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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是杜甫晚年所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安史之乱以后,公元759年,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抵达成都,在当地朋友的资助下,在浣西沙的西边,盖了几间茅屋,暂时得以歇脚。就在草草安顿的余暇,诗人怀着满腹深情,只身前往附近的一座诸葛武侯祠堂瞻仰凭吊。四川原是古代蜀国的地方,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史称蜀汉,而诸葛亮是蜀国的丞相,所以人们称他为蜀相。《蜀相》是诗人初谒武侯祠时所写的一首著名的七言律诗。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表明作者意在人而不在祠,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的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
首联二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把一种追思缅怀情意,作了极为深沉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的心绪,是一心造访,并非信步偶见。这就把自己对武侯的景仰,提笔点明,也替下文的高度赞颂,安下了伏脉。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唯老杜为然。其间委婉顿挫,总非平直。”这个首联二句,就已奠下全诗“沉挚悲壮”的风格基础。
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外部说到祠堂内部,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时当春令,祠堂阶下有迎春的绿草,森森的树上有会唱的黄鹂。然而一用“自”“空”二字周旋,抒情状态便幡然改异。原来这两句的目的并不在于写景,而在于抒情。当诗人走进祠堂的大门,一片肃穆幽静的景色扑入眼底使得他百感交集,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一向蕴蓄已久的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贤的强烈崇敬爱慕之情,就如波涛喷涌,不可遏止。诗人既追怀武侯的功业,又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现在留下来的徒然一座祠堂而已。在这种激动的感情支配下,什么好鸟的鸣声,春草的幽媚,全都不在心上,只将全副心灵沉浸在追怀先哲的感情海洋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
从这两句诗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当日忧国忧民诗人对于异代宰相的一种深沉的精神默契。这两句诗,在古人凭吊诗中,具有广泛的一般意义,人人读过,都不免勾起一种遐思,受到它的强烈感染。
诗题是“蜀相”,不宜多作景物描绘,所以下面四句,便转入议论是非。对诸葛亮平生,作了集中的归纳、质的总结。
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诸葛亮一生行藏出处的高度概括,也正是表达诗人所以如此徘徊瞻恋的情感的实际基础。诗人运用高度的概括力,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而诗人自己的景仰之情同时也就表达出来了。诸葛亮所以值得推崇,在于他的“旷世雄略”与“报国苦衷”。在于他接受了刘备当年三顾草庐的殷勤,替刘备描下天下大计的蓝本;在于他协助先主立业开基,辅佐后主守成济美。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如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古人云“诗贵有眼”,尾联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本诗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然不同,但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而言,他们的个人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这两句便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和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点燃人们爱国主义激情的至理名言。
由于诸葛亮一生始终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志愿,所以他曾经六出祁山,以图一统天下。然而,不幸的是,当他在后汉建兴12年(公元234年),最后一次出师,占据武功县的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时,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竟然于八月病逝军中。“哲人云亡”“将星遽陨”,成为遗恨千古的莫大憾事。“未捷”是指可望奏凯歌,“身先死”是说竟把“兴汉讨贼”的艰难事业,丢在身后。
“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自然不仅指的是凭吊者诗人自己,也包括了千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者,大智大勇者。杜甫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天下后世,凡读此篇的,无不流涕。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时,就是“诵此二语”“三呼渡河”而卒的。
总的来看,《蜀相》标志着唐时怀古作品的典范,是凭吊武侯诗歌的极致。
对于这首号称“七律正宗”的诗篇,今天很多读者,都在赞叹它的章法自然而又紧凑,曲折而又婉转;不仅丝毫没有草率牵合或者勉强生硬的印迹,相反却极尽其妥帖而又自然之能事。觉得作者写来挥洒自如。实际,此等诗篇,正是伟大诗人刻意经营精心研核之作。
从全篇结构来看,作者在前两联是侧重描写眼前之实;在后两联里,则是侧重论述历史之虚。而二者的共同基础,则建筑在一种深沉笃至的追寻凭吊情感上面。这就构成本诗写景而不显隔阂、论事而不落粘滞的远远有别于宋人那种“以议论为诗”不免“堕入理趣”的独特境地。
因为诗人杜甫仰慕前贤情深一往,所以当他面对着这一自己殷殷关注的历史陈迹时,不禁慨叹今日祠堂的寂寞荒凉,痛惜当年豪杰的壮志未酬。而今日祠宇的寂寞荒凉,又足以反衬昔时人物的峥嵘显赫。所以通篇看来,写景是在抒情,论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写景是在记忆蜀国丞相留在今日的音踪,论事则是歌颂蜀国丞相建于当年的勋迹。两者综合在一起,就使我们感到:那草色、那鹂音、那“天下计”、那“老臣心”,以及那无数抚今思昔感激涕零的“英雄之泪”,都在互相关联、互相映带,自然融成一体,构成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崇高境界。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的情感获得了最完美的体现;诗人的思想构思与艺术构思,达到了最和谐的一致。我们所以称道本诗为唐人怀古诗歌的典范,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本诗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造诣,大致可列举如下三点。
第一,咏古与抒怀的高度契合。本诗从题目到篇中,都是凭吊古人,然而在吊古当中,抒写了作者自身的思想状态与感情色彩。句句吊古,句句伤时。此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则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这是因为杜甫毕生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却始终未能施展。因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便成为诗人终生所推崇的楷模;对诸葛亮襟抱的相知,便更加深沉,而自己的抒情基础,也就格外厚重。我们在展读本诗时,都会感到它既是吊古凄凉,也是伤时寂寞,既是悼念诸葛生平,也是叹息作者身世。
第二,写景与抒情的协调一致。本诗在写景之中,蕴藏着深微的抒情,两者获得完美的调谐,高度的统一。作者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达到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
第三,高度的概括力。由于字数的限制,它要求一个字有一个字的作用,一句话显一句话的精神。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抒情,有写景,有议论。笔墨淋漓,感情真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俞犀月评论《蜀相》时曾说:“真正痛快激昂,八句诗便抵一篇绝大文字。”我们在吟咏此诗时,的确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表明作者意在人而不在祠,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的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
首联二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把一种追思缅怀情意,作了极为深沉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的心绪,是一心造访,并非信步偶见。这就把自己对武侯的景仰,提笔点明,也替下文的高度赞颂,安下了伏脉。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唯老杜为然。其间委婉顿挫,总非平直。”这个首联二句,就已奠下全诗“沉挚悲壮”的风格基础。
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外部说到祠堂内部,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时当春令,祠堂阶下有迎春的绿草,森森的树上有会唱的黄鹂。然而一用“自”“空”二字周旋,抒情状态便幡然改异。原来这两句的目的并不在于写景,而在于抒情。当诗人走进祠堂的大门,一片肃穆幽静的景色扑入眼底使得他百感交集,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一向蕴蓄已久的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贤的强烈崇敬爱慕之情,就如波涛喷涌,不可遏止。诗人既追怀武侯的功业,又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现在留下来的徒然一座祠堂而已。在这种激动的感情支配下,什么好鸟的鸣声,春草的幽媚,全都不在心上,只将全副心灵沉浸在追怀先哲的感情海洋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
从这两句诗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当日忧国忧民诗人对于异代宰相的一种深沉的精神默契。这两句诗,在古人凭吊诗中,具有广泛的一般意义,人人读过,都不免勾起一种遐思,受到它的强烈感染。
诗题是“蜀相”,不宜多作景物描绘,所以下面四句,便转入议论是非。对诸葛亮平生,作了集中的归纳、质的总结。
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诸葛亮一生行藏出处的高度概括,也正是表达诗人所以如此徘徊瞻恋的情感的实际基础。诗人运用高度的概括力,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而诗人自己的景仰之情同时也就表达出来了。诸葛亮所以值得推崇,在于他的“旷世雄略”与“报国苦衷”。在于他接受了刘备当年三顾草庐的殷勤,替刘备描下天下大计的蓝本;在于他协助先主立业开基,辅佐后主守成济美。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如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古人云“诗贵有眼”,尾联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本诗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然不同,但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而言,他们的个人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这两句便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和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点燃人们爱国主义激情的至理名言。
由于诸葛亮一生始终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志愿,所以他曾经六出祁山,以图一统天下。然而,不幸的是,当他在后汉建兴12年(公元234年),最后一次出师,占据武功县的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时,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竟然于八月病逝军中。“哲人云亡”“将星遽陨”,成为遗恨千古的莫大憾事。“未捷”是指可望奏凯歌,“身先死”是说竟把“兴汉讨贼”的艰难事业,丢在身后。
“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自然不仅指的是凭吊者诗人自己,也包括了千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者,大智大勇者。杜甫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天下后世,凡读此篇的,无不流涕。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时,就是“诵此二语”“三呼渡河”而卒的。
总的来看,《蜀相》标志着唐时怀古作品的典范,是凭吊武侯诗歌的极致。
对于这首号称“七律正宗”的诗篇,今天很多读者,都在赞叹它的章法自然而又紧凑,曲折而又婉转;不仅丝毫没有草率牵合或者勉强生硬的印迹,相反却极尽其妥帖而又自然之能事。觉得作者写来挥洒自如。实际,此等诗篇,正是伟大诗人刻意经营精心研核之作。
从全篇结构来看,作者在前两联是侧重描写眼前之实;在后两联里,则是侧重论述历史之虚。而二者的共同基础,则建筑在一种深沉笃至的追寻凭吊情感上面。这就构成本诗写景而不显隔阂、论事而不落粘滞的远远有别于宋人那种“以议论为诗”不免“堕入理趣”的独特境地。
因为诗人杜甫仰慕前贤情深一往,所以当他面对着这一自己殷殷关注的历史陈迹时,不禁慨叹今日祠堂的寂寞荒凉,痛惜当年豪杰的壮志未酬。而今日祠宇的寂寞荒凉,又足以反衬昔时人物的峥嵘显赫。所以通篇看来,写景是在抒情,论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写景是在记忆蜀国丞相留在今日的音踪,论事则是歌颂蜀国丞相建于当年的勋迹。两者综合在一起,就使我们感到:那草色、那鹂音、那“天下计”、那“老臣心”,以及那无数抚今思昔感激涕零的“英雄之泪”,都在互相关联、互相映带,自然融成一体,构成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崇高境界。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的情感获得了最完美的体现;诗人的思想构思与艺术构思,达到了最和谐的一致。我们所以称道本诗为唐人怀古诗歌的典范,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本诗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造诣,大致可列举如下三点。
第一,咏古与抒怀的高度契合。本诗从题目到篇中,都是凭吊古人,然而在吊古当中,抒写了作者自身的思想状态与感情色彩。句句吊古,句句伤时。此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则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这是因为杜甫毕生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却始终未能施展。因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便成为诗人终生所推崇的楷模;对诸葛亮襟抱的相知,便更加深沉,而自己的抒情基础,也就格外厚重。我们在展读本诗时,都会感到它既是吊古凄凉,也是伤时寂寞,既是悼念诸葛生平,也是叹息作者身世。
第二,写景与抒情的协调一致。本诗在写景之中,蕴藏着深微的抒情,两者获得完美的调谐,高度的统一。作者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达到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
第三,高度的概括力。由于字数的限制,它要求一个字有一个字的作用,一句话显一句话的精神。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抒情,有写景,有议论。笔墨淋漓,感情真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俞犀月评论《蜀相》时曾说:“真正痛快激昂,八句诗便抵一篇绝大文字。”我们在吟咏此诗时,的确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