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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坡志林》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期所作的杂说史论，内容丰富驳杂，皆属信笔而作，多方面反应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是苏轼内在性情的自然流露。《修身历》、《名容安亭》虽是《东坡志林》中较为短小的两篇笔记文，但却是苏轼人生主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即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集中表达。《修身历》主要体现了苏轼的儒、道思想，《名容安亭》主要体现了苏轼的佛禅思想，二者共构成了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的处世原则。
【关键词】：苏轼，《修身历》，《名容安亭》
《修身历》、《名容安亭》出自《东坡志林》，《东坡志林》大致写于苏轼被贬黄州到元符四年遇赦内徙期间，大多是苏轼信笔而书的笔记文，内容包罗万千、几乎无所不谈。通行五卷本的《东坡志林》，共计202条，包括记游、怀古、送别、异事上、异事下、贼盗、夷狄、亭堂、人物、论古等二十九大类。《修身历》属“异事下”、《名容安亭》属“亭堂”，二者共同体现了苏轼在思想方面“出入儒道，濡染佛禅”的特点。其实，这也是苏轼人生的主导思想，是他的处世哲学。如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即苏轼认为儒、释、道三家思想恰如江与河，虽有分歧，但却殊途同归，拥有共同的目的，体现共同的人生哲学。
一、《修身历》中的儒、道思想
《修身历》主要体现了苏轼思想中的儒、道思想。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苏轼对人格自我完善与修养的重视；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苏轼对庄子“心斋”、“坐忘”之修身方法的推崇。
首先，是体现儒家思想。孔子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当中，当以修身为本，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完善自我人格之后，才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中有所建树。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当中的“修身”二字更多地指向人的思想道德、行为操守这一方面，这从儒家“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中便可看出。《修身历》就明显的体现了苏轼对自我人格修养、完善的重视。从《修身历》中可以看出，苏轼在冥官与死而复生之人的对话当中，非常赞同“书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的“免罪”方式。首先，“免罪”本就含有改错、悔过之意，属人格完善的一部分，因为，人只有拥有改错之意、悔过之心，才能真正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其次，苏轼认为，人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不能完全达到“免罪”这一目的，还应在此基础上通过书写、记录等方式将其改正，只有这样才能完善自我之人格，而此处记录、书写的方式，便类似于儒家所提倡的“吾日三省吾身”，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反思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以期达到人格的自我修养与完善。此外，苏轼对人格中的“诚”和“正”这两方面尤为推崇，如他在《修身历》中引晃无咎之言：“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未尝”、“不可”二词，双重否定加强了肯定的语气，即司马温公生平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不可对人言说的，此处重在表达问心无愧之意。苏轼评价此言为“至言”，“至”即极、最之意，体现了苏轼本人对司马温公正直、真诚这一性格特点的高度赞赏，与儒家思想中的“义”与“信”尤为接近。
其次是体现道家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从原文可以看出，《修身历》是一则描写人“死而复生”的寓言故事，总体上给人一种奇幻怪诞、涉笔成趣的感觉。这主要是受庄子“怪诞”文风的影响。众所周知，《庄子》一书想象丰富、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中有大量怪诞的寓言故事，所以，苏轼此处这种“怪诞”的创作风格当是受到了道家著作《庄子》的影响，这从苏辙给苏轼写的《墓志铭》也可体现出来，苏辙指出，苏轼在读完《庄子》之后叹息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庄子》对苏轼影响之大，他们在此处的共同之处便是，都以“寓言”的形式，表达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自己的处世哲学。第二，《修身历》主张通过“静坐”的方式“免罪”，“静坐”不单指身体坐在某处静止不动，它更侧重于人内心平静、安适的精神状态，就是说它更注重的是对人心灵的净化与提升。《修身历》中“静坐”二字，与庄子的“心斋”、“坐忘”思想类似，所谓心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即人的精神，“斋”即斋戒，“心斋”即指在修养的过程中，不要被外物的表象所蒙蔽，要听从与自己的内心，使自己的内心得到“斋戒”，最终使心志从一。所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即通过“离形”、“去智”的方式，消除由生理因素所激起的内心欲望，做到无欲无求。综合言之，庄子的“心斋”、“坐忘”，当指排除一切杂念和欲求，使自己的内心澄澈空明，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同样，《修身历》中的“静坐”也属对人内心欲望的涤除与净化，它与庄子的“心斋”、“坐忘”一样，都强调通过对人心灵的涤荡与升华从而达到破除自我、无欲无求的境界，它们同属“心理治疗”的处世方式。
二、《名容安亭》中的佛禅思想
《名容安亭》主要体现了苏轼思想中的佛禅思想。《名容安亭》原文为：
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以容安名之。
“靖节”是东晋时期伟大诗人陶渊明的“谥号”，“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从苏轼引陶渊明“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可以看出，苏轼是比较推崇陶渊明这种通过隐居来远离世俗的方式的，所以，苏轼也向往自己可以向陶渊明一样过着这种“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物我相忘、身心皆怡的闲适生活。这与佛家思想中达到“去彼岸”的方法类似，如《摩诃大明咒经》对如何“去彼岸”提出的根本方法是：“离一切颠倒梦想 ”。“离”即“远离”之意，佛教认为远离分为“身远离”与“心远离”两种，《佛教大词典》将“身远离”解释为：“对外界断绝恶友之交游者”；将“心远离”解释为：“于自己之内界，令思惟远离不善之迷惑者”。而陶渊明本人受佛教思想影响很大，目前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陶渊明作品中所体现的佛禅思想，如丁永忠《<归去来兮辞>与佛曲<归去来>》、李小荣的《<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所以，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的“远离”同样包含着佛教思想中“身远离”和“心远离”两个方面，“身远离”体现在陶渊明最终决定隐居田园，远离世俗勾心斗角的生活。“心遠离”体现在，陶渊明认为“世与我而相违”，所以，他不愿世俗同流合污、“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苏轼此处所引“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正体现了陶渊明对这种闲适隐居生活的享受与喜爱。所以说，苏轼此处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征引也体现了佛家这种远离世俗、邪恶的思想。
综合言之，《修身历》、《名容安亭》共同体现了苏轼在思想方面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当多次遭贬时，他并不悲观、消极；当陷入困境时，他并不绝望、失落，这与他这样的思想特点有很大的关系。的确如此，也只有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下，才能使苏轼在困境中安然自适、不为世俗邪恶所动，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闲适淡雅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阮延俊.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翟晴.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邹志勇. 略论儒释道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J].晋中师专学报，1992（2）.
【关键词】：苏轼，《修身历》，《名容安亭》
《修身历》、《名容安亭》出自《东坡志林》，《东坡志林》大致写于苏轼被贬黄州到元符四年遇赦内徙期间，大多是苏轼信笔而书的笔记文，内容包罗万千、几乎无所不谈。通行五卷本的《东坡志林》，共计202条，包括记游、怀古、送别、异事上、异事下、贼盗、夷狄、亭堂、人物、论古等二十九大类。《修身历》属“异事下”、《名容安亭》属“亭堂”，二者共同体现了苏轼在思想方面“出入儒道，濡染佛禅”的特点。其实，这也是苏轼人生的主导思想，是他的处世哲学。如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即苏轼认为儒、释、道三家思想恰如江与河，虽有分歧，但却殊途同归，拥有共同的目的，体现共同的人生哲学。
一、《修身历》中的儒、道思想
《修身历》主要体现了苏轼思想中的儒、道思想。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苏轼对人格自我完善与修养的重视；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苏轼对庄子“心斋”、“坐忘”之修身方法的推崇。
首先，是体现儒家思想。孔子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当中，当以修身为本，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完善自我人格之后，才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中有所建树。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当中的“修身”二字更多地指向人的思想道德、行为操守这一方面，这从儒家“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中便可看出。《修身历》就明显的体现了苏轼对自我人格修养、完善的重视。从《修身历》中可以看出，苏轼在冥官与死而复生之人的对话当中，非常赞同“书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的“免罪”方式。首先，“免罪”本就含有改错、悔过之意，属人格完善的一部分，因为，人只有拥有改错之意、悔过之心，才能真正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其次，苏轼认为，人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不能完全达到“免罪”这一目的，还应在此基础上通过书写、记录等方式将其改正，只有这样才能完善自我之人格，而此处记录、书写的方式，便类似于儒家所提倡的“吾日三省吾身”，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反思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以期达到人格的自我修养与完善。此外，苏轼对人格中的“诚”和“正”这两方面尤为推崇，如他在《修身历》中引晃无咎之言：“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未尝”、“不可”二词，双重否定加强了肯定的语气，即司马温公生平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不可对人言说的，此处重在表达问心无愧之意。苏轼评价此言为“至言”，“至”即极、最之意，体现了苏轼本人对司马温公正直、真诚这一性格特点的高度赞赏，与儒家思想中的“义”与“信”尤为接近。
其次是体现道家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从原文可以看出，《修身历》是一则描写人“死而复生”的寓言故事，总体上给人一种奇幻怪诞、涉笔成趣的感觉。这主要是受庄子“怪诞”文风的影响。众所周知，《庄子》一书想象丰富、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中有大量怪诞的寓言故事，所以，苏轼此处这种“怪诞”的创作风格当是受到了道家著作《庄子》的影响，这从苏辙给苏轼写的《墓志铭》也可体现出来，苏辙指出，苏轼在读完《庄子》之后叹息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庄子》对苏轼影响之大，他们在此处的共同之处便是，都以“寓言”的形式，表达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自己的处世哲学。第二，《修身历》主张通过“静坐”的方式“免罪”，“静坐”不单指身体坐在某处静止不动，它更侧重于人内心平静、安适的精神状态，就是说它更注重的是对人心灵的净化与提升。《修身历》中“静坐”二字，与庄子的“心斋”、“坐忘”思想类似，所谓心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即人的精神，“斋”即斋戒，“心斋”即指在修养的过程中，不要被外物的表象所蒙蔽，要听从与自己的内心，使自己的内心得到“斋戒”，最终使心志从一。所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即通过“离形”、“去智”的方式，消除由生理因素所激起的内心欲望，做到无欲无求。综合言之，庄子的“心斋”、“坐忘”，当指排除一切杂念和欲求，使自己的内心澄澈空明，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同样，《修身历》中的“静坐”也属对人内心欲望的涤除与净化，它与庄子的“心斋”、“坐忘”一样，都强调通过对人心灵的涤荡与升华从而达到破除自我、无欲无求的境界，它们同属“心理治疗”的处世方式。
二、《名容安亭》中的佛禅思想
《名容安亭》主要体现了苏轼思想中的佛禅思想。《名容安亭》原文为：
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以容安名之。
“靖节”是东晋时期伟大诗人陶渊明的“谥号”，“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从苏轼引陶渊明“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可以看出，苏轼是比较推崇陶渊明这种通过隐居来远离世俗的方式的，所以，苏轼也向往自己可以向陶渊明一样过着这种“倚南窗以寄傲，省容膝之易安”——物我相忘、身心皆怡的闲适生活。这与佛家思想中达到“去彼岸”的方法类似，如《摩诃大明咒经》对如何“去彼岸”提出的根本方法是：“离一切颠倒梦想 ”。“离”即“远离”之意，佛教认为远离分为“身远离”与“心远离”两种，《佛教大词典》将“身远离”解释为：“对外界断绝恶友之交游者”；将“心远离”解释为：“于自己之内界，令思惟远离不善之迷惑者”。而陶渊明本人受佛教思想影响很大，目前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陶渊明作品中所体现的佛禅思想，如丁永忠《<归去来兮辞>与佛曲<归去来>》、李小荣的《<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所以，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的“远离”同样包含着佛教思想中“身远离”和“心远离”两个方面，“身远离”体现在陶渊明最终决定隐居田园，远离世俗勾心斗角的生活。“心遠离”体现在，陶渊明认为“世与我而相违”，所以，他不愿世俗同流合污、“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苏轼此处所引“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正体现了陶渊明对这种闲适隐居生活的享受与喜爱。所以说，苏轼此处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征引也体现了佛家这种远离世俗、邪恶的思想。
综合言之，《修身历》、《名容安亭》共同体现了苏轼在思想方面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当多次遭贬时，他并不悲观、消极；当陷入困境时，他并不绝望、失落，这与他这样的思想特点有很大的关系。的确如此，也只有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下，才能使苏轼在困境中安然自适、不为世俗邪恶所动，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闲适淡雅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阮延俊.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翟晴.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邹志勇. 略论儒释道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J].晋中师专学报，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