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同故事叙述，是经典叙事学的一个概念，是“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层面的叙述。当人物——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时，同故事叙述可以进一步确定为对自身故事的叙述。①《驿路梨花》的叙述者“我”叙述了在自己与同行老余在哀牢山南段的深山中一间小屋借宿一天的经历，包括行山之苦与焦虑、梨花林中的小屋、所遇瑶族老猎人、哈尼族小姑娘以及他们的故事。“我”是故事中的人物之一，和老余、瑶族老猎人、哈尼小姑娘同在一个故事中，同时也是叙述者，因此，这是同故事叙述。同故事叙述，叙述者作为人物参与到故事情节中，与故事中人物打交道，有对话和感情的沟通，同时向读者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②在《驿路梨花》中，叙述者“我”是严格遵循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的，由此故事情节产生了一波三折的效果。
　　同故事叙述者“我”是一个带路人，读者在“我”的眼光指引下，沿着线性叙述顺序，跟着“我”经历了在小屋借宿的经过，也看完了“我”所看到的老猎人、哈尼族小姑娘等人助人为乐的行为和高贵品质。因为是严格的第一人称限知性叙述，“我”所不知道的、没有搞明白的事，读者也随之不知道，于是故事产生了一波三折的叙述效果，悬念迭起，引人入胜。
　　故事中悬念迭起与围绕揭示故事的聚焦点而展开的情节布局有关。福斯特认为：“布局良好的情节应该包含某些‘秘密’，随着故事情节发展，‘秘密’将显现在读者面前，并且使得整个故事体现出完整的结构之美。”③在《驿路梨花》一文中，故事的聚焦点显然是梨花林中的“屋子的主人是谁”，而主要的故事情节就是揭开这个“秘密”的答案，形成了“设悬——释疑——再设悬——再释疑”的结构布局。文中“我”行经的路途都是“陡峭的山，茂密的树林”，在“我”和同行人老余担心赶不到太阳寨歇息而感到焦虑之时，老余发现了坐落在梨花林的小屋，“我”和老余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歇息和补给。在吃饱喝足之时，“我”产生了疑问——在荒山野岭之处，怎么会有这样一间“有干柴，有米，有盐巴，有辣子”的供应齐全的小屋呢？在这里，关于“屋子主人是谁”的悬念产生，并贯穿全文。在边境生活多年的老余猜测屋子的主人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这是关于“主人是谁”的第一个猜测。这时刚好到小屋子送粮食的瑶族老猎人“错误”地出现了，结果被“我”和老余误认为是屋子的主人。此时第一个意外产生了——老猎人解释自己并不是屋子的主人，关于屋子主人的悬念还没有解除。知道我们的疑惑，老猎人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叙述，在老猎人的叙述中，“我”和老余得知老猎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这间屋子的“受照料者”以及他此行的目的——送粮食到小屋，以方便后来人，并从老猎人的叙述中知晓了屋子的主人是“对门山上一个叫梨花的哈尼族小姑娘”，这是关于“主人是谁”的第二个猜测。于是我们都十分期待能见到这位心地善良的哈尼小姑娘。果然在第二天，老猎人口中的屋子主人——哈尼小姑娘来到了小屋，但此时第二个意外出现了——她们也解释自己并不是屋子的真正主人，悬念继续保持。随后在哈尼小姑娘的叙述中，我们最终得知屋子的主人和有关屋子的故事——小屋子原是过路的解放军盖的，而哈尼族姑娘梨花在得知解放军盖房子的初衷后“常常趁砍柴、拾菌子、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在姐姐梨花出嫁后，小姑娘就接过了姐姐梨花的任务来照料小屋，至此，前面关于屋子主人的猜测真相大白，悬念最终结束。其中，谜一样的“屋子的主人”始终位于故事的中心，与文本中的人物形成各种关系：解放军是屋子的始创者、哈尼族小姑娘梨花和妹妹她们是屋子的维护者、“我”和老余、老猎人既是屋子的“受照料者”，为了传承助人为乐的精神，随后也加入到屋子的维护者当中。围绕故事聚焦点而展开故事层次分明，情节一波三折，意外迭起，引人入胜。
　　而故事的情节之所以引人入胜，产生一波三折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叙述者“我”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下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隔膜。这是一种艺术效果，只有严格地按照第一人称的限知叙述视角叙述才能形成如此效果。比如，对于屋子主人是哈尼姑娘梨花的猜测，“我”是完全从瑶族老猎人的话语“我到处打听小茅屋的主人是哪个，好不容易才从一個赶马人那里知道个大概，原来对门山头上有个名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她说这大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寨，她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中得知的。再比如“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这也都是“我”所看见的，并由此而产生“她一定是梨花”的想法。由于叙述者“我”对当地的环境和人物是完全陌生的，因此关于屋子主人的猜测只能根据自己所见的、所听到的来推断，对于事实的判断和报道肯定有不可靠的地方，而读者所知的与“我”所知几乎一样的，因此读者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也只能或者不得不跟着“我”的叙述去探寻屋子的真正主人。
　　正是由于叙述者“我”被限制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中，由此导致了“我”的叙述是“不可靠叙述”。后经典叙述理论将不可靠的叙述分成三种类型，分别为：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解读。④显然，文本中“我”的叙述属于事实和认知上的不可靠叙述。但“我”的不可靠叙述得出的结论也是有一定“依据”的：相对于“我”对当地环境的完全陌生，同行的老余和瑶族老猎人显然更熟悉当地的情况，比“我”知晓更多：老余是“在边境生活多年的”，瑶族老猎人“是红河边上过山岩的瑶家，平常爱打猎”，而且门背后的红布和羽毛也证明了他叙述的真实性，因此综合总总“证据”，“我”对于他们关于“屋子主人”的猜测和判断是深信不疑的，由于读者所知的与“我”所知的一样，加上一些辅助判断的“证据”，读者对“我”的叙述也就深信不疑了。
　　叙述者“我”的不可靠性，导致读者也跟着“我”的思路一步步走向了“错误”，而随着悬念的逐层解开，读者慢慢发现“我”的叙述的不可靠性，在获得真相的满足感后，不禁为之前自己被“我”这个不可靠叙述者牵着鼻子走而感到好笑，并产生了被不可靠的叙述者“欺骗”的审美享受。以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角度进行叙事是《驿路梨花》艺术价值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
　　参考文献
　　①[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1.
　　②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7.
　　③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2.
　　④[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2.
　　[作者通联：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