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年龄感觉有点儿迟钝。对性别，我也有点迟钝。在中央电视台早期的《东方时空》节目，除我以外都是男主持人，栏目组长期阳盛阴衰，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我刚到电视台时，一点儿也不会化妆，化妆师徐晶老师来帮我。那时候，我凑合着化妆，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演播室一角，用一个小镜子，也没觉得有啥不妥。后来，主持人队伍壮大了，女主持人多了，办公室配备了专业的化妆镜。张羽对着化妆镜惊讶地说：“世界上还有这个东西呐！”平常采访、出差、走山路、熬夜编片，我也很少想到女士优先什么的。
　　后来，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恰好在妇联界，被大姐们影响着，稍稍有了一些性别意识，有了点儿用女性角度说话的自觉，也只是“稍稍”而已。
　　中年、女性、主持人，这几个词组合起来，有一种特殊色彩。作为一个中年女性主持人，我对年龄、性别的迟钝，也许成全了我。
　　一到中年，似乎不可避免地出现惰性和惯性，而惰性和惯性对电视主持人来说，是对职业生涯的慢性伤害。有经验了，有经历了，驾轻就熟了，而职业所要求的好奇心呢？新鲜感呢？拍案而起的激情呢？质疑精神呢？如果这些都没了，只剩下值班状态，那就真的老了。
　　幸好，我所在的团队营造了适合主持人生长的土壤。《东方时空》节目的创办人孙玉胜曾谈到对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看法：一个优秀主持人的外在标准应该是具有个性、魅力和激情。而内在的标准是主持人要具有良好的职业敏感能力，也就是发现能力，还要具备出色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他还说：新闻节目主持人必须来自优秀的新闻记者。他提出“记者—名记者—主持人—名主持人”的理念，这使得新闻评论部几个栏目的主持人形成阵容。
　　在这片土壤里，大家不会肤浅地把节目主持人看做是青春职业，主持人能否被观众认可，能否与栏目贴合，最要紧的指标是职业感，而不是年龄、性别、相貌什么的。
　　意识到年龄，也好，可以让自己有一点警觉。人到中年后，不知不觉就容易怀旧了，小时候的事，年轻时的事，历历在目，津津乐道。一说起布票、粮票、知青等话题，我就止不住地陷在往事里。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日子，都涌上心头。当我觉察到这种状态时，有些不安。怀旧，是不是太早了？眼前的事那么多，面向未来的事那么多，我克制着怀旧。等我真的七老八十了，再去怀旧也不迟。不太老的时候去创造怀旧的资本，很老的时候有旧可怀。
　　意识到年龄，也是一种自我认识和调整。30多岁时，我对着镜子说：“我都有皱纹了。”我妈看着我说：“少有少的美，老有老的美。”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接受年龄带来的转变，才能看清自己，有舒服的、自然的顺应，而不是徒劳地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实在是拧巴。
　　不知不觉，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幅度提高，大概有40岁吧！从我40岁起，同事们就叫我“敬大姐”，20年来，陆续来的新同事都这样叫，不管是不是差辈儿。
　　偶尔，有比我年长的，比如资深军事记者冀会彦，半开玩笑地管我叫“他敬大姐”，“他”就是指小水小白他们了。如今，小水都有了白发，当年渴望年老的小白成了老白，当年住单身宿舍的姑娘小伙陆续成家生子，中年人的状态也成了节目的状态了。其实，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我们的模样、当年节目的模样的。
　　2015年的一天，老人儿小聚。“康老来了！”大家一片欢呼。康平是《焦点访谈》元老，也是最早退休的资深《焦点访谈》人。对，就是和我一起主持“东方红时空”年会的康老。他对我说：“小敬啊！你退休，得做计划，像我，没做计划，十年就过去了。”
　　语重心长！没几个人管我叫“小敬”了。我正在琢磨、体会康老的教导，康老又说起了自己：“我上公共汽车，乘务员抓住我手腕：‘逃票！’我‘噌’地掏出老年证——乘务员上下打量：‘真年轻！’”
　　康老，小敬也要这样年轻！
　　（选自《我遇到你》，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