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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日本人与汉诗文交往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各种流传千古的美谈佳话。本文以日本汉诗文作为视点，诠释了汉诗文在日本的价值及意义。
【关键词】 日本;汉诗文;价值及意义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0-0036-04
日本学者加藤彻教授认为，当下正是重新审视汉诗文价值及教养之际。以下是其著述《汉文的素养》中的论点：在回顾过去长达2000多年日本人与汉诗文交往的历史，现在应该如何面对汉诗文并与其相适应，自然也就清楚了。汉诗文作为东方人的教养，作为创造财富的教养以及中流实务阶层的教养，这三点应该是21世纪汉诗文教养的应有形态。“汉字汉文就像米一样”，虽然有一些日本人认为，“汉文归根结底是外语”“汉字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文字”等主张，偶尔也有部分日本人排斥汉字和汉文。但是，这些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因为这样说就等于说“大米毕竟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作物，所以不要吃米饭了”一样的道理。的确，汉文是外语，但是，对于东方人来说，汉字是东方人的共有财产，汉诗文是东方人通过历史沉淀洗练后孕育而成的智慧结晶，必须要有这样广泛的认知。对于日本人来说，汉字和汉诗文就像米一样，如果美味，有营养的话，吃就可以了。实际上，日本人的祖先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接受汉字和大米的，汉诗文也是如此。
据此，本文以日本汉诗文作为研究视点，探究汉诗文在日本的价值及意义。
一、德川家康与“汉文的力量”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154—1616）这三位世人皆知的人物中，最后的赢家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夺取天下，而且只有他的政权作为江户幕府能够持续264年的秘诀，就在于其利用了“汉文的力量”。德川家康是战国武将，本身不会读写汉诗文。但是，他却很好地理解并巧妙地利用了“汉文的力量”。
德川家康第一次感受到“汉文的力量”是1572年的三方原之战。年轻时的德川家康与精通《孙子兵法》的武田信玄交战，遭遇了平生最大的惨败。武田家灭亡后，德川家康招募了武田家的遗臣，让他们研究武田信玄的兵法和军略。之后，又重用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儒学家，开辟了将儒学一派“朱子学”作为幕府官学的道路。
在德川家康政权之前的日本，作为知识的儒学虽然被广泛流传，但是，作为实践的儒学在日本是没有的。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不存在“士大夫阶级”。在日本，能够读懂儒教典籍的，是公家和寺家等与士大夫阶级相距甚远的人。直到战国时代，日本的武士都是与文化和道德无缘的野蛮人，就像“斩杀强盗是武士的习惯”这句话一样。织田信长放逐了足利义昭，明智光秀杀死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利用了织田信长的孙子三法师，德川家康灭亡了丰臣家，一种持续着下克上的连锁反应。德川家康思考，必须斩断这一连锁反应，让自己的子孙永久地维持政权的策略。在接受藤原惺窝的建议之后，德川家康构建了一个划时代的构想。这个构想的实施就是将中国的儒教——重视中华大义名分论的朱子学。德川家康把“朱子学”引入日本，让武士学习，对武士进行思想改造，将其改造成对主君绝对忠诚的“日本版士大夫阶级”。这一点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未曾想到过的主意。
庆长12年（1569—1633），德川家康试图实现这一构想，于是命令林罗山和临济宗的学僧金地院崇传，制造并使用日本最初的金属活字（骏河版铜制造活字），出版了与政治相关的大量汉籍。林罗山和金地院崇传，两人作为“方广寺钟铭事件”的策划人而闻名。“方广寺钟铭事件”指的是，在与丰臣家有渊源的方广寺的水池里，铸有汉文铭文。其中有“将家康一分为二，以使国家安定，丰臣家为君，享受繁荣”之意的一句汉文，德川家康认为，这句汉文铭文是在诅咒自己，于是进攻了大阪城。
自古以来，中国屡次发生被称为“文字狱”的笔祸事件。抓住汉诗文的只言片语，将撰写文字的人问罪，判叛逆罪的事件并不少见。但是，在此之前的日本，并没有通过“文字狱”来消灭政敌的想法。向德川家康灌输这种坏智慧的，也是精通汉诗文的智囊们。林罗山和金地院崇传，这两位智囊，策划了“方广寺钟铭事件”，目的就是让德川家康攻占大阪，计划成功。德川家康通过大阪冬、夏之战，灭亡了丰臣家，江户幕府统治体制从此坚如磐石，日本进入了真正的和平时期。在日本历史上，利用“汉文的力量”成功改造日本人思想的统治者，除了圣德太子之外的另一位，就是德川家康。
二、江户时代的汉诗文热潮
江户时代是继王朝时代之后，日本汉诗文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作为江户时期的汉诗文文化的特征，第一是汉文训读的技术向大众开放;二是掀起了历史上空前的汉籍出版热潮;第三是作为武士和百姓商人上层的中流实务阶级学习汉文;第四，汉文对俳句、小说、落语、戏剧等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五是汉文成为“创造财富的教养”。
室町时代之前，阅读汉诗文只有少数的汉学者，汉文训读的方法，例如，训点的打法被认为是平安时代以来汉学者家的秘传。从江户时代开始，训点的打法，向大众公开，人们熟悉的“零点”“十二点”“送假名”等等的实施，标有训点的汉籍得以广泛出版。不过，即使在江户时代，不同流派的汉文训读也有其独特的“阅读习惯”，并没有完全统一。无论是江户初期的文之点，还是后期的一斋点，都与今天的汉文训读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另外，现行的日本高中教科书等使用的汉文训读法，是明治45年文部省依据《文部省关于汉文的调查报告》提出实施的方案。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闭关锁国，但日本的知识分子却积极地收集了国外的情报。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读了纯正的汉文，从朝鲜和中国进口汉籍，贪婪地吸收了知识。甚至连在中国国内被禁止出版的书籍，在日本的书店也面向普通人出售。例如，朝廷史官将皇帝的事迹记录下来的《实录》，在中国国内是国家机密处理，一般人禁止观看或出版。然而，江户时代的日本书店却堂而皇之地销售着中國国家机密的实录。以清代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帝三代皇帝的实录为基础，在日本编纂的《清三朝实录录要》和《清三朝事略》就是这样。这些书的原始资料是在宝历13年（1763年），悄悄地被运到长崎的实录。当时的日本和清朝没有建交，所以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出现。 另外，明末清初，《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生动记录了清军屠杀汉族的情景，在清朝被禁止的书籍，仅仅保留就已经成为死刑，而这些汉籍也在日本出版，被广泛阅读。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和清朝建立了平等的邦交后，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对在中国不能读到的书籍，能在日本简单地读到感到震惊。知识分子争相购买了《清三朝实录采用》和《清三朝事略》。年轻的留学生们来到日本才知道《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的存在，读了这些后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被称为中国夏目漱石的文学家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过。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同时期留学的同伴在东京及其他地方的图书馆抄写过《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印刷之后送到了中国。这两本从日本逆向出口的书被用作“灭满兴汉”运动的起爆剂。
不仅是这种政治性的書籍，江户时代的日本还经由长崎进口了各种类型的汉籍，并在日本国内出版。虽然儒学难懂的经学书籍也被引入，但通俗的文艺书籍、婆罗之小说、乐谱、笑话集等通俗书籍也被引入，通过汉文训读被广泛阅读。这样的俗书，在中国本土一册不留地散失，却在日本存在，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江户时代的汉文热潮，不仅对日本、对东亚的历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户时代，成为日本汉诗文文化中心的是武士和平民商人的上层。汉学者中也有很多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像赖山阳、佐久间象山之类的汉学家，他们所创作的汉诗文皆是佳作，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江户时代，不是学者的武家和平民也喜欢汉诗文，并创作汉诗文。
江户时代的汉文风潮的策划人是德川家康。他的孙子光圀开创了幕府末期讨伐运动原动力之一的“水户学”潮流，可以说是命运的讽刺。光圀，俗称“水户黄门”的“黄门”是“中纳言”（日本官位）的中国式的官位叫法。包括他在内，当时的诸侯从京都的朝廷，以名誉职位获得了官位。晚年的水户黄门漫游各国的故事，是后世说书人创作的故事。从江户时代中期到幕府末期，汉学也深入到了下级武士和平民商人的上层，也就是中产实务阶级。幕府末期，不仅是武士和商人，就连农民也想要学习汉文。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在其著作《日本论》中谈到了以下逸闻：1916年或1917年的某一天，戴季陶拜访了福冈出身的贵族院议员杉田定一的家。客厅里装饰着孔子像，杉田就这座雕像的由来，讲述了以下逸闻。直到江户时代，杉田的家还是农民。杉田的父亲是个善良的人，认为人人都应该拥有知识的想法，于是，杉田的父亲把汉学的老师请到家里，给村里的农民教授汉文。得知这件事的藩武士勃然大怒，认为以百姓的身份读书是僭越之事，结果杉田的家被破坏，汉学的老师逃走了，耕作权也被没收了。据说这个孔子像是在那个时候拼了命夺取的。
江户末期，不仅是下级武士，就连流氓头目和农民也学习了汉文。在当时的汉字文化圈中，这样的中产阶级只在日本得以发展。日本能快速进入近代化并成功的理由也在于此。如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没有将儒学作为官学的构想，如果日本没有汉文训读这一独特的文化，日本近代化的推进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三、日本汉诗文与中国
（一）幕末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
汉语原本是中国汉民族的语言。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也会像日本汉语、朝鲜汉语、越南汉语等那样，在各个国家组合汉字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关于日语汉语，有和制汉语、新汉语等各种各样的别称。每个含义也因撰写文章的作者而有微妙的不同。在日本，将日本汉语和日本制汉语、新汉语这三个词定义如下。
和制汉语是如“一応”（大体上）、“家来”（家臣）、“尾笼”（粗俗，没礼貌）等与日本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独特汉语。有很多中国人读了也不懂的汉语。在翻译新汉语“科学”“新化”“经济”“自由”“权利”“民主主义”等近代西方概念和文明的过程中，日本人发明了与近代西方概念相匹配的汉语。而这次汉语也输入到了中国和朝鲜，这些是很多中国人读了也懂的汉语。日本汉语是和制汉语和新汉语的总称。
新汉语是从江户到明治时期，日本学者们发明的汉语。在清朝末期的中国，也出现了西方文明词的汉译。例如，telephone（电话）被翻译成“德律风”，evolution（进化）被翻译成“天演”。然而，清末也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中国人下了功夫翻译的汉语被淘汰了，在中国也就那样使用日本人发明的新汉语。电话是“泰恩霍亚”，进化是“金霍亚”，发音是中文，文字是日语。与此同时，“手続”“取消”“场合”等和语也作为外来语被中文吸收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兆忠教授在《人民中国》中阐述现代汉语的“高级词汇”，实际上有一半以上是日语汉语。例如，在中文中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纯粹的中国汉语只有“中华”“规定”“的”“和”“人民”“共和国”“宪法”“权利”“义务”是来自日本汉语的借用语。如果不使用日语汉语的话，今天的中国人将无法生活。例如，有统计显示，“金融”“投资”“抽象”等现代汉语中与社会科学相关的词汇的60%—70%来自日语。纵观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众多国家和民族，像这样创造性地“替换”汉字，建立另一个汉字王国，并且又向中文的故乡“报恩”的只有日本……如果日本没有借用汉字来置换西方的概念，那么现代汉语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概会缺乏准备、刺激和营养，而难以很快进入“近代化”了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决不能忘记日语对中文的“报恩”之功。
在清朝末期的中国，在西洋概念的汉译上下功夫的主要是被称为士大夫的上流知识分子阶级。另一方面，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在日本发明新汉语的是中产阶级。发明了许多新汉语的西周是藩医之子，福泽谕吉是下级藩士之子，中江兆民是足轻之子，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西周和福泽年轻的时候，学习了当时必需的教养汉诗文。中江兆民，因为没有少年时代的学习环境，所以在将卢梭的《民约论》翻译成日语的时候，特意重新进入汉学院学习汉文。他们发明的新汉语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都具备扎实的汉语的素养。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汉文是“作为创造财富的教养”。对于日本的中产阶级来说，汉诗文不是风雅的爱好，而是为了在现实社会工作的创造性的教养。在明治时期活跃的人物中，有很多人都是巧妙地运用汉诗文的。例如，政治家的伊藤博文和副岛种臣。大文豪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军人的山县有朋、乃木希典、广濑武夫。生于幕末维新时期的他们，不仅能读汉诗文，还能写汉诗文。这些都是得益于江户时代对汉诗文的积累所致。
（二）成为日语标准的汉文训读调文体及其终结
江户时代的日本书信和公文都是用候文来写的。例如，日语的“ございます（有）”用“御座候”，“～なさってください（请做～）”用“可レ被二成下候”，是一种夹杂了变体汉文的文体。但是，明治以后，作为新的国民文体，汉文训读的文体普及，被称为“普通文”。明治时期的国民文体之所以成为汉文训读调，是因为幕府末期志士的爱读书籍大多是用汉文书写的。例如，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明治政府将儒教作为国家建设构想的理念加以利用。如果习惯了汉文训读调的文体，比候文等更容易阅读。例如，明治初期成为畅销书的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的文体也是这样的汉文体。为了方便阅读，加上标点符号，修改了文字的使用方法。除此之外，法律、敕语等公文书也都是汉文训读调文体。明治时期，学生、官员、军人、新闻记者都写过这样的汉文训读调的文体。
进入大正时代，言文一致的口语体文章逐渐取代了汉文训读体风格。从江户开始的汉文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明治，进入大正时代之后，急速衰退。大正时代，是日本人的汉文水平在江户和明治的积累中用完，一下子进入了衰退的时代。
昭和21年11月3日（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宪法是用白话文撰写的。由此时开始，汉文训读调的文體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四、日本汉诗文的价值及意义
2000多年前，作为“权威材料”进入日本的汉诗文，从7世纪到19世纪作为创造财富的教养发挥了作用，从20世纪开始成为“消费品的教养”。即使在汉诗文是“消费品的教养”的江户时代，专业的汉学家也只占了人口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优秀且有品位的汉学者，为了让普通人也能阅读汉诗文，从生硬的内容到通俗易懂的书籍都使用了汉文训点。正因为这样，江户的俳谐师和说唱家从汉文书籍中汲取了素材，医生也能读汉方的医书，政治家也能详细了解中国的情况。直到今天，汉诗文还是“古老而新的智慧”的宝库。汉诗文的古典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在锻炼逻辑性的思考能力，磨炼辩才能力上都是非常好的材料。
在世界史上，有着优秀中产阶级的文明很强的经验法则。在英语中，日本的中产阶级没有适合的概念，但硬要追求接近的词的话，就是“文明”。西方近代文明的本质是全体国民的“文明化”;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国家;基督教徒的行动论和希腊罗马式的教养、作为文明的自豪，这三点一整套支撑着近代西方的文明社会。直到19世纪为止，在汉字文化圈中，只有日本才能培养出强大的中产阶级。武士道的行动伦理和汉文的教养，还有“大和魂”这三个集合，将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日本推向了近代化的国家。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20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和日本这样的三件套都一直崩塌到了今天。
纵观过去的文明国家，都有全国人民必读的几本书。凡是读书人，一定会有读过的几本书。这几本书是超越世代和社会阶级，不断被阅读的书。使用这几本书，并将其作为讨论的重点，是几本能和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进行热烈讨论的书。像这样的“数本书”，在过去的西方各国中，如《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就是这样的书。在幕末的日本，《论语》《日本外史》等汉籍就是这样的书。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有着超越世代和阶级共有的普遍教养体系，汉诗文在日本就呈现出这样的价值及意义。
五、结语
本文对日本人作为教养的汉诗文的价值及意义进行了诠释。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们，可以借鉴成为美谈佳话的模板——利用汉诗文，进行交流。其中之一的佳话，就是幕府末期，远渡上海的高杉晋作，虽然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却能用笔谈写汉文，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交换意见。还有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也与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用汉文笔谈。随着网络的发展，在电子邮件和网站上，汉字文化圈的人们在自己国家，也可以享受“笔谈”的条件已经具备。
现在，汉诗文在日本、中国、韩国掀起了一股安静的热潮。例如，在日本的“世界汉诗同好会”网站上，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有志之士成了发起人，进行着超越国界的新作汉诗文的交流。网络，对于作为“东方人教养”的汉诗文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媒介。
汉诗文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太难而无聊。但是，汉诗文可以成为与千年前的古人和千年后的子孙“对话”的交流工具。另外，随着网络和电子邮件的普及，以新形式的笔谈文化复活，也许可以推动汉诗文作为“东方世界语”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村上哲見.漢詩と日本人[M].东京：講談社，1994.
[2]加藤徹.漢文の素養[M].东京：光文社，2006.
作者简介：张彦萍，硕士学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近现代文学、文化比较、日本明治时期汉诗文。
【关键词】 日本;汉诗文;价值及意义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0-0036-04
日本学者加藤彻教授认为，当下正是重新审视汉诗文价值及教养之际。以下是其著述《汉文的素养》中的论点：在回顾过去长达2000多年日本人与汉诗文交往的历史，现在应该如何面对汉诗文并与其相适应，自然也就清楚了。汉诗文作为东方人的教养，作为创造财富的教养以及中流实务阶层的教养，这三点应该是21世纪汉诗文教养的应有形态。“汉字汉文就像米一样”，虽然有一些日本人认为，“汉文归根结底是外语”“汉字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文字”等主张，偶尔也有部分日本人排斥汉字和汉文。但是，这些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因为这样说就等于说“大米毕竟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作物，所以不要吃米饭了”一样的道理。的确，汉文是外语，但是，对于东方人来说，汉字是东方人的共有财产，汉诗文是东方人通过历史沉淀洗练后孕育而成的智慧结晶，必须要有这样广泛的认知。对于日本人来说，汉字和汉诗文就像米一样，如果美味，有营养的话，吃就可以了。实际上，日本人的祖先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接受汉字和大米的，汉诗文也是如此。
据此，本文以日本汉诗文作为研究视点，探究汉诗文在日本的价值及意义。
一、德川家康与“汉文的力量”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154—1616）这三位世人皆知的人物中，最后的赢家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夺取天下，而且只有他的政权作为江户幕府能够持续264年的秘诀，就在于其利用了“汉文的力量”。德川家康是战国武将，本身不会读写汉诗文。但是，他却很好地理解并巧妙地利用了“汉文的力量”。
德川家康第一次感受到“汉文的力量”是1572年的三方原之战。年轻时的德川家康与精通《孙子兵法》的武田信玄交战，遭遇了平生最大的惨败。武田家灭亡后，德川家康招募了武田家的遗臣，让他们研究武田信玄的兵法和军略。之后，又重用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儒学家，开辟了将儒学一派“朱子学”作为幕府官学的道路。
在德川家康政权之前的日本，作为知识的儒学虽然被广泛流传，但是，作为实践的儒学在日本是没有的。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不存在“士大夫阶级”。在日本，能够读懂儒教典籍的，是公家和寺家等与士大夫阶级相距甚远的人。直到战国时代，日本的武士都是与文化和道德无缘的野蛮人，就像“斩杀强盗是武士的习惯”这句话一样。织田信长放逐了足利义昭，明智光秀杀死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利用了织田信长的孙子三法师，德川家康灭亡了丰臣家，一种持续着下克上的连锁反应。德川家康思考，必须斩断这一连锁反应，让自己的子孙永久地维持政权的策略。在接受藤原惺窝的建议之后，德川家康构建了一个划时代的构想。这个构想的实施就是将中国的儒教——重视中华大义名分论的朱子学。德川家康把“朱子学”引入日本，让武士学习，对武士进行思想改造，将其改造成对主君绝对忠诚的“日本版士大夫阶级”。这一点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未曾想到过的主意。
庆长12年（1569—1633），德川家康试图实现这一构想，于是命令林罗山和临济宗的学僧金地院崇传，制造并使用日本最初的金属活字（骏河版铜制造活字），出版了与政治相关的大量汉籍。林罗山和金地院崇传，两人作为“方广寺钟铭事件”的策划人而闻名。“方广寺钟铭事件”指的是，在与丰臣家有渊源的方广寺的水池里，铸有汉文铭文。其中有“将家康一分为二，以使国家安定，丰臣家为君，享受繁荣”之意的一句汉文，德川家康认为，这句汉文铭文是在诅咒自己，于是进攻了大阪城。
自古以来，中国屡次发生被称为“文字狱”的笔祸事件。抓住汉诗文的只言片语，将撰写文字的人问罪，判叛逆罪的事件并不少见。但是，在此之前的日本，并没有通过“文字狱”来消灭政敌的想法。向德川家康灌输这种坏智慧的，也是精通汉诗文的智囊们。林罗山和金地院崇传，这两位智囊，策划了“方广寺钟铭事件”，目的就是让德川家康攻占大阪，计划成功。德川家康通过大阪冬、夏之战，灭亡了丰臣家，江户幕府统治体制从此坚如磐石，日本进入了真正的和平时期。在日本历史上，利用“汉文的力量”成功改造日本人思想的统治者，除了圣德太子之外的另一位，就是德川家康。
二、江户时代的汉诗文热潮
江户时代是继王朝时代之后，日本汉诗文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作为江户时期的汉诗文文化的特征，第一是汉文训读的技术向大众开放;二是掀起了历史上空前的汉籍出版热潮;第三是作为武士和百姓商人上层的中流实务阶级学习汉文;第四，汉文对俳句、小说、落语、戏剧等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五是汉文成为“创造财富的教养”。
室町时代之前，阅读汉诗文只有少数的汉学者，汉文训读的方法，例如，训点的打法被认为是平安时代以来汉学者家的秘传。从江户时代开始，训点的打法，向大众公开，人们熟悉的“零点”“十二点”“送假名”等等的实施，标有训点的汉籍得以广泛出版。不过，即使在江户时代，不同流派的汉文训读也有其独特的“阅读习惯”，并没有完全统一。无论是江户初期的文之点，还是后期的一斋点，都与今天的汉文训读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另外，现行的日本高中教科书等使用的汉文训读法，是明治45年文部省依据《文部省关于汉文的调查报告》提出实施的方案。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闭关锁国，但日本的知识分子却积极地收集了国外的情报。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读了纯正的汉文，从朝鲜和中国进口汉籍，贪婪地吸收了知识。甚至连在中国国内被禁止出版的书籍，在日本的书店也面向普通人出售。例如，朝廷史官将皇帝的事迹记录下来的《实录》，在中国国内是国家机密处理，一般人禁止观看或出版。然而，江户时代的日本书店却堂而皇之地销售着中國国家机密的实录。以清代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帝三代皇帝的实录为基础，在日本编纂的《清三朝实录录要》和《清三朝事略》就是这样。这些书的原始资料是在宝历13年（1763年），悄悄地被运到长崎的实录。当时的日本和清朝没有建交，所以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出现。 另外，明末清初，《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生动记录了清军屠杀汉族的情景，在清朝被禁止的书籍，仅仅保留就已经成为死刑，而这些汉籍也在日本出版，被广泛阅读。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和清朝建立了平等的邦交后，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对在中国不能读到的书籍，能在日本简单地读到感到震惊。知识分子争相购买了《清三朝实录采用》和《清三朝事略》。年轻的留学生们来到日本才知道《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的存在，读了这些后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被称为中国夏目漱石的文学家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过。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同时期留学的同伴在东京及其他地方的图书馆抄写过《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印刷之后送到了中国。这两本从日本逆向出口的书被用作“灭满兴汉”运动的起爆剂。
不仅是这种政治性的書籍，江户时代的日本还经由长崎进口了各种类型的汉籍，并在日本国内出版。虽然儒学难懂的经学书籍也被引入，但通俗的文艺书籍、婆罗之小说、乐谱、笑话集等通俗书籍也被引入，通过汉文训读被广泛阅读。这样的俗书，在中国本土一册不留地散失，却在日本存在，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江户时代的汉文热潮，不仅对日本、对东亚的历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户时代，成为日本汉诗文文化中心的是武士和平民商人的上层。汉学者中也有很多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像赖山阳、佐久间象山之类的汉学家，他们所创作的汉诗文皆是佳作，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江户时代，不是学者的武家和平民也喜欢汉诗文，并创作汉诗文。
江户时代的汉文风潮的策划人是德川家康。他的孙子光圀开创了幕府末期讨伐运动原动力之一的“水户学”潮流，可以说是命运的讽刺。光圀，俗称“水户黄门”的“黄门”是“中纳言”（日本官位）的中国式的官位叫法。包括他在内，当时的诸侯从京都的朝廷，以名誉职位获得了官位。晚年的水户黄门漫游各国的故事，是后世说书人创作的故事。从江户时代中期到幕府末期，汉学也深入到了下级武士和平民商人的上层，也就是中产实务阶级。幕府末期，不仅是武士和商人，就连农民也想要学习汉文。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在其著作《日本论》中谈到了以下逸闻：1916年或1917年的某一天，戴季陶拜访了福冈出身的贵族院议员杉田定一的家。客厅里装饰着孔子像，杉田就这座雕像的由来，讲述了以下逸闻。直到江户时代，杉田的家还是农民。杉田的父亲是个善良的人，认为人人都应该拥有知识的想法，于是，杉田的父亲把汉学的老师请到家里，给村里的农民教授汉文。得知这件事的藩武士勃然大怒，认为以百姓的身份读书是僭越之事，结果杉田的家被破坏，汉学的老师逃走了，耕作权也被没收了。据说这个孔子像是在那个时候拼了命夺取的。
江户末期，不仅是下级武士，就连流氓头目和农民也学习了汉文。在当时的汉字文化圈中，这样的中产阶级只在日本得以发展。日本能快速进入近代化并成功的理由也在于此。如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没有将儒学作为官学的构想，如果日本没有汉文训读这一独特的文化，日本近代化的推进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三、日本汉诗文与中国
（一）幕末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
汉语原本是中国汉民族的语言。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也会像日本汉语、朝鲜汉语、越南汉语等那样，在各个国家组合汉字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关于日语汉语，有和制汉语、新汉语等各种各样的别称。每个含义也因撰写文章的作者而有微妙的不同。在日本，将日本汉语和日本制汉语、新汉语这三个词定义如下。
和制汉语是如“一応”（大体上）、“家来”（家臣）、“尾笼”（粗俗，没礼貌）等与日本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独特汉语。有很多中国人读了也不懂的汉语。在翻译新汉语“科学”“新化”“经济”“自由”“权利”“民主主义”等近代西方概念和文明的过程中，日本人发明了与近代西方概念相匹配的汉语。而这次汉语也输入到了中国和朝鲜，这些是很多中国人读了也懂的汉语。日本汉语是和制汉语和新汉语的总称。
新汉语是从江户到明治时期，日本学者们发明的汉语。在清朝末期的中国，也出现了西方文明词的汉译。例如，telephone（电话）被翻译成“德律风”，evolution（进化）被翻译成“天演”。然而，清末也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中国人下了功夫翻译的汉语被淘汰了，在中国也就那样使用日本人发明的新汉语。电话是“泰恩霍亚”，进化是“金霍亚”，发音是中文，文字是日语。与此同时，“手続”“取消”“场合”等和语也作为外来语被中文吸收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兆忠教授在《人民中国》中阐述现代汉语的“高级词汇”，实际上有一半以上是日语汉语。例如，在中文中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纯粹的中国汉语只有“中华”“规定”“的”“和”“人民”“共和国”“宪法”“权利”“义务”是来自日本汉语的借用语。如果不使用日语汉语的话，今天的中国人将无法生活。例如，有统计显示，“金融”“投资”“抽象”等现代汉语中与社会科学相关的词汇的60%—70%来自日语。纵观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众多国家和民族，像这样创造性地“替换”汉字，建立另一个汉字王国，并且又向中文的故乡“报恩”的只有日本……如果日本没有借用汉字来置换西方的概念，那么现代汉语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概会缺乏准备、刺激和营养，而难以很快进入“近代化”了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决不能忘记日语对中文的“报恩”之功。
在清朝末期的中国，在西洋概念的汉译上下功夫的主要是被称为士大夫的上流知识分子阶级。另一方面，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在日本发明新汉语的是中产阶级。发明了许多新汉语的西周是藩医之子，福泽谕吉是下级藩士之子，中江兆民是足轻之子，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西周和福泽年轻的时候，学习了当时必需的教养汉诗文。中江兆民，因为没有少年时代的学习环境，所以在将卢梭的《民约论》翻译成日语的时候，特意重新进入汉学院学习汉文。他们发明的新汉语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都具备扎实的汉语的素养。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汉文是“作为创造财富的教养”。对于日本的中产阶级来说，汉诗文不是风雅的爱好，而是为了在现实社会工作的创造性的教养。在明治时期活跃的人物中，有很多人都是巧妙地运用汉诗文的。例如，政治家的伊藤博文和副岛种臣。大文豪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军人的山县有朋、乃木希典、广濑武夫。生于幕末维新时期的他们，不仅能读汉诗文，还能写汉诗文。这些都是得益于江户时代对汉诗文的积累所致。
（二）成为日语标准的汉文训读调文体及其终结
江户时代的日本书信和公文都是用候文来写的。例如，日语的“ございます（有）”用“御座候”，“～なさってください（请做～）”用“可レ被二成下候”，是一种夹杂了变体汉文的文体。但是，明治以后，作为新的国民文体，汉文训读的文体普及，被称为“普通文”。明治时期的国民文体之所以成为汉文训读调，是因为幕府末期志士的爱读书籍大多是用汉文书写的。例如，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明治政府将儒教作为国家建设构想的理念加以利用。如果习惯了汉文训读调的文体，比候文等更容易阅读。例如，明治初期成为畅销书的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的文体也是这样的汉文体。为了方便阅读，加上标点符号，修改了文字的使用方法。除此之外，法律、敕语等公文书也都是汉文训读调文体。明治时期，学生、官员、军人、新闻记者都写过这样的汉文训读调的文体。
进入大正时代，言文一致的口语体文章逐渐取代了汉文训读体风格。从江户开始的汉文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明治，进入大正时代之后，急速衰退。大正时代，是日本人的汉文水平在江户和明治的积累中用完，一下子进入了衰退的时代。
昭和21年11月3日（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宪法是用白话文撰写的。由此时开始，汉文训读调的文體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四、日本汉诗文的价值及意义
2000多年前，作为“权威材料”进入日本的汉诗文，从7世纪到19世纪作为创造财富的教养发挥了作用，从20世纪开始成为“消费品的教养”。即使在汉诗文是“消费品的教养”的江户时代，专业的汉学家也只占了人口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优秀且有品位的汉学者，为了让普通人也能阅读汉诗文，从生硬的内容到通俗易懂的书籍都使用了汉文训点。正因为这样，江户的俳谐师和说唱家从汉文书籍中汲取了素材，医生也能读汉方的医书，政治家也能详细了解中国的情况。直到今天，汉诗文还是“古老而新的智慧”的宝库。汉诗文的古典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在锻炼逻辑性的思考能力，磨炼辩才能力上都是非常好的材料。
在世界史上，有着优秀中产阶级的文明很强的经验法则。在英语中，日本的中产阶级没有适合的概念，但硬要追求接近的词的话，就是“文明”。西方近代文明的本质是全体国民的“文明化”;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国家;基督教徒的行动论和希腊罗马式的教养、作为文明的自豪，这三点一整套支撑着近代西方的文明社会。直到19世纪为止，在汉字文化圈中，只有日本才能培养出强大的中产阶级。武士道的行动伦理和汉文的教养，还有“大和魂”这三个集合，将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日本推向了近代化的国家。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20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和日本这样的三件套都一直崩塌到了今天。
纵观过去的文明国家，都有全国人民必读的几本书。凡是读书人，一定会有读过的几本书。这几本书是超越世代和社会阶级，不断被阅读的书。使用这几本书，并将其作为讨论的重点，是几本能和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进行热烈讨论的书。像这样的“数本书”，在过去的西方各国中，如《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就是这样的书。在幕末的日本，《论语》《日本外史》等汉籍就是这样的书。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有着超越世代和阶级共有的普遍教养体系，汉诗文在日本就呈现出这样的价值及意义。
五、结语
本文对日本人作为教养的汉诗文的价值及意义进行了诠释。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们，可以借鉴成为美谈佳话的模板——利用汉诗文，进行交流。其中之一的佳话，就是幕府末期，远渡上海的高杉晋作，虽然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却能用笔谈写汉文，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交换意见。还有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也与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用汉文笔谈。随着网络的发展，在电子邮件和网站上，汉字文化圈的人们在自己国家，也可以享受“笔谈”的条件已经具备。
现在，汉诗文在日本、中国、韩国掀起了一股安静的热潮。例如，在日本的“世界汉诗同好会”网站上，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有志之士成了发起人，进行着超越国界的新作汉诗文的交流。网络，对于作为“东方人教养”的汉诗文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媒介。
汉诗文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太难而无聊。但是，汉诗文可以成为与千年前的古人和千年后的子孙“对话”的交流工具。另外，随着网络和电子邮件的普及，以新形式的笔谈文化复活，也许可以推动汉诗文作为“东方世界语”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村上哲見.漢詩と日本人[M].东京：講談社，1994.
[2]加藤徹.漢文の素養[M].东京：光文社，2006.
作者简介：张彦萍，硕士学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近现代文学、文化比较、日本明治时期汉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