Ii，t
β2Ln Zi，t λi ui，t （3）
Ln Ci，t=α0 β0Ln Ci，t-1 β1Ln Ii，t
β2Ln rlzbi，t β3Ln shhji，t β4Lnsthji，t
β5Ln zyxi，t λi ui，t （4）
其中，Ci，t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Ii，t表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Zi，t代表人均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rlzbi，t、shhji，t、sthji，t、zyxi，t分别代表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社会环境支出、生态环境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具体内容见变量的选取及说明部分。λi代表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ui，t为随机扰动项。模型中变量数值均取对数。
2.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1）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指标（Ci，t） 本文选取的是各地区按照常住人口平均计算得到的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即在一定时期内，各地区的常住户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
（2）居民收入水平指标（Ii，t）
本文选用的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据各地区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按城乡人口比重计算所得的加权平均值。
（3）民生性财政支出指标（Zi，t）
由于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地方财政支出占绝大多数，因此选取各省份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的人均总和，作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指标。本文主要依据各项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的不同，来划分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划分为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社会环境支出、生态环境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四类。
人力资本投资支出（rlzb）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四项[22]。这一方面的投资主要是通过提高居民人力资本存量，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社会环境支出（shhj）即为公共安全支出。该类支出致力于提升社会环境质量，通过减少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从而增加当期消费。
生态环境支出（sthj）包含的是支出项目为节能环保支出。这类支出一方面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居民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财政节能环保投入，提高居民生态消费力，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转移性支出（zyx）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此类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从而提高整体的居民消费倾向，促进居民消费。
变量符号及定义见表1。
（二）数据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年鉴》。由于我国于2007年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有所调整，加之政策的影响，2006—2007年民生支出的数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仅选取2007年以后的数据。此外，自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以前分别开展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了2007—2013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西藏的部分数据缺失，所以未将其列入）的样本数据，探究这期间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
为了提高数据的平稳性及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原始数据依次进行了人均化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如表2。
（三）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进行回归估计之前，本文首先对各变量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同阶单整。而后在协整检验中也都拒绝原假设，即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Stata 13.1分别对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其中，Huasman检验是对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进行判别，结果显示，两个模型检验得到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在此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从回归1和回归3的实证结果来看，两个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 高达0.98，表明模型估计结果较好地拟合了居民收入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动的影响。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首先从检验结果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可接受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可以使用两步差分GMM和两步系统GMM。Sargan检验的P值也都大于0.05，则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
從估计结果来看，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验证了消费的“棘轮效应”。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也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估计系数较为相近，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也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中仅有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和社会环境支出起到了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从整体来看，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所得的结论与前述静态面板模型估计所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说明估计结果较具可靠性。
（四）估计结果分析
1.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
从支出总量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水平表现出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就具体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在模型中引入了消费的滞后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变量的估计结果都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2.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和社会环境支出
从支出结构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中，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和社会环境支出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生态环境支出与转移性支出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这两类财政支出的规模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节能环保支出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增加生态消费的同时，也可能降低了高能耗、高污染的消费。因此，在总体上最终并未表现出显著促进消费的作用。此外，转移性支出即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也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整体的社会福利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发挥。
四、政策建议
第一，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未来仍需持续加大财政向民生倾斜的力度。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民生领域建设方面着实取得了大的进展，但目前，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也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而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转变，对于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诉求在日益增长。因此，政府应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提高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投入。 第二，进一步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支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同时，应维持社会环境支出水平，为经济的顺利发展、居民的生活与消费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应提高生态环境支出与转移性支出的效率。我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型、财政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此时提升支出效率更具意义。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环境支出的环境治理效应，应进一步完善支出方式，加强支出绩效管理，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强化转移性支出的收入调节功能，从而提升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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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刘小勇.政府人力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3）：5-40.
【关键词】 民生性财政支出； 居民消费水平； 支出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20-0044-06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增长至2015年的49 992元。不过，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投资与净出口拉动，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资本形成率由34.3%上升至44.9%，最终消费率则从63.3%降至51.6%①。然而，随着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而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提高消费率，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我国消费支出中，历年居民消费的占比均高于70%②，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意义重大。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它可通过改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环境。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对于诸如基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公共产品及服务的诉求也在日益增长。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居民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前提。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念，并随之相应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自此，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报告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即使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仍要“保障民生力度继续加大”。本文运用近年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检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理论上，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即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两种效应展开。最早提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替代作用的学者是Martin[1]，他通过消费者效用函数对消费者边际效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居民消费会随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此后，Barro[2]又在其基础上，采用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发现，从长期看来，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但就短期而言，私人消费会因财政支出的增加而暂时上升。Jonsson[3]的研究也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替代效应，居民消费会因政府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减少而增加。国内学者杨文芳等[4]也通过检验我国各省的经验数据，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但同时也指出保障性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并认为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关键在于改变财政收支结构，强化其收入再分配功能。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Schclarek[5]基于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互补效应，即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汪勇等[6]则利用SVAR模型，探究了我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认为长期来看，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较显著的“挤入效应”。
此外，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有学者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而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则具有抑制作用[7-8]。邢炜等[9]研究发现，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对于整体及分地区的居民消费均具有促进效应，但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二者为“U”型关系，中部无显著影响，而在西部地区政府消费性支出则会挤出居民消费。
（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对于民生性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学术界并无定论。刘尚希[10]认为，民生支出应当是有利于民生改善和保障的支出，而不能机械化、数字化地划分。陈治[11]则基于法学角度，认为民生财政支出应当是那些与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具有共性且能通过公共途径解决的各类支出，主要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等方面。参考各学者对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解释，本文将其定义为，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包括人民生活所处的环境，具有较为直接作用的各类财政支出。
关于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多采用实证研究方式，并发现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12-15]，但其效应在不同的支出结构以及长期与短期上均存在差异。就支出结构方面，李建强[16]研究指出，投资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要远大于转移性民生支出；刘志忠等[17]及李霞[18]的研究结果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冉光和等[19]则分别就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消费的长期和短期传导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增加民生財政支出，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短期则无明显的促进作用。潘荣[20]则认为长期来看，城乡居民消费会随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长；但短期内，仅转移性财政支出能对城镇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此外，陆远权等[21]通过时空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发现扩大民生财政支出对于缩小城镇与农村居民间的消费差距具有显著作用。 二、近年我国居民消费及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一）近年我国居民消费情况
对于居民消费情况的考察，本文主要通过三个指标，分别为居民消费水平、消费增长率及居民消费率。首先，如图1所示，从绝对额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呈现长期上升趋势。2000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人均3 721元，2014年则达到了17 778元，增长约3.8倍。居民消费增长率则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此外，从居民消费率来看，从2000年至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下降，其中在2000—2008年，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局面，至2008年以后趋于稳定，且伴有回升趋势。就具体数据而言，15年间，居民消费率最高曾达46.95%（2000年），后逐步下降至36.36%（2008年）。2014年居民消费率虽略有回升，但仍旧较低，为37.87%。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历来都比较高，加之医疗、养老等多项民生保障体系仍待改进，居民未来可能要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也就促使其增加预防性储蓄，相应减少即期消费支出。
如与国际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居民消费率为59.2%，发达国家中英国为64.4%，意大利为60.8%③，而我国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近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
目前，对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范围并有没严格的定义，并且我国在2007年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调整了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考虑到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前后民生性支出数据的可比性，对文中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范围界定如下：1998—2006年间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公检法司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2007—2013年间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节能环保支出。
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看，如图2所示，2000年至今，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是不断增长的，并且不难发现，从2007年开始，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幅较以往年份有了显著提高。这一变化一部分是由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影响，统计口径有所调整，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点关注。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民生”的理念以来，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到2014年已达68 960.18亿元，约为2000年民生性支出总额的12倍。
从相对规模上看，民生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并非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007年，民生性支出占比有显著的提高，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就2000—2006年和2007—2014年两个阶段的具体数据来看，前后两个阶段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年均分别为38.59%和44.93%。
显然，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2007年都是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增长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明确提出“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财政支出对于民生领域开始有了明显的倾斜。
那么，自2007年后，我國政府对于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大，是否对居民消费真正起到了促进作用？不同类别的民生性支出是否存在效用差异？下文将通过计量分析加以检验。
三、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人均总量及支出结构两个角度出发，采用2007—2013年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依次构建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居民收入变量，同时引入各类财政支出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具体的表达方式如下：
Ln Ci，t=α0 β1Ln Ii，t β2Ln Zi，t λi ui，t
（1）
Ln Ci，t=α0 β1LnIi，t β2Ln rlzbi，t
β3Ln shhji，t β4Ln sthji，t β5Ln zyxi，t
λi ui，t （2）
而根据Duesenberry（1949）和Mo-
digliani（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当收入发生改变时，消费者不倾向于马上改变自己的消费水平，即存在消费“黏性”。基于这一假说，可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 Ci，t=α0 β0Ln Ci，t-1 β1Ln Ii，t
β2Ln Zi，t λi ui，t （3）
Ln Ci，t=α0 β0Ln Ci，t-1 β1Ln Ii，t
β2Ln rlzbi，t β3Ln shhji，t β4Lnsthji，t
β5Ln zyxi，t λi ui，t （4）
其中，Ci，t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Ii，t表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Zi，t代表人均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rlzbi，t、shhji，t、sthji，t、zyxi，t分别代表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社会环境支出、生态环境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具体内容见变量的选取及说明部分。λi代表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ui，t为随机扰动项。模型中变量数值均取对数。
2.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1）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指标（Ci，t） 本文选取的是各地区按照常住人口平均计算得到的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即在一定时期内，各地区的常住户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
（2）居民收入水平指标（Ii，t）
本文选用的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据各地区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按城乡人口比重计算所得的加权平均值。
（3）民生性财政支出指标（Zi，t）
由于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地方财政支出占绝大多数，因此选取各省份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的人均总和，作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指标。本文主要依据各项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的不同，来划分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划分为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社会环境支出、生态环境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四类。
人力资本投资支出（rlzb）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四项[22]。这一方面的投资主要是通过提高居民人力资本存量，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社会环境支出（shhj）即为公共安全支出。该类支出致力于提升社会环境质量，通过减少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从而增加当期消费。
生态环境支出（sthj）包含的是支出项目为节能环保支出。这类支出一方面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居民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财政节能环保投入，提高居民生态消费力，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转移性支出（zyx）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此类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从而提高整体的居民消费倾向，促进居民消费。
变量符号及定义见表1。
（二）数据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年鉴》。由于我国于2007年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有所调整，加之政策的影响，2006—2007年民生支出的数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仅选取2007年以后的数据。此外，自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以前分别开展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了2007—2013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西藏的部分数据缺失，所以未将其列入）的样本数据，探究这期间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
为了提高数据的平稳性及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原始数据依次进行了人均化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如表2。
（三）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进行回归估计之前，本文首先对各变量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同阶单整。而后在协整检验中也都拒绝原假设，即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Stata 13.1分别对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其中，Huasman检验是对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进行判别，结果显示，两个模型检验得到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在此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从回归1和回归3的实证结果来看，两个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 高达0.98，表明模型估计结果较好地拟合了居民收入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动的影响。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首先从检验结果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可接受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可以使用两步差分GMM和两步系统GMM。Sargan检验的P值也都大于0.05，则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
從估计结果来看，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验证了消费的“棘轮效应”。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也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估计系数较为相近，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也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中仅有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和社会环境支出起到了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从整体来看，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所得的结论与前述静态面板模型估计所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说明估计结果较具可靠性。
（四）估计结果分析
1.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
从支出总量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水平表现出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就具体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在模型中引入了消费的滞后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变量的估计结果都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2.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和社会环境支出
从支出结构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中，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和社会环境支出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生态环境支出与转移性支出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这两类财政支出的规模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节能环保支出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增加生态消费的同时，也可能降低了高能耗、高污染的消费。因此，在总体上最终并未表现出显著促进消费的作用。此外，转移性支出即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也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整体的社会福利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发挥。
四、政策建议
第一，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未来仍需持续加大财政向民生倾斜的力度。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民生领域建设方面着实取得了大的进展，但目前，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也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而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转变，对于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诉求在日益增长。因此，政府应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提高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投入。 第二，进一步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支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同时，应维持社会环境支出水平，为经济的顺利发展、居民的生活与消费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应提高生态环境支出与转移性支出的效率。我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型、财政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此时提升支出效率更具意义。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环境支出的环境治理效应，应进一步完善支出方式，加强支出绩效管理，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强化转移性支出的收入调节功能，从而提升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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