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清末维新派学者中，有“南康北刘”之说。南康，即指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领，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北刘，是指被誉为“西北先觉”的著名维新派教育家刘古愚。
刘光蕡幼年丧亲，家境清贫，白天卖大饼于市，夜间为人转磨，食麦屑，过着艰苦生活。然而，少有大志的刘古愚酷爱读书，好学不倦，他治经精透、论史谨严，除通晓经史之外，还通音韵、懂数理、知天文，是当时西北地区负有盛名的学者。
刘古愚从青少年时代起即对张载、冯从吾、李颙等关学先辈颇为敬仰，深受以“经世致用”为宗的关学思想熏陶。他曾入府学，肄业于关中学院，32岁始为乡试举人，后因会试进士不中，绝意仕途。
刘古愚在应考期间，从省城到京城，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后中国腐败落后的现状，也开始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思想起了一定的变化。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18岁的刘古愚在应县试期间，看到“榜示于避”的不平等条约，深为触动，产生了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意念。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以后，他更是痛切感到“中国非变法不能图存”，学术改革主张和“教育救国”思想亦更加坚定。
刘古愚通过其门生陈涛、李岳瑞等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取得了联系；《新学伪经考》、《时务报》等鼓吹变法的书刊给他“救国图存”的理想带来了希望。于是，他倡议废八股，习算数，立新学，举实业，与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相呼应，把自己的维新改革主张贯注于教育内容之中，积极投身于以倡导新学、实学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起初，他与长安举人柏景伟等创办“求友斋”学社，并先后在陕西泾干、味经、崇实诸书院执教和主持达30年之久。
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刘古愚以“康梁新党”被革去味经书院山长和崇实书院院长职务。他退居陕西醴泉（今礼泉）九箆山下的“烟霞草堂”继续讲学。国势日蹙，他过度忧愤，长期痛哭，一度使他双目几乎失明。就在目疾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讲学，并且苦心思索，写出了妇孺易学的启蒙识字捷诀十余卷。鉴于他学识渊博，教学成效卓著，地方官吏曾先后以国子监学正、经济特科、晋五品衔等举荐，均被他拒绝。
1903年，甘肃总督崧锡侯聘请刘古愚赴甘肃讲学,他欣然应邀,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其间,为普及民众教育,开设地方学校、培养师资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又主张积极发展西北畜牧，兴办毛纺、制革业，以堵塞毛皮原料外流。他把全部心力用于甘肃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开发事业上，因过度疲劳，于当年9月病逝于兰州，享年61岁。
同一切改良主义者一样，刘古愚认为教育是改革社会的根本，变法图强必须从教育入手。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而国家贫弱的原因“不在士人不工文，而在兵吏农工商不知学。此五等人皆知学，即尧舜之盛治也，而何外患之足云。”认为要改变国家贫弱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兴学。他兴办教育的目的，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知识水平，改变全社会的风气为主。从化民成俗、救国图强的教育宗旨出发，刘古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见解和教育主张，并呕心沥血，身体力行。
他主张广开民智，遍设乡学，普及民众教育。提出教育要以兵吏、农、工、商为对象，不能把这些人摈弃于学校之外，主张“以大兴乡学为救国之本，以农工兼教为兴学之纲”，竭力倡导各乡设学，实行“官师合一”，校长即司乡，既教书又授农，使兵吏农工商各精其业。并且把各乡是否设学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如有不设学及弟子不入学者则施以处罚。
刘古愚在书院执教外，又会同地方官吏，在关中各地设立许多义仓，储粮筹款，集资办学，在咸阳、扶风、礼泉等地设义学多处；更可贵的是他节衣缩食，将自己微薄的一部分薪俸积累起来，“涓滴济人，躬设义塾数百所”。
刘古愚自甲午战争后，特意注重研究西方学术思想，曾阅读了许多介绍西欧国家及其文化科学的著作，发现西学皆归实用，认为“空言无实用，为中国受病之因”，提出了“除虚文、修实学”的口号，得出了“学期实用，用在济人，科学者所以扩生利之具也”的正确认识。在他主持的各书院，除开设四书五经、《通志》、《通典》等必须课目外，还曾开了算学、天文、地理等课，并在“时务斋”、“励学社”等学社中，组织学员和校外有志之士学习机械、电器、外国史等新学。为了扩大西学影响，解决购书不易的问题，他还在味经书院门口设立“刊书处”和卖书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当时为了倡兴实业，在崇实书院试办了白蜡、蚕桑、轧花诸业，并派遣优秀学生赴上海等地学习机械制造技术，集资创办机器织布局，以得教养兼施，相辅相成之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这样新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活动，确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爱国教育家的刘古愚，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也为社会造就了众多有用人才。他的弟子于右任、朱佛光、茹卓亭、李子逸、王授金、冯孝伯、杨西堂、张季鸾等，在我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界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刘古愚从事讲学和社会教育30年如一日，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黎明即起，勤于教务，终日端坐读书或批答诸生日记，以至深夜方休。他性格刚毅至诚，平易近人，乡人求教，无不满意而去；然权贵干犯，则严峻自持，是一位热诚爱国，思想开明，品学并重，值得纪念的教育家。
刘光蕡幼年丧亲，家境清贫，白天卖大饼于市，夜间为人转磨，食麦屑，过着艰苦生活。然而，少有大志的刘古愚酷爱读书，好学不倦，他治经精透、论史谨严，除通晓经史之外，还通音韵、懂数理、知天文，是当时西北地区负有盛名的学者。
刘古愚从青少年时代起即对张载、冯从吾、李颙等关学先辈颇为敬仰，深受以“经世致用”为宗的关学思想熏陶。他曾入府学，肄业于关中学院，32岁始为乡试举人，后因会试进士不中，绝意仕途。
刘古愚在应考期间，从省城到京城，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后中国腐败落后的现状，也开始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思想起了一定的变化。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18岁的刘古愚在应县试期间，看到“榜示于避”的不平等条约，深为触动，产生了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意念。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以后，他更是痛切感到“中国非变法不能图存”，学术改革主张和“教育救国”思想亦更加坚定。
刘古愚通过其门生陈涛、李岳瑞等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取得了联系；《新学伪经考》、《时务报》等鼓吹变法的书刊给他“救国图存”的理想带来了希望。于是，他倡议废八股，习算数，立新学，举实业，与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相呼应，把自己的维新改革主张贯注于教育内容之中，积极投身于以倡导新学、实学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起初，他与长安举人柏景伟等创办“求友斋”学社，并先后在陕西泾干、味经、崇实诸书院执教和主持达30年之久。
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刘古愚以“康梁新党”被革去味经书院山长和崇实书院院长职务。他退居陕西醴泉（今礼泉）九箆山下的“烟霞草堂”继续讲学。国势日蹙，他过度忧愤，长期痛哭，一度使他双目几乎失明。就在目疾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讲学，并且苦心思索，写出了妇孺易学的启蒙识字捷诀十余卷。鉴于他学识渊博，教学成效卓著，地方官吏曾先后以国子监学正、经济特科、晋五品衔等举荐，均被他拒绝。
1903年，甘肃总督崧锡侯聘请刘古愚赴甘肃讲学,他欣然应邀,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其间,为普及民众教育,开设地方学校、培养师资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又主张积极发展西北畜牧，兴办毛纺、制革业，以堵塞毛皮原料外流。他把全部心力用于甘肃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开发事业上，因过度疲劳，于当年9月病逝于兰州，享年61岁。
同一切改良主义者一样，刘古愚认为教育是改革社会的根本，变法图强必须从教育入手。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而国家贫弱的原因“不在士人不工文，而在兵吏农工商不知学。此五等人皆知学，即尧舜之盛治也，而何外患之足云。”认为要改变国家贫弱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兴学。他兴办教育的目的，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知识水平，改变全社会的风气为主。从化民成俗、救国图强的教育宗旨出发，刘古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见解和教育主张，并呕心沥血，身体力行。
他主张广开民智，遍设乡学，普及民众教育。提出教育要以兵吏、农、工、商为对象，不能把这些人摈弃于学校之外，主张“以大兴乡学为救国之本，以农工兼教为兴学之纲”，竭力倡导各乡设学，实行“官师合一”，校长即司乡，既教书又授农，使兵吏农工商各精其业。并且把各乡是否设学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如有不设学及弟子不入学者则施以处罚。
刘古愚在书院执教外，又会同地方官吏，在关中各地设立许多义仓，储粮筹款，集资办学，在咸阳、扶风、礼泉等地设义学多处；更可贵的是他节衣缩食，将自己微薄的一部分薪俸积累起来，“涓滴济人，躬设义塾数百所”。
刘古愚自甲午战争后，特意注重研究西方学术思想，曾阅读了许多介绍西欧国家及其文化科学的著作，发现西学皆归实用，认为“空言无实用，为中国受病之因”，提出了“除虚文、修实学”的口号，得出了“学期实用，用在济人，科学者所以扩生利之具也”的正确认识。在他主持的各书院，除开设四书五经、《通志》、《通典》等必须课目外，还曾开了算学、天文、地理等课，并在“时务斋”、“励学社”等学社中，组织学员和校外有志之士学习机械、电器、外国史等新学。为了扩大西学影响，解决购书不易的问题，他还在味经书院门口设立“刊书处”和卖书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当时为了倡兴实业，在崇实书院试办了白蜡、蚕桑、轧花诸业，并派遣优秀学生赴上海等地学习机械制造技术，集资创办机器织布局，以得教养兼施，相辅相成之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这样新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活动，确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爱国教育家的刘古愚，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也为社会造就了众多有用人才。他的弟子于右任、朱佛光、茹卓亭、李子逸、王授金、冯孝伯、杨西堂、张季鸾等，在我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界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刘古愚从事讲学和社会教育30年如一日，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黎明即起，勤于教务，终日端坐读书或批答诸生日记，以至深夜方休。他性格刚毅至诚，平易近人，乡人求教，无不满意而去；然权贵干犯，则严峻自持，是一位热诚爱国，思想开明，品学并重，值得纪念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