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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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的修订，列入“抓紧时间研究起草、待条件成熟时适时安排审议”的30件法律草案之一。根据以往立法惯例，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法规范，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法律修订的应有之义。而盛名在外的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也很自然地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然而，法条“拿来主义”的便利，往往使我们忽略了法条借鉴本身固有的困难和危险，甚至使我们对全面了解他国立法的种种不易也视而不见。本文试图通过客观的阐析，揭开特拉华州“公司法神话”的面纱，并以此为基础，对时下的我国公司法修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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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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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的修订，列入“抓紧时间研究起草、待条件成熟时适时安排审议”的30件法律草案之一。根据以往立法惯例，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法规范，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法律修订的应有之义。而盛名在外的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也很自然地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然而，法条“拿来主义”的便利，往往使我们忽略了法条借鉴本身固有的困难和危险，甚至使我们对全面了解他国立法的种种不易也视而不见。本文试图通过客观的阐析，揭开特拉华州“公司法神话”的面纱，并以此为基础，对时下的我国公司法修订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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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法律传统与共产党的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形成了政法不分、互相配合的政法传统。这一传统下形成的信访制度对新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影响深远。缠讼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实务界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现象层面。这种简单的认识无法使我们将缠讼与中国封建社会中某些时代、特定地方民间“好讼之风”区别开来；将缠讼与当今社会中受“起诉你的邻人”之鼓动的“滥讼行为”区别开来：将缠讼与西方社会某个历史时期的“诉讼爆炸”区别开来。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颁布近一百年后，世界上又诞生了另一部伟大的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为世界民法典之林增添一部杰作的同时，这部著名的法典也给人平添了一丝侵权行为法领域中的烦恼。因为该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的义务。”从此，侵权行为法学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智慧在“过错(fault；Verschulden)”与“违法性(unlawfialness；Rechtswidrigkeit)”这两个概念之间周旋，
在美国，律师一直是一个令人垂涎的黄金职业。翻阅美国百余年来诸多风云人物的个人档案不难发现，其中大都有过做律师的经历。美国历届总统中有23位、历届州长中的过半数曾做过律师；美国历届参议员中的绝大多数、众议员中的三分之二为律师出身。此外，美国的法官一般要从律师中遴选，检察官一般都由持有律师资格的人担任。简而言之，律师构成了美国社会中最为富有、也最具权势的群体：他们不仅仅在国会、政府和法院当中占据要职，在商业活动里频频现身，而且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也起着主导作用。以至于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当今的美国，乃是律师的国家
对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众多的日本来说，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将如何生存，一直是缠绕在日本政府和国人心头无法释怀的情结。为了提升整个日本社会经济和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为了日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2002年2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Koizurmi)
2002年牡丹江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在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控辩双方除了对抗之外居然有基于权利处分的诚信合作，还可以就罪刑问题私下协商，在诉讼中作出有罪妥协：而且，这种具有后结构主义观念的司法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自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立法者与实务界自觉不自觉地作出的许多努力，如确立简易程序、实践普通程序简化审、倡导证据开示制度等等，都是一反“控辩双方誓不两立”之常态，致力于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与正义的妥协。
在依法治国目标的指引下，我国正经历着法律在社会中功能逐渐增大的“法化现象”，诉讼和审判作为实现公民权利的最终和最重要的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的治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作用的仰赖空前增强，司法必须面对和处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司法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限度，现实中的司法既可能偏离立法者对司法的要求和期盼，也可能与当事人理想中司法万能的形象发生偏差。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两个现实的案例，然后
从宪法规定及理论上，中国实行单一制的民主集权制，并没有明确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一般认为国家的政策、法律应在各地有着基本同样的执行。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政策是以“放权让利”为起点和重要内容的，特别在财政领域，这对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和实践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此有许多深入的探讨，也有许多论者在法学上讨论中央地方关系，以中央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或实践运作为讨论的主题，以宏观或微观的具体法律制度、理论为着眼点，研究这些理论、法律制度对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适当性和有效性。
建立一个以消除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障碍为标志的共同市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适合市场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因为间接税影响货物的自由流动，直接税影响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经过多年的努力，欧盟税收法律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促进了共同市场的发展。本文拟对欧盟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特点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讨。
从制度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不动产权利转让普遍具有注重形式的偏好，即当事人必须将特定言辞、行为、象征物等仪式化因素引入到转让过程中，转让因此具有公开性，否则转让交易就不能产生人们意欲的结果，这种偏好被称为“形式主义”。这种如此注重权利移转形式的做法，不仅让我们想到德国法系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的钟爱，与上述的“形式主义”相同，没有登记此种外在于当事人意思的形式媒介的协助，不动产物权变动即不可能成功，基于此种特点，我也将德国法系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称为“形式主义”。
合同是私法自治的工具，私主体通过合同来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正是无数的私人合同行为，构筑了市场，并有效地配置着社会资源。合同当事人通过沟通形成合意，并根据该合意的内容行事。但是，沟通是否成功，合意的内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