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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选编吴伯箫先生的散文，可能都不会忘记他的佳作《客居的心情》，这也是一篇我很欣赞的文章。
然而，这篇创作、初发表于1942年初的作品，作者本人好像一直有种异样的态度，迟迟任其飘零在集外，而不肯入编，1954年的《出发集》、1955年以及1979年增订的《烟尘集》、1963年以及1978年增订的《北极星》都是阙如，直至1982年去世那年出版的《忘年》才将其“收留”。
是因疏忽而遗忘？还是因厌恶而回避？其实，这并不是主观的原因，而是为了外在的缘由。作者本人并没有直言，但在有限的述及中，读者已足以品味与体会了。
吴伯箫在1981年曾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创作谈《无花果：我与散文》，它极其重要，可以说是他一生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总结。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他所有重要的作品，此时他不再“遗忘”《客居的心情》，一篇当时而言的集外文。
《无花果》说到自己年轻时的艺术追求是“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诗我是爱好的，苦于不懂得怎么写……”虽说，作者一生的创作并没有以此为南针，但对于理解他的写作素材与风格仍极有帮助，因为我以为，人的情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爱诗而不敢写，也很符合他矜持羞涩的性情。
又如说创作过程“是实践的事，一笔落纸，浓淡天成。无论想得多么好，只有写出来才知道。灵感也许是有的，但灵感不像实物，看得见摸得着。灵感稍纵即逝，正想落实一下，具体些，清楚些，已经成了陈迹了。重复一遍，修改一道，都会有变幻。杜甫的诗：‘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完美的境界，是无从久住的。真希望有亿万倍精密的彩色镜头能像特技照蓓蕾开放成花朵那样拍摄诗人的思想活动”。说得多好，创作的欲望与无奈，真有会心的，想来是人同此情的。
又如说经验与述说之间的关系：“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时间……”这是我很认同的一种写作发生观。当然，有即兴赋诗之才的，如“李白斗酒诗百篇”，自然不会否定，其实艳羡还来不及呢。不过，人的天赋、才性不同，各遂其性，不必强求就是了。
正因如此，作者身处风云壮观的时代，内外协调后，就有了两种“成品”。他说：“沸腾的生活，燃烧的战斗，又往往写不及。只能笔记事情的梗概，景物的轮廓。生动的语言，深刻的触发，错综曲折的关系、过程，要像牛羊吃草那样抢着吞下去来，回头再反刍，咀嚼，消化。收入《烟尘集》的篇目，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急就章，经历了就写出来，甚至不过夜就仓促付邮，时间性强，希望它及时发挥作用。药物是十滴水，武器是匕首。一种经过酝酿、整理，综合成篇，字句也反复斟酌。从胚胎到分娩，真像动物一样要几个月或更多的时间，才能产生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前者，读者看过就忘了；后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给人的印象可能深些。”
这是极好的总结。
文中提到《客居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我是写作的分水岭。座谈会前写《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时的产品，有同志说是“不务正业”。那时在延河边已经住了四年，党龄刚一岁。从客观事物联系心理活动进行剖析，一位不认识的党校同志来信表示共鸣，把文章剪贴在座右，说随时看了作鼓舞。整风时有人却责问：“革命队伍里每个同志都应当是主人翁，你为什么自居客位？”“忘我是常事，没有你说得那么神秘难能！”作者本意不是那么容易被理解的。
同情的理解令人欣慰，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则让人畏惧与惶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误解并不仅是一时兴头上的冲口之言，而是深思熟虑后形诸笔墨的长篇笔伐。
事实上，从形式看，当时遭到笔伐的是《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两篇姊妹篇中的前者，见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上的《论忘我的境界：借吴伯箫同志的题目就商于吴伯箫同志》（作者署名“金灿然”）〔1〕。
不过，我们从吴伯箫上述的回忆中就可以看到，客观上受到打击的是这一组文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组（或这种）文章背后的“思想”。
据吴伯箫说，金灿然一文是唯一一篇批评他的文章，他一直不曾忘怀，保存此文数十年之久。在暮年，还特意提醒他的学生，在他的研究资料集一定要将其收入。是“耿耿于怀”？确然是事实的，不过我想，这绝不是为了记仇，而是为了一种难以释怀的惶惑。同途共命的人，其心之相隔却有如异类，如何解答？
鲁迅先生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坟·论睁了眼看》）。引上几句这样的话，情感是得些宣泄，但求理智的认识，此心鲁钝，还是无法获得觉解。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并不仅仅是孤篇批评文章的骤然呈现。1942年10月起，吴伯箫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开始整风，吴当时是中等教育科科长，也是教育厅“抢救”出的第一个“特务”。在被整风批评之后，即因“重大特嫌”的名义遭到逮捕。据说，后来坦白态度很好，紧接着还在大小会议上做坦白示范，成了一时的坦白明星。当然，抢救后，也开始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了。不过据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查证是没有问题。吴伯箫当时的坦白，以及嫌疑的“罪行”到底是什么？甄别结论是什么？这些都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2〕。
然而，就像汪曾祺所说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管怎样，吴伯箫是真的受了伤，而且伤情至死未愈，以致一直隐隐作祟、影响着他此后的执笔为文。
我是由衷地欣赏他此后很不容易而精心制作的散文的，如《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窑洞风景》、《猎户》……不过，随着个人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许多打动人心的美好情景，是缘于由来已久的情怀。如他在《窑洞风景》说：“最好是冬天雪夜，三五个邻窑的同志聚在一起，围一个火盆，火盆里烧着自己烧的木炭。新炭发着毕毕剥剥的爆声，红炭透着石榴花一样的颜色，使得整个窑里煦暖如春。有时用搪瓷茶缸在炭火上烹一杯自采自焙的蔷薇花茶，或者煮一缸又肥又大的陕北红枣，大家喝着，吃着，披肝沥胆，道今说古，往往不觉就是夜深。”
作者早曾自道：“我喜欢夜。因此，也喜欢了夜谈。”与此同时，在记述他那时寄寓在山东大学的“客房”——山屋时，就有过这样的温馨言辞：“最可爱，当然数冬深。山屋炉边围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说着话，暖烘烘的。有人吸着烟，有人就偎依床上，唏嘘也好，争辩也好，锁口默然也好，态度却都是那样淳朴诚恳的……”
作者对夜的喜好由来已久，可以参看他1930年所作的一组《街头夜》散文系列。吴伯箫1925年夏始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此后不久便走创作之路，曾发表过许多散文。或许要依靠稿费滋养生活，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动因。1931年，作者决定将六年来的作品结集为《街头夜》出版，已与书店签订了合同，因遭逢国难“九·一八”事变而未能履行，以致书稿也都“散失”了。
我们或许比作者还要幸运。在作者去世十年后，我们编辑其文集时，有心人从旧报刊上辑佚钩沉，竟然让我们看到那本即成虚无的《街头夜》，当然不可能是集子的“原貌”，如原篇目排序，也许当时还有小序之属，都是无法想见了。不过，我们看到的，可能还是较原《街头夜》更丰富的内容，因为我个人以为，作者想来不见得会把所有已刊稿，不加捡择地都编入初集吧〔3〕。
在这组久闻其名的写当时北京贫苦市民生活的“街头夜”系列的第一篇《街头夜》中，作者写道：
严酷的冬季，夜就更妙了。
譬就是外面下着纷纷大雪，天已早黑了。屋里生着炉火，熊熊地。你刚吃罢餐，饱着，无事么，就锁了眉头坐下来，苦思着，为了什么事烦忧着都说不定。靠了你有一只花狸猫，在慵懒地躺着，打着呼噜念着经；那你会想起什么呢？在那时候？干脆说一句，是什么也想不起的。只沉酣在静穆的淡网里，浸润在麻醉的流中——不然，你若是同三个朋友谈着心，起先是议论风生地；渐渐大家话少了，一不留心，有一个竟“打盹打盹”地踱到了黑甜乡去。再后，满屋里就被鼾声与烘烘烘火焰的细喘主宰了；原来你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着”了。你们睡，甜甜地睡，直到火淡了，夜凉了，才忽然有一个伸了伸胳臂起来，将其余的推醒了，说：“啊，怎么都睡啦！”
再不然，啜苦茗，饮浓酿，坐以达旦，也是好的。
这是最率真的夜谈“本色”。其间，有着青年人天生的颓然，是那样地撩拨人心。
与“街头夜”系列“并称”的，是“塾中杂记”系列，回忆数年前（即入师范前的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曲阜孔府教家馆，给年轻以及年幼的孔圣后裔们当先生时的经历。
“塾中杂记”状写少男少女的言谈与心事，有细细述来的，也有点到为止的。是寻常小说中无处落脚生根的内容，而恰恰又是人生不容忽略的真实，弥足珍贵。
读到“塾中杂记”，我终于猛然感到，作者在后来的文字中，似乎下意识地回避了自己的私生活，不说别的，作者身为散文作家，竟然没有一篇写到自己的家人、家事，是不是有一种“欠缺”的遗憾？
吴伯箫文章中的我，不是融化在大我之中的小我，就是旁观采访的记录者，“我”的心境，确实真实朴素得令人心动。但总是我的一个侧面，而且是直接“面世”，人所共睹的那面，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说，是最具人格面具的那面。只呈现那面，是不完全的，对于文艺来说，怎么说呢，简直可以说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文艺的本意，几乎就在于描状人心的起伏委曲。
看到“塾中杂记”之属，我曾一时兴起想到，吴伯箫是否会像茅盾暮年私下里写作《霜叶红于二月花》那样，再写点少年往事、幽微心情……历经人生之路的大半旅程，再回味往情，有了应有的从容，文字则会更婉曲动人。
我自己即刻就否定了这个提问。不可能了。坦诚，就是坦呈。坦诚地表达，以至坦呈真实的自我，是危险的，是授人以柄。只有“合群”，才最安全。
为了“解释”自己不能看到太多的吴伯箫作品的失望，我曾这样对自己说，吴伯箫暮年创作，不能如孙犁那样旺盛，其原因是因为年长体衰（吴比孙长七岁）。事实上，内心深处，有所顾忌，有所束缚，才是一个大关键。
从有限的文字来看，作者终其一生，很“自然”地从来也没有去触碰过被“抢救”的这一痛处、伤疤，好像这是不重要、不经心如风过耳的毫毛小事，仿佛从来也没有发生似的。其实，告诉学生不要忘记那篇批评的文章，或许就是在提示，自己没有忘记，或者说，后人不应该忘记，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情。
注释：
〔1〕见康平编：《吴伯箫研究专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88页。
〔2〕参见高浦棠、曾鹿平：《吴伯箫：在抢救运动中》，见林贤治主编《记忆》第1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6页。
〔3〕见《吴伯箫文集》（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然而，这篇创作、初发表于1942年初的作品，作者本人好像一直有种异样的态度，迟迟任其飘零在集外，而不肯入编，1954年的《出发集》、1955年以及1979年增订的《烟尘集》、1963年以及1978年增订的《北极星》都是阙如，直至1982年去世那年出版的《忘年》才将其“收留”。
是因疏忽而遗忘？还是因厌恶而回避？其实，这并不是主观的原因，而是为了外在的缘由。作者本人并没有直言，但在有限的述及中，读者已足以品味与体会了。
吴伯箫在1981年曾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创作谈《无花果：我与散文》，它极其重要，可以说是他一生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总结。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他所有重要的作品，此时他不再“遗忘”《客居的心情》，一篇当时而言的集外文。
《无花果》说到自己年轻时的艺术追求是“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诗我是爱好的，苦于不懂得怎么写……”虽说，作者一生的创作并没有以此为南针，但对于理解他的写作素材与风格仍极有帮助，因为我以为，人的情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爱诗而不敢写，也很符合他矜持羞涩的性情。
又如说创作过程“是实践的事，一笔落纸，浓淡天成。无论想得多么好，只有写出来才知道。灵感也许是有的，但灵感不像实物，看得见摸得着。灵感稍纵即逝，正想落实一下，具体些，清楚些，已经成了陈迹了。重复一遍，修改一道，都会有变幻。杜甫的诗：‘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完美的境界，是无从久住的。真希望有亿万倍精密的彩色镜头能像特技照蓓蕾开放成花朵那样拍摄诗人的思想活动”。说得多好，创作的欲望与无奈，真有会心的，想来是人同此情的。
又如说经验与述说之间的关系：“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时间……”这是我很认同的一种写作发生观。当然，有即兴赋诗之才的，如“李白斗酒诗百篇”，自然不会否定，其实艳羡还来不及呢。不过，人的天赋、才性不同，各遂其性，不必强求就是了。
正因如此，作者身处风云壮观的时代，内外协调后，就有了两种“成品”。他说：“沸腾的生活，燃烧的战斗，又往往写不及。只能笔记事情的梗概，景物的轮廓。生动的语言，深刻的触发，错综曲折的关系、过程，要像牛羊吃草那样抢着吞下去来，回头再反刍，咀嚼，消化。收入《烟尘集》的篇目，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急就章，经历了就写出来，甚至不过夜就仓促付邮，时间性强，希望它及时发挥作用。药物是十滴水，武器是匕首。一种经过酝酿、整理，综合成篇，字句也反复斟酌。从胚胎到分娩，真像动物一样要几个月或更多的时间，才能产生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前者，读者看过就忘了；后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给人的印象可能深些。”
这是极好的总结。
文中提到《客居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我是写作的分水岭。座谈会前写《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时的产品，有同志说是“不务正业”。那时在延河边已经住了四年，党龄刚一岁。从客观事物联系心理活动进行剖析，一位不认识的党校同志来信表示共鸣，把文章剪贴在座右，说随时看了作鼓舞。整风时有人却责问：“革命队伍里每个同志都应当是主人翁，你为什么自居客位？”“忘我是常事，没有你说得那么神秘难能！”作者本意不是那么容易被理解的。
同情的理解令人欣慰，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则让人畏惧与惶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误解并不仅是一时兴头上的冲口之言，而是深思熟虑后形诸笔墨的长篇笔伐。
事实上，从形式看，当时遭到笔伐的是《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两篇姊妹篇中的前者，见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上的《论忘我的境界：借吴伯箫同志的题目就商于吴伯箫同志》（作者署名“金灿然”）〔1〕。
不过，我们从吴伯箫上述的回忆中就可以看到，客观上受到打击的是这一组文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组（或这种）文章背后的“思想”。
据吴伯箫说，金灿然一文是唯一一篇批评他的文章，他一直不曾忘怀，保存此文数十年之久。在暮年，还特意提醒他的学生，在他的研究资料集一定要将其收入。是“耿耿于怀”？确然是事实的，不过我想，这绝不是为了记仇，而是为了一种难以释怀的惶惑。同途共命的人，其心之相隔却有如异类，如何解答？
鲁迅先生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坟·论睁了眼看》）。引上几句这样的话，情感是得些宣泄，但求理智的认识，此心鲁钝，还是无法获得觉解。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并不仅仅是孤篇批评文章的骤然呈现。1942年10月起，吴伯箫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开始整风，吴当时是中等教育科科长，也是教育厅“抢救”出的第一个“特务”。在被整风批评之后，即因“重大特嫌”的名义遭到逮捕。据说，后来坦白态度很好，紧接着还在大小会议上做坦白示范，成了一时的坦白明星。当然，抢救后，也开始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了。不过据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查证是没有问题。吴伯箫当时的坦白，以及嫌疑的“罪行”到底是什么？甄别结论是什么？这些都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2〕。
然而，就像汪曾祺所说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管怎样，吴伯箫是真的受了伤，而且伤情至死未愈，以致一直隐隐作祟、影响着他此后的执笔为文。
我是由衷地欣赏他此后很不容易而精心制作的散文的，如《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窑洞风景》、《猎户》……不过，随着个人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许多打动人心的美好情景，是缘于由来已久的情怀。如他在《窑洞风景》说：“最好是冬天雪夜，三五个邻窑的同志聚在一起，围一个火盆，火盆里烧着自己烧的木炭。新炭发着毕毕剥剥的爆声，红炭透着石榴花一样的颜色，使得整个窑里煦暖如春。有时用搪瓷茶缸在炭火上烹一杯自采自焙的蔷薇花茶，或者煮一缸又肥又大的陕北红枣，大家喝着，吃着，披肝沥胆，道今说古，往往不觉就是夜深。”
作者早曾自道：“我喜欢夜。因此，也喜欢了夜谈。”与此同时，在记述他那时寄寓在山东大学的“客房”——山屋时，就有过这样的温馨言辞：“最可爱，当然数冬深。山屋炉边围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说着话，暖烘烘的。有人吸着烟，有人就偎依床上，唏嘘也好，争辩也好，锁口默然也好，态度却都是那样淳朴诚恳的……”
作者对夜的喜好由来已久，可以参看他1930年所作的一组《街头夜》散文系列。吴伯箫1925年夏始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此后不久便走创作之路，曾发表过许多散文。或许要依靠稿费滋养生活，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动因。1931年，作者决定将六年来的作品结集为《街头夜》出版，已与书店签订了合同，因遭逢国难“九·一八”事变而未能履行，以致书稿也都“散失”了。
我们或许比作者还要幸运。在作者去世十年后，我们编辑其文集时，有心人从旧报刊上辑佚钩沉，竟然让我们看到那本即成虚无的《街头夜》，当然不可能是集子的“原貌”，如原篇目排序，也许当时还有小序之属，都是无法想见了。不过，我们看到的，可能还是较原《街头夜》更丰富的内容，因为我个人以为，作者想来不见得会把所有已刊稿，不加捡择地都编入初集吧〔3〕。
在这组久闻其名的写当时北京贫苦市民生活的“街头夜”系列的第一篇《街头夜》中，作者写道：
严酷的冬季，夜就更妙了。
譬就是外面下着纷纷大雪，天已早黑了。屋里生着炉火，熊熊地。你刚吃罢餐，饱着，无事么，就锁了眉头坐下来，苦思着，为了什么事烦忧着都说不定。靠了你有一只花狸猫，在慵懒地躺着，打着呼噜念着经；那你会想起什么呢？在那时候？干脆说一句，是什么也想不起的。只沉酣在静穆的淡网里，浸润在麻醉的流中——不然，你若是同三个朋友谈着心，起先是议论风生地；渐渐大家话少了，一不留心，有一个竟“打盹打盹”地踱到了黑甜乡去。再后，满屋里就被鼾声与烘烘烘火焰的细喘主宰了；原来你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着”了。你们睡，甜甜地睡，直到火淡了，夜凉了，才忽然有一个伸了伸胳臂起来，将其余的推醒了，说：“啊，怎么都睡啦！”
再不然，啜苦茗，饮浓酿，坐以达旦，也是好的。
这是最率真的夜谈“本色”。其间，有着青年人天生的颓然，是那样地撩拨人心。
与“街头夜”系列“并称”的，是“塾中杂记”系列，回忆数年前（即入师范前的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曲阜孔府教家馆，给年轻以及年幼的孔圣后裔们当先生时的经历。
“塾中杂记”状写少男少女的言谈与心事，有细细述来的，也有点到为止的。是寻常小说中无处落脚生根的内容，而恰恰又是人生不容忽略的真实，弥足珍贵。
读到“塾中杂记”，我终于猛然感到，作者在后来的文字中，似乎下意识地回避了自己的私生活，不说别的，作者身为散文作家，竟然没有一篇写到自己的家人、家事，是不是有一种“欠缺”的遗憾？
吴伯箫文章中的我，不是融化在大我之中的小我，就是旁观采访的记录者，“我”的心境，确实真实朴素得令人心动。但总是我的一个侧面，而且是直接“面世”，人所共睹的那面，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说，是最具人格面具的那面。只呈现那面，是不完全的，对于文艺来说，怎么说呢，简直可以说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文艺的本意，几乎就在于描状人心的起伏委曲。
看到“塾中杂记”之属，我曾一时兴起想到，吴伯箫是否会像茅盾暮年私下里写作《霜叶红于二月花》那样，再写点少年往事、幽微心情……历经人生之路的大半旅程，再回味往情，有了应有的从容，文字则会更婉曲动人。
我自己即刻就否定了这个提问。不可能了。坦诚，就是坦呈。坦诚地表达，以至坦呈真实的自我，是危险的，是授人以柄。只有“合群”，才最安全。
为了“解释”自己不能看到太多的吴伯箫作品的失望，我曾这样对自己说，吴伯箫暮年创作，不能如孙犁那样旺盛，其原因是因为年长体衰（吴比孙长七岁）。事实上，内心深处，有所顾忌，有所束缚，才是一个大关键。
从有限的文字来看，作者终其一生，很“自然”地从来也没有去触碰过被“抢救”的这一痛处、伤疤，好像这是不重要、不经心如风过耳的毫毛小事，仿佛从来也没有发生似的。其实，告诉学生不要忘记那篇批评的文章，或许就是在提示，自己没有忘记，或者说，后人不应该忘记，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情。
注释：
〔1〕见康平编：《吴伯箫研究专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88页。
〔2〕参见高浦棠、曾鹿平：《吴伯箫：在抢救运动中》，见林贤治主编《记忆》第1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6页。
〔3〕见《吴伯箫文集》（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