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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較文学理论研究历来困难重重，学科独立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屡屡出现的比较文学危机也让这门学科一直陷入自身焦虑的状态，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无疑也成为了向前发展的绊脚石，本文试以《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为蓝本，从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关系、比较文学的本土化研究和比较文学学者的自我要求三个方面管窥比较文学的历史与未来，在追溯比较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其日后的发展方向稍作初探。
【关键词】 比较文学危机;比较文学本土化研究;比较文学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0-0044-03
一、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关系
“一方面，文学摆脱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地位，是文学得以发展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文学世界本身又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性，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现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6]86，比较文学在法国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一蹴而就，早期法国作家在中世纪已经产出了不少文学巨作，这些巨作奠定了法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在欧洲民族国家建立时期，法语就可以获得与拉丁文同样的地位。
尽管当时的世界文学还局限在欧洲文学领域，但是深厚的文学背景和强有力的民族语言地位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涌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他们试图摆脱拉丁文和教会的束缚，建立一种文学与王权的统治关系。
正是这种文学与王权的密切联系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以法国文学为中心和以民族主义为基础。
历史的脉络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二战后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文学不仅仅是政治服务的工具，文学研究从内部转向外部，拓宽到文化社会领域，比较文学出现了“泛文化”现象，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出现显示出文化身份认同和性别政治危机。
法国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缺少复杂而深刻的政治历史条件，人们又应该以怎样的形式融入比较文学的潮流中去呢？
答案已不言自明，即用普遍性的文学理论促进中西方文学交流，将西方文学理论合理地运用到中国文学文本当中时，应追溯理论产生的基本问题和文化前提，深究“第一层次的原理论问题”，把文学放入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纵向的历时研究来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学东渐，当时大量异域文学的翻译与阐释促进了本土文学和异域文学的交流。
而后在启蒙国民觉醒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努力阐发尼采的哲学思想，审视外来文化的优势，“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5]12，文学由此成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以诗证史和诗言志的思想也深深扎根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五四运动也为比较文学在中国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借用了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实证主义历史比较方法，比较文学被视作是古典文学的延异，文学研究不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动态系统的，这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认知范畴，比较文学研究不仅仅是跨民族跨国别，更是细致入微地研究西方古代思想是如何过渡到中世纪思想和现代思想，或者说中国文学又是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二、比较文学的本土化研究
泛文化现象让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转向跨学科和跨文化，“文学已死”和“比较文学的危机”等观点开始涌现，但是唱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表达了学者们重拾文学性的愿景，另一方面，也为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指明了新的道路，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忽视其他非欧洲地区的文学研究，东亚文学研究更是一大空缺。
当第一次谈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时，书中用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读中国小说和诗歌的体验来举例，歌德之所以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亲和力，正是因为他与中国文学作品的深度交流，不在场的文学文本交流正是跨越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的意义。
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由来已久，中国文学和文化被视为“根本的他者”，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更是被视为“中西比较文学乌托邦式的设想”[6]43。
这种歧视的根源之一在于中西方内在思维的差异，在书写形式上表现为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差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以语音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独有，中国文明则是完全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与西方具有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 ‘异己者’”[8]366。
要摆脱不同文学语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西方学者都要做出一番努力，西方学者不能抱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中国学者要树立文化自信，让中西方比较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就是世界文学得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产生的条件。”[6]88
在书中，他还提供了比较文学本土化研究的可行范式，一方面，通过借鉴纪廉（Claudio Guillén）《比较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三种模式，即共同文化前提、共同社会历史条件和共同问题的比较，他认为第三种模式为中西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6]49，比较文学本土化研究还应考虑到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密切关系，比较文学批评大多借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一方面，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论或多或少也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缺少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文论并不是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阐释散落在不计其数的书牍、诗话、注疏和旁注中，大多数的中国文论与诗歌有关，鲜有与戏剧和小说有关的中国文论，注重直觉的感性和语言的诗意，表意时常模糊不清等等，这些也带来了研究的局限性。 但是如果一味地借用西方文论，必须要思考，“对各国别作家与作品的批评，对于不谙原文的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来自一种文学的批评标准，可能不适用于另一种文学;反之，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可能展示出哪种批评概念是世界性的，哪种概念是限于某几种文化传统的，而哪种概念是某一特殊传统所独有的。”[4]3
在去年的比较文学研究论坛中，比利时学者西奥·德汉（Theo D’haen）教授指出，“文学阐释中处处都存在着变异，不仅在不同文化之间，而且在相同文化的不同时间维度上，也存在阐释变异现象，其他非西方文化中没有史诗或者悲剧文学体裁，并不意味着文学或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我们不应当从西方文学文论的角度来看待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文化”[2]173。
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多遵循求同存异，但是现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化过滤和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理解的差异，将异质性作为可比性也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朱利安认为，“可比性不应该建立在同源性、类同性等因素之上，当然也不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应当摆脱同与异的纠缠，将可比性建立在他者性基础上，回归事物本身的存在样态，从根本上转换比较视域”[1]3，工具理性的觀点往往是从主体出发构造外部世界，由此形成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往的求同的比较文学的研究限制于工具理性的传统思想，强化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比较文学变异学逐渐转向交往理性的思维，从他性界定主体，关注主体间性，在差异中寻求间距。
三、比较文学学者的自我要求
比较文学学科的自身发展离不开比较文学学者默默付出和辛勤耕耘，比较文学的继续发展也向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自我要求。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归纳这些要求，这四个方面包括发现、解释、接受和流通。
首先，为了找到不同文学之间的可比性，比较文学的学者们需要精通多种语言，从中西方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必须精通汉语，不能“失语”为借口，同时也需要掌握英语和其他外语，能够脱离翻译阅读国外原著，以便能从多元视角去挖掘文本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代表人法国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曾说，一位比较文学工作者“应能够流利地读和他的研究有关系的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的原文……他能读的文字愈多，他便愈容易解决那些表面上最狭窄的命题”。[3]43
其次，为了尽可能地摆脱注释，比较文学学者也需要学习阐释学和叙事学，以求挖掘文本的深层内涵与历史文化联系。
传统的阐释学基于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现象学，他们认为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作家写作的本意，回溯当时的历史，以求完全排除主观意识。但是先结构的主观意识其实不可避免的，未定的暗含读者所包含的文本阐释的各种可能性才是阐释学研究的目的[7]200。
知晓阐释的目的之后，要做到准确清晰地阐释，还要下一番苦功，在熟知文学流派、风格和作家的同时，还须研究者还应有广博的文史哲知识储备，探讨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同的媒介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再次，国外读者可以通过翻译来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但中西方内在思维的不同也向比较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古代文本和现代文本中的差异也是研究者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地方，“了解文本的历史会有助于我们理清在我们的价值和古代作者的价值之间不同程度的差异”[6]7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在重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8]3，无论是德国的接受文学还是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他们都十分重视读者的建设性作用，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读者的地位已经不容小觑。
最后，文学翻译的问题不仅影响文学接受也会直接影响到文学流通，“那使他们的作品在外国风行传诵的，是那远胜于实际之力量的传说的力量。比较文学家应该考察的，不是他们实在是怎样，却是他们被别人认为怎样”[3]45，白居易和杜甫的诗歌在国外的流通程度就是一个契合的例子，白居易的诗相较于杜甫的诗更加通俗易懂，在国外白居易的诗更能被大众读者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的诗没有欣赏价值，当然，世界文学的流通也不仅由翻译和流通界定，作品内容的思想价值和文字的审美价值也是关键的考量因素。
四、结语
诚然，《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只是浅尝辄止，但是张隆溪对中西比较文学的细致梳理，闪现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真知灼见，正如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无论是求同还是变异的比较方法，目的还是在于辩证地审视本土和他国的文学和文化。
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发展让比较文学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作为一门自身焦虑的学科，比较文学也正是在焦虑中不断向前发展，研究范畴从以欧洲为中心拓展到非欧洲地区，研究对象从一对一转向综合研究，研究方法从求同转向变异，理论基础也慢慢从以西方文论为中心转向中西文论的综合运用，也正是比较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吸引着学者们踽踽前行。
参考文献：
[1]曹顺庆，王超.“间距/之间”理论与比较文学变异学[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1-9.
[2]杜红艳.比较文学的未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比较文学变异学分论坛会议综述[J].当代外国文学，2020，（02）：171-176.
[3]梵第根.比较文学论[M].戴望舒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43.
[4]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
[5]鲁迅著.顾明远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鲁迅教育文库[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2.
[6]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3，49，75，86，88.
[7]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6：200.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66.
作者简介：刘洋诺，女，汉族，湖南岳阳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危机;比较文学本土化研究;比较文学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0-0044-03
一、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关系
“一方面，文学摆脱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地位，是文学得以发展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文学世界本身又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性，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现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6]86，比较文学在法国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一蹴而就，早期法国作家在中世纪已经产出了不少文学巨作，这些巨作奠定了法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在欧洲民族国家建立时期，法语就可以获得与拉丁文同样的地位。
尽管当时的世界文学还局限在欧洲文学领域，但是深厚的文学背景和强有力的民族语言地位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涌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他们试图摆脱拉丁文和教会的束缚，建立一种文学与王权的统治关系。
正是这种文学与王权的密切联系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以法国文学为中心和以民族主义为基础。
历史的脉络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二战后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文学不仅仅是政治服务的工具，文学研究从内部转向外部，拓宽到文化社会领域，比较文学出现了“泛文化”现象，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出现显示出文化身份认同和性别政治危机。
法国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缺少复杂而深刻的政治历史条件，人们又应该以怎样的形式融入比较文学的潮流中去呢？
答案已不言自明，即用普遍性的文学理论促进中西方文学交流，将西方文学理论合理地运用到中国文学文本当中时，应追溯理论产生的基本问题和文化前提，深究“第一层次的原理论问题”，把文学放入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纵向的历时研究来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学东渐，当时大量异域文学的翻译与阐释促进了本土文学和异域文学的交流。
而后在启蒙国民觉醒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努力阐发尼采的哲学思想，审视外来文化的优势，“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5]12，文学由此成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以诗证史和诗言志的思想也深深扎根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五四运动也为比较文学在中国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借用了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实证主义历史比较方法，比较文学被视作是古典文学的延异，文学研究不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动态系统的，这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认知范畴，比较文学研究不仅仅是跨民族跨国别，更是细致入微地研究西方古代思想是如何过渡到中世纪思想和现代思想，或者说中国文学又是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二、比较文学的本土化研究
泛文化现象让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转向跨学科和跨文化，“文学已死”和“比较文学的危机”等观点开始涌现，但是唱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表达了学者们重拾文学性的愿景，另一方面，也为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指明了新的道路，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忽视其他非欧洲地区的文学研究，东亚文学研究更是一大空缺。
当第一次谈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时，书中用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读中国小说和诗歌的体验来举例，歌德之所以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亲和力，正是因为他与中国文学作品的深度交流，不在场的文学文本交流正是跨越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的意义。
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由来已久，中国文学和文化被视为“根本的他者”，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更是被视为“中西比较文学乌托邦式的设想”[6]43。
这种歧视的根源之一在于中西方内在思维的差异，在书写形式上表现为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差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以语音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独有，中国文明则是完全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与西方具有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 ‘异己者’”[8]366。
要摆脱不同文学语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西方学者都要做出一番努力，西方学者不能抱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中国学者要树立文化自信，让中西方比较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就是世界文学得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产生的条件。”[6]88
在书中，他还提供了比较文学本土化研究的可行范式，一方面，通过借鉴纪廉（Claudio Guillén）《比较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三种模式，即共同文化前提、共同社会历史条件和共同问题的比较，他认为第三种模式为中西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6]49，比较文学本土化研究还应考虑到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密切关系，比较文学批评大多借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一方面，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论或多或少也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缺少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文论并不是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阐释散落在不计其数的书牍、诗话、注疏和旁注中，大多数的中国文论与诗歌有关，鲜有与戏剧和小说有关的中国文论，注重直觉的感性和语言的诗意，表意时常模糊不清等等，这些也带来了研究的局限性。 但是如果一味地借用西方文论，必须要思考，“对各国别作家与作品的批评，对于不谙原文的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来自一种文学的批评标准，可能不适用于另一种文学;反之，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可能展示出哪种批评概念是世界性的，哪种概念是限于某几种文化传统的，而哪种概念是某一特殊传统所独有的。”[4]3
在去年的比较文学研究论坛中，比利时学者西奥·德汉（Theo D’haen）教授指出，“文学阐释中处处都存在着变异，不仅在不同文化之间，而且在相同文化的不同时间维度上，也存在阐释变异现象，其他非西方文化中没有史诗或者悲剧文学体裁，并不意味着文学或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我们不应当从西方文学文论的角度来看待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文化”[2]173。
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多遵循求同存异，但是现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化过滤和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理解的差异，将异质性作为可比性也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朱利安认为，“可比性不应该建立在同源性、类同性等因素之上，当然也不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应当摆脱同与异的纠缠，将可比性建立在他者性基础上，回归事物本身的存在样态，从根本上转换比较视域”[1]3，工具理性的觀点往往是从主体出发构造外部世界，由此形成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往的求同的比较文学的研究限制于工具理性的传统思想，强化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比较文学变异学逐渐转向交往理性的思维，从他性界定主体，关注主体间性，在差异中寻求间距。
三、比较文学学者的自我要求
比较文学学科的自身发展离不开比较文学学者默默付出和辛勤耕耘，比较文学的继续发展也向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自我要求。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归纳这些要求，这四个方面包括发现、解释、接受和流通。
首先，为了找到不同文学之间的可比性，比较文学的学者们需要精通多种语言，从中西方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必须精通汉语，不能“失语”为借口，同时也需要掌握英语和其他外语，能够脱离翻译阅读国外原著，以便能从多元视角去挖掘文本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代表人法国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曾说，一位比较文学工作者“应能够流利地读和他的研究有关系的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的原文……他能读的文字愈多，他便愈容易解决那些表面上最狭窄的命题”。[3]43
其次，为了尽可能地摆脱注释，比较文学学者也需要学习阐释学和叙事学，以求挖掘文本的深层内涵与历史文化联系。
传统的阐释学基于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现象学，他们认为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作家写作的本意，回溯当时的历史，以求完全排除主观意识。但是先结构的主观意识其实不可避免的，未定的暗含读者所包含的文本阐释的各种可能性才是阐释学研究的目的[7]200。
知晓阐释的目的之后，要做到准确清晰地阐释，还要下一番苦功，在熟知文学流派、风格和作家的同时，还须研究者还应有广博的文史哲知识储备，探讨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同的媒介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再次，国外读者可以通过翻译来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但中西方内在思维的不同也向比较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古代文本和现代文本中的差异也是研究者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地方，“了解文本的历史会有助于我们理清在我们的价值和古代作者的价值之间不同程度的差异”[6]7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在重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8]3，无论是德国的接受文学还是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他们都十分重视读者的建设性作用，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读者的地位已经不容小觑。
最后，文学翻译的问题不仅影响文学接受也会直接影响到文学流通，“那使他们的作品在外国风行传诵的，是那远胜于实际之力量的传说的力量。比较文学家应该考察的，不是他们实在是怎样，却是他们被别人认为怎样”[3]45，白居易和杜甫的诗歌在国外的流通程度就是一个契合的例子，白居易的诗相较于杜甫的诗更加通俗易懂，在国外白居易的诗更能被大众读者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的诗没有欣赏价值，当然，世界文学的流通也不仅由翻译和流通界定，作品内容的思想价值和文字的审美价值也是关键的考量因素。
四、结语
诚然，《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只是浅尝辄止，但是张隆溪对中西比较文学的细致梳理，闪现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真知灼见，正如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无论是求同还是变异的比较方法，目的还是在于辩证地审视本土和他国的文学和文化。
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发展让比较文学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作为一门自身焦虑的学科，比较文学也正是在焦虑中不断向前发展，研究范畴从以欧洲为中心拓展到非欧洲地区，研究对象从一对一转向综合研究，研究方法从求同转向变异，理论基础也慢慢从以西方文论为中心转向中西文论的综合运用，也正是比较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吸引着学者们踽踽前行。
参考文献：
[1]曹顺庆，王超.“间距/之间”理论与比较文学变异学[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1-9.
[2]杜红艳.比较文学的未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比较文学变异学分论坛会议综述[J].当代外国文学，2020，（02）：171-176.
[3]梵第根.比较文学论[M].戴望舒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43.
[4]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
[5]鲁迅著.顾明远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鲁迅教育文库[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2.
[6]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3，49，75，86，88.
[7]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6：200.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66.
作者简介：刘洋诺，女，汉族，湖南岳阳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