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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读书》上看到《艺术与伦理的对峙》的标题，马上想到了克尔凯郭尔。作者从顾城说到福克纳，讲完《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杀人故事，果然笔锋一转，说起了“在丹麦著书遣忧的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然而读到作者引用FrvgtogBven(英译FearandTremb1ing，刘继译《恐惧与颤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中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说明“艺术和伦理的对峙”，进而将反语(ironi／irony)作为“诗意地生活”的最高理想，不禁大为惊诧。《对峙》一文不是克尔凯郭尔专论，本不必吹毛求疵。不过《读书》既然辟有《语词梳理》一栏，特试作“梳理”如下。
根据传统的划分，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有两个基本框架，一是此与彼的选择，一是审美、伦理、宗教三阶段的递进。审美的人在脱离了直接性的无知的同时也失去了纯洁无辜，由于只知追求一己瞬间的享乐或曰“极度强烈的诗意激情”，无意和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更切断了和永恒的关系，所以孤独而绝望地悬在空中。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此与彼》(Enten－Eller／Either／or)第一卷的最后部分，即《诱惑者的日记》(ForforerensDagbog／TheSeducer’sDiary)的“作者”约翰尼斯。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如何处心积虑地将情窦未开的少女柯尔迪莉亚一步一步地诱入情网，带领她达到激情的顶峰。正当她准备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时候，他却飘然引退，咫尺天涯了。他的全部诱惑都是通过反语(ironi／irony)进行的，他的爱情的表白或暗示都不包含承诺，随时可以抽身走开，对方抓不住任何把柄。所以柯尔迪莉亚在两封信里用“您不是我的，但我是您的”，“我就是您的，您跑不了”作为绝望的诅咒。诱惑者约翰尼斯的自白和十八世纪流行的书信体爱情小说不同，采用日记的形式，其中没有对话的对象，只有空洞的独白，所以约翰尼斯“只歌唱少女，不对少女歌唱”。《生活道路各阶段》(StadierpàLivetsVej／StagesonLife’Way)开始部分宴会上的五位发言人酒后吐真言(InVinoVeritas)，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种生活态度的优越性。由于几位审美人物都是男性，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的态度上。他们对女性或无知，或轻慢，或欣赏，总之不能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即结婚。是为“诗意的审美生活”。
审美阶段的意见充分发表之后，已婚男士们分别在《此与彼》的第二卷和《生活道路》的第二阶段出来现身说法，提醒他们不要自以为得意。追求享乐的背面不过是胆怯，不敢作决定罢了。好意规劝他们鼓足勇气去结婚，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并向他们保证，天伦之乐中自有美在，不必害怕。是为伦理阶段。
如果克尔凯郭尔到此为止，那么和黑格尔的伦理至上和国家至上论并无二致，他也无由挑战黑格尔。上面的几个故事完全可以翻译成黑格尔的语言：“苦恼意识”源于片面的主观性，可在客观的伦理生活中医治达到新的综合。但是在《恐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提出了“伦理的目的性的悬置”的重要命题。即在对上帝的信仰面前，个人高于家庭社会国家。阿加门农杀女儿以祭诸神，虽然有悖家庭伦理，但是是为了希腊的国家利益(假定为了夺回一个美人劳师远征合乎国家利益)。他的悲剧性行动属于不同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即家庭和国家的冲突，仍没有超出广义的伦理范围，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伦理的至上性。亚伯拉罕杀子则纯粹出于个人信仰，于国家社会无益。如果他的行动是正当的，伦理的绝对基础就此动摇了。这在受孔孟礼教熏陶于前，马列主义集体至上的教诲于后的我们听来，确实不免“颤栗”。但是克尔凯郭尔据以挑战黑格尔的不是审美，而是宗教。审美的最高阶段是诱惑者约翰尼斯，不是亚伯拉罕。如果诱惑者不愿永远沉湎于自觉不自觉的绝望的话，他所面临的选择是过渡到伦理阶段，这是越过伦理阶段直接向宗教阶段“跳跃”。审美先于伦理，连伦理的初级阶段也不是，如何能“悬置”伦理？亚伯拉罕胼手胝足，娶妻生子，除了偶尔眺望头上“灿烂的星空”之外，没有其他审美活动，始乱终弃之类更是匪夷所思。在克尔凯郭尔的谱系上，亚伯拉罕处在伦理与宗教之间，如何成了诗意生活的代表人物。
从审美和伦理宗教的区别或可得出艺术的独立或自律的观念，从而把艺术从教化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这对深受“文以载道”传统影响的我们来说不无启发，但是我们无由推断持这一观点的思想家都主张生活应该“诗化”。根据艺术自律的原则，我们既不能因顾城最后几个月里的活动而否定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能因为他是诗人而美化他的极端自私行为。据有些论者分析，顾城的迷误恰恰在于混淆了艺术与生活。克尔凯郭尔的学位论文《论反语的概念》(OmBegrebetIroni／TheConceptofIrony)后半部分就是说明反语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浪漫主义在艺术上不妨聊备一格，但绝不能成为生活的原则。“诱惑者的日记”则是对反语的反讽。
另外，完整的亚伯拉罕故事是这样的：他听到上帝的召唤，决定杀死独生子伊萨克作为牺牲，于是告别了妻子萨拉，骑上骡子，和伊萨克在恐惧与颤栗中默默地走了三天。第四天早晨，登上Moriah山，堆好木柴，捆绑好伊萨克，抽出佩刀——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如果这一刀子捅下去，真的把儿子杀了，那么亚伯拉罕和诱惑者也就确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尽管后者(精神上)的始乱终弃不包括肉体消灭。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要求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亚伯拉罕看见了上帝的羔羊。他的祭典仪式到此结束，上帝的考验也到此结束，于是他就回家了。《圣经》版和克尔凯郭尔版的亚伯拉罕故事都是如此。
所以这个故事是“有头，有尾，有中段”的，不能扔掉头尾只取中段。“头”是前提条件，就是听到上帝的召唤。上帝是自因，无须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是绝对的逻辑起点。从这一前提出发，逻辑的结论是人无权擅自宣布“以上帝的名义”损害他人国家社会。其次，人必须亲自与上帝直接交感，不能把他人的话误认为上帝的声音。聆听上帝的召唤大约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克尔凯郭尔的校友，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院长JensGlebe－Mol1er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鉴于迄今尚未听到上帝的直接召唤，只能老老实实过伦理的生活，不敢贸然从事。这里也是宗教和迷信的分野，怂恿他人“杀子祭主”者，武装啸聚扫荡异己者，在地下铁施放毒气“警醒世人”者，各国司法机关一律按刑事犯处理，不在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范围之内。故事结尾部分羊羔的出现，也不能简单的当作“大团圆”来看。亚伯拉罕对独生子拔刀相向，象征着对最亲密的伦理关系的弃绝。但是消极的弃绝不等于积极的信仰。这里的辩证关系是，人必须在伦理与宗教的矛盾中意识到伦理的相对性，承认某种更高价值，才可能确立真正的伦理关系。换言之，作为生活道德规范的伦理不足以成为自身的基点，个人与超越性的关系才是能举起地球的阿基米德杠杆。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病》(SydommentilDoden／TheSicknessOntoDeath)、《忧惧的概念》(BegrebetAngest／TheConceptofAnxiety)、《爱的事业》(KjerlighedensGjerninger／TheWorks ofLove)等书中有详尽的说明。
这里，牵涉到两种对克尔凯郭尔相当普遍的误解，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误读”，即《对峙》一文中也提到的个体性问题和“主观性即真理”的命题。克尔凯郭尔个体性范畴和“主观性即真理”的命题的提出，确是对黑格尔的国家群体至上以及客观唯心主义(这里姑且沿用习惯的说法)的反驳。这一点在克氏生前就大受攻击。不过，靠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之赐，他还可以找到一两位只求收回成本，不太在乎销量的出版商印几本书，全面地说明自己的思想。怎奈当时的读者置若罔闻，一口咬定他“破坏安定团结”。加上他和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以订婚始解约终的一场风波，似乎越发坐实了他本人就是阴险自私的诱惑者。尽管雷吉娜很快嫁给别人，顺利完成从审美到伦理的过渡，尽管克尔凯郭尔终身不娶，口口声声称她为“永恒的爱”也无济于事。有人甚至断言，他书中“亲爱的读者”不是别人，就是雷吉娜。雷吉娜已是他人之妇，频频公开发表情书，非第三者插足而何？克尔凯郭尔益发声名扫地，终于在遗产耗尽之时告别了可爱又可恨的人世。
一百多年后，人们从尘封的故纸堆中解读出一些或许能说服克氏的同时代人，却让当今高扬个体主观性的衮衮诸公扫兴的观点。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心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地听从政客记者教授牧师等“精英”的说教，侈谈客观规律，历史的必然性，却很少反躬自省，追求真理，投入真理，把真理内化为自己的灵魂，生活在真理之中。纳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的“话语系统”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懒于独立思考，盲目盲从的人。强调个体性的目的是社会的整合，而不是家庭社会的解体。而最根本的整合是精神的整合，还有待于每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觉醒，承担起沉重的自由。这一艰巨任务显然不是政府、教会、大学、研究所能够胜任的。
以上是根据传统的两极三重结构对克尔凯郭尔的解释。近年来，有人提出审美伦理宗教三阶段不能作截然的划分，其重合的方面更发人深省；有人说克氏所谓的选择其实是无可选择；有人试图证明克尔凯郭尔本人确实是诱惑者，警告读者小心上当受骗；更有人用最时髦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方法解读出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存在主义之父，他的全部作品也根本无意于敦风化俗，不过是想说明语言的无能而已；还有人说他晚年对女性的敌视乃是其宗教观逻辑的必然；又有人说他虽然表面上对女人多所揶揄，焉知他不是曲折地阐明女性主义，言外之旨没准儿是自己想作女人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上观点都已写成了博士论文，论文的作者们也都通过答辩，找到了工作。但是请注意，审美和宗教阶段的分界可能是模糊的，并有重合之处，但是二者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任意地互相置换。第二，这些作者据以挑战克尔凯郭尔的不是伦理的立场，就是宗教神学的立场。也就是说，人除非对伦理宗教问题另有理解，无法宣布克氏是“坏蛋”。而对宗教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不轻易地听从任何人，包括克尔凯郭尔本人的观点，又恰恰是克氏希望于他的读者的。反之，如果坚持审美的立场，拒绝接受克氏关于伦理和宗教的说教，则从反面证明了他是一位宗教思想家。
当然，对一般人来说，诱惑力最大的仍然是审美阶段。《诱惑者的日记》被最先翻译为包括汉语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语种，莫斯科大剧院还上演过同名话剧。身体力行实践诱惑活动的读者也为数不少，但是无论效果如何，克尔凯郭尔的在天之灵将拒绝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是个诱惑者。
根据传统的划分，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有两个基本框架，一是此与彼的选择，一是审美、伦理、宗教三阶段的递进。审美的人在脱离了直接性的无知的同时也失去了纯洁无辜，由于只知追求一己瞬间的享乐或曰“极度强烈的诗意激情”，无意和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更切断了和永恒的关系，所以孤独而绝望地悬在空中。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此与彼》(Enten－Eller／Either／or)第一卷的最后部分，即《诱惑者的日记》(ForforerensDagbog／TheSeducer’sDiary)的“作者”约翰尼斯。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如何处心积虑地将情窦未开的少女柯尔迪莉亚一步一步地诱入情网，带领她达到激情的顶峰。正当她准备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时候，他却飘然引退，咫尺天涯了。他的全部诱惑都是通过反语(ironi／irony)进行的，他的爱情的表白或暗示都不包含承诺，随时可以抽身走开，对方抓不住任何把柄。所以柯尔迪莉亚在两封信里用“您不是我的，但我是您的”，“我就是您的，您跑不了”作为绝望的诅咒。诱惑者约翰尼斯的自白和十八世纪流行的书信体爱情小说不同，采用日记的形式，其中没有对话的对象，只有空洞的独白，所以约翰尼斯“只歌唱少女，不对少女歌唱”。《生活道路各阶段》(StadierpàLivetsVej／StagesonLife’Way)开始部分宴会上的五位发言人酒后吐真言(InVinoVeritas)，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种生活态度的优越性。由于几位审美人物都是男性，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的态度上。他们对女性或无知，或轻慢，或欣赏，总之不能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即结婚。是为“诗意的审美生活”。
审美阶段的意见充分发表之后，已婚男士们分别在《此与彼》的第二卷和《生活道路》的第二阶段出来现身说法，提醒他们不要自以为得意。追求享乐的背面不过是胆怯，不敢作决定罢了。好意规劝他们鼓足勇气去结婚，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并向他们保证，天伦之乐中自有美在，不必害怕。是为伦理阶段。
如果克尔凯郭尔到此为止，那么和黑格尔的伦理至上和国家至上论并无二致，他也无由挑战黑格尔。上面的几个故事完全可以翻译成黑格尔的语言：“苦恼意识”源于片面的主观性，可在客观的伦理生活中医治达到新的综合。但是在《恐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提出了“伦理的目的性的悬置”的重要命题。即在对上帝的信仰面前，个人高于家庭社会国家。阿加门农杀女儿以祭诸神，虽然有悖家庭伦理，但是是为了希腊的国家利益(假定为了夺回一个美人劳师远征合乎国家利益)。他的悲剧性行动属于不同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即家庭和国家的冲突，仍没有超出广义的伦理范围，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伦理的至上性。亚伯拉罕杀子则纯粹出于个人信仰，于国家社会无益。如果他的行动是正当的，伦理的绝对基础就此动摇了。这在受孔孟礼教熏陶于前，马列主义集体至上的教诲于后的我们听来，确实不免“颤栗”。但是克尔凯郭尔据以挑战黑格尔的不是审美，而是宗教。审美的最高阶段是诱惑者约翰尼斯，不是亚伯拉罕。如果诱惑者不愿永远沉湎于自觉不自觉的绝望的话，他所面临的选择是过渡到伦理阶段，这是越过伦理阶段直接向宗教阶段“跳跃”。审美先于伦理，连伦理的初级阶段也不是，如何能“悬置”伦理？亚伯拉罕胼手胝足，娶妻生子，除了偶尔眺望头上“灿烂的星空”之外，没有其他审美活动，始乱终弃之类更是匪夷所思。在克尔凯郭尔的谱系上，亚伯拉罕处在伦理与宗教之间，如何成了诗意生活的代表人物。
从审美和伦理宗教的区别或可得出艺术的独立或自律的观念，从而把艺术从教化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这对深受“文以载道”传统影响的我们来说不无启发，但是我们无由推断持这一观点的思想家都主张生活应该“诗化”。根据艺术自律的原则，我们既不能因顾城最后几个月里的活动而否定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能因为他是诗人而美化他的极端自私行为。据有些论者分析，顾城的迷误恰恰在于混淆了艺术与生活。克尔凯郭尔的学位论文《论反语的概念》(OmBegrebetIroni／TheConceptofIrony)后半部分就是说明反语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浪漫主义在艺术上不妨聊备一格，但绝不能成为生活的原则。“诱惑者的日记”则是对反语的反讽。
另外，完整的亚伯拉罕故事是这样的：他听到上帝的召唤，决定杀死独生子伊萨克作为牺牲，于是告别了妻子萨拉，骑上骡子，和伊萨克在恐惧与颤栗中默默地走了三天。第四天早晨，登上Moriah山，堆好木柴，捆绑好伊萨克，抽出佩刀——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如果这一刀子捅下去，真的把儿子杀了，那么亚伯拉罕和诱惑者也就确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尽管后者(精神上)的始乱终弃不包括肉体消灭。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要求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亚伯拉罕看见了上帝的羔羊。他的祭典仪式到此结束，上帝的考验也到此结束，于是他就回家了。《圣经》版和克尔凯郭尔版的亚伯拉罕故事都是如此。
所以这个故事是“有头，有尾，有中段”的，不能扔掉头尾只取中段。“头”是前提条件，就是听到上帝的召唤。上帝是自因，无须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是绝对的逻辑起点。从这一前提出发，逻辑的结论是人无权擅自宣布“以上帝的名义”损害他人国家社会。其次，人必须亲自与上帝直接交感，不能把他人的话误认为上帝的声音。聆听上帝的召唤大约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克尔凯郭尔的校友，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院长JensGlebe－Mol1er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鉴于迄今尚未听到上帝的直接召唤，只能老老实实过伦理的生活，不敢贸然从事。这里也是宗教和迷信的分野，怂恿他人“杀子祭主”者，武装啸聚扫荡异己者，在地下铁施放毒气“警醒世人”者，各国司法机关一律按刑事犯处理，不在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范围之内。故事结尾部分羊羔的出现，也不能简单的当作“大团圆”来看。亚伯拉罕对独生子拔刀相向，象征着对最亲密的伦理关系的弃绝。但是消极的弃绝不等于积极的信仰。这里的辩证关系是，人必须在伦理与宗教的矛盾中意识到伦理的相对性，承认某种更高价值，才可能确立真正的伦理关系。换言之，作为生活道德规范的伦理不足以成为自身的基点，个人与超越性的关系才是能举起地球的阿基米德杠杆。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病》(SydommentilDoden／TheSicknessOntoDeath)、《忧惧的概念》(BegrebetAngest／TheConceptofAnxiety)、《爱的事业》(KjerlighedensGjerninger／TheWorks ofLove)等书中有详尽的说明。
这里，牵涉到两种对克尔凯郭尔相当普遍的误解，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误读”，即《对峙》一文中也提到的个体性问题和“主观性即真理”的命题。克尔凯郭尔个体性范畴和“主观性即真理”的命题的提出，确是对黑格尔的国家群体至上以及客观唯心主义(这里姑且沿用习惯的说法)的反驳。这一点在克氏生前就大受攻击。不过，靠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之赐，他还可以找到一两位只求收回成本，不太在乎销量的出版商印几本书，全面地说明自己的思想。怎奈当时的读者置若罔闻，一口咬定他“破坏安定团结”。加上他和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以订婚始解约终的一场风波，似乎越发坐实了他本人就是阴险自私的诱惑者。尽管雷吉娜很快嫁给别人，顺利完成从审美到伦理的过渡，尽管克尔凯郭尔终身不娶，口口声声称她为“永恒的爱”也无济于事。有人甚至断言，他书中“亲爱的读者”不是别人，就是雷吉娜。雷吉娜已是他人之妇，频频公开发表情书，非第三者插足而何？克尔凯郭尔益发声名扫地，终于在遗产耗尽之时告别了可爱又可恨的人世。
一百多年后，人们从尘封的故纸堆中解读出一些或许能说服克氏的同时代人，却让当今高扬个体主观性的衮衮诸公扫兴的观点。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心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地听从政客记者教授牧师等“精英”的说教，侈谈客观规律，历史的必然性，却很少反躬自省，追求真理，投入真理，把真理内化为自己的灵魂，生活在真理之中。纳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的“话语系统”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懒于独立思考，盲目盲从的人。强调个体性的目的是社会的整合，而不是家庭社会的解体。而最根本的整合是精神的整合，还有待于每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觉醒，承担起沉重的自由。这一艰巨任务显然不是政府、教会、大学、研究所能够胜任的。
以上是根据传统的两极三重结构对克尔凯郭尔的解释。近年来，有人提出审美伦理宗教三阶段不能作截然的划分，其重合的方面更发人深省；有人说克氏所谓的选择其实是无可选择；有人试图证明克尔凯郭尔本人确实是诱惑者，警告读者小心上当受骗；更有人用最时髦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方法解读出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存在主义之父，他的全部作品也根本无意于敦风化俗，不过是想说明语言的无能而已；还有人说他晚年对女性的敌视乃是其宗教观逻辑的必然；又有人说他虽然表面上对女人多所揶揄，焉知他不是曲折地阐明女性主义，言外之旨没准儿是自己想作女人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上观点都已写成了博士论文，论文的作者们也都通过答辩，找到了工作。但是请注意，审美和宗教阶段的分界可能是模糊的，并有重合之处，但是二者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任意地互相置换。第二，这些作者据以挑战克尔凯郭尔的不是伦理的立场，就是宗教神学的立场。也就是说，人除非对伦理宗教问题另有理解，无法宣布克氏是“坏蛋”。而对宗教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不轻易地听从任何人，包括克尔凯郭尔本人的观点，又恰恰是克氏希望于他的读者的。反之，如果坚持审美的立场，拒绝接受克氏关于伦理和宗教的说教，则从反面证明了他是一位宗教思想家。
当然，对一般人来说，诱惑力最大的仍然是审美阶段。《诱惑者的日记》被最先翻译为包括汉语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语种，莫斯科大剧院还上演过同名话剧。身体力行实践诱惑活动的读者也为数不少，但是无论效果如何，克尔凯郭尔的在天之灵将拒绝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是个诱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