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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方银的《解码<西游记>》。
学界有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朴素而基本的道理，即一部人文经典，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预留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读出不同的意蕴。正是在这各不相同的阐释之中，人文经典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周方银的《解码(西游记)》就是一部立足于现代视野，对《西游记》进行全新阐释的力作。
争议中的《西游记》
许多人并不认为《西游记》是一本严肃的著作，往往把它作为一本儿童读物或者神话故事来看待。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陈独秀更认为《西游记》宣传了一种“南北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我们是无所取得了”。如此，一方面，《西游记》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学者认为这本书并不值得认真对待。刘震云在《铿锵三人行》的节目中说“《西游记》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的重复性太强了”。他认为，九九八十一难基本上是重复的。而且，《西游记》的另一个缺点在于，所有的人物都是定型的。在整个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没有变化和发展。这样的看法，显然不止是刘震云一个人的观点。
的确，在四大名著中对《西游记》的研究最少。不少人甚至认为，《西游记》的硬伤太多，根本不配列入四大名著。除了刘震云说的两点以外，还认为《西游记》思想愚昧，宣扬宿命论；书中情节的自相矛盾之处较多，诸如孙悟空和八戒的本领前后有较大的差异，等等。那么，它怎么能够坐稳四大名著的位置?一个如此重复的作品，怎么能惹人喜爱，受到不止一代人的喜爱，且在东亚地区也有很大的文化影响力?
《西游记》不仅吸引儿童，而且吸引了很多在思想上颇有建树的人。例如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号卓吾)就酷爱《西游记》，一直想对这本书进行评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通过研究发现，中国16世纪文人小说的读者圈子实际上非常小，文人小说实际上成为有钱士绅案头赏玩的读物。这一点的一个重要证明是，这些作品以善本形式问世，常常附有精美的插图、评论性的序跋和详尽的眉批夹注，相应地，其价格也自然不菲。这意味着《西游记》绝不是一本普通的畅销书那么简单，它肯定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周方银在前言中说：他从小就很喜欢《西游记》，分别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多次读过这本书，而每次所得各不相同。问题在于这些不同何以存在?其价值如何?这是我在阅读《解码(西游记)》时心中一直带着的疑惑。
老故事的新视点
虽然对《西游记》的评点者为数不多，但自明代以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包括李卓吾(实为叶昼)、汪象旭、张书绅、陈士斌、刘一明、陈敦甫等。有人认为《西游记》是在劝学，有人认为是在弘扬佛法，也有人认为是在讲述炼丹的过程。所谓“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西游记》被看成一本以秘法写成的修炼秘籍了。
周方银在解读《西游记》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是过去“西学”研究者的成果；另一方面，是现在对古典名著的另类阅读的风潮，对名著的八卦、水煮、搞怪似的读法颇受读者的欢迎。这给他在几乎被前人开采完的尾矿上继续作业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令人惊喜的是，周方银迎难而上，另辟蹊径，以自己富于创造性的解读，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不牵强附会，不脱离原著做太多偏离原意的发挥。他的着力点在于把原著中的一个个细节、一条条线索剥离开来，展现出来，向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粗看在意料之外，细读又在情理之中的图景。
其次，是世俗。世俗不是“俗”，而是以平常的眼光、以人世间的情怀和思维方式来看待、发掘神仙社会的生存法则与游戏规则。它不是把《西游记》仅仅作为一本荒诞不经的、虚幻的神话故事书来看待，而是认为它“以极幻写极真”。也许，正是由于《西游记》虚构了一个宏大的神仙世界，这种远距离的视野更容易使我们分离出人世间最深层的东西。鲁迅也说《西游记》“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但《西游记》中的人情、世故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天庭有哪些具体的潜规则?对于这些，前人往往是语焉不详，似有所得，又似未点至“痒处”。周著则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
周著最大的特点是赋予了《西游记》以现代的眼光。周读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剥离出一个西游世界，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举例加以说明。
石猴称王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周著指出，石猴称王，是一个协议的达成和履行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如下：
(1)众猴说：“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众猴发出一个要约)
(2)石猴说：“我进去，我进去。”(猴王做出一个承诺)
至此达成一个口头协议。
(3)石猴进入瀑布后，发现水帘洞，然后又出来：此即完成自己在协议中的义务。
(4)石猴要求众猴拜他为王：此即要求众猴履行他们的义务。
(5)众猴拜石猴为王：众猴履行其义务，兑现其承诺。
至此协议内容得以完成。
通过石猴与众猴之间的这个社会契约，花果山从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中产生了政府，建立了初步的政权。
另外，作者从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分析了猪八戒在取经队伍内的行为，认为八戒要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排挤孙悟空，取代孙悟空的位置，来提高从取经行动中获得的收益；另一条路径是，在第一条路行不通的情况下，降低付出的成本，即搭孙悟空的便车，最好搭便车一直搭到西天。具体的做法是少付出劳动，少承担责任。而猪八戒在取经路上，正是这么做的。
从传统视野到现代视野的变化，其实是一个范式的转移，在这个转移到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分析视角、分析眼光的转移，所能够带来的后续变化有时是惊人的。这样的新鲜视野的研究，并不是对原著的歪曲，反而可以深化我们对原典的理解。
从整体上说，周著所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的读法，而不是文学研究的读法。他所读出来的不是《西游记》的文字，不是形象刻画的技巧，不是行文的起承转合，而是探讨行为背后的社会作用力，研究的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以及天庭组织的特点和天庭社会的潜规则，并以此折射出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深入理解。作者在书中就辟专节对花果山的政治制度变迁史进行了说明。
两条主线
从内容上说，孙悟空的心路历程和对天庭体制下众神博弈的研究，构成了 这本书的两条主线。
在一般的印象中，孙悟空的性格是桀骜不驯、蔑视权威，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在取经路上，孙悟空曾经诅咒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西游记》动画片的主题歌也说“五行大山压不住你”，“紧箍咒再念，没改变老孙的本色”。周方银认为，这样的说法忽视了《西游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孙悟空的心理变化。作者把孙悟空的心理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开始是无性阶段，按照悟空的说法，“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那时的他在祖师的洞口都不敢敲门进去。随着悟空本事增强，他的脾气相应见长，进入了一个生性、任性的阶段。他先是闯龙宫、探地府，然后自称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甚至提出了“皇帝轮流做”的口号。这一阶段以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终结。五行山下，悟空对观音菩萨说“我已知悔了”，这是他收性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悟空不再认同妖怪的身份，对观音表现得越来越尊敬，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人情世故，对天庭官场规则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逐渐变得圆滑了。最后，悟空到达西天被封为佛，标志着他达到了更高层次的无性阶段，作者称之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
有两个细节，在说明孙悟空的心理变化方面特别重要。
一个细节是，在三打白骨精一回中，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但在下一站，沙僧被黄袍怪捉住，唐僧被变成老虎关在笼子里。当取经队伍面临瓦解之际，白龙马说服八戒，让他请悟空回来。不过，在孙悟空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驾云，离了洞，过了东洋大海。至西岸，住云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净净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净什么身子?”行者道：“你哪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
这背后的信息是，此时的悟空产生了与妖精划清界限的强烈意识。不过，“妖精气”实际上是洗不掉的，孙悟空应该也明白这一点，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一个表决心的行为，可能也有做给师父看的考虑。
第二个细节是，在“六百里钻头号山”，面对红孩儿，孙悟空吃了大亏，于是决定找观音菩萨帮忙。但他由于受伤，架不起筋斗云，八戒自告奋勇，愿意前往。悟空笑着说，你去也行，我要叮嘱你几句话。
行者笑道：“也罢，你是去得。若见了菩萨，切休仰视，只可低头礼拜。等他问时，你却将地名、妖名说与他，再请救师父之事。他若肯来，定取擒了怪物。”
原来是叮嘱八戒注意礼貌。这可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现在孙悟空不仅自己讲礼貌，还要求身边的人见到菩萨也要讲礼貌。不看上下文的内容，光把叮嘱八戒的话拿出来看，就算唐僧本人也不过如此了。
这些细节，以及其他丰富的细节，一直存在于《西游记》的文本中，但此前人们常常并不注意。实际上，取经的历程就是孙悟空心理演变的历程。发生在孙悟空身上的变化，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要加以体会和经历的内容。在作者看来，孙悟空的转变过程是一个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过程。孙悟空经历了体制外的痛苦，经历了进入体制的挫折，最终成功地进入到体制内，成为体制内的模范人物，并得到广泛宣传。
对孙悟空来说，他一开始有进人体制内的诚意，但又不愿接受体制的束缚。说穿了是两方面的好处都想要。被压在五行山下，使他明白了这种想法的不现实，知道了两者不可兼得。最后实现的结果是一个折中，悟空增强了对体制的接受能力，行为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孙悟空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天庭如何对孙悟空进行成功改造?作者采取的读法是，忽略原著中孙悟空与妖魔的战斗过程，看剩下来的内容能够揭示出什么。这样一来，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八十一难中的斩妖除魔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为孙悟空等人的心理、行为的变化提供铺垫。除魔的过程，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也是一个取经队伍进行磨合的过程。
该书的另一条线索，是围绕取经这件事情来分析天庭体制的特点，以及取经队伍内部的利益关系，包括围绕取经行动的背后角力。天庭也是一个组织，一个“水很深”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包括明的规则和暗的规则。周方银认为天庭体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法力大的地位高，这是天庭的基本规则。从根本上说，天庭的体制是一个权力体制。第二个特点是没有退出机制。不仅仙位的高低，即使是生命的长短，也是以法力大小为标准的。法力大地位高的神仙都修成了不老不死之身。结果是他们永远年轻、永远身体健康，永远可以为天庭事业贡献自己的能量，从而也就不存在退休的可能性。大大小小的神仙基本上都是终身制，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天庭众神缺乏建功立业的激励，没有奋勇向前的劲头，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不积极，混日子的居多。第三个特点是不发行货币，实行的是实物经济，有点像配给制。物品不进入市场上流通，而是自上而下地分配。在这个分配过程中，上下级的实力被进一步拉大了。比如说，天上出产一些好东西，吃了能进一步提升法力。如能参加蟠桃会、有机会吃到蟠桃的只限于法力大地位高的神仙。而且蟠桃分三等，能吃到第一等蟠桃的更没有几个人。于是这些能延年益寿、提升法力的仙界珍品，基本上被上位神仙给垄断了。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进一步拉大了天庭上位神仙与其他神仙的实力差距。
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唐僧师徒的取经，正是在这样一个体制背景下展开的。最后，这两条主线汇聚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天庭体制背景下，孙悟空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宏大故事。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对于我们的人生也启示良多。此外，该书还附带地解释了孙悟空、猪八戒的前后本事差异、八十一难的玄机等等关于《西游记》的质疑。作者的解释同样是视角独特、富有趣味、发人深省。
用现代眼光关注这部流传了四百多年的经典，确实令人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周方银的《解码(西游记)》是作者把当代的社会科学知识和价值观念投射到传统经典上的结果，是一本属于当前这个时代的书。
学界有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朴素而基本的道理，即一部人文经典，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预留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读出不同的意蕴。正是在这各不相同的阐释之中，人文经典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周方银的《解码(西游记)》就是一部立足于现代视野，对《西游记》进行全新阐释的力作。
争议中的《西游记》
许多人并不认为《西游记》是一本严肃的著作，往往把它作为一本儿童读物或者神话故事来看待。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陈独秀更认为《西游记》宣传了一种“南北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我们是无所取得了”。如此，一方面，《西游记》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学者认为这本书并不值得认真对待。刘震云在《铿锵三人行》的节目中说“《西游记》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的重复性太强了”。他认为，九九八十一难基本上是重复的。而且，《西游记》的另一个缺点在于，所有的人物都是定型的。在整个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没有变化和发展。这样的看法，显然不止是刘震云一个人的观点。
的确，在四大名著中对《西游记》的研究最少。不少人甚至认为，《西游记》的硬伤太多，根本不配列入四大名著。除了刘震云说的两点以外，还认为《西游记》思想愚昧，宣扬宿命论；书中情节的自相矛盾之处较多，诸如孙悟空和八戒的本领前后有较大的差异，等等。那么，它怎么能够坐稳四大名著的位置?一个如此重复的作品，怎么能惹人喜爱，受到不止一代人的喜爱，且在东亚地区也有很大的文化影响力?
《西游记》不仅吸引儿童，而且吸引了很多在思想上颇有建树的人。例如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号卓吾)就酷爱《西游记》，一直想对这本书进行评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通过研究发现，中国16世纪文人小说的读者圈子实际上非常小，文人小说实际上成为有钱士绅案头赏玩的读物。这一点的一个重要证明是，这些作品以善本形式问世，常常附有精美的插图、评论性的序跋和详尽的眉批夹注，相应地，其价格也自然不菲。这意味着《西游记》绝不是一本普通的畅销书那么简单，它肯定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周方银在前言中说：他从小就很喜欢《西游记》，分别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多次读过这本书，而每次所得各不相同。问题在于这些不同何以存在?其价值如何?这是我在阅读《解码(西游记)》时心中一直带着的疑惑。
老故事的新视点
虽然对《西游记》的评点者为数不多，但自明代以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包括李卓吾(实为叶昼)、汪象旭、张书绅、陈士斌、刘一明、陈敦甫等。有人认为《西游记》是在劝学，有人认为是在弘扬佛法，也有人认为是在讲述炼丹的过程。所谓“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西游记》被看成一本以秘法写成的修炼秘籍了。
周方银在解读《西游记》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是过去“西学”研究者的成果；另一方面，是现在对古典名著的另类阅读的风潮，对名著的八卦、水煮、搞怪似的读法颇受读者的欢迎。这给他在几乎被前人开采完的尾矿上继续作业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令人惊喜的是，周方银迎难而上，另辟蹊径，以自己富于创造性的解读，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不牵强附会，不脱离原著做太多偏离原意的发挥。他的着力点在于把原著中的一个个细节、一条条线索剥离开来，展现出来，向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粗看在意料之外，细读又在情理之中的图景。
其次，是世俗。世俗不是“俗”，而是以平常的眼光、以人世间的情怀和思维方式来看待、发掘神仙社会的生存法则与游戏规则。它不是把《西游记》仅仅作为一本荒诞不经的、虚幻的神话故事书来看待，而是认为它“以极幻写极真”。也许，正是由于《西游记》虚构了一个宏大的神仙世界，这种远距离的视野更容易使我们分离出人世间最深层的东西。鲁迅也说《西游记》“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但《西游记》中的人情、世故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天庭有哪些具体的潜规则?对于这些，前人往往是语焉不详，似有所得，又似未点至“痒处”。周著则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
周著最大的特点是赋予了《西游记》以现代的眼光。周读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剥离出一个西游世界，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举例加以说明。
石猴称王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周著指出，石猴称王，是一个协议的达成和履行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如下：
(1)众猴说：“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众猴发出一个要约)
(2)石猴说：“我进去，我进去。”(猴王做出一个承诺)
至此达成一个口头协议。
(3)石猴进入瀑布后，发现水帘洞，然后又出来：此即完成自己在协议中的义务。
(4)石猴要求众猴拜他为王：此即要求众猴履行他们的义务。
(5)众猴拜石猴为王：众猴履行其义务，兑现其承诺。
至此协议内容得以完成。
通过石猴与众猴之间的这个社会契约，花果山从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中产生了政府，建立了初步的政权。
另外，作者从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分析了猪八戒在取经队伍内的行为，认为八戒要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排挤孙悟空，取代孙悟空的位置，来提高从取经行动中获得的收益；另一条路径是，在第一条路行不通的情况下，降低付出的成本，即搭孙悟空的便车，最好搭便车一直搭到西天。具体的做法是少付出劳动，少承担责任。而猪八戒在取经路上，正是这么做的。
从传统视野到现代视野的变化，其实是一个范式的转移，在这个转移到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分析视角、分析眼光的转移，所能够带来的后续变化有时是惊人的。这样的新鲜视野的研究，并不是对原著的歪曲，反而可以深化我们对原典的理解。
从整体上说，周著所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的读法，而不是文学研究的读法。他所读出来的不是《西游记》的文字，不是形象刻画的技巧，不是行文的起承转合，而是探讨行为背后的社会作用力，研究的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以及天庭组织的特点和天庭社会的潜规则，并以此折射出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深入理解。作者在书中就辟专节对花果山的政治制度变迁史进行了说明。
两条主线
从内容上说，孙悟空的心路历程和对天庭体制下众神博弈的研究，构成了 这本书的两条主线。
在一般的印象中，孙悟空的性格是桀骜不驯、蔑视权威，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在取经路上，孙悟空曾经诅咒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西游记》动画片的主题歌也说“五行大山压不住你”，“紧箍咒再念，没改变老孙的本色”。周方银认为，这样的说法忽视了《西游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孙悟空的心理变化。作者把孙悟空的心理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开始是无性阶段，按照悟空的说法，“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那时的他在祖师的洞口都不敢敲门进去。随着悟空本事增强，他的脾气相应见长，进入了一个生性、任性的阶段。他先是闯龙宫、探地府，然后自称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甚至提出了“皇帝轮流做”的口号。这一阶段以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终结。五行山下，悟空对观音菩萨说“我已知悔了”，这是他收性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悟空不再认同妖怪的身份，对观音表现得越来越尊敬，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人情世故，对天庭官场规则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逐渐变得圆滑了。最后，悟空到达西天被封为佛，标志着他达到了更高层次的无性阶段，作者称之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
有两个细节，在说明孙悟空的心理变化方面特别重要。
一个细节是，在三打白骨精一回中，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但在下一站，沙僧被黄袍怪捉住，唐僧被变成老虎关在笼子里。当取经队伍面临瓦解之际，白龙马说服八戒，让他请悟空回来。不过，在孙悟空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驾云，离了洞，过了东洋大海。至西岸，住云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净净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净什么身子?”行者道：“你哪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
这背后的信息是，此时的悟空产生了与妖精划清界限的强烈意识。不过，“妖精气”实际上是洗不掉的，孙悟空应该也明白这一点，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一个表决心的行为，可能也有做给师父看的考虑。
第二个细节是，在“六百里钻头号山”，面对红孩儿，孙悟空吃了大亏，于是决定找观音菩萨帮忙。但他由于受伤，架不起筋斗云，八戒自告奋勇，愿意前往。悟空笑着说，你去也行，我要叮嘱你几句话。
行者笑道：“也罢，你是去得。若见了菩萨，切休仰视，只可低头礼拜。等他问时，你却将地名、妖名说与他，再请救师父之事。他若肯来，定取擒了怪物。”
原来是叮嘱八戒注意礼貌。这可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现在孙悟空不仅自己讲礼貌，还要求身边的人见到菩萨也要讲礼貌。不看上下文的内容，光把叮嘱八戒的话拿出来看，就算唐僧本人也不过如此了。
这些细节，以及其他丰富的细节，一直存在于《西游记》的文本中，但此前人们常常并不注意。实际上，取经的历程就是孙悟空心理演变的历程。发生在孙悟空身上的变化，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要加以体会和经历的内容。在作者看来，孙悟空的转变过程是一个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过程。孙悟空经历了体制外的痛苦，经历了进入体制的挫折，最终成功地进入到体制内，成为体制内的模范人物，并得到广泛宣传。
对孙悟空来说，他一开始有进人体制内的诚意，但又不愿接受体制的束缚。说穿了是两方面的好处都想要。被压在五行山下，使他明白了这种想法的不现实，知道了两者不可兼得。最后实现的结果是一个折中，悟空增强了对体制的接受能力，行为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孙悟空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天庭如何对孙悟空进行成功改造?作者采取的读法是，忽略原著中孙悟空与妖魔的战斗过程，看剩下来的内容能够揭示出什么。这样一来，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八十一难中的斩妖除魔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为孙悟空等人的心理、行为的变化提供铺垫。除魔的过程，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也是一个取经队伍进行磨合的过程。
该书的另一条线索，是围绕取经这件事情来分析天庭体制的特点，以及取经队伍内部的利益关系，包括围绕取经行动的背后角力。天庭也是一个组织，一个“水很深”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包括明的规则和暗的规则。周方银认为天庭体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法力大的地位高，这是天庭的基本规则。从根本上说，天庭的体制是一个权力体制。第二个特点是没有退出机制。不仅仙位的高低，即使是生命的长短，也是以法力大小为标准的。法力大地位高的神仙都修成了不老不死之身。结果是他们永远年轻、永远身体健康，永远可以为天庭事业贡献自己的能量，从而也就不存在退休的可能性。大大小小的神仙基本上都是终身制，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天庭众神缺乏建功立业的激励，没有奋勇向前的劲头，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不积极，混日子的居多。第三个特点是不发行货币，实行的是实物经济，有点像配给制。物品不进入市场上流通，而是自上而下地分配。在这个分配过程中，上下级的实力被进一步拉大了。比如说，天上出产一些好东西，吃了能进一步提升法力。如能参加蟠桃会、有机会吃到蟠桃的只限于法力大地位高的神仙。而且蟠桃分三等，能吃到第一等蟠桃的更没有几个人。于是这些能延年益寿、提升法力的仙界珍品，基本上被上位神仙给垄断了。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进一步拉大了天庭上位神仙与其他神仙的实力差距。
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唐僧师徒的取经，正是在这样一个体制背景下展开的。最后，这两条主线汇聚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天庭体制背景下，孙悟空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宏大故事。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对于我们的人生也启示良多。此外，该书还附带地解释了孙悟空、猪八戒的前后本事差异、八十一难的玄机等等关于《西游记》的质疑。作者的解释同样是视角独特、富有趣味、发人深省。
用现代眼光关注这部流传了四百多年的经典，确实令人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周方银的《解码(西游记)》是作者把当代的社会科学知识和价值观念投射到传统经典上的结果，是一本属于当前这个时代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