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缝插针式的商业炒作与节日营销，裹挟着五花八门的“洋节”文化呼啸而来。诸如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母亲节等异域节庆，正在成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所推崇的新潮生活方式。
　　尽管很多人对这些“洋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一知半解，但伴随“洋节”一同袭来的感观新体验和文化新冲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民众对节庆文化的理解。
　　毋庸赘言的是，那些在中国备受追捧的“洋节”，无论节日形式还是文化意蕴，都或多或少有所“改良”。最典型的例子是圣诞节的苹果。它已逐渐成为中国版圣诞节的必备元素，但这显然不是承袭西方社会的悠久传统——仅仅因为汉语中“苹果”与“平安”之间的语义关联——当然，这个有些牵强的新节日传统与商家的炒作密切相关。
　　“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的冲突，集中表现在圣诞节与春节的文化冲撞之上。从时间上来看，圣诞节是公历纪年的尾声，而春节是农历纪年承上启下的节点，二者离得很近；从文化传统来说，虽然圣诞节有宗教文化元素，但它和春节都强调家庭团圆，节日氛围也都以喜庆、欢乐为主。然而，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看来，圣诞节是“新文化”、“新时尚”的代名词，而春节则是“旧文化”“旧风俗”的代表。
　　当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形成某种对抗时，不少人都产生了几分文化入侵的危机感，甚至还有几分文化占领的屈辱感。正因如此，当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七节”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很多人往往不是反思我们的传统节日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将传统节日“失传”的危机归咎于“洋节”的入侵。基于这种逻辑，近些年，有人号召抵制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也有民俗学者呼吁通过申遗来扩大传统节日的影响力。
　　这种保护传统文化的危机意识固然值得赞赏，但一项社会风俗能否历经累世得以传承，显然与是否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无直接关联。早在几年前，端午节和羌年（羌族的节日）就已经成功申遗，但这并没有止住它们式微的势头——即便在屈原故里，被视为端午节标志性活动的划龙舟，都已经更接近于表演，而非能够让大众广泛参与的风俗。
　　龙舟遭遇的尴尬，基本可以视作诸多传统节日风俗共同面临的通病。当一种风俗不能调动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与热情，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它与自己“无关”，进而导致这种风俗失去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我们时常在关于春节的新闻中听到诸如“热情的锣鼓敲起来，欢乐的秧歌扭起来”之类的描述，画面虽然很符合节日喜庆的气氛，但那些终究是“表演”而不是“生活”。试问，有多少人春节期间会在自己家里敲锣打鼓和扭秧歌呢？
　　不能激活民众的参与意识，仅仅只是导致传统节日文化式微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无论是春节还是端午节、中秋节，我们的传统节日过于强调“吃”这一元素，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文化”元素，这必然会在现代社会遭遇传承困境。
　　在物质生活尚不丰富的时候，缺衣少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态，而逢年过节则是能够吃饱饭、穿新衣的“大日子”，因此无论老人小孩都期盼着过节。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很多家庭已经基本告别衣食住行层面的短缺需求，平常时日就能享受到以往在过节时才能享受的好生活，他们对节日文化必然会有更高的美学和精神层次的需求。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传统节日在演变过程中，并没有满足这种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迎合了这部分需求的“洋节”，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所接受。
　　因此，要破解传统节日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出路既不在于通过“申遗”这种方式来寻求庇护，也不在于阻断民众对“洋节”文化的认可。真正行之有效的思路，是尽快实现传统节日文化自身的转型，在移风易俗中重新激活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只有当传统节日能够更多地满足工作的现实需要、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它们才会被更好地传承下去，进而免于“消失”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