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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至2000年初,《中华儿女》国内版发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小女儿毛毛(邓榕)的长篇连载《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我的感情流水账,全文30多万字,首次披露了邓小平及家属在“文革”岁月中鲜为人知的经历。文章感情细腻,引人入胜,堪称一部优秀的纪实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由此开启了毛毛与《中华儿女》的一段难忘情缘。
这部充满激情而又不乏理性思考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品格、气节、胸怀、胆识以及普通人相似、又带有强烈的职业革命家色彩的宽广情怀。很多读者评价说:这是一部难得的纪实作品,真实地再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还有人赞叹道:以女儿的身份写父亲的政治生涯和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种种逸事,在中共两代领袖中并不多见,其中相当多的情节是一般史学家和一般传记作家难以了解到,也想象不到的,因此,该作品就更加珍贵。
其后不久,这部长篇连载先以《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为书名,由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紧接着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印数可观,发行惊人,影响甚为深远。
中华儿女杂志社专程邀请有关党史专家、各界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座谈这部反映了小平同志在10年浩劫期间政治斗争和家庭生活的长篇纪实连载,以缅怀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会上,近20位青联委员、专家学者、编辑记者以及普通读者谈了他们的读后感,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王维玲,著名文学评论家郑荣来,著名军旅传记作家肖思科,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内地创办合资企业的著名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执行主席伍淑清等作了发言。时任社长杨筱怀介绍了《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的成文过程。
那么,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最初怎么出来的呢?
说来话长。早在1993年,《中华儿女》发表了一篇题为《河山重整待邓公》的文章,记述了小平同志1975年全面整顿的故事,这期杂志出来后,时任社长杨筱懷接到了毛毛亲自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毛毛主要就那篇文章询问了一些文章的背景,何人所写,何人审过,发表后有什么反响等等,一向极善于抓“机会”的杨社长岂可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通话机会,当即拿出了职业本事——约稿。
“毛毛姐,《中华儿女》的读者非常想知道小平同志在‘文革’10年中的全面情况,您能不能把这一段写出来,先在《中华儿女》上连载,而后出书?”
“我有这个想法,但现在太忙,等有机会再说。”
这个机会,一等就是五六年。直到1999年初,杂志社终于等到了毛毛的电话。毛毛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她已经准备动笔写父亲在“文革”中的事了,而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冷溶同志也建议她,在《中华儿女》上先连载,她也觉得《中华儿女》很合适,所以打电话来联系。于是,经过商定,决定从当年的第7期上开始连载。
此后,毛毛便开始了紧张的写作过程。
当时的写作过程基本成了“三点一线”(毛毛家、杂志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流水作业,毛毛每写完一段,先请毛毛的全家老少分别阅读,提意见,订正,然后让司机送达杂志社来编辑,同时复印一份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力平(著名党史专家,时任《中华儿女》编委)同志处审阅。就这样,毛毛写,他的全家做手稿的第一批读者和批评家,力平同志审阅,杨筱怀社长亲自拟小标题和文字编辑(第二期连载后换成邓立责编,最后几期又由刘之昆接力编辑),然后排版,出刊。
就这样,一期接一期,从1999年第7期,直到2000年第3期,一共9期,合计30多万字的长篇连载,毛毛开创了《中华儿女》最长的连载记录,也使《中华儿女》在海内外的读者中影响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 李菡丹
这部充满激情而又不乏理性思考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品格、气节、胸怀、胆识以及普通人相似、又带有强烈的职业革命家色彩的宽广情怀。很多读者评价说:这是一部难得的纪实作品,真实地再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还有人赞叹道:以女儿的身份写父亲的政治生涯和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种种逸事,在中共两代领袖中并不多见,其中相当多的情节是一般史学家和一般传记作家难以了解到,也想象不到的,因此,该作品就更加珍贵。
其后不久,这部长篇连载先以《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为书名,由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紧接着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印数可观,发行惊人,影响甚为深远。
中华儿女杂志社专程邀请有关党史专家、各界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座谈这部反映了小平同志在10年浩劫期间政治斗争和家庭生活的长篇纪实连载,以缅怀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会上,近20位青联委员、专家学者、编辑记者以及普通读者谈了他们的读后感,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王维玲,著名文学评论家郑荣来,著名军旅传记作家肖思科,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内地创办合资企业的著名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执行主席伍淑清等作了发言。时任社长杨筱怀介绍了《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的成文过程。
那么,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最初怎么出来的呢?
说来话长。早在1993年,《中华儿女》发表了一篇题为《河山重整待邓公》的文章,记述了小平同志1975年全面整顿的故事,这期杂志出来后,时任社长杨筱懷接到了毛毛亲自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毛毛主要就那篇文章询问了一些文章的背景,何人所写,何人审过,发表后有什么反响等等,一向极善于抓“机会”的杨社长岂可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通话机会,当即拿出了职业本事——约稿。
“毛毛姐,《中华儿女》的读者非常想知道小平同志在‘文革’10年中的全面情况,您能不能把这一段写出来,先在《中华儿女》上连载,而后出书?”
“我有这个想法,但现在太忙,等有机会再说。”
这个机会,一等就是五六年。直到1999年初,杂志社终于等到了毛毛的电话。毛毛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她已经准备动笔写父亲在“文革”中的事了,而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冷溶同志也建议她,在《中华儿女》上先连载,她也觉得《中华儿女》很合适,所以打电话来联系。于是,经过商定,决定从当年的第7期上开始连载。
此后,毛毛便开始了紧张的写作过程。
当时的写作过程基本成了“三点一线”(毛毛家、杂志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流水作业,毛毛每写完一段,先请毛毛的全家老少分别阅读,提意见,订正,然后让司机送达杂志社来编辑,同时复印一份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力平(著名党史专家,时任《中华儿女》编委)同志处审阅。就这样,毛毛写,他的全家做手稿的第一批读者和批评家,力平同志审阅,杨筱怀社长亲自拟小标题和文字编辑(第二期连载后换成邓立责编,最后几期又由刘之昆接力编辑),然后排版,出刊。
就这样,一期接一期,从1999年第7期,直到2000年第3期,一共9期,合计30多万字的长篇连载,毛毛开创了《中华儿女》最长的连载记录,也使《中华儿女》在海内外的读者中影响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