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名，三个字，字字不离中国史一个人，一辈子，分分秒秒中国情。
　　费正清：头号中国通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直到费正清1932年来到中国，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他跟英文原名John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而往后，他竟然真的人如其名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这一切都源于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交流。在与蒋廷黻、胡适、梁思成夫妇、费孝通、金岳霖等人的交往中，他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感染，如成年后的孩子找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这其中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动忘怀。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上，而费正清毕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看待中国的方式，他说：“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2013年《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的出版更让人们找到了一把最灵活的通过近现代中国的钥匙，与此同时，人们也从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某些比海还深的情感。
　　史景迁：司马迁的粉丝
　　史景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以3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这样的写作效率甚至超过了国内许多当红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人物传记。他在选择传主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一定要有盖世业绩、赫赫盛名，他只是选择在悠长历史中某一时段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的生活，既表现出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也反映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生命中的光影。
　　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曾经这样形容史氏选人物、编故事的能力：“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编故事，一直编到最后一页。”正因为如此，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封建君主（康熙、雍正）；有激情澎湃的革命者（毛泽东、鲍罗廷）；有叱咤风云的造反领袖（洪秀全）；有才华卓众的作家（曹雪芹、鲁迅、丁玲）；有封建天威之下驯服的臣仆和不安分的子民（曹寅、曾静）；有“以上帝之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有闯荡世界的冒险家（华尔、戈登），甚至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胡若望、王氏）。综观史景迁所有的作品，都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人文情怀，二是问题情结。在他的笔下，大英雄也好，小百姓也好，我们所谓的正面人物也罢，反派角色也罢，都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欲望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思想、语言、行动，无不是置身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个体要求的必然。
　　在俨然成为近代中国史标杆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老人这样写道：“我理解的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不论是那时，还是20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我希望，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能弄清中国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正是这种洞见，赋予了史景迁无可替代的价值。
　　作为一个西方人，如何对中国历史倾情投入，至此，或许从他的名字中就能看出。“史”字除了暗合他的姓氏的发声（Spence）外，他与之打交道了一辈子的学科历史也是同一个字，至于说“景迁”，历史就是人与自然之景的变迁，而他所景仰的中国大学者司马迁也是这个迁。正是：一姓名，三个字，字字不离中国史；一个人，一辈子，分分秒秒中国情。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